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孩子的妈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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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nlinda

给我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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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儿里,少年时(中)

(2008-11-30 23:19:00) 下一个

前一篇贴出之后，没想到第二天就有人发来了消息，竟然也曾是大院的孩子，现在也在美国。兴奋之余，我却从她那里听到了一个极不愿听到的消息：我的好朋友杨晓慧的母亲，我非常喜欢的王姨，不幸在两年前就去世了。本来打算明年夏天回大连去看望她的，没想到她却匆匆走了。这两天心里老在想她，挺难受的。

下面讲一个王姨智斗张三的故事，以此来怀念她。“张三”是东北话，是狼的意思，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这样叫。

晓慧家有姐弟四人，晓慧是老大。她爸杨叔是学院的水暖工，一个人上班养活一家六口，家里生活很是拮据。王姨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就在学院后勤干临时工，平时在教学楼里扫楼道，到了冬天就给学生宿舍烧暖气，只要有活儿她就干。有一年冬天，天下着大雪，王姨半夜不到四点就起来了，爬上了六栋旁边那长长的沿坡而建的台阶，去学院锅炉房烧锅炉。天漆黑漆黑的，漫天的鹅毛大雪静静的落下来，王姨一个人走在路上难免有些害怕。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她觉得身后好像有个什么东西跟着她，回头一看，妈呀，是一条狼！可能是冬天狼在山上没东西吃了吧，竟跑到了校园里。王姨吓出了一身冷汗，腿肚子都软了，站在那里走不了路了。结果那狼也站住了，蹲在地上，两只眼睛闪着蓝蓝的寒光。王姨定了定神，心想，总不能就这么喂了狼吧。跑肯定不行，如果走到锅炉房还有一段路，而且路上肯定碰不到人，锅炉房里也没有人。但如果往回走，走进家属区，说不定能甩掉这张三。王姨主意已定，打了个小弯开始往回走，她走，狼也走；她停，狼也停，当王姨走到那条长台阶开始下阶梯的时候，她觉着狼似乎跟她拉开了些距离。王姨壮着胆子回头冲着狼吼了一声“去去！”，狼没动。王姨下台阶，狼也下台阶，下完那长台阶，王姨走到了家门口，那狼却停在了楼道门口，王姨掏出钥匙，以最快的速度开门闪了进去，哈哈，进去就瘫软在地了。

王姨，这是您讲给我听的故事，您看，我还记着呢。王姨，我想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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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接着讲我们的故事。

游泳

　　夏天，我们常成群结队地去海边游泳，大连话管游泳叫“洗海澡”，我们洗海澡去的最多的地方是星海公园浴场。通常我们都抄近路过去，那条小路至今我都认为是一道极具特色的风景带：并不宽的柏油马路宁静而整洁，两边树荫中错落着日式小楼，一栋一个款式，一栋一种风格，一栋一户人家。隔着院墙，看得到里面葱郁的树木与花草，听得见鸟儿枝头唱歌。在里面住的，都是沈阳军区有一定级别的干部。那时我想，这样的房子我是一辈子也住不上的。那条路我不知走过多少遍，但从来走不腻，因为在那儿走路实在是一种享受。

到了海滩上的第一件事便是换游泳衣。换游泳衣可是要有一定技巧的，弄不好就会春光外泄。先从裙子低下把泳衣套到腰上，然后将裙子拉到脖子上，再将泳装提到上面，最后由同伴帮忙在后面系好带子，然后就可以放心扯下裙子了。当年流行的泳装是“松紧带游泳衣”，花色都很鲜艳，看上去很小，抻拉开很大，穿到身上密密麻麻都是泡泡，我想这样设计的目的可能是为了不显身材，胸大胸小看不出来，腰粗腰细也看不出来，从老妇到少女统统是花花绿绿的一个椭圆形，在那个穿着仍十分守旧的年代，这种设计，决不会使女性害羞，极有助于鼓励全民族妇女参加游泳健身运动，咱们中国人实在是太聪明了。男士们的泳裤毫无例外是大红色，据说鲨鱼怕红色，这样在海里游泳比较安全，不知有没有道理。

