正文
蒋经国痴迷《论持久战》 有时间就钻研
2008-03-08 06:43:03 作者： 来源：互联网
余致浚，中共地下党党员，抗日战争初期在赣南，打入国民党机关，担任蒋经国的“私人秘书”。在他逝世后，他的家人发现一份材料，里面提到：蒋经国非常佩服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仔细反复阅读过七八次之多。
中共派重兵欲拉蒋经国进“统一战线”
1939年春，日军正向江西步步逼进，江西省的军政机关内部非常混乱，纷纷向江西南部撤退。南昌沦陷前夕，蒋经国率手下部分人马迁往赣州。赣南原是老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后成了国民党统治成了国民党统治区。蒋经国到赣州后，熊式辉即任命蒋为赣州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余致浚则随政训处转移到吉安，这时，中共江西省委已决定派他到赣州蒋经国那里工作。
蒋经国从1925年到1937年在苏联最艰苦的年代受到革命的严格锻炼。刚回国，便于1937年底到了南昌，一到江西，就被熊式辉委任为江西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处长。这是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蒋当时还很年轻，受了多年苏联的革命教育，回国时正雄心勃勃，想有一番作为。熊式辉企图限制蒋经国的活动，又鉴于他是蒋介石的公子，对他奈何不得。因此，蒋经国和熊式辉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
1937年冬在南昌时，余致浚就认识蒋经国。当时，他在南昌政训处的“政训大队”学习，蒋经国来大队讲演，一身士兵服打扮，非常低调，引起听者很大的好感。1938年冬，余致浚从政训处调到赣州督练处工作，当时的处长就是蒋经国。他们吃住都在一起，慢慢就熟悉起来。他发现蒋经国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很想改变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僵化状态，并公开赞扬和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赣南，蒋首先采取“除暴安良”的措施，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气焰；禁烟、禁赌、禁娼；提倡公仆精神；下访农村，改良社会风气，更提出“建设新赣南”的计划，希望有自己的一番新天地。但是，蒋经国要实现“建设新赣南”的计划，就要受到恶霸特务势力的打击和熊式辉的压制，所以，蒋要有所作为，就不得不依靠进步力量的支持。
在此种情况下，中共在蒋经国那里工作的地下党员，依照上面的指示都尽量促使蒋经国抗日，并利用蒋的名义进行合法的工作，帮助蒋经国“建设新赣南”计划的实施。
1939年春，蒋经国在赣州接任专员职务后，需要用人，江西地下省党委决定派余致浚到蒋经国的身边工作。蒋经国委任他当“私人秘书”，以这个名义领取薪水，主要为蒋经国出谋献策，并为蒋做文字工作。当时有个专区动员委员会，蒋经国是主任委员，他在动员委员会主编《动员旬刊》。赣州地下党市委宣传部长薛汕（雷宁）同志领导一个上层的“文化党小组”，主要任务就是做蒋经国的统战工作，余致浚是薛汕领导下的一个党员。江西地下省委指示：“一定要做好蒋经国的统一战线的工作，调动一切力量，帮助他做出成绩，但不能存幻想……”
佩服《持久战》 赞扬周恩来
余致浚逝世后，家人从其遗留手稿中发现一份材料，里面谈到了他与蒋经国的一次谈话：
“1940年初的一个傍晚，从抗日前线传来胜利大捷的喜讯，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是一个晚饭后，我正在办公室赶写社论，政工大队队长张腾龙来找我，我们就兴高采烈地谈起了近日从前线不断传来的捷报。这时，蒋经国突然闯进来了，问我们什么事这么高兴。他是从外面归来，路过我们的办公室，听到我们的谈笑声，就推门进来看看。他好像喝了几杯酒，脸红红的。坐下谈了几句，就要茶喝。一看只有半瓶不大热的水，他就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喝热咖啡。他的办公室和卧室紧挨着我的办公室，是个相当精致的小院子。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室内生了个木炭小火盆，当时正是隆冬，屋里有了火，暖洋洋的显得很舒服。”
“我们正继续谈到前线喜讯时，蒋经国突然把谈锋转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了。平时我们谈话从来不涉及有关中共领导方面的问题，而蒋现在却主动提出来，我们自然是仔细聆听。他对《论持久战》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文章对于抗日战争的形势、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战争形式的运用，以及战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分析得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预见性和说服力，读了叫人万分信服。他还说，他已阅读过七八遍了，有时间还要下功夫去钻研。同时，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论持久战》的单行本，全书已翻阅得很旧了，书上红蓝铅笔画的道道、圈圈密密麻麻，书边周围写满了中文和俄文，看来他对这本小册子非常喜爱，是认真阅读过的。对于毛泽东，他只是就书论书，未涉及其他问题。他称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伟大政治家，表现对周的人格无限的崇敬，虽未谈具体内容，在他表情上可以看出他是真心实意说的。”
