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个来源 前面我们讲了毛泽东诗词的高蹈和精妙，讲了以诗词为表征的毛泽东文化底蕴的深邃和博大，那么其文脉何来？下面，我尝试着从五个方面对此再作一探源。
第一，源自毛泽东的天赋个性。
前面我们在第三部分讲毛艺术风格的第一个特点“豪放大气”时，举了毛16岁的《咏蛙》诗为例，说明了他的霸气。这是与生俱来的，现在又有资料披露了毛更早的诗作，他13岁写的《井赞》: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长不长。”（57）
表明他渴望挑战艰险，搏击风浪的人生信条，他的远大志向从小就异乎常人，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这些诗作今天其实都不可考，是否真正出自毛的手笔，大有疑问。但这并不重要，人们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因为这些诗作和出自青年毛泽东手笔的《沁园春·长沙》和《湘江评论·发刊词》等诗文中的磅礴大气如出一辙、一脉相承。这就是天赋个性。关于这个问题，前面已多有论述，这里点到为止，而且，毛泽东的性格极富挑战性和斗争性，愈挫愈奋，压迫愈深、反抗愈烈，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斗争和创作生涯中。这就要说到下一个问题。
第二、源自毛泽东的斗争实践。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就是毛自己的创作体会，他的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相互发明、相互应证。首先是毛壮丽奇伟的一生，给他的创作提供了绚烂奇谲的源泉，这一点，我在前面多有阐述，此处从略。其次，纵观毛60年的创作生涯，我发现了一个现象，从量和质两方面来看，都大致可以说，他的创作，中青年时期胜于老年时期，建国前胜于建国后，战争年代胜于和平年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来作一个简单分析。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高峰在两首沁园春之间，即1923年到1936年约13年期间。而这十几年，是毛个人和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可以说，内忧外患，凶险莫测，九死一生，前途未卜，创作的条件和环境更加无从谈起。但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在此中表现出来，巨大的压力带来巨大的反弹，毛的诗情空前迸发，前后写下了《贺新郎·别友》、《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反第二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采桑子·重阳》、《清平乐·会昌》等经典之作。尤其是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写出了《十六字令·山》、《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等华彩篇章。相反，在延安十几年相对平和安定的环境中，毛反而诗情淡然，诗作甚少，除一首《沁园春·雪》之外，乏善可陈。
这种现象，毛泽东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1949年12月中旬，在迎接毛泽东访苏的专列上，苏联汉学家、翻译费德林当面向毛表达他对毛在长征途中所写诗词的赞叹时，毛说：“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样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了。”（58）其实，如前所述，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使然。同时，也符合艺术创作规律“文章憎命达”，“写忧而造诣”嘛。
第三，源自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
我说的屈原代表的就是两千多年前的楚文化，所谓“吴头楚尾”，其风格就是比较瑰丽，浪漫，奇异，神秘，举一个时髦的音乐人的例子，那就是谭盾。现在谭盾是在西方最有影响的华人作曲家，大家可能听过他的电影音乐《卧虎藏龙》，交响乐《水》、《地图》，你可能记不住它的旋律，但那种神秘诡异可能让你挥之不去。但这也恰恰是打动和征服西方听众的要害所在。有一次，我在我们学院音乐系给研究生讲课，问到他们谭盾的音乐素材来自哪里，他们都摇头，我告诉他们，就是来自湖南湘西，来自湘西乡间古老的祭祀音乐，说穿了，就是两千多年前“吴头楚尾”文化的流风遗韵。青年谭盾曾插队湘西农村劳动，那种音乐浸透了他的灵魂，成为了他在异国他乡的音乐灵感和创作源泉。在今天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要反其道而行之，我赞成鲁迅的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还要再加一句，“越是古老的，越是现代的”，谭盾现在不就成了西方人所追捧的先锋作曲家吗？其实他不过是用西方的乐器和现代作曲技巧演绎和诠释了中国湘西最古老的音乐遗存。
当然，楚文化的代表首推屈原。在《离骚》、《九歌》、《九章》中所包含的想象浪漫的气质，文字华美的修辞，忧国忧民的情怀都为毛泽东所心仪和推崇，使屈原成为毛终身挚爱不渝的作家。他们二人之间的精神连接和承传，大家可以在毛泽东诗词中细细品味，如毛泽东在坐地巡天的艺术遨游，帝子乘风嫦娥起舞的瑰丽想象，倚天拔剑裁取昆仑的雄伟气魄，都颇得《离骚》、《九歌》之神韵。我这里再提供几个毛喜欢屈原的例子，供大家参考。
