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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首度评估中国核战略战术(图)
2007年12月28日 07:48东方网
DF-31首次公开亮相是在1999年于北京举行的国庆阅兵上
原著：伊万S.麦德罗斯
中国在1964年第一次核试验之后的两年内组建了核作战部队，这支部队现隶属二炮。从此，核作战部队开始装备核导弹，担负起核打击任务。但是，由于中国陆军在过去数十年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核打击部队未得到应有的足够的关注。直到在过去十年中，这支部队才得到其它军种同样的关注和经费支持，因而核打击部队开始着手实施核作战条令和作战能力的现代化。
核作战条令的发展历程
1964年首次核试验之后的至少二十年里，中国对核作战条令的研究基本上未形成理论，至少与美苏在冷战期间的核作战条令相比如此。无论是在中国军队内部还是外部，都没有一家研究机构对核作战部队的职能和任务进行实质性的研究。军队高层对核作战部队也不重视，据称，军事学院直到1985年才开始研究核战略问题。
导致上述现象出现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核作战部队的条令制定基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拥有一支必要的核报复力量、阻止敌人针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总体思想。中国军队及研究机构除了强调提升核打击力量的生存力和瞄准敌对目标之外，很少研究一支能进行第二次打击的强大核作战部队的需求。虽然中国核导弹及弹头数量不断增加对核作战条令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都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总体思想框架里发生的。
第二、中国部队教育和研究机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至少中断研究工作10年时间，导致军队缺少制定核作战条令的专门技术和经验。中国军队直到80年代才开始此项工作。
第三、数十年里，中国讨论核作战条令的政治空间受限，因为核问题都是国家高度机密。中国政治环境不允许在更大范围内的讨论。
到90年代中期，中国拥有丰富的制定核作战条令的技术和经验，并且紧张的政治气氛在中国特别是军队内部开始缓和，可以在一定程度内讨论中国的核战略和作战条令。中国军队战略人士开始更系统思考中国核威慑环境、强大威慑力量需求和实现威慑所需要的能力。中国加入国际军控谈判，特别是90年代开始进行全面禁核试验条约的谈判推动中国讨论核作战条令和部队结构问题。中国在90年代中期开始重组军事教育和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也开始编写军队新军事条令。
尽管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一段时间中国军队内部出版了一些关于核作战条令的文章，但是大部分文章都是探索性的，对核作战条令或核打击能力的形成未产生影响。中国专家也借鉴了西方国家的相关观点，并在内部展开讨论如何制定中国的核作战条令，讨论主要集中在最小威胁和有限威胁等问题上。
中国军队出版的关于核作战方面的文章为制定核作战条令的战略人士开阔了视野。这表明中国核问题的专门技术不只是掌握在中国核科学研究机构手里，而且也为军事理论家和战略人士所掌握。这种状况推动中国军队90年代创新作战条令的工作，其中包括核作战部队的《核反击》的出版。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核作战部队在研究和发展核力量作战行动的指导、原则、需求和任务方面取得进展。据称，核作战部队已经完成核作战行动的基本军事理论体系。到2004年，核作战部队已经出版了以下有关核战役的文件：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指挥学、后勤学、装备技术学、管理学。目前，还未完成出版的文件有：核军事思想、核军事学术和情报学。
在未来，核作战部队在核军事条令上研究将要更加深入，主要根据以下三条基本原则指导未来核作战部队结构和核打击行动：一是核常兼备、以常为主。二是突出重点，质量为主。三是积极探索，大胆创新。
核作战条令
中国领导人及军队战略人士继续将核武器作为一种主要的政治工具，保证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活动自如，同时降低核武国家的威胁的程度。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关于核武器是阻止敌手核侵略和核讹诈的手段的论断持续影响中国核战略、作战条令和政治。中国军队内、外部出版的一些刊物中经常会引用这些论断。
1、战略意图
中国核作战部队有三大任务：阻止敌人核攻击，防止敌人核讹诈和保持中国的大国地位/具备威慑能力，重点强调拥有核武器是阻止其它核国家在危机时利用核威胁胁迫或讹诈中国。
