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井里的童年（上）

外婆家在嘉兴，就是那个粽子特别出名的嘉兴。那时候外婆家住在中山路西头的一个有天井的院落里，本来整个院落都是外婆家的，但我被送回老家的时候，天井里多了两家人，林家和戴家，是文革初期街道房管硬给塞进来的，本来不算太大的天井里多了两家人就更热闹了。从天井走到外面的马路边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过道，过道一边是房墙，另一边是一道砖墙，砖墙外模糊记得是一片菜地，不一定对。过道口的一扇大门把院里和院外阻隔开了。天井里的三家人谁回来最晚谁就负责关大门。

大门外有几间很旧的房子，临街。有印象的是两家人。一家是一个寡妇带了五个孩子，另一家是一个光棍。寡妇的五个孩子中只有老三是个女孩，就叫阿三，跟我在一个学校念书，我常常和她在一起玩。他大哥初中没毕业就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还一个哥哥阿二约十三、四岁，不上学，整天东游西晃，还有摸人家东西的毛病。有一回我家来了人，外婆买了一串粽子，挂在厨房门口通风处，准备第二天客人走时带上。可早上起来却发现粽子不见了，天井里的人都猜到是阿二干的，因为他白天进来过。可外婆却说：“算啦算啦，肚子不饿谁会偷吃的东西。孤儿寡母的，作孽啊。” 我现在真难想象她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阿三的妈妈在一个工厂里做工，每天早上出门前交给阿三两分钱，中午放学回来，阿三就打发阿四或阿五用那二分钱去买块腐乳，她在家煮锅饭，然后四个孩子就围这那块腐乳吃午饭，天天如此。我忘了阿三大名叫什么，江浙一带都这么喊孩子，一条街上不知道有多少个阿三阿五，就像北京一条胡同里不知道有多少个小三儿、小五儿一样。后来阿三总是头疼，等事态严重才去了医院，检查出来是脑袋里长了个瘤子，这对她家来讲真是雪上加霜，幸好阿三妈妈厂里接济了一笔钱，阿三去杭州做了手术，瘤子取出来了，可腿从此瘸了。又过了一年，阿三死了，才十二岁，死于脑癌，死得很痛苦。

阿三家隔壁住着那个光棍，大家都叫他陈疯子。听说他原来正经是个文化人儿，后来不知道什么运动硬是给整疯了，也失去了工作能力。陈疯子不打人不骂人，整天不是吟诗唱戏就是舞文弄墨，要不就是自言自语，家里能贴能挂的地方都是他的“大作”，草书、楷书都有，我天天都要从他家门前过，由于屋子里都挂满了他自己写的条幅、标语，根本就看不见他家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反正又有臭味又有墨味。他还整天哇啦哇啦地唱戏，因为不是样板戏，所以我从来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有的时候他还会专门对着阿三她妈唱，不是哇啦哇啦的，是哼哼唧唧的，他唱什么我听不懂，可阿三她妈听懂了，冲着他大骂：“你个不要脸的笃头！寻你个死啊！再唱，看我砍了你！”一边骂一边把手里的菜刀、锅盖弄的叮咣乱响。“笃头”嘉兴话是疯子的意思，可我不知道这两个字该怎么写。

刚才说的是天井外的两家人家，天井里就是我们这三家。碰巧的是，三家都有一个阿婆，三个阿婆都是七十多岁，三个阿婆都是早年丧夫，三个阿婆都是跟着儿子过日子，三个阿婆都是小脚。不过我外婆的脚比另两个阿婆的大，据说是裹了一半，外婆以死抗争才没完成的。林家阿婆背已经驼了，每天坐在自家门口，冬晒太阳夏乘凉，同时坚守着她的职责，那就是看着她家的匾，匾里晒着豆子呀米呀等陈芝麻烂谷子，她不时用手里的拐杖咚咚敲着地面，赶走想来偷嘴的母鸡。戴家阿婆也是每天坐在自家门口，手里不停地织着毛活儿。戴家的阿妈阿爸都是拉板车的，车队每个月都发几副线手套，戴家阿婆就把手套拆了，再织成线衣和线裤。我外婆跟她俩不太一样，除了帮我舅妈做做饭之外，就是读报纸，以及给我众多的舅舅们和姨姨们写信。我外婆一辈子生了一大群孩子，当时有七个在外地工作，外婆最大的乐趣就是读他们的信、给他们写信。每封信都是写好几叶页。外婆是大户人家出身，她是她那个年代极少数读过大学的女子，极少数的女大夫、极少数的职业妇女。她有一个男人的名字，叫林国瑞。

