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孩子的妈的博客
想起什么就写下来吧，不需讲究什么形式。
正文
在北京几天过去了，平安无事，居委会没有给我们送口罩和体温计，更没一日两次来电话询问体温和症状什么的，搞不清是传说有误还是居委会不负责任。不过有的地方的确闹得很凶，据说居委会把国外回家探亲的人看得很紧，连出门的自由都没有，我朋友的美国老公在武汉就享受到了如此待遇。许多人一共就十来天的假期，七天被迫呆在家里，甚至被“软禁”在宾馆或医院，和他们比，我们够幸运的了。楼上楼下的邻居没有躲着我们的，大家挤在一个电梯里上上下下也看不出有什么异样表情，看来，我先前的顾虑和紧张都是多余的，纯属自己吓唬自己。反正，防“甲流”这事挺搞笑，从头到尾就像一场闹剧，上面拼命制造紧张空气，媒体跟着瞎起哄，结果谁也没被吓唬住，该干嘛干嘛，最后偃旗息鼓，此事不了了之。回家的游子白白浪费了时间，党和政府白白浪费了银子。但愿以后别再搞这种劳民伤财的游戏，一点儿也不好玩。
老五他娘打电话来非要请我们出去吃饭，我坚决不答应，毕竟下飞机不到一个星期，不为别人也得替我干儿子想想啊。结果这不怕死的两口子竟趁着我和骨肉同胞不在家，私闯民宅，对四个毫无防备的孩子连哄带骗，加之孩子阶级斗争觉悟不高，被他俩轻而易举地劫持到手。还想要回四个孩子吗？接头地点是：新辣道火锅店。嘿，涮梭边鱼！孩子和鱼我都要！这是我们回北京后见到的第一家朋友，老友相聚，分外高兴，什么流感病毒不流感病毒的，别说根本没有，就是有，我用辣椒辣死它！
我们一共在北京呆了五整天，不紧不慢地玩了几处，没疯玩。再说好多地方孩子们都去过了，要去也是陪俺家那骨肉同胞的。天坛是我和大女儿陪她老爸一起去的，表哥背着大炮筒子相机当摄影师。我喜欢天坛，因为小时候常去那里玩。六、七十年代，天坛的门票是五分钱，而且还是现在所谓的通票，逢年过节还不收门票。小时候最喜欢的是里面的儿童游乐场，就在天坛西门里面左边那块地方。那时候的游乐场无法和现在的比，无非是滑梯、跷跷板、秋千和转椅。与其他游乐场不同的是，它的滑楼梯特别高，还可以转着圈的滑下来，这还不算，还有一个是只有大孩子才能玩的，就是两根钢管，爬到上面后用双臂夹着钢管，双脚悬空滑下来，没点儿胆量还玩不成呢。还有一种踩轱辘的玩具，用双臂架在横梁上，双脚像跑步一样去蹬那个圆柱体的轱辘。记得我第一次玩那个轱辘好像只有四、五岁，我越蹬越快，最后速度太快我脚来不及蹬了，就悬在那里哇哇大哭，被别人抱了下来，后来再去天坛我说什么也不玩蹬轱辘了。现在这些玩具马路边小公园里都有，可那时候全北京就只有天坛公园才有。那时北京还有一个比较高级的儿童游乐场，在陶然亭公园里，里面还有过红军桥和爬雪山等。不好，扯远了。
天坛公园里的祈年殿、回音壁和圜丘都要单收景点门票，虽说这年头谁都不差钱，可到天坛来不看这几个地方看什么呢？难道买了门票只能看看周围的树木？ 那干脆在票上写清“天坛公园外围票” 算了。在天坛，我还是充当着业余导游，什么祈年殿没用一根铁钉啦，里面的金丝楠木柱是怎样运到北京的啦，哪几根象征着一年四季，哪几根象征着一年十二个月啦，把个骨肉同胞听得一愣一愣的。现在整个祈年殿都被铁栏杆保护起来了，游客只能从外面探头探脑，想把文物看得详细一点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那个回音壁也同样被保护了起来，我只能跟老公和女儿比划着说，自己小时候是怎样把耳朵贴在回音壁上玩“打电话“的，说着还忍不住冲着墙大声“喂喂”两下，好像自己又回到了四十年前。圜丘坛上都是游人，即使能站到“天心石”上喊天，也不可能听得见自己的回音------那种一呼百应的回声效果了。我也只能绘声绘色地给老公和女儿形容一番，让他们自己去发挥想象力吧。圜丘坛无论是台阶、栏柱还是石板的数字均为九或九的倍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天为阳，地为阴，天坛是皇家用来祭天的，只能用阳数进行建筑，而九又是“极阳之数“，最为吉祥。我们数着数字拾阶而上，不禁叹服着古代工匠们的高超数学知识和计算才能。