（1）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就特别喜欢屈原作品，如他在长沙第一师范学习笔记《讲堂录》，共计47页，前11页就是手抄的《离骚》、《九歌》全文，还写有《离骚》的内容提要。到了建国以后，更是经常读《楚辞》，1957年专门搜集了《楚辞》的各种版本多达50 多种。不仅仅是读了，而是喜欢到把它当作一种藏品了。
（2）1958年1月13日的凌晨，毛给江青写了个便条，“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悟，心中喜悦。”时年，他已经65岁了，这天晚上睡觉前又重读了一遍《离骚》，而且读完又有所意会，有新的收获。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毛泽东读《离骚》读几十年，读成百上千遍，叫做温故而知新，有了一点新的领悟，还特别高兴地与江青分享，可见其愉悦之情。（59）
（3）1961年秋，毛专门为屈原赋七绝一首：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60）
大家可以查一查，毛的诗词里专门写历史人物的一共就几首。写过鲁迅两首七绝；写过贾谊一首七律、一首七绝，这是长沙人；写过刘贲的一首七绝；还有半首《浪淘沙·北戴河》是写给曹操的。然后就是这一首写屈原的。至于他写给自己人，如丁玲、彭德怀、郭沫若、罗荣桓等就不在此列了。
（4）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临别时，毛泽东突然把正在阅读的、有很多批注的《楚辞集注》一共六册收拢起来，送给田中。这是在外交部礼宾司安排之外的一件事情，田中为之惊喜不已，因为这是毛自己的读本，并有很多亲笔批注，弥足珍贵，从书桌上摊开的《楚辞集注》说明毛有事没事就在阅读。
综上可见，毛读屈原近80年，屈原确实是毛泽东喜爱最早、热爱最持久，用心最多的一个中国古代诗人。如果用我的一种读书方法来衡量，你真正喜欢一个作家，就会象情人一样伴随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屈原就是毛泽东的精神情人。
当然，在上古作家里，毛泽东还喜欢一个人，就是庄子。毛泽东书读庄子，多能背诵，诗词创作深受其影响。仅以1986年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为例，其中收毛诗词50首，引用典故词语出于庄子的就有7首，共11处。特别是《逍遥游》所创造的鲲鹏形象，被毛诗词5次引用，成了毛诗中鲜明的主题性艺术形象。（61）但是庄子和韩愈一样，作为大文章家，他对毛泽东的影响主要是文风。
第四，源自“三李苏辛”为代表的优秀古典诗人。
“三李苏辛” 即李白、李贺、李商隐，苏东坡、辛弃疾，他们的诗篇词章，无疑是中国诗歌长河中最璀璨瑰丽的浪花，也为毛泽东所钟爱。1957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讲话，少有的对杜甫、白居易和“三李”作出了比较，说“不愿看杜甫、白居易那种哭哭啼啼的作品，光是现实主义一面不好，李白、李贺、李商隐，要搞点幻想，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62）由此可见，“三李苏辛”共有的特质，如幻想、浪漫、飘逸、华彩、豪放，都是吸引毛的所在，有人甚至据此认为毛有抄袭他们之嫌。我不否认，在毛的诗词中有一些直接从他们的诗词中搬出来的原句，如：“雄鸡一唱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贾生才调世无伦”这都是原句或某个字颠倒一下，但如人们所说，“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毛泽东就抄得恰到好处，显示了他的渊源和师承，至多流露了他的个人偏好而已，这跟抄袭有什么关系？毛泽东喜欢他们是真的，现存中央档案馆里的毛泽东手书的古代诗作中，最多的是李商隐的诗，多达40多首。还有一个是苏东坡，古代诗评家评价苏是“开阔心胸，推倒豪杰”的一代词宗，毛对其人其文也极为心仪，我认为毛泽东的名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就是化自苏东坡的名句“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至于辛弃疾的文韬武略，气吞万里如虎的雄壮词风，就更是和毛泽东心有灵犀 。
前面，我们列举了大量实例证明毛泽东读书无数、广采博收，这里的例子又说明他情有所钟、精选细读，这是一种眼界，更是一种方法，所谓：“取乎法上，得乎其中，取乎法中，得乎其下”。毛泽东是取其上上，自然是得其上品。
第五、源自湖湘文化。
这是我要着重展开来说一说的。大家注意，这个湖湘文化和2000多年前的比较浪漫奇异的楚文化不大一样，这是300年以来一种经世致用的、大气霸蛮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湘人学子或者仕人集团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文化精神。岳麓书院大门外的名联说得好：“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但我一直想为其改个下联：“无湘不勇，”湘楚人物，文武兼备啊。