在手稿里面，余致浚认为，也许是因为蒋经国知道西安事变时，周恩来拯救了他的父亲，有感恩思想；或者周对他的回国也曾给过帮助。不过，这样的谈话是唯一的一次，蒋以后就没有谈论过类似问题。
此后没过多久，“赣州变红”了、“蒋经国要在赣州搞‘赤化’了”等等谣言纷纷传到了重庆，蒋介石本来就疑心他的儿子“睡国民党的床，做共产党的梦”，就把蒋经国召回重庆。
大陆人眼里的“性情蒋经国”
大陆新华出版社曾将一组回忆蒋经国的文章结集成书，题名《性情中人蒋经国》。而对于蒋经国这个人物，编者用了这样一段话来评价他：
“在大革命的年代，他也曾卷入红色潮流，激进过，但终因历史条件、特别是他个人身世的限制，在历史上充当起反面角色，是国民党蒋家王朝中的核心人物；而在退台以后、特别是在他主政台湾期间，顽固坚持‘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原则’，客观上造成了国家与民族的分裂，未能顺乎民意。把台湾带回祖国怀抱，这是他人生最大的败笔。”
“但是，他与其父蒋介石毕竟不同，给人的印象似乎还没有那么残酷与血腥，还不是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玩弄权术之辈，有些地方似乎还比较开明，特别是他喜欢亲近‘草根’，也愿意革除弊政，从留下来的日记来看，尚能做到‘以民生为念’，这些都是他的光明面。据说，当他在台逝世的消息传出，台湾民众曾闻声痛哭，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在这本书中有一篇《与蒋经国相处的日子》，作者薛汕，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受中共的指派，到赣南做统战工作，遂有一段与蒋相遇、相识、相处的经历。
编者称：“薛汕用颇善于叙事的笔触，记叙了这整个经过，小说一般生动的文笔，使蒋经国当年的神情面貌得到了逼真的凸现。给我们的印象是蒋这个人没有什么架子、非常热情、待人直率，很有自己的个性，甚至还颇有正义感，特别是国难方殷之际，能团结各方面的人才，期望有所建树，实现拯物济民的抱负，这些对于蒋这样一个‘太子’式的人物来说，的确属难能可贵。这也是他给人的印象较其父要好些的原因所在。”“当然，这只限于他在赣南的前期。至于后期，由于受国民党视固派的影响，特别是在去了一趟重庆之后，他的态度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本文作者也就由座上客一下子变成为阶下囚。”
但同时，编者也认为“蒋经国到底还是将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甚至是家族利益之下了，他的性情也就局限在非常小的境界。终其一生，他都没有摆脱这一局限，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民族的悲剧。”
2008-03-08 06:43:03 作者： 来源：互联网
余致浚，中共地下党党员，抗日战争初期在赣南，打入国民党机关，担任蒋经国的“私人秘书”。在他逝世后，他的家人发现一份材料，里面提到：蒋经国非常佩服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仔细反复阅读过七八次之多。
中共派重兵欲拉蒋经国进“统一战线”
1939年春，日军正向江西步步逼进，江西省的军政机关内部非常混乱，纷纷向江西南部撤退。南昌沦陷前夕，蒋经国率手下部分人马迁往赣州。赣南原是老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后成了国民党统治成了国民党统治区。蒋经国到赣州后，熊式辉即任命蒋为赣州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余致浚则随政训处转移到吉安，这时，中共江西省委已决定派他到赣州蒋经国那里工作。
蒋经国从1925年到1937年在苏联最艰苦的年代受到革命的严格锻炼。刚回国，便于1937年底到了南昌，一到江西，就被熊式辉委任为江西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处长。这是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蒋当时还很年轻，受了多年苏联的革命教育，回国时正雄心勃勃，想有一番作为。熊式辉企图限制蒋经国的活动，又鉴于他是蒋介石的公子，对他奈何不得。因此，蒋经国和熊式辉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
1937年冬在南昌时，余致浚就认识蒋经国。当时，他在南昌政训处的“政训大队”学习，蒋经国来大队讲演，一身士兵服打扮，非常低调，引起听者很大的好感。1938年冬，余致浚从政训处调到赣州督练处工作，当时的处长就是蒋经国。他们吃住都在一起，慢慢就熟悉起来。他发现蒋经国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很想改变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僵化状态，并公开赞扬和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赣南，蒋首先采取“除暴安良”的措施，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气焰；禁烟、禁赌、禁娼；提倡公仆精神；下访农村，改良社会风气，更提出“建设新赣南”的计划，希望有自己的一番新天地。但是，蒋经国要实现“建设新赣南”的计划，就要受到恶霸特务势力的打击和熊式辉的压制，所以，蒋要有所作为，就不得不依靠进步力量的支持。
在此种情况下，中共在蒋经国那里工作的地下党员，依照上面的指示都尽量促使蒋经国抗日，并利用蒋的名义进行合法的工作，帮助蒋经国“建设新赣南”计划的实施。
