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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美国智库：专家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来源：环球时报 时间：2008-2-2 11:15:42



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



为美国前贸易代表希尔斯


　　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兰德公司主导中国问题

　　一位美国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府除了经常拨款给这个机构开展各种专项研究外，美国国务院每年还派官员到该委员会的纽约总部或项目所在地和智库的专家共同工作，为政府研究和起草新政策。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总裁哈斯在白宫、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工作过，曾担任国务院政策策划部主任多年，对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和外国政府都非常熟悉。在这种背景下，2005年年底，外交关系委员会正式宣布由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和美国前贸易代表希尔斯共同领衔，对21世纪的中美关系做出重新评估。据了解，这个特别工作小组已经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并且计划在四五月份完成报告草案，在今年夏天将最终报告提交给美国国务院，以便对美国30多年来的对华政策做出调整。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这一项目是内部研究项目，但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第一副助理国务卿里维尔是项目负责人之一，这给工作小组的最终报告增加了许多官方色彩。

　　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相比，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莫尼卡的兰德公司与美国国防部的关系更加密切。“兰德”是英文“研究与开发”的缩写，这个机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将军的建议下成立的。冷战期间，兰德公司为美国军方研发新式武器和开发太空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该机构亚太政策中心主任欧尔霍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除了伊拉克和反恐战争，兰德公司的研究重点之一是中国。他说，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长远的外交政策应该以反恐战争和中国的崛起两个课题为重心“双轨并行”，他同意这种观点。他去年5月在国会听证会上所做的题为《中国和全球化》的报告“得到了广泛关注”。据记者了解，兰德公司的部分专家参与了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的编写，这份报告将决定美国未来的军事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也会有很大影响。欧尔霍特说，他负责的部门还在准备兰德公司与中国智库的年度例会。他说，虽然很多“中国通”在做研究时可以查阅中国官方出版物，比如《人民日报》，“但是获取信息的最佳方式还是和中国同行对话”。欧尔霍特还表示，尽管政府官员忙于反恐，公开场合提到的中国问题不是很多，但主管亚太地区的官员“对中国问题并没有任何缺乏兴趣的表现”。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每年都公布专家完成研究项目的各项报告以便公众和政府官员参考。2005年公布的6份报告全部与中国有关，包括《中国国防工业的新方向》、《中国军事现代化：机遇和限制》、《在科技领域的战略选择：韩国在一个中国崛起的时代》以及《中国在行动：对新兴中国战略政策及其对大西洋关系影响的法国—美国联合分析》等。

　　智库的“中国通”名副其实

　　美国政府为何把外交、国防等领域的重大对华政策交给智库去草拟？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对美国几家知名智库的“中国通”进行了调查。记者感到，这些“中国通”的经历足以说明问题。

　　作为最老牌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非常有名。其中国研究项目首位主任贝德有27年的外交生涯，大部分时间待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在里根、老布什、克林顿与小布什的政府中，贝德曾先后担任过国务院中国处处长、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美国贸易副代表和美国驻香港副总领事，可以说他跑遍了与中国业务有关的政府要害部门；卜睿哲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曾担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布瑞拉德是学会副总裁及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心主任，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总统国际经济事务副助理；欧汉龙是著名的东亚军事问题专家，曾经在国会预算办公室和国防部防御分析研究所任职。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最有名”的“中国通”要算凯利了。因为他在担任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时，曾频频访华斡旋朝鲜半岛核问题并出席“六方会谈”。此外，凯利还担任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等职。现在，凯利成了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与他同样研究中国的还有著名学者季北慈、葛来仪和江文汉等人。

　　企业研究所属于保守派智库，出了不少强硬反华的“中国通”。巴菲尔德曾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顾问，是著名的中国贸易问题专家；卜大年当过美国国防部中国科科长，因此被认为是重量级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李洁明出生于中国青岛，曾任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驻东亚等国，后转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美国驻韩国大使、美国驻中国大使，目前是企业研究所亚洲部主任。

　　与企业研究所类似，传统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多以反华闻名。沃尔泽是美国著名军事战略研究人员，长期在美国国防、外交部门和国会任职，先后两次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布鲁克斯曾经在布什政府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目前是传统基金会国家安全事务研究领域高级研究员和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由于工作关系，记者在华盛顿跟上述智库的许多“中国通”都有过接触。给记者的总体感觉是：这些人对中国都相当了解，甚至远远超过了记者本人。国内一位经常到世界各地出差的学者最近应邀到华盛顿考察美国智库。在与记者聊天时，这位美国问题专家感慨地说，华盛顿的智库的确“集中了全世界最厉害的中国问题专家”。