先来看看湘楚人物。从两千年前的屈原，贾谊，到1000年前的宋明道学的开山周敦颐，再到300多年前的王船山，逐渐形成了一个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王船山思想体系的形成，影响了湖湘几代人。第一代是两江总督陶澍以及贺昌龄、贺熙龄、魏源等人；第二代，就是将近两百年前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所谓的晚清中兴名臣；第三代就是以一百多年前“去留肝胆两昆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变法人士；第四代就是一百年前的黄兴，孙中山的总司令、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还有国民党的元老宋教仁，《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还有以护法运动名震天下的云南督军蔡锷等等，都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第五代就到了将近一百年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大家数数看，光担任过中共领袖和国家元首的湖南人就有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朱镕基，担任政治局常委的有任弼时、李富春、陶铸，十大元帅有其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十个大将有其六：粟裕、黄克诚、陈赓、谭震、肖劲光、徐光达，1955年授的57个上将里有19个上将，140多个中将里面有40多个中将。前面我们说的是共产党，其实国民党也值得一说。就说八年抗战吧，国民党的正面战场里从忻口会战开始，历经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等，一共打了22次大型会战，其中有6次是在湖南打的，占了四分之一强。而且光是长沙会战就打了四次，四进四出，薛岳指挥的长沙会战打得非常精彩。淞沪会战的中日伤亡比是四比一，而到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时，伤亡比打到一比一。八年抗战，在湖南境内歼灭日寇多达20余万。仅1945年4月，在中国大陆对日最后一战就是在湖南湘西芷江打的，歼灭日寇80000多人。如果抗战战果以省区来划分的话，湖南无疑是第一。综上，说湖南人深刻地影响和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是毫不为过的。
其实湖南人这种雄视天下的精神，在上世纪初，就为国人所高度赞扬。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曾撰文指出，“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以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 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2000云南兵，和10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最后，陈独秀大声疾呼：“欢迎湖南人的精神”！（63）
陈独秀说到的杨度，是一代旷世逸才，他模仿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歌》写了《少年湖南歌》，其中最著名的两句就是“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道尽了湖南人的霸气和豪气！这也就是毛泽东的霸气和豪气。
据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的研究，总结出湖湘文化有五大特征，虽然有待推敲，但我认为富于原创和发现，我愿意在此结合我的体会介绍给大家共享。（64）
第一点是“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
一方面是哲学思维，从屈原开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北宋周敦颐首创太极图说，到王船山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哲学思想体系，一直到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历代的湖南知识分子都力图探寻把握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规律。就是所谓大本大原的问题。不是解决小问题，做什么比怎么做更重要。另一面就是瑰丽浪漫，神奇精妙的云景文章，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毛泽东所重视的文采问题，从屈原到毛泽东，如出一辙，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第二点是“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
讲究实事求是。东汉汉献王最早提出的“实事求是”，后来在20世纪初被当时岳麓书院类似院长这样的人物把它写在岳麓书院一进门的影壁上。又过了20多年被毛泽东写在延安的中央党校，成为中央党校的校训直至今日。实际上从南宋的胡宏、张轼开始，湖南人就十分重视经济之学，主张从国计民生中探求富国强兵之路。毛泽东就更加把它化成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就是严于自守，苦行清修。像青年毛泽东搞雨浴，风浴，游泳等等，这都是锻炼体魄，更主要是锻炼意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谓“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这些人也都是起于底层，出身寒微，但自律甚严。曾国藩为尤。