林家有五个孩子，叫文龙、文英、文虎、文菊、文玉；戴家只有一个女孩，是抱养的，叫淑勤。我跟文菊和淑勤的年纪差不多，又都在同一个学校里读书，便自然成了好朋友，文玉比我们小一点，也跟着我们一起玩。每天放了学，我们几个女孩就在天井里跳皮筋、拍皮球、踢毽子、跳房子.............。可是淑勤每次只能跟我们玩一小会儿，她必须赶在她妈妈下班回家之前把米饭做好，把菜洗好，把鸡喂好，把家里打扫干净，否则就会遭到一顿竹条子。我印象当中她天天都挨骂，三天两头挨打，打的时候还不许哭，可怜她两条腿上永远都有一道一道的青紫伤痕。我们几个孩子曾在一起商量过如何“解救”她，可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有一个很冷的晚上，淑勤被反绑双手孤零零站在她家门外，不知又犯了什么错。我看到后溜出家门，悄悄走到她跟前，想帮她把绳子解开，我跟她说：“你妈老是打你，你干脆逃跑吧，我陪你一起跑，我带你去北京。”她说：“咱们没有钱，能跑到哪儿去呀？再说，万一被找回来，你倒没事儿了，我会被打死的。”她不敢让我解开绳子，就让我给弄松了一点儿，这样手腕就不那么疼了。她还让我帮她擦擦鼻涕，我用手帮她把早就过了河的鼻涕给擤了。她小声跟我说，她恨她妈妈，要是她妈哪天死了，她就使劲在棺材上踩几脚。我说：“那我就跟你一块儿踩！”在当时，我能为朋友所做的，也许只能是这些了。我平时有点好东西都跟她分享，一块水果糖也会咬一半两人分着吃。有一次，小舅回外婆家，带我和小表姐和表哥（我二舅的孩子）去看电影，也带了淑勤一起去，看完电影小舅请我们去电影院附近的一个冷饮店吃冷饮，可能是小舅口袋里没那么多钱吧，就让我和淑勤分吃一块雪糕，也叫奶油冰砖。雪糕是长方的，用印着图案的油纸包着放在碟子里，我和淑勤就用小勺在雪糕正中间画一条线，然后分别从两头小心地刮着吃，吃到中间雪糕化了，我俩就你一勺我一勺轮着吃。后来的日子里我吃过无数种雪糕、冰砖、冰激凌，但那次却是最好吃的一次。

