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1762)
2009 (1498)
2010 (796)
2011 (759)
2012 (633)
2013 (449)
2014 (575)
2015 (323)
2016 (276)
2017 (470)
2018 (127)
2023 (1)
戈登出生在伦敦的伍尔维奇(Woolwich),是皇家炮兵队(Royal Artillery)的H. W. Gordon将军的第4个儿子。他在陶顿学校(Taunton School)受教育,后来在1848年进入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1852年,他被授与皇家工兵军团(Royal Engineers)少尉的职务,他在查塔姆的皇家工兵军团学校继续完成他的训练,并在1854年晋升到中尉。
一开始他被指派去建造威尔士的米尔福德港(Milford Haven)的防御工事。但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他在1855年1月被指派到巴拉克拉瓦(Balaklava,现属乌克兰)。6月18日到9月8日他参与了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1]
另外他也参与了对Kinburn的远征,并在冲突结束后回到塞瓦斯托波尔。戈登伴随一个国际和平委员会划定俄国和土耳其在比萨拉比亚的新国界。他继续他在小亚细亚的调查工作,并在1858年底回到英国;他被委派为工兵学校的教师,而且在1859年晋升为上尉。[1]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戈登随英法联军来到中国,[2]在9月抵达天津,其后参与了占领北京与火烧圆明园的行动。10月《北京条约》签订,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并开辟英法美租界。天津英租界首先开辟,时任工兵上尉的戈登是其界限划定和道路规划的主要设计者。
1850年起,太平天国在广西、湖南和湖北等省连战皆捷,并于1853年占领南京。居于上海的欧洲移民自感受到威胁,遂成立洋枪队以防御城池。洋枪队由美国人华尔所指挥,在上海西郊与太平军多次发生零星战斗,情势逐渐不利。英将斯特维利(William Staveley)于其后率军抵达,配合华尔和另一支小型法国军队抵抗太平天国势力,1862年底夺回原本被太平军占领的嘉定、青浦等地。
华尔于慈溪之战中阵亡后,其继任者白齐文因劫掠清军饷银被撤职。江苏巡抚李鸿章要求斯特维利另指派英国军官来指挥洋枪队。斯特维利选择了时任少校的戈登。1863年3月,戈登在松江接任指挥,所部并得号“常胜军”。与华尔不同的是,戈登严禁常胜军士兵劫掠,在军中严刑峻法。戈登重整军队并支援常熟成功,很快得到士兵们的尊敬。
11月,苏州被常胜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合力攻下。1864年5月,太平军在天京(今南京)外围最后一个堡垒常州府失陷,常胜军的声望也达到最高峰。
战争结束后,同治帝授与戈登清代最高武职提督称号;另外,英国也晋升他为中校并封为“巴斯骑士”。
戈登回到了英国,并负责指挥皇家工兵团在葛文森(Gravesend)在泰晤士河附近的防御要塞。1871年10月,戈登代表英国到多瑙河委员会去维持多瑙河河口的加拉茨的船只航行。
1872年戈登被派去克里米亚检阅当地的英军公墓,当他经过伊斯坦布尔时,认识了当时的埃及总理努巴尔(Nubar Pasha),他和戈登商议在土耳其驻埃及总督—伊斯梅尔(Isma'il Pasha)手下工作。1873年,戈登在英国政府的同意下接受了总督的邀请,并在1874年初到达埃及,戈登在那里成为埃及军的上校。
埃及政府从1820年代开始往南扩张,并在英国探险家山缪·贝克(Samuel Baker)的领导下,在1870年2月到达尼罗河上游的喀土穆,1871年6月到达刚多卡洛(Gondokoro)。贝克在当地遭遇了极大的困难,所以总督要求戈登去处理当地事务。在开罗待了一小段时间后,戈登经由萨瓦金(Suakin,苏丹海港)和柏柏尔(Berber,苏丹北部城镇)到了喀土穆,从喀土穆他又继续沿着白尼罗河到了刚多卡洛。
戈登留在刚多卡洛省直到1876年10月。他建立了从索伯特河(Sobat)到乌干达前线的哨站,以及打击奴隶交易活动。[3]然而戈登开始和埃及官员和苏丹发生冲突,这导致戈登回到伦敦并通知总督他不会回到苏丹。总督写信给他,戈登同意回到埃及,但坚持他必须成为全苏丹的总督。在总督同意一些讨论后,戈登成为全苏丹的总督。