中国核作战部队军事条令的几个主要主题是：第一，中国拥有为数不多的核武器，这些武器足以抗击针对中国的核侵略，中国不寻求相互确保摧毁的能力，而是寻求确保报复的能力。中国寻求使敌人众多的重大目标处于危险状态，一旦发动反击，将对其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坏。这样，敌人就不能针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第二、中国应避免陷入核装备竞赛的陷阱，中国的大多数战略人士认为核装备竞赛将浪费国家数量不多的资源，最后会损害中国的安全。中国不应步苏联后尘。
第三、中国重点提高核作战部队的生存力、可靠性和突防能力，支持中国军队阻止核威胁和讹诈的能力。
2006年中国国防白皮书首次公开说明了中国核战略和作战条令的指导原则：即坚持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坚持自卫反击和有限打击的原则，着眼于建设一支满足国家安全需要的精干有效的核力量。中央军队200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即中国的核战略是具备有限的自卫反击能力。这项战略主要特征是：防御性、抗威慑性、有限性和有效性。中国不寻求打赢一场核战争，而寻求是还击和遏制核战争。
作战原则
中国军队的文件也说明了几条指导计划和真正使用核武器的作战原则：
重点反击——这项原则强调核作战部队的核反击，在反击过程中，部队寻求对敌手的心理产生震憾，阻止对手进一步升级，并终止核攻击。在这一原则中，中国注重瞄准民用和军用目标，给敌人造成严重的精神损伤，并降低对手的军事能力。
有效核威慑——有效的核威胁是指核武器的可靠性、生存力高，能够突防敌导弹防御系统。只要能够报复，在核打击后对敌手造成不可接受的毁坏，那么这种核威慑是有效的。另外，与有效紧密联系的一个方面是足够。足够的核力量是一支规模适当，能够在敌人最初的核打击中幸存，然后能够发动反击和再次攻击行动，突破敌手的防御。2001年中国军事科学院出版的《军事战略学》中也提到了核作战力量的有效性和足够性。
反击威慑——这一概念反应了中国应对敌人核讹诈和威慑的能力和决心。这是中国避免遭敌人核威胁勒索的一种努力，它也反应了中国传统的威胁观点。
冷战结束后，中国军队对核威慑环境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70-80年代，中国核作战部队主要任务是威慑和应对苏联的攻击，包括使用战术核武器击败苏联的大规模对地攻击。苏联解体后和中美因台湾问题关系日趋紧张，中国开始注重提高作战部队对抗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进攻和防御的能力。中国军队战略人士认为中国的核安全环境是高度复杂并且很不确定。中国战略人士认为美国2001年出版的核态势评估降低了核门槛并且批准发展新型小型核炸弹，便于在地区冲突中发挥压制目的。
特别是美国导弹防御系统、非核攻击方案和空中打击、特种部队等力量产生的综合威胁可能会极大影响中国第二次打击能力。另外，中国战略人士对日本研制核武器和印度核力量现代化表示关注。
中国长期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近年来，中国国内一直讨论是否取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以加大中国的威慑能力。但是这场争论的结果是中国不改变现有的政策，主要是中国不希望由此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名誉。
中国军队表明在作战计划和作战行动中继续遵循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中国军队一直认为中国的承诺是对核作战行动的一种限制。例如，中国军队一名高级军官阐述的“先抗后突”原则指核作战部队应在敌人第一波打击下得到生存，然后才能报复和打击敌人的导弹防御系统。
另外，面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和非核打击武器（如常规战斧巡航导弹）的双重威胁，中国军队战略人士正在探索利用各种手段提高中国核威胁力量的可靠性。不少中国战略人士担心美国综合使用战略防御和进攻能力会抵销中国的核作战能力，使中国在危机中易受攻击和威胁。
核导弹作战能力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逐渐扩大核作战部队的规模和提高核弹的可靠性、生存性，减少反应时间，以及提升导弹的突防能力。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速成的计划。一旦核作战部队现代化计划在2010年前完成，中国的核作战能力将会出现革命性的飞跃，中国将首次具备强大的核威胁能力。
中国核作战部队的现代化计划的重点是多样化。中国核作战部队不再依赖已经服役数十年的采用陆基发射井发射和使用液体燃料的东风-3A（2790公里）、东风-4（5470公里）和东风-5A（12900公里）导弹，开始装备更加复杂的机动导弹系统如东风-31（7250公里）、增程型东风-31A（11270公里）导弹。在过去的10里，中国部署了东风-21（1770公里）车载机动型固体燃料中程核导弹，以及巨浪1海基核导弹（1770公里）。在2010年左右，射程更远的（8000公里以上）的巨浪2导弹将会部署在新型“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上以替换巨浪1导弹。