本来还想去北海划船的，结果船没划成反倒虚惊一场。十二号那天一早我陪骨肉同胞（以下简称“肉胞”）去电子零件市场买东西（我只能说是“东西“，因为肉胞要买的东西我永远搞不清是什么东西。）东西买完还早，我给孩子打电话，让老大带着弟弟妹妹打车到北海公园后门和我们集合，全家一起去划船。我和他爹在公园门口等呀等，就是不见孩子们的踪影，临时手机还剩一点点电，赶紧问老大：
“你们现在在哪儿呢？“
“公园里面呀。我们没看见你跟爸爸，就买票进来了。” 太无组织无纪律了！不过怎么从我们眼皮子底下进去就没看见呢？奇怪！手机电不多了，先不追究了。
“买的是通票吗？”
“好像是，才五块一张。” 不对呀！我想。北海门票就十元，这孩子跑到哪个公园去了呢？
“喂，你们肯定是在北海公园里吗？”
“不知道。里面没有湖呀！”
“问问周围的游人，你们到底在哪里？快点儿。”
“周围没人呀。啊，那边有一个人，我去问问。”
等、等、等。
“妈！我们在中. . . . . ." 手机没电了。
中？中国？中共中央办公厅？中联部？中南海？对！一定是中山公园！北海除了正门，还有一个后门和一个西门，都是游客可以出入的，而西门又紧挨着中山公园的边门。一定是计程车给他们拉到了北海西门，孩子又糊里糊涂进了中山公园。我这样分析着，拉着肉胞一路打听着向北海西门赶去。还没到门口，老远就看见大女儿和大儿子有说有笑地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咦？怎么就两个？还有俩呢？
“妹妹和弟弟呢？”一走到跟前我就问老大。
“弟弟发烧了，我给他吃了两片Tylenol。妹妹在家陪弟弟，我就带大弟弟来了。”
“什么？发烧了？高吗？咱赶紧回家！”
往家赶的路上，女儿告诉我，上午接到我电话以后，他们就准备出发到北海公园后门跟我们集合，结果还没出门就发现小弟有些发热，给我打了电话，我又没接，（表哥给准备的两个破手机我到临走也没摆弄明白。）没办法，老二在家陪老四，老大带老三出来找我们。明明跟计程车司机说的是北海后门，笨蛋司机却给拉到了北海西门，到了西门找不到我们，打电话我又没接（没听见），她就带弟弟买了票进去了，以为我们在里面，结果还进错了公园。
匆匆赶回家，儿子正在看电视，一摸，不热了。再一问，无咽痛、无身痛、无头痛；不打嚏、不流涕、不咳嗽；舌不红、脉不浮、身不热。没事人儿一个！猪流感哪有吃两片Tylenol 就能退烧的？估计是天气太热太闷，加上水土不服，倒时差又没休息好，体温有些失调而已。给他喝了支藿香正气水，没事了。
孩子们和肉胞都特喜欢北京，什么好吃的都有，仅几天的工夫就把嘴吃刁了。又是驴肉又是火锅，又是狗不理又是全聚德，又是小笼包又是手拉面，光楼下那条街的餐厅，就算吃一顿换一家一个月都不带重样儿的。更让那肉胞开心的是，北京人嘴特别甜，“大哥您买点什么？” “ 大哥您吃好再来。” 闹得他爹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可偏偏那个理发的小姑娘，不知是眼拙还是诚实，刚举着镜子对我说：“姐您看后面剪得行不行？” 放下镜子就对肉胞说：“大爷，您请这边坐。” 我立即做出决定，斩钉截铁地对那姑娘说：“把他头发给染了！”
