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达赖集团所谓“高度自治”的内涵及实质
文/西珠 www.humanrights-china.org/china/magezine
近些年来，达赖集团一直在境外呼吁要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和谈”，其“和谈”内容锁定在争取实现“留在中国框架内的西藏（这里的‘西藏’是指整个藏区）高度自治”。达赖集团这一提法迷惑了一些不明真相的西方国家民众，同时对境内关心“西藏问题”的人士也有一定的欺骗性。那么，“高度自治”究竟为何物？笔者拟从“高度自治”出台的前因后果对“高度自治”的内涵及实质作一剖析，以期达到读者对达赖集团的“高度自治”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一、“高度自治”出台的前前后后
冷战中后期，美国为了拉拢第三世界国家扩大抗苏阵营，主动与中国交好，从而减少了对达赖集团的公开支持，一时间寄人篱下的达赖集团变成了冷战的“孤儿”。达赖集团外援骤减，经济捉襟见肘；内斗剧升，矛盾难以调和；处境孤立、日子愈来愈不好过。在形势的逼迫下，达赖集团以一副悔改之面，降低调门，主动向中国中央政府示好，达赖声称：“如果西藏人民幸福，我就放弃西藏独立回中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对达赖集团晓之以理，采取了“既往不咎，来去自由”的政策。然而，达赖集团一些人物回到境内藏区后，却自以为他们在广大藏人中还很有市场，拒不听中央的话，在藏区做了许多阳奉阴违的事。
上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拨乱反正成效显著，社会安定团结、经济蓬勃发展，中国的崛起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西方反华势力并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在世人面前，再加上苏联与西方抗衡力减弱等诸多因素的出现，西方国家加快了“西化”、“分化”中国的步伐，达赖集团再一次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宠爱”。达赖集团在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后，得意忘形，在藏区大肆进行渗透、分裂和破坏活动。
1987年9月21日，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上发表了一系列歪曲历史事实、极不现实的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计划”（以下简称“五点计划”）。达赖抛出“五点计划”后，立即遭到了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坚决反对，中央对达赖的“五点计划”的内涵及实质给予了彻底的揭露，从而否定了达赖的“五点计划”。达赖集团为了显示其“藏独”的决心和力量，立即指示西藏的“藏独”地下组织于当月27日在拉萨市发动了大规模的骚乱。拉萨骚乱发生后，美国国会很快就出台了支持拉萨骚乱、干涉中国内政的议案 ——“西藏问题修正案”。该议案污蔑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人权，散布西藏是国家的谬论。西方国家的反华媒体和一些政要也对拉萨骚乱进行了大量歪曲事实、别有用心的宣传，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西藏“热”。达赖集团自以为有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有境内“藏独”分子的拥护，变得更加狂妄自大。
次年6月15日，达赖到欧洲活动，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上抛出了比“五点计划”更为系统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斯特拉斯堡建议”（以下简称“七点新建议”）。从达赖抛出“五点计划” 到“七点新建议”的两年时间里，西藏拉萨接连不断发生了4次大规模“藏独”骚乱事件和数十起小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
1989年，在西方某些势力唆使下，北京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达赖集团看到了西方“西化”中国的策略发生了作用，于是，错误地认为按照他们的意愿解决“西藏问题”指日可待。同年，达赖被西方某些势力推上了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达赖戴上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后变得更加忘乎所以，再也不谈他的“五点计划”和“七点新建议”，而是多次在公开场合大胆预言中国政治的变数和他回国的时间。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的形势并没有象达赖集团臆想的那样发展，中国政通人和、经济更为繁荣昌盛、对西方国家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西藏和其他藏区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相反，达赖的预言一次次被无情的事实戏弄，达赖集团内部认识上一片混乱，内讧愈演愈烈，“四水六岗”背离了达赖集团；杰钦修丹信徒直接把矛头指向达赖；“藏青会”扬言要与达赖分道扬镳；达赖的得力助手桑东活佛也火上浇油，多次发表言论称达赖喇嘛的非暴力思想不会取得实效。这一切搞得达赖焦头烂额。到了1994年，一时趾高气扬的达赖开始降低自己的声调，对他提出的“五点计划”和“七点新建议”进行诠释，称他的“五点计划”和“七点新建议”是考虑到双方利益的非暴力“中间道路”，“并非争取西藏的独立，只是争取西藏的真正自治”。为拓展他“中间道路”的市场，他还主动与“台独”势力和“民运”分子接触，宣扬他的“中间道路”。所谓“西藏的高度自治”即是这样出台的。