说起看电影，那是我，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当时唯一的文娱生活。小舅周末常常回来看外婆，每次回来都要带我和小表姐去看电影。进场之前还会给我们买一包瓜子。电影院门口有好多卖瓜子的小摊，一个摊就是一个用竹三角架支起的一个圆匾，匾里堆着炒熟的南瓜子，叫卖的妇女用旧报纸或旧书本上撕下来的纸，将瓜子包成一个个三角包，一包五分钱。我笨，不会磕，一咬就碎，看人家上下牙一动，“嚓嚓嚓”就像是全自动快速脱粒机。我干脆连皮一起吃，炒熟的南瓜子皮又酥又脆，嚼碎了特香。其结果是，一场电影看完，别人的座位下都是一堆瓜子皮，而我的座位下则干干净净，看我，从小就自觉保护环境。那会儿具体看过哪些电影我不记得了，反正就如同当时的顺口溜说的：“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那时嘉兴是个县，还不是市，我住的中山路算是嘉兴最长的一条马路了，从火车站一出来就是。远了的我不记得，但外婆家附近那一段我印象还是蛮深的。那段路上有几个小店和铺面，我记得以下几个：一、酒酿铺子。这家铺子不卖别的，只卖酒酿，每天上学路过这家铺子时都能闻到扑鼻而来的米酒醇香。买酒酿的是个老太太，手的动作有些僵硬，现在想来可能是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她永远都带着一副白色的袖套，干干净净的，做酒酿的钵头一个个很整齐的叠放在架子上。她把酒酿划切成一块一块的卖，一块八分钱，有时外婆会打发我去买一、两块回来，加水煮了，再往里面打两只鸡蛋，讲究一点的话再搓些糯米圆子在里面，吃起来醇香甘甜，回味无穷。二、老虎灶。从外婆家往火车站方向走，在马路南面有家老虎灶，老虎灶就是供应开水的铺子。南方缺煤，家家都是一早起来生炉子，等晚上做完晚饭，再烧壶水，就将炉子灭掉，不像北方，晚上把炉子封上，第二天捅开了就能用。那时如果谁家热水没了，与其生炉子烧水还不如花两分钱去打一壶回来划算，于是就有了老虎灶这种营生，它为什么叫“老虎灶”我不知道，只记得那家老虎灶夜里很热闹，整条街的店铺都打烊了它还开着，里面人声鼎沸的，尤其是冬天，只有那里永远冒着白雾似的热气，路过那里都觉得暖和。三、炸臭豆腐摊。关于这个炸臭豆腐，我十多年前瞎写过一个什么，在《嘉兴日报》上发表过。等我找找看，能找到的话就把它敲出来，谁让那个时候没博客这东西呢，如果有，我也就用不着一个字占一格的抄了从美国寄到嘉兴日报社了。那个臭豆腐摊的确使人难忘，不好，能天天让人排队等吗。四、画人像的铺子。所谓铺子，就是老先生自己家，他家的门永远敞着，老先生永远坐在门口画着人像，我上学天天路过，常站在老先生背后看他画，他照着一寸的小照片，就能画出一尺见方的大画像，说是给人画像，其实大都是遗像，我就奇怪他怎么总画老头儿老太太，不画点儿小孩儿小猫儿小狗儿什么的。兜里没有一分钱，不能在炸臭豆腐和买酒酿的铺子里停留，可看老先生画画是免费的，有时一看就看好半天，后来我外婆去世后，也请人画了像，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老先生画的。五、炝饼铺子。铺子离外婆家很近，做饼的老头是个北方人，做的炝饼好吃极了，可印象当中就吃过一次。外婆一家人都不是很爱吃北方食品，很少买，可我在北方长大，喜欢的不得了，可又不好意思说，只能路过的时候多看两眼，咽咽口水。不过嘉兴的早餐大饼夹油条也很好吃。六、杂货店。就在我们学校附近。我用的铅笔、橡皮、作业本都是在那里买的。外婆也常打发我去那里买肥皂、信纸、信封等。杂货店最吸引我的是一两分钱就能买到的零食，一分钱可以买两片“牛污片”（用做话梅、桃干、杨梅干的下脚料渣子压成的圆片片，撒上甘草粉，颜色像牛粪。嘉兴话管粪、屎叫做“污”。）两分钱便可以买到一包咸箩卜干，这种咸萝卜干不是下饭用的，是一种零食。三分钱可以买到一包甜萝卜干，如果加半两粮票，可以买一个形状有点像韭菜合子一样的小点心，里面有一点枣泥。四分钱可以买一根赤豆棒冰（味道像北京的小豆冰棍，但红豆是不弄碎的，一粒一粒的），如果有五分钱，那么话梅、桃干、杨梅干等就都可以买了，可我总也攒不到那么多，更不要想八分钱一包的云片糕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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