此外，中国军队一直在全军范围内努力提高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C4ISR）能力，其中包括提升核打击部队的指挥和控制能力和导弹预警能力。虽然关于核打击部队的这两种能力公开报道不多，但是这种现代化行动对拥有强大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至关重要。了解中国在提升这两种能力方面的进步在准确评估中国核作战部队的整体结构时是必要的。
在数量方面，中国目前部署了约20枚东风-5A洲际弹道导弹、16枚东风-4中程弹道导弹、14-18枚东风-3A和40-50枚东风-21导弹。随着新系统装备部队，这些数量预计将扩大十倍。大量老式的陆基导弹系统（如东风-3A和东风-4）很可能会随着固体燃料导弹服役而退役。中国将可能保留东风-5A导弹，新型东风-31导弹虽开始装备部队，但准确的数量不得而知。
美国防部2006年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核作战部队现代化具有高度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报告指出，中国将部署几种新型常规弹道导弹和中程弹道核导弹以应对地区突发事件和扩大远程导弹部队的规模。中国也在研究空射和地面发射巡航核导弹。核作战部队的其它发展领域是采购应对导弹防御系统的拖曳式诱饵、突防辅助设备和多弹头等设备。中国很可能同时寻求几种方案，但是重点在于发展多弹头。
1964年首次核试验之后的至少二十年里，中国对核作战条令的研究基本上未形成理论，至少与美苏在冷战期间的核作战条令相比如此。无论是在中国军队内部还是外部，都没有一家研究机构对核作战部队的职能和任务进行实质性的研究。军队高层对核作战部队也不重视，据称，军事学院直到1985年才开始研究核战略问题。
导致上述现象出现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核作战部队的条令制定基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拥有一支必要的核报复力量、阻止敌人针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总体思想。中国军队及研究机构除了强调提升核打击力量的生存力和瞄准敌对目标之外，很少研究一支能进行第二次打击的强大核作战部队的需求。虽然中国核导弹及弹头数量不断增加对核作战条令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都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总体思想框架里发生的。
第二、中国部队教育和研究机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至少中断研究工作10年时间，导致军队缺少制定核作战条令的专门技术和经验。中国军队直到80年代才开始此项工作。
2007年12月28日 07:48东方网
DF-31首次公开亮相是在1999年于北京举行的国庆阅兵上
原著：伊万S.麦德罗斯
中国在1964年第一次核试验之后的两年内组建了核作战部队，这支部队现隶属二炮。从此，核作战部队开始装备核导弹，担负起核打击任务。但是，由于中国陆军在过去数十年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核打击部队未得到应有的足够的关注。直到在过去十年中，这支部队才得到其它军种同样的关注和经费支持，因而核打击部队开始着手实施核作战条令和作战能力的现代化。
核作战条令的发展历程
1964年首次核试验之后的至少二十年里，中国对核作战条令的研究基本上未形成理论，至少与美苏在冷战期间的核作战条令相比如此。无论是在中国军队内部还是外部，都没有一家研究机构对核作战部队的职能和任务进行实质性的研究。军队高层对核作战部队也不重视，据称，军事学院直到1985年才开始研究核战略问题。
导致上述现象出现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核作战部队的条令制定基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拥有一支必要的核报复力量、阻止敌人针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总体思想。中国军队及研究机构除了强调提升核打击力量的生存力和瞄准敌对目标之外，很少研究一支能进行第二次打击的强大核作战部队的需求。虽然中国核导弹及弹头数量不断增加对核作战条令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都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总体思想框架里发生的。
第二、中国部队教育和研究机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至少中断研究工作10年时间，导致军队缺少制定核作战条令的专门技术和经验。中国军队直到80年代才开始此项工作。
第三、数十年里，中国讨论核作战条令的政治空间受限，因为核问题都是国家高度机密。中国政治环境不允许在更大范围内的讨论。
到90年代中期，中国拥有丰富的制定核作战条令的技术和经验，并且紧张的政治气氛在中国特别是军队内部开始缓和，可以在一定程度内讨论中国的核战略和作战条令。中国军队战略人士开始更系统思考中国核威慑环境、强大威慑力量需求和实现威慑所需要的能力。中国加入国际军控谈判，特别是90年代开始进行全面禁核试验条约的谈判推动中国讨论核作战条令和部队结构问题。中国在90年代中期开始重组军事教育和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也开始编写军队新军事条令。