二、“高度自治” 居心叵测
“五点计划”和“七点新建议”是达赖集团所谓“高度自治”的基本内容。为了使大家对其“五点计划”和“七点新建议”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特将其要点归纳如下：
1、 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关系；
2、 由中国政府负责西藏的外交事务，但是西藏政府在外国可设立宗教、文化的外交办事处；
3、西藏政府承认《世界人权宣言》；
4、西藏政府应该由一名民选首席行政官、一个两院制的立法部门和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组成，政府设在拉萨；
5、 西藏的经济、社会体制应根据西藏人民的意愿来决定；
6、西藏禁止核武器的制造、试验、储藏以及核能的应用；
7、 应召开地区和平会议来保证使西藏通过非军事化而成为和平圣地，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可以有权在西藏保持以预防为目的的有限的军事设施的存在。
“五点计划”和“七点新建议”的字面意义有几个明显特点：一是为了迎合西方政界的口味，提出将未来西藏自治政府的政治构架搞成与西方一样的“三足鼎立”制；二是迎合西方民众的心理，禁止在西藏从事核试验等；三是迎合印度政府，强调中国从西藏撤军；四是为了今后能够实现独立，防止中央政府对“自治政府”进行干涉，从而要求承认《世界人权宣言》；五是“西藏政治实体”究竟为何物含糊不清，从达赖提出的要求和条件来看，它既不象当今世界上的联邦政体或自治政府，也不象历史上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说它类似香港，但它又强调在一定的时间内中央应从西藏撤出军队，这样一个“政治实体”无不让人感觉是一个过渡政府，一个从中国逐渐过渡到独立的西藏国家的政治实体。
三、唱“高度自治”之调，行分裂西藏之实
达赖集团自提出“高度自治”为“和谈”的前提条件以来，其所作所为也表明达赖集团要的不是西藏的自治而是西藏的独立。一是达赖在抛出“五点计划”和“七点新建议”后不久就出台了《流亡藏人宪法》。该伪《宪法》规定达赖集团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自由、社会幸福、政教合一、民主联盟的本地人国家”；二是提前宣布由他擅自认定的班禅转世“灵童”，扰乱西藏和其他藏区正常的宗教秩序，与中央政府对着干；三是达赖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身份频繁出访西方国家及前东欧国家，与这些国家的政要和著名人士会晤，诽谤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毁灭西藏文化、破坏西藏的生态平衡，并强烈要求西方国家对我国施压，损害我国际声誉、外交和经济工作；四是与境外反华势力相勾结，在境外组建了350多个支持“西藏独立”的组织，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并对我国领导人出访西方国家进行扰乱活动；五是在西藏和其他藏区进行了大量分裂渗透活动，制造了包括暴力在内的“藏独”事件，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藏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六是达赖两次出访台湾与“台独”势力进行勾联活动，并与境外“民运”分子沆瀣一气，企图将“藏独”思想渗透到境内非藏族地区；七是不断完善“流亡政府”，推出达赖的政治接班人，欲图与中央打持久战。
尽管达赖集团的一切举动都是为了他们分裂中国的最终奋斗目标，然而，达赖却在国际场合口口声声称：他只要求“西藏留在中国框架内，实现真正自治”，“只要求真正自治，而不要求独立”， 达赖还劝说持不同意见者：“经济上落后的西藏留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内对西藏是有好处的。”当达赖的上述“主张”引起达赖集团内部激进派不满、遭到西方某些势力质问时，达赖却一语道破了他的天机，说：“我作为一名比丘不能无视历史事实而谎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实际上是为西藏最终实现独立目标埋下伏笔，即我不要求西藏独立，但我作为西藏人民的“代言人”并没有承认过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不等于下一世达赖不要求西藏独立，也不等于“西藏人民”不要求西藏独立。
达赖集团的所作所为说明，“高度自治”实际上是达赖集团试图实施它“三步曲”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即第一步通过谈判先回到境内来，因为达赖集团在境外搞了几十年的“藏独”活动未能取得任何成果，大多数“藏独”活动犹如隔靴搔痒，所以打算回到西藏来，使“藏独”活动变得更直接、更有影响、更容易见成效。第二步是通过“高度自治”实现夺权。第三步是通过“全民公决”最终实现大西藏独立的梦想。由此看来，达赖提出的实现西藏“高度自治”，其实质仍然是为了实现西藏的最终独立。