头发染了，大爷立马又成了大哥，至少是个大叔。肉胞大叔喜欢北京人的称呼，几天就学会了叫“小伙子”、“小姑娘”、“大爷”、“大妈”。去餐馆不再客客气气称呼人家“小姐”，而是叫“小姑娘”、“服务员”，还学会了说“劳驾”、“借光”。但一直到离开中国前一天还没任何进步的就是，拿起电话总说：“Hello", 屡教不改，表现最好的几次就是“哈喽喂？” 另外就是老改不了说"OK", 不知警告他多少次了。那天在电子零件摊位前肉胞大叔把“OK，OK” 夹杂在讨价还价中，我小声提醒：“说话别老okok的，价该砍不下来了。” 肉胞点点头说：“OK。” 无可救药！
先吃点烤鸭和狗不理包子，明天我带你去西安吃羊肉泡馍。
老五他娘打电话来非要请我们出去吃饭，我坚决不答应，毕竟下飞机不到一个星期，不为别人也得替我干儿子想想啊。结果这不怕死的两口子竟趁着我和骨肉同胞不在家，私闯民宅，对四个毫无防备的孩子连哄带骗，加之孩子阶级斗争觉悟不高，被他俩轻而易举地劫持到手。还想要回四个孩子吗？接头地点是：新辣道火锅店。嘿，涮梭边鱼！孩子和鱼我都要！这是我们回北京后见到的第一家朋友，老友相聚，分外高兴，什么流感病毒不流感病毒的，别说根本没有，就是有，我用辣椒辣死它！
我们一共在北京呆了五整天，不紧不慢地玩了几处，没疯玩。再说好多地方孩子们都去过了，要去也是陪俺家那骨肉同胞的。天坛是我和大女儿陪她老爸一起去的，表哥背着大炮筒子相机当摄影师。我喜欢天坛，因为小时候常去那里玩。六、七十年代，天坛的门票是五分钱，而且还是现在所谓的通票，逢年过节还不收门票。小时候最喜欢的是里面的儿童游乐场，就在天坛西门里面左边那块地方。那时候的游乐场无法和现在的比，无非是滑梯、跷跷板、秋千和转椅。与其他游乐场不同的是，它的滑楼梯特别高，还可以转着圈的滑下来，这还不算，还有一个是只有大孩子才能玩的，就是两根钢管，爬到上面后用双臂夹着钢管，双脚悬空滑下来，没点儿胆量还玩不成呢。还有一种踩轱辘的玩具，用双臂架在横梁上，双脚像跑步一样去蹬那个圆柱体的轱辘。记得我第一次玩那个轱辘好像只有四、五岁，我越蹬越快，最后速度太快我脚来不及蹬了，就悬在那里哇哇大哭，被别人抱了下来，后来再去天坛我说什么也不玩蹬轱辘了。现在这些玩具马路边小公园里都有，可那时候全北京就只有天坛公园才有。那时北京还有一个比较高级的儿童游乐场，在陶然亭公园里，里面还有过红军桥和爬雪山等。不好，扯远了。
天坛公园里的祈年殿、回音壁和圜丘都要单收景点门票，虽说这年头谁都不差钱，可到天坛来不看这几个地方看什么呢？难道买了门票只能看看周围的树木？ 那干脆在票上写清“天坛公园外围票” 算了。在天坛，我还是充当着业余导游，什么祈年殿没用一根铁钉啦，里面的金丝楠木柱是怎样运到北京的啦，哪几根象征着一年四季，哪几根象征着一年十二个月啦，把个骨肉同胞听得一愣一愣的。现在整个祈年殿都被铁栏杆保护起来了，游客只能从外面探头探脑，想把文物看得详细一点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那个回音壁也同样被保护了起来，我只能跟老公和女儿比划着说，自己小时候是怎样把耳朵贴在回音壁上玩“打电话“的，说着还忍不住冲着墙大声“喂喂”两下，好像自己又回到了四十年前。圜丘坛上都是游人，即使能站到“天心石”上喊天，也不可能听得见自己的回音------那种一呼百应的回声效果了。我也只能绘声绘色地给老公和女儿形容一番，让他们自己去发挥想象力吧。圜丘坛无论是台阶、栏柱还是石板的数字均为九或九的倍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天为阳，地为阴，天坛是皇家用来祭天的，只能用阳数进行建筑，而九又是“极阳之数“，最为吉祥。我们数着数字拾阶而上，不禁叹服着古代工匠们的高超数学知识和计算才能。
本来还想去北海划船的，结果船没划成反倒虚惊一场。十二号那天一早我陪骨肉同胞（以下简称“肉胞”）去电子零件市场买东西（我只能说是“东西“，因为肉胞要买的东西我永远搞不清是什么东西。）东西买完还早，我给孩子打电话，让老大带着弟弟妹妹打车到北海公园后门和我们集合，全家一起去划船。我和他爹在公园门口等呀等，就是不见孩子们的踪影，临时手机还剩一点点电，赶紧问老大：