我们跳进大海个个都是小海蛟，浪来了就迎着大浪钻过去，如果离岸边不远，脚还够得到底的话，使劲一跳向上一窜，跳过大浪也很好玩。在水里扎猛子、翻跟头、打水仗，或者两三个人将手叠在一起，把一个人抬起来再抛出去，或者互相驮着游背着游，总之什么花样都能想出来。饿了，上岸吃点东西再跳回水里，从来没有玩够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什么好吃的点心，馒头、糖三角就算是好的了，水果就是西红柿、黄瓜，苹果。大连出苹果，不算是高级东西。有时台风过后，海面上飘过来很多从海带筏子上打下来的玻璃泡子，我们就抱过来当救生工具，那时胆子也大，抱着个玻璃泡子就敢到很深的地方去，真是不知死活。有一回我还别出心裁，想要坐到玻璃泡子上去玩，几个小伙伴帮我拼命把泡子往水里摁，还没摁下去半尺深，强大的海水浮力使泡子猛地弹上来，正好打在我的门牙上，当时就豁了一小块，疼得我哟。

每年七月十六日，市里都要在星海公园浴场举行游泳大会，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那天是公园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到处是彩旗和横幅，上面写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海滩上的人比沙子还多，我们当然也在其中。大喇叭不停地播放着革命歌曲和使人振奋的音乐，各机关单位和学校都组成了游泳方块队，那些人真厉害，顶着风浪，一直能游到海带筏子那边再返回来。学院当然也组织了方阵，能参加方阵的老师、职工和学生个个都很荣耀。

生活

那时候的我们虽然玩的时间比现在的孩子多，但我们帮家里干的活儿也比现在的孩子多。大人快下班了，我们会先捅开封着的蜂窝煤炉，坐壶开水，把家里的暖壶灌满；天阴了，我们玩得再高兴也会散伙，赶紧狂奔回家，收回晾晒在外面的衣服；下雨了，我们会拿着雨伞，到学院去接爸妈下班回家。我们做这些事情不需要大人叮嘱，我们比现在的孩子要懂事得多。

放学后，我和晓慧常常扔下书包拿起网兜就往外跑，到山坡和沟边拔蚂蚁菜（马齿苋）、苋菜或到海边捞海菜，回来剁碎了喂下蛋的母鸡。要是赶上院外的公社菜地收了圆白菜（卷心菜），我们还会翻过围墙，拣菜帮子回来喂鸡。那年月，鸡蛋是只有病人和产妇凭诊断书才能买到的东西，因此很多人家都自己养鸡。住在一楼的毫无例外都在窗户根底下围上栅栏，弄个小院儿，除了养鸡，夏天还种上几棵西红柿、黄瓜和芸豆。到了青黄不接的时节，果菜奇缺，每家是按人头发放菜票的，排队买菜都是我们半大孩子的工作，有时一排就是个把小时，常常等排到了，菜也卖没了。我现在还常常做排队买菜的梦，可恨的是，每次都是刚把钱递过去就醒了，菜也没拿到，不知在梦里丢了多少钱。

住在楼上的建平跟我一个班，家里有两个还没上学的妹妹，有一次我和同学上楼找他玩，他正忙着给自己做一碗汤，我看他把开水倒进一个大碗，往里倒上酱油，舀了半勺子味精放在里面，汤就算做好了。我说：“你怎么放那么多味精呀。” 他说：“放多点儿好喝，反正俺妈不在家。” 可还没等喝上那汤，他小妹妹坐在尿盆上大喊：“哥———！我拉完了。” 他嘟嘟囔囔的给他小妹擦了屁股，倒了屎盆，才开始享受那碗“汤”。现在，听说人家可是某医院的大院长了。