1939年春，蒋经国在赣州接任专员职务后，需要用人，江西地下省党委决定派余致浚到蒋经国的身边工作。蒋经国委任他当“私人秘书”，以这个名义领取薪水，主要为蒋经国出谋献策，并为蒋做文字工作。当时有个专区动员委员会，蒋经国是主任委员，他在动员委员会主编《动员旬刊》。赣州地下党市委宣传部长薛汕（雷宁）同志领导一个上层的“文化党小组”，主要任务就是做蒋经国的统战工作，余致浚是薛汕领导下的一个党员。江西地下省委指示：“一定要做好蒋经国的统一战线的工作，调动一切力量，帮助他做出成绩，但不能存幻想……”
佩服《持久战》 赞扬周恩来
余致浚逝世后，家人从其遗留手稿中发现一份材料，里面谈到了他与蒋经国的一次谈话：
“1940年初的一个傍晚，从抗日前线传来胜利大捷的喜讯，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是一个晚饭后，我正在办公室赶写社论，政工大队队长张腾龙来找我，我们就兴高采烈地谈起了近日从前线不断传来的捷报。这时，蒋经国突然闯进来了，问我们什么事这么高兴。他是从外面归来，路过我们的办公室，听到我们的谈笑声，就推门进来看看。他好像喝了几杯酒，脸红红的。坐下谈了几句，就要茶喝。一看只有半瓶不大热的水，他就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喝热咖啡。他的办公室和卧室紧挨着我的办公室，是个相当精致的小院子。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室内生了个木炭小火盆，当时正是隆冬，屋里有了火，暖洋洋的显得很舒服。”
“我们正继续谈到前线喜讯时，蒋经国突然把谈锋转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了。平时我们谈话从来不涉及有关中共领导方面的问题，而蒋现在却主动提出来，我们自然是仔细聆听。他对《论持久战》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文章对于抗日战争的形势、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战争形式的运用，以及战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分析得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预见性和说服力，读了叫人万分信服。他还说，他已阅读过七八遍了，有时间还要下功夫去钻研。同时，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论持久战》的单行本，全书已翻阅得很旧了，书上红蓝铅笔画的道道、圈圈密密麻麻，书边周围写满了中文和俄文，看来他对这本小册子非常喜爱，是认真阅读过的。对于毛泽东，他只是就书论书，未涉及其他问题。他称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伟大政治家，表现对周的人格无限的崇敬，虽未谈具体内容，在他表情上可以看出他是真心实意说的。”
在手稿里面，余致浚认为，也许是因为蒋经国知道西安事变时，周恩来拯救了他的父亲，有感恩思想；或者周对他的回国也曾给过帮助。不过，这样的谈话是唯一的一次，蒋以后就没有谈论过类似问题。
此后没过多久，“赣州变红”了、“蒋经国要在赣州搞‘赤化’了”等等谣言纷纷传到了重庆，蒋介石本来就疑心他的儿子“睡国民党的床，做共产党的梦”，就把蒋经国召回重庆。
大陆人眼里的“性情蒋经国”
大陆新华出版社曾将一组回忆蒋经国的文章结集成书，题名《性情中人蒋经国》。而对于蒋经国这个人物，编者用了这样一段话来评价他：
“在大革命的年代，他也曾卷入红色潮流，激进过，但终因历史条件、特别是他个人身世的限制，在历史上充当起反面角色，是国民党蒋家王朝中的核心人物；而在退台以后、特别是在他主政台湾期间，顽固坚持‘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原则’，客观上造成了国家与民族的分裂，未能顺乎民意。把台湾带回祖国怀抱，这是他人生最大的败笔。”
“但是，他与其父蒋介石毕竟不同，给人的印象似乎还没有那么残酷与血腥，还不是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玩弄权术之辈，有些地方似乎还比较开明，特别是他喜欢亲近‘草根’，也愿意革除弊政，从留下来的日记来看，尚能做到‘以民生为念’，这些都是他的光明面。据说，当他在台逝世的消息传出，台湾民众曾闻声痛哭，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在这本书中有一篇《与蒋经国相处的日子》，作者薛汕，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受中共的指派，到赣南做统战工作，遂有一段与蒋相遇、相识、相处的经历。
编者称：“薛汕用颇善于叙事的笔触，记叙了这整个经过，小说一般生动的文笔，使蒋经国当年的神情面貌得到了逼真的凸现。给我们的印象是蒋这个人没有什么架子、非常热情、待人直率，很有自己的个性，甚至还颇有正义感，特别是国难方殷之际，能团结各方面的人才，期望有所建树，实现拯物济民的抱负，这些对于蒋这样一个‘太子’式的人物来说，的确属难能可贵。这也是他给人的印象较其父要好些的原因所在。”“当然，这只限于他在赣南的前期。至于后期，由于受国民党视固派的影响，特别是在去了一趟重庆之后，他的态度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本文作者也就由座上客一下子变成为阶下囚。”
但同时，编者也认为“蒋经国到底还是将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甚至是家族利益之下了，他的性情也就局限在非常小的境界。终其一生，他都没有摆脱这一局限，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民族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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