“你们现在在哪儿呢？“
“公园里面呀。我们没看见你跟爸爸，就买票进来了。” 太无组织无纪律了！不过怎么从我们眼皮子底下进去就没看见呢？奇怪！手机电不多了，先不追究了。
“买的是通票吗？”
“好像是，才五块一张。” 不对呀！我想。北海门票就十元，这孩子跑到哪个公园去了呢？
“喂，你们肯定是在北海公园里吗？”
“不知道。里面没有湖呀！”
“问问周围的游人，你们到底在哪里？快点儿。”
“周围没人呀。啊，那边有一个人，我去问问。”
等、等、等。
“妈！我们在中. . . . . ." 手机没电了。
中？中国？中共中央办公厅？中联部？中南海？对！一定是中山公园！北海除了正门，还有一个后门和一个西门，都是游客可以出入的，而西门又紧挨着中山公园的边门。一定是计程车给他们拉到了北海西门，孩子又糊里糊涂进了中山公园。我这样分析着，拉着肉胞一路打听着向北海西门赶去。还没到门口，老远就看见大女儿和大儿子有说有笑地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咦？怎么就两个？还有俩呢？
“妹妹和弟弟呢？”一走到跟前我就问老大。
“弟弟发烧了，我给他吃了两片Tylenol。妹妹在家陪弟弟，我就带大弟弟来了。”
“什么？发烧了？高吗？咱赶紧回家！”
往家赶的路上，女儿告诉我，上午接到我电话以后，他们就准备出发到北海公园后门跟我们集合，结果还没出门就发现小弟有些发热，给我打了电话，我又没接，（表哥给准备的两个破手机我到临走也没摆弄明白。）没办法，老二在家陪老四，老大带老三出来找我们。明明跟计程车司机说的是北海后门，笨蛋司机却给拉到了北海西门，到了西门找不到我们，打电话我又没接（没听见），她就带弟弟买了票进去了，以为我们在里面，结果还进错了公园。
匆匆赶回家，儿子正在看电视，一摸，不热了。再一问，无咽痛、无身痛、无头痛；不打嚏、不流涕、不咳嗽；舌不红、脉不浮、身不热。没事人儿一个！猪流感哪有吃两片Tylenol 就能退烧的？估计是天气太热太闷，加上水土不服，倒时差又没休息好，体温有些失调而已。给他喝了支藿香正气水，没事了。
孩子们和肉胞都特喜欢北京，什么好吃的都有，仅几天的工夫就把嘴吃刁了。又是驴肉又是火锅，又是狗不理又是全聚德，又是小笼包又是手拉面，光楼下那条街的餐厅，就算吃一顿换一家一个月都不带重样儿的。更让那肉胞开心的是，北京人嘴特别甜，“大哥您买点什么？” “ 大哥您吃好再来。” 闹得他爹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可偏偏那个理发的小姑娘，不知是眼拙还是诚实，刚举着镜子对我说：“姐您看后面剪得行不行？” 放下镜子就对肉胞说：“大爷，您请这边坐。” 我立即做出决定，斩钉截铁地对那姑娘说：“把他头发给染了！”
头发染了，大爷立马又成了大哥，至少是个大叔。肉胞大叔喜欢北京人的称呼，几天就学会了叫“小伙子”、“小姑娘”、“大爷”、“大妈”。去餐馆不再客客气气称呼人家“小姐”，而是叫“小姑娘”、“服务员”，还学会了说“劳驾”、“借光”。但一直到离开中国前一天还没任何进步的就是，拿起电话总说：“Hello", 屡教不改，表现最好的几次就是“哈喽喂？” 另外就是老改不了说"OK", 不知警告他多少次了。那天在电子零件摊位前肉胞大叔把“OK，OK” 夹杂在讨价还价中，我小声提醒：“说话别老okok的，价该砍不下来了。” 肉胞点点头说：“OK。” 无可救药！
先吃点烤鸭和狗不理包子，明天我带你去西安吃羊肉泡馍。
我学了，学不会，好难哦。
我发现如果把网易里同一篇打开，发表评论之后就能看到照片，否则看不到。 你真得学学在wxc贴照片，看不到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