尽管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一段时间中国军队内部出版了一些关于核作战条令的文章，但是大部分文章都是探索性的，对核作战条令或核打击能力的形成未产生影响。中国专家也借鉴了西方国家的相关观点，并在内部展开讨论如何制定中国的核作战条令，讨论主要集中在最小威胁和有限威胁等问题上。
中国军队出版的关于核作战方面的文章为制定核作战条令的战略人士开阔了视野。这表明中国核问题的专门技术不只是掌握在中国核科学研究机构手里，而且也为军事理论家和战略人士所掌握。这种状况推动中国军队90年代创新作战条令的工作，其中包括核作战部队的《核反击》的出版。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核作战部队在研究和发展核力量作战行动的指导、原则、需求和任务方面取得进展。据称，核作战部队已经完成核作战行动的基本军事理论体系。到2004年，核作战部队已经出版了以下有关核战役的文件：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指挥学、后勤学、装备技术学、管理学。目前，还未完成出版的文件有：核军事思想、核军事学术和情报学。
在未来，核作战部队在核军事条令上研究将要更加深入，主要根据以下三条基本原则指导未来核作战部队结构和核打击行动：一是核常兼备、以常为主。二是突出重点，质量为主。三是积极探索，大胆创新。
核作战条令
中国领导人及军队战略人士继续将核武器作为一种主要的政治工具，保证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活动自如，同时降低核武国家的威胁的程度。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关于核武器是阻止敌手核侵略和核讹诈的手段的论断持续影响中国核战略、作战条令和政治。中国军队内、外部出版的一些刊物中经常会引用这些论断。
1、战略意图
中国核作战部队有三大任务：阻止敌人核攻击，防止敌人核讹诈和保持中国的大国地位/具备威慑能力，重点强调拥有核武器是阻止其它核国家在危机时利用核威胁胁迫或讹诈中国。
中国核作战部队军事条令的几个主要主题是：第一，中国拥有为数不多的核武器，这些武器足以抗击针对中国的核侵略，中国不寻求相互确保摧毁的能力，而是寻求确保报复的能力。中国寻求使敌人众多的重大目标处于危险状态，一旦发动反击，将对其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坏。这样，敌人就不能针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第二、中国应避免陷入核装备竞赛的陷阱，中国的大多数战略人士认为核装备竞赛将浪费国家数量不多的资源，最后会损害中国的安全。中国不应步苏联后尘。
第三、中国重点提高核作战部队的生存力、可靠性和突防能力，支持中国军队阻止核威胁和讹诈的能力。
2006年中国国防白皮书首次公开说明了中国核战略和作战条令的指导原则：即坚持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坚持自卫反击和有限打击的原则，着眼于建设一支满足国家安全需要的精干有效的核力量。中央军队200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即中国的核战略是具备有限的自卫反击能力。这项战略主要特征是：防御性、抗威慑性、有限性和有效性。中国不寻求打赢一场核战争，而寻求是还击和遏制核战争。
作战原则
中国军队的文件也说明了几条指导计划和真正使用核武器的作战原则：
重点反击——这项原则强调核作战部队的核反击，在反击过程中，部队寻求对敌手的心理产生震憾，阻止对手进一步升级，并终止核攻击。在这一原则中，中国注重瞄准民用和军用目标，给敌人造成严重的精神损伤，并降低对手的军事能力。
有效核威慑——有效的核威胁是指核武器的可靠性、生存力高，能够突防敌导弹防御系统。只要能够报复，在核打击后对敌手造成不可接受的毁坏，那么这种核威慑是有效的。另外，与有效紧密联系的一个方面是足够。足够的核力量是一支规模适当，能够在敌人最初的核打击中幸存，然后能够发动反击和再次攻击行动，突破敌手的防御。2001年中国军事科学院出版的《军事战略学》中也提到了核作战力量的有效性和足够性。
反击威慑——这一概念反应了中国应对敌人核讹诈和威慑的能力和决心。这是中国避免遭敌人核威胁勒索的一种努力，它也反应了中国传统的威胁观点。
冷战结束后，中国军队对核威慑环境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70-80年代，中国核作战部队主要任务是威慑和应对苏联的攻击，包括使用战术核武器击败苏联的大规模对地攻击。苏联解体后和中美因台湾问题关系日趋紧张，中国开始注重提高作战部队对抗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进攻和防御的能力。中国军队战略人士认为中国的核安全环境是高度复杂并且很不确定。中国战略人士认为美国2001年出版的核态势评估降低了核门槛并且批准发展新型小型核炸弹，便于在地区冲突中发挥压制目的。
特别是美国导弹防御系统、非核攻击方案和空中打击、特种部队等力量产生的综合威胁可能会极大影响中国第二次打击能力。另外，中国战略人士对日本研制核武器和印度核力量现代化表示关注。