七十年代东北的生活是很艰苦的，那时食油每月每人只有三两，是全国食油配给最低的省份，省长陈锡联的绰号“陈三两”就是这么来的。猪肉的定量是每月每人半斤，买回来要把肥肉切成小丁，熬成油用来炒菜，油渣留着拌在饺子馅里。刚炸出来的油渣撒上点儿盐特别香，能拿它当一道菜上桌呢。主食以粗粮为主，苞米面占大半，面粉根据质量分为标准粉、普通粉和副粉，有一个阶段还吃全面粉，蒸出来的馒头黑乎乎的。为了把粗粮变成细粮，我妈就让我用细筛子把全面粉筛一遍，出来的面可就白多了，麸子还可以喂鸡。还有一种称之为“钢丝面”的面条，是用高粱面压出来的，煮半天都煮不软，吃多了还胃疼。有一阵子就连餐馆里的大米饭都掺了高粱米，叫做“二米饭”。我家吃不惯粗粮，就用粗粮票跟人家换细粮票，十五斤换十斤，甚至十八斤换十斤，家里有大男孩的人家很愿意跟我们换。用粗粮票在餐馆里是可以买到细粮的，如米饭、馒头还有火烧（跟烧饼一样大的发面饼），我常常被打发去黑石礁餐馆买米饭甚至到星海公园餐馆买火烧，所以在大连那些年里，我吃的粗粮并不是很多，顶多熬些苞米面糊涂和高粱米粥，熬的时候放点儿面碱，很香很好喝的。我现在常常用玉米面或玉米茬子熬粥喝，遗憾的是美国买不到高粱米，下次看能不能带点回来。

记得我有一个住在北沟的同学，常来我家玩，有一次她问我能不能跟我家借点面，说她家粮食不够吃。我跟我妈一说我妈立即就答应了，找了个面袋子，一碗一碗的往里舀，我那同学在旁边直说：“阿姨，够了，够了，不用那么多。”第二天，我那同学告诉我，面拿回家后她妈妈用秤称了，一共是十七斤半，说等她家有了粮就还给我们。后来过了很久她也没提还面的事，我妈说别去跟她要，她家肯定是还不出来。我想也是，如果一开始就不想还的话，当初拿回家还用秤称它干什么。

我妈见对门儿那家天天吃苞米面大饼子，很是杞人忧天地担心人家孩子吃不下去，就给人家妈出主意说：“你以后在玉米饼子里放点糖吧，有点儿甜味孩子就有胃口了。”人家孩子他妈笑了：“他姨啊，就这样粮都不够吃，放糖就更不够了，再说糖多贵呀。”我妈这读书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我老拿这件事当笑话讲给别人听。

至于物价，我还记得一些：

有轨电车四分钱一张票，一站也是四分，从起点到终点也是四分。苞米面是9分5一斤，白面一毛六一斤，酱油一毛二一斤，醋一毛一斤，饼干四毛一斤，有橡皮头的铅笔5分一支，没橡皮头的3分一支，铅笔刀5分一把，一分钱可以买到东西有：两张稿纸、一个信封、两根橡皮筋、一尺玻璃丝、两个卡子、两个别针、一块水果糖。家里的废品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罐头瓶子0.04一个，牙膏皮0.03一个，旧报纸好像0.02一斤。别的不记得了。

电影

“今天我们讲一下马尾巴的功能。”“她能挣六百工分儿那！”“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为了胜利，向我开炮！”“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我敢说我的同龄人没几个不知道这几句台词的。

　　几乎每个周末，辽财大礼堂都要放映电影。为了占到好座位，我们早早吃了饭就去排队，等礼堂大门一打开，我们一拥而进，互相叫喊着名字，用最快的速度做出要坐在哪里的决定，稍有犹豫，目击到的几个选择很可能就成别人的了。占位子的方式很多，用椅垫，用报纸，用书，用帽子都行，最多见的是一个人坐这边一个人坐那边，中间空出几个人的位置，有人来了就说：“这儿有人了。”虽说这种抢占位子的做法很不文明，但却很少有人因为占位子而争吵，记得后来几年才将长条椅子编了号码，改成对号入座了。