对中国的研究细致入微

　　“中国问题专家”———这个头衔听起来很有高高在上的意思，但在接触中，本报记者却有另一番感受。

　　首先，这些专家虽然多是美国人，但他们中文都非常好，有的甚至可以用“地道”来形容。比如著名学者傅高义到中国

　　一所高校演讲时，说的第一句话是：“20年没来了，大家别来无恙吧”。康奈尔大学的寇艾伦娶了一位中国妻子，他们在家里都用中文交流。他妻子对本报记者说，结婚几年来很少说英语，自己的英语水平大大降低了。

　　其次，这些学者非常注重从“特殊渠道”获取信息。比如，知名学者兰普顿在其代表作《同床异梦》每一章节的注释中，都写有这样的话：“此问题是中国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或学者告诉我的”。除了官方渠道，美国学者还重视从民间获取信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易明告诉记者，她每次来中国访问，无论日程安排多满，都要抽出时间与中国学生接触。中国学生的思维很活跃，可以激发她的很多灵感。此外，这些专家也愿意深入中国社会了解情况。记者在陪同时发现，他们不要求任何中国官方人员参与，只是四五人一组，深入到中国普通居民社区、菜市场、老人健身中心、劳动力市场等地，随机问一些与当地人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他们也会走到一些巷子里，随手抄下那些提供“办证”服务的电话号码。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多采取很具体的研究方法。从事文化研究的美国学者江忆恩在《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和宏韬伟略》一书中，从明朝永乐至万历年间对外用兵的有关奏折里，对“主战”和“主和”问题进行量化统计，再与中国古书《武经七书》相结合，总结出在中国的战略文化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重要的。这本书里大量引用中国古籍，让人无法相信，写作者竟是一位没有中国血统的西方人。汉密尔顿学院的政治学家李成多次应邀访问中国。他研究的问题是谁会成为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在其代表作《下一代领导人》中，李成采用大量调查数据，计算中国前几代领导人的情况，如成为省部级领导及进入高层的年龄等，并以此得出最后结论。更细致的中国问题专家则研究中国领导人每一次面对重大事件时使用的语言，进而推断中国高层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直接参与“中美战略对话”

　　在调查中，记者了解到，美国著名智库的中国研究主要通过5种途径影响美对华决策。一是智库研究人员直接到政府任职。自从智库体系产生后，美国的智库就与政府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人将其戏称为“旋转门”，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是如此，当今的布什政府表现得更加明显。二是出版刊物、著作或提交报告。三是利用大众媒体形成舆论。记者注意到，几乎每个大型智库都设立了专门的公关部，负责与全世界各大媒体的沟通和联络。有些智库甚至设立了24小时开通的“媒体热线”。智库研究人员借助大众媒体，发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引发公众关注，形成公众舆论，从而间接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四是为政府释放政治信号。美国政府往往喜欢通过智库这个渠道来放试探气球，为一些重要对华政策的出台做准备。2002年5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就美国对台政策表态。他按照布什的授意宣布“美国不支持‘台独’”，这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成为一个阶段以来布什政府调整对台政策的重要标志。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著名智库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会员到责任》的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一时之间引来国际媒体热评，认为以鹰派为主导的布什政府即将对对华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五是举办学术交流活动。美国智库经常在世界各地举办大型学术研讨会，会上往往是冠盖云集。布鲁金斯学会1月12日召开简报会，讨论题为《权力的转移：中国和亚洲的新变化》这本新书。这场以中国崛起给亚洲政治带来改变为主题，特别讨论中印、中日和两岸关系的简报会，在召开约一个星期之前就因为想要参加的人太多而停止来宾登记。

　　现在，智库推动的独立于政府以外的“双轨会谈”往往成为政府对华政策的幕后推手。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学者黄靖向记者透露说，其实在佐利克公开提出“利益相关者”这个概念之前的一周，布鲁金斯学会就拿到了佐利克的演讲稿，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少修改建议。佐利克的演讲发表后，“利益相关者”一时成为热门术语，并带来很多不同的解读。布鲁金斯学会专门派高级研究员到中国跟相关机构接触，向它们做解释工作，同时听取中方的反应。去年12月8日，佐利克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二次“中美战略对话”。黄靖向记者透露说，会谈前，布鲁金斯学会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派研究人员到中国，与中方的研究机构做了“双轨会谈”，中美两边的智库后来分别把会谈结果向戴秉国和佐利克做了汇报，使得战略对话进行得非常成功，“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由此可见，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