成为总督后,戈登开始处理一些更广的问题。其中一个是改善埃及和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今埃塞俄比亚)的关系,主要是对Bogos地区的争议。战争在1875年爆发,埃及军队被击败,于是戈登到Bogos与阿比西尼亚谈判,不过并没有得到回复。不久,Darfur又爆发起义,叛军相当庞大,而戈登认为外交途径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这次戈登只带了一名翻译员到敌营谈判。这个大胆的行动被认为是成功的,一些叛军加入他,另一些则撤回南方。1878年3月戈登被召到开罗,他被指派为委员会主席。埃及总督伊斯梅尔在1879年辞职,并把位子传给他的儿子。
戈登回到南方,到了阿比西尼亚南方的Harrar,他发现当地官僚相当腐败,于是他将当地官员免职。然后他又继续打击Darfur的奴隶交易活动。他的部属Gessi Pasha成功的结束Bahr-el-Ghazal地区的暴动。他又试着与阿比西尼亚签订和约,不过没有成功。他回到开罗并辞去总督的职务,他对于经年累月繁杂的工作感到筋疲力尽。
1880年戈登在布鲁塞尔拜访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并被邀请帮忙负责刚果自由邦的事务。4月,好望角殖民政府提供他一个地方军队的指挥职务。5月,即将到印度担任总督的Ripon侯爵要求戈登当他的私人秘书。戈登同意了最后的这个请求,但在他到了印度不久便辞职了。辞职后,他在7月再度来到中国北京,和这时已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会面,李告诉他中国和俄国因为伊犁事件有战争的危机,于是戈登便用他的影响力来确保和平。戈登回到英国,但在1881年4月又离开到了毛里求斯指挥当地的皇家工兵。他留在毛里求斯直到1882年3月,当他晋升为少将时。他被派到好望角去增援巴索托兰(Basutoland,今莱索托)。数月后,他回到英国。不久后,戈登又前往巴勒斯坦,一个他一直渴望拜访的地方,并在那里待了一年。比利时国王再次邀请他管理刚果自由邦的事务,他接受了并且回到伦敦准备。但在他到达英国不久,英国政府要求他立刻去苏丹,那里的情况在他离开后变得相当糟糕,一个由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所领导的救主军(mahdi)的起义爆发。
苏丹的埃及军队无法抵挡这场暴动,而埃及政府则正忙于阵压另一场暴动。1882年9月后,苏丹处于一个濒临毁灭的位置。1883年12月,英国政府命令埃及放弃苏丹,但撤离行动是困难的,数千名埃及士兵、平民和他们的家眷仍然困在苏丹。英国政府于是要求戈登前往喀土穆处理并撤离人员。
1884年1月,戈登到达开罗;在开罗,他再度被委派为总督,并踏上了前往喀土穆的不归路。2月18日,他抵达了喀土穆。戈登开始着手遣返妇孺和伤者回到埃及,约2500人在救主军封锁道路前被撤离。戈登希望有影响力的地方领导人Zobeir能接管苏丹,不过英国政府以他曾经是奴隶贩卖商的身份拒绝。
叛军在喀土穆和苏丹东部附近不断进攻,而萨瓦金的埃及军队则不断的被击败。一支由葛雷汉(Gerald Graham)将军的英国部队曾被遣到萨瓦金,并迫使叛军撤离当地。戈登曾强烈主张从萨瓦金到柏柏尔的道路应重新开放,不过这要求被伦敦政府所回绝。4月,葛雷汉将军和他的军队撤离。5月,柏柏尔的守军投降,喀土穆被完全隔离。
1884年3月18日,喀土穆的攻城战开始。虽然英国政府决定放弃苏丹,但民间仍有许多人呼吁派兵拯救戈登。直到8月英国政府才决定拯救戈登,但直到11月英国救援队才准备开始行动。 12月底,部队到达了Korti。1885年1月20日,他们到达Metemma,在那里他们发现了戈登四个月前派来的炮艇,准备用来把他们运往尼罗河上游。24日,两艘汽船出发前往喀土穆,但当他们在28日抵达时,发现喀土穆已经沦陷,而戈登已战死两天了。戈登遭敌人斩首,[4]并且枭首示众。
戈登的死让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被逼下台,并导致自由党政府垮台,开始保守党的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增加英国吞并苏丹的决心;1898年,英军击败救主军,苏丹从此成为英国/埃及共治的殖民地,直到1956年独立。
1890年,天津英租界的工部局大楼落成,为了纪念戈登在开辟和规划该租界方面的贡献,这座大楼命名为戈登堂。在落成典礼上,戈登的巨幅照片,挂在会场的中央。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盛赞戈登的军事指挥才能后,宣布大楼正式开放。1897年天津英租界第一次扩充后,将新筑的一条马路命名为戈登道(今湖北路)。
在戈登曾经活动过的上海,1900年,上海公共租界也将西区新筑的一条重要道路命名为戈登路(Gordon Road,今江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