　　电影开演之前，小孩儿满场子毫无目标地钻来钻去，大孩儿找同学找朋友找哥们儿，说话的、嬉笑的、打闹的，热闹非凡。有的爬到台上，绕着银幕跑来跑去，有的钻到紫红色的幕布里面，玩起了藏猫猫。因为是“跑片”，电影很少是准时开始的，晚个几十分钟是常有的事。“跑片”就是几个单位用一个拷贝，比如大连工学院先放第一本，然后用车送到大连海运学院，再到大连水产学院，最后到我们辽财，“辽财”放第一本拷贝的时候可能“大工”正在放第四本，如果中间哪个学院在放的时候放映机出了故障，或断了片子，或送片车在路上出了什么问题，那么后面的就接不上了。有时正看得来劲，礼堂的灯会突然一亮，大喇叭里说：“片子没到，等一会儿。”人们顶多说一声：“真烦人！真可恨！”便也不会有太多的怨言。大人们接着聊天，小孩儿们接着疯闹，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打赌猜测着电影里谁将会牺牲，谁将是坏蛋，谁将是特务，谁将是叛徒．．．．．。等礼堂灯再一黑，鼎沸的人声会立即安静下来，各就各位，继续看电影。

　　放电影的就是我们六栋刘铁娥和刘铁玲的爸爸，她俩看电影从来不花钱，还永远能看到第一场，很是让人羡慕，男孩子们会问：“是打仗的吗？”“是抓特务的吗？”那时候已经是文革中晚期，出了很多新的国产影片，现在随便想想就能想出一大串：《青松岭》、《战洪图》、《创业》、《海霞》、《决裂》、《黑三角》、《春苗》、《火红的年代》、《原形毕露》、《红雨》、《闪闪的红星》等。没有新电影可放的时候就放样板戏和看了一百遍的老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地道游击队》、《列宁在一九一八》、《英雄儿女》等，其中《英雄儿女》我看得次数最多，至少是两位数。除了国产的，还有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南斯拉夫的《卡桑德拉大桥》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但最多的还是朝鲜电影，如《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时候》、《南江村的妇女》、《卖花姑娘》．．．．．。看《卖花姑娘》最浪费感情，上边掉泪，下面呜咽；上面啜泣，下面嚎啕；满场“呜呜—一哇哇——”的，哭得让人听不见上面的对白。一场电影看完，个个成了肿眼泡儿的蛤蟆。

　　那时候电影歌曲非常流行，院里半大的孩子互相抄歌谱、抄歌词，特别是我们那些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几乎人人都有歌本。简谱不用人教，先听会怎么唱，再对着谱子哼哼，哼它几个来回谱子就学会了。我五音从来就没全过，那没关系，用俩音仨音也敢唱，“长鞭那－－那个一呀甩哎－－啪啪地响哎－－”，“青天一顶星星亮，草原一片篝火红－－－”，“翠竹青青哟，披霞光，春苗出土哟，迎朝阳。”，“卖花来哟，卖花来哟，朵朵花儿红又香。”《英雄儿女》里的“烽烟滚滚唱英雄”我最喜欢，至今仍是我的最爱。王芳去前线慰问送饭的炊事员时唱的那段儿，好像很多人都不记得了，可我还记得，想再听一遍吗？那我唱给你听，你可听好了：

“炮声隆隆战旗飘，保家卫国志气高，

中华儿女多英勇，打的那美国佬鬼哭狼嚎。

美国鬼子吓破了胆，碰上了两个炊事员，

他也乖乖地把枪缴。

要问这炊事员的名和姓，那就是咱们的老李和老赵。

说老李，唱老赵，老李老赵有功劳，

饭香菜美手艺巧，战场上也逞英豪。

有一天，老赵老李送饭回山腰，

半路上碰上了两个美国佬。

只见那鬼子兵，鬼鬼祟祟、慌慌张张，夹着尾巴往回跑。

老李和老赵，发现敌情就卧倒，

一个拿扁担，一个拿饭勺。

？？？？？？？？？

“缴枪不杀，不许动！”

鬼子一愣，说不好，不好。这玩艺儿，两头尖，中间宽，

长长扁扁，扁扁长长，？？？？？不知它是个什么炮。

？？？？？？？？

OK,OK，把枪交。

？？？？哈哈哈，忘了。

　　电影，在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教育作用，它的功劳远远超过了学校的课本。在那个电视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在那个文娱生活十分贫乏的年代，电影成了最受欢迎的文娱形式。它陪伴我们成长，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也给了我们无限美好的回忆。

红霞满天

生动，有趣！姐姐独具的泼辣、大胆、幽默和豁达的性格也许在这时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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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03 16:40

一堆孩子的妈回复红霞满天

从小贪玩。那个时候的小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比现在的孩子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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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26 0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