文/西珠 www.humanrights-china.org/china/magezine
近些年来，达赖集团一直在境外呼吁要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和谈”，其“和谈”内容锁定在争取实现“留在中国框架内的西藏（这里的‘西藏’是指整个藏区）高度自治”。达赖集团这一提法迷惑了一些不明真相的西方国家民众，同时对境内关心“西藏问题”的人士也有一定的欺骗性。那么，“高度自治”究竟为何物？笔者拟从“高度自治”出台的前因后果对“高度自治”的内涵及实质作一剖析，以期达到读者对达赖集团的“高度自治”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一、“高度自治”出台的前前后后
冷战中后期，美国为了拉拢第三世界国家扩大抗苏阵营，主动与中国交好，从而减少了对达赖集团的公开支持，一时间寄人篱下的达赖集团变成了冷战的“孤儿”。达赖集团外援骤减，经济捉襟见肘；内斗剧升，矛盾难以调和；处境孤立、日子愈来愈不好过。在形势的逼迫下，达赖集团以一副悔改之面，降低调门，主动向中国中央政府示好，达赖声称：“如果西藏人民幸福，我就放弃西藏独立回中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对达赖集团晓之以理，采取了“既往不咎，来去自由”的政策。然而，达赖集团一些人物回到境内藏区后，却自以为他们在广大藏人中还很有市场，拒不听中央的话，在藏区做了许多阳奉阴违的事。
上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拨乱反正成效显著，社会安定团结、经济蓬勃发展，中国的崛起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西方反华势力并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在世人面前，再加上苏联与西方抗衡力减弱等诸多因素的出现，西方国家加快了“西化”、“分化”中国的步伐，达赖集团再一次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宠爱”。达赖集团在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后，得意忘形，在藏区大肆进行渗透、分裂和破坏活动。
1987年9月21日，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上发表了一系列歪曲历史事实、极不现实的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计划”（以下简称“五点计划”）。达赖抛出“五点计划”后，立即遭到了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坚决反对，中央对达赖的“五点计划”的内涵及实质给予了彻底的揭露，从而否定了达赖的“五点计划”。达赖集团为了显示其“藏独”的决心和力量，立即指示西藏的“藏独”地下组织于当月27日在拉萨市发动了大规模的骚乱。拉萨骚乱发生后，美国国会很快就出台了支持拉萨骚乱、干涉中国内政的议案 ——“西藏问题修正案”。该议案污蔑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人权，散布西藏是国家的谬论。西方国家的反华媒体和一些政要也对拉萨骚乱进行了大量歪曲事实、别有用心的宣传，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西藏“热”。达赖集团自以为有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有境内“藏独”分子的拥护，变得更加狂妄自大。
次年6月15日，达赖到欧洲活动，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上抛出了比“五点计划”更为系统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斯特拉斯堡建议”（以下简称“七点新建议”）。从达赖抛出“五点计划” 到“七点新建议”的两年时间里，西藏拉萨接连不断发生了4次大规模“藏独”骚乱事件和数十起小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
1989年，在西方某些势力唆使下，北京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达赖集团看到了西方“西化”中国的策略发生了作用，于是，错误地认为按照他们的意愿解决“西藏问题”指日可待。同年，达赖被西方某些势力推上了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达赖戴上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后变得更加忘乎所以，再也不谈他的“五点计划”和“七点新建议”，而是多次在公开场合大胆预言中国政治的变数和他回国的时间。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的形势并没有象达赖集团臆想的那样发展，中国政通人和、经济更为繁荣昌盛、对西方国家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西藏和其他藏区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相反，达赖的预言一次次被无情的事实戏弄，达赖集团内部认识上一片混乱，内讧愈演愈烈，“四水六岗”背离了达赖集团；杰钦修丹信徒直接把矛头指向达赖；“藏青会”扬言要与达赖分道扬镳；达赖的得力助手桑东活佛也火上浇油，多次发表言论称达赖喇嘛的非暴力思想不会取得实效。这一切搞得达赖焦头烂额。到了1994年，一时趾高气扬的达赖开始降低自己的声调，对他提出的“五点计划”和“七点新建议”进行诠释，称他的“五点计划”和“七点新建议”是考虑到双方利益的非暴力“中间道路”，“并非争取西藏的独立，只是争取西藏的真正自治”。为拓展他“中间道路”的市场，他还主动与“台独”势力和“民运”分子接触，宣扬他的“中间道路”。所谓“西藏的高度自治”即是这样出台的。