中国长期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近年来，中国国内一直讨论是否取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以加大中国的威慑能力。但是这场争论的结果是中国不改变现有的政策，主要是中国不希望由此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名誉。
中国军队表明在作战计划和作战行动中继续遵循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中国军队一直认为中国的承诺是对核作战行动的一种限制。例如，中国军队一名高级军官阐述的“先抗后突”原则指核作战部队应在敌人第一波打击下得到生存，然后才能报复和打击敌人的导弹防御系统。
另外，面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和非核打击武器（如常规战斧巡航导弹）的双重威胁，中国军队战略人士正在探索利用各种手段提高中国核威胁力量的可靠性。不少中国战略人士担心美国综合使用战略防御和进攻能力会抵销中国的核作战能力，使中国在危机中易受攻击和威胁。
核导弹作战能力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逐渐扩大核作战部队的规模和提高核弹的可靠性、生存性，减少反应时间，以及提升导弹的突防能力。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速成的计划。一旦核作战部队现代化计划在2010年前完成，中国的核作战能力将会出现革命性的飞跃，中国将首次具备强大的核威胁能力。
中国核作战部队的现代化计划的重点是多样化。中国核作战部队不再依赖已经服役数十年的采用陆基发射井发射和使用液体燃料的东风-3A（2790公里）、东风-4（5470公里）和东风-5A（12900公里）导弹，开始装备更加复杂的机动导弹系统如东风-31（7250公里）、增程型东风-31A（11270公里）导弹。在过去的10里，中国部署了东风-21（1770公里）车载机动型固体燃料中程核导弹，以及巨浪1海基核导弹（1770公里）。在2010年左右，射程更远的（8000公里以上）的巨浪2导弹将会部署在新型“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上以替换巨浪1导弹。
此外，中国军队一直在全军范围内努力提高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C4ISR）能力，其中包括提升核打击部队的指挥和控制能力和导弹预警能力。虽然关于核打击部队的这两种能力公开报道不多，但是这种现代化行动对拥有强大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至关重要。了解中国在提升这两种能力方面的进步在准确评估中国核作战部队的整体结构时是必要的。
在数量方面，中国目前部署了约20枚东风-5A洲际弹道导弹、16枚东风-4中程弹道导弹、14-18枚东风-3A和40-50枚东风-21导弹。随着新系统装备部队，这些数量预计将扩大十倍。大量老式的陆基导弹系统（如东风-3A和东风-4）很可能会随着固体燃料导弹服役而退役。中国将可能保留东风-5A导弹，新型东风-31导弹虽开始装备部队，但准确的数量不得而知。
美国防部2006年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核作战部队现代化具有高度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报告指出，中国将部署几种新型常规弹道导弹和中程弹道核导弹以应对地区突发事件和扩大远程导弹部队的规模。中国也在研究空射和地面发射巡航核导弹。核作战部队的其它发展领域是采购应对导弹防御系统的拖曳式诱饵、突防辅助设备和多弹头等设备。中国很可能同时寻求几种方案，但是重点在于发展多弹头。
1964年首次核试验之后的至少二十年里，中国对核作战条令的研究基本上未形成理论，至少与美苏在冷战期间的核作战条令相比如此。无论是在中国军队内部还是外部，都没有一家研究机构对核作战部队的职能和任务进行实质性的研究。军队高层对核作战部队也不重视，据称，军事学院直到1985年才开始研究核战略问题。
导致上述现象出现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核作战部队的条令制定基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拥有一支必要的核报复力量、阻止敌人针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总体思想。中国军队及研究机构除了强调提升核打击力量的生存力和瞄准敌对目标之外，很少研究一支能进行第二次打击的强大核作战部队的需求。虽然中国核导弹及弹头数量不断增加对核作战条令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都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总体思想框架里发生的。
第二、中国部队教育和研究机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至少中断研究工作10年时间，导致军队缺少制定核作战条令的专门技术和经验。中国军队直到80年代才开始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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