二、“高度自治” 居心叵测
“五点计划”和“七点新建议”是达赖集团所谓“高度自治”的基本内容。为了使大家对其“五点计划”和“七点新建议”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特将其要点归纳如下：
1、 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关系；
2、 由中国政府负责西藏的外交事务，但是西藏政府在外国可设立宗教、文化的外交办事处；
3、西藏政府承认《世界人权宣言》；
4、西藏政府应该由一名民选首席行政官、一个两院制的立法部门和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组成，政府设在拉萨；
5、 西藏的经济、社会体制应根据西藏人民的意愿来决定；
6、西藏禁止核武器的制造、试验、储藏以及核能的应用；
7、 应召开地区和平会议来保证使西藏通过非军事化而成为和平圣地，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可以有权在西藏保持以预防为目的的有限的军事设施的存在。
“五点计划”和“七点新建议”的字面意义有几个明显特点：一是为了迎合西方政界的口味，提出将未来西藏自治政府的政治构架搞成与西方一样的“三足鼎立”制；二是迎合西方民众的心理，禁止在西藏从事核试验等；三是迎合印度政府，强调中国从西藏撤军；四是为了今后能够实现独立，防止中央政府对“自治政府”进行干涉，从而要求承认《世界人权宣言》；五是“西藏政治实体”究竟为何物含糊不清，从达赖提出的要求和条件来看，它既不象当今世界上的联邦政体或自治政府，也不象历史上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说它类似香港，但它又强调在一定的时间内中央应从西藏撤出军队，这样一个“政治实体”无不让人感觉是一个过渡政府，一个从中国逐渐过渡到独立的西藏国家的政治实体。
三、唱“高度自治”之调，行分裂西藏之实
达赖集团自提出“高度自治”为“和谈”的前提条件以来，其所作所为也表明达赖集团要的不是西藏的自治而是西藏的独立。一是达赖在抛出“五点计划”和“七点新建议”后不久就出台了《流亡藏人宪法》。该伪《宪法》规定达赖集团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自由、社会幸福、政教合一、民主联盟的本地人国家”；二是提前宣布由他擅自认定的班禅转世“灵童”，扰乱西藏和其他藏区正常的宗教秩序，与中央政府对着干；三是达赖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身份频繁出访西方国家及前东欧国家，与这些国家的政要和著名人士会晤，诽谤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毁灭西藏文化、破坏西藏的生态平衡，并强烈要求西方国家对我国施压，损害我国际声誉、外交和经济工作；四是与境外反华势力相勾结，在境外组建了350多个支持“西藏独立”的组织，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并对我国领导人出访西方国家进行扰乱活动；五是在西藏和其他藏区进行了大量分裂渗透活动，制造了包括暴力在内的“藏独”事件，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藏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六是达赖两次出访台湾与“台独”势力进行勾联活动，并与境外“民运”分子沆瀣一气，企图将“藏独”思想渗透到境内非藏族地区；七是不断完善“流亡政府”，推出达赖的政治接班人，欲图与中央打持久战。
尽管达赖集团的一切举动都是为了他们分裂中国的最终奋斗目标，然而，达赖却在国际场合口口声声称：他只要求“西藏留在中国框架内，实现真正自治”，“只要求真正自治，而不要求独立”， 达赖还劝说持不同意见者：“经济上落后的西藏留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内对西藏是有好处的。”当达赖的上述“主张”引起达赖集团内部激进派不满、遭到西方某些势力质问时，达赖却一语道破了他的天机，说：“我作为一名比丘不能无视历史事实而谎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实际上是为西藏最终实现独立目标埋下伏笔，即我不要求西藏独立，但我作为西藏人民的“代言人”并没有承认过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不等于下一世达赖不要求西藏独立，也不等于“西藏人民”不要求西藏独立。
达赖集团的所作所为说明，“高度自治”实际上是达赖集团试图实施它“三步曲”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即第一步通过谈判先回到境内来，因为达赖集团在境外搞了几十年的“藏独”活动未能取得任何成果，大多数“藏独”活动犹如隔靴搔痒，所以打算回到西藏来，使“藏独”活动变得更直接、更有影响、更容易见成效。第二步是通过“高度自治”实现夺权。第三步是通过“全民公决”最终实现大西藏独立的梦想。由此看来，达赖提出的实现西藏“高度自治”，其实质仍然是为了实现西藏的最终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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