我们来说一段小插曲。当时剿灭洪杨之后，曾氏和湘军几乎一统天下。曾国藩时任兵部尚书兼直隶总督，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兼北京军区司令，他的弟弟曾国荃相当于南京军区司令。其他各处大体可以说无湘不成军，无湘人不成衙门。光曾国藩老家湘乡县，因军功授二品的就不下2000人。全国的武装部长，军分区司令、省军区司令基本上都是湘人。全国的武装力量尽在曾氏掌握之中。所以说当时有一种动议，主张曾国藩反清复明，汉人嘛。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王闿运。王闿运是何许人？一代狂人、无双国士也。他在岳麓书院也题有一幅名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湖南人这种大气，真是气死外省人，但你还真没法不服气。从王闿运的“湘水余波”到毛泽东的“湘江北去”，其中不是都澎湃着湖南人的铁血豪气吗？
王闿运就是专门研究帝王学的，他是曾国藩的幕僚，牵头鼓动曾国藩反清，但曾国藩始终没有反，为什么呢，这也算是一个历史之谜，见仁见智，人言言殊。我没有专门研究，不敢妄言，但我认为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可以为其略作解释，即：“人不概之，天概之，天不概之，自概之。”这个“概”字就是大概的概，在古代就是量具，其实就是个木板。古代用缸，用桶，用盆来盛米，稻谷，堆得高一点，然后用这个木板来刮平，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这个叫作概。别人不来管你，自然有上天管你。中国人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如果天再管不了你，那就自己管住自己，这就是自律。让我来引申一下曾国藩的意思就是说，要见好就收，要激流勇退。我觉得这是曾国藩的一种处世哲学。当然也包括他对清朝的感恩，他曾经一年连升4级，36岁就当到了礼部侍郎，正二品。所以说，咸丰、慈禧对他是龙恩浩荡，知恩图报，正是儒教文化的道德传统。上个世纪20年代，毛泽东组织青年学会诸友赴法赴日时，曾遇经济拮据之困，幸得章士钊伸出援手，资助两万大洋才得以成行，毛当时在《送纵宇一郎东行》中欣慰地写道：“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说的就是这件事。时隔近半个世纪，毛泽东对此还念兹在兹，感激不尽，从1963年开始，让他的秘书林克在每年大年初二给章士钊送2000元钱，一直到他去世。毛对章的女儿章含之说，这就是还他那笔债。钱少情意重，其实毛对章家几代人都特别关照。这种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第三点是“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从胡宏提出的日新不息的辩证发展观到王船山的“造化日新而又不用其故”的日新哲学与人类进化史观，这种精神一直盛行于湖南。所以青年毛泽东提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追求新事物，敢为天下先，这也是湖南人的一个特点。曾经有人拿秦始皇来影射毛泽东，“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是做了这种事情，可能要断子绝孙啊。结果毛泽东反问：“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谁无后乎？我无后乎？！”毛泽东就是不信神鬼，敢为天下先。
第四点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
湖南的知识分子参政，不是个别人，少数人，而是一个群体。例如前面我列举的从陶澍到毛泽东，这前后200年左右，五代人，薪尽火传。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个特点，这些人主要是文人，平时都是道德文章交往，切磋学问。张轼、胡宏都在岳麓书院讲学。曾国藩、罗泽南这帮人都曾在岳麓书院读书，都是同学。当然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习时，也常去岳麓书院旁听。平时他们以学问陶铸人心，转移风气，一旦到了时代更迭，国家动荡之际，这个文化群体就转化为左右国家政局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他们是典型的上马击狂虏，下马草军书的儒将，诗联唱和，每有绝响。
我举几个名联。一个是两江总督任上的陶澍，回乡省亲，下榻宾馆，青年学子左宗棠抓住机遇在其下榻的宾馆写了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洲子弟，翘首公归。”立刻博得了陶澍的欢心，因为上联巧妙地嵌入了陶澍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春殿语从容”指的是咸丰皇帝在金銮殿和书房里问对，即接见陶澍；下联又强烈地表达了三湘学子对当时作为湖湘仕人领袖陶澍的仰望和倚重之情。陶澍深为感动，就打听这个联是谁写的，别人告知是左宗棠。左宗棠也是一介狂生，字今亮，等于说自己是今天的诸葛亮。但他应试能力不行，三次科考都铩羽而归，所以后来一怒之下就不考了，他的最高功名就是举人，但他才华出众，能力超群，一个对联就把陶澍搞定。陶澍把左请来，彻夜长谈，尽管他们年龄差了一代，地位悬殊，陶澍是封疆大吏，左宗棠仅是个举人，竟然结成了儿女亲家，一时传为佳话。陶澍是最早推荐左宗棠的，体现了湖湘仕人互相提携的抱团精神，这是一例。
此后，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炳章手下当幕僚，其实是“大秘”，相当于省军区的秘书处长。当时清朝有个制度，地方衙门给朝廷送重要文件，要发炮三响。表示政务透明公开，告诉大家我们湖南给朝廷发了什么重要文件。骆炳章是巡抚，是书记兼司令，应该是送发他签署文书就发炮，结果弄到后来，他签署的不发炮了，左宗棠签署的倒发炮，这就僭越了，再加上湖南总兵樊燮在公堂上被左宗棠踢了屁股，大怒之下辞官告状，说左宗棠一介布衣当众殴打四品大员，这是侮辱朝廷，罪该当斩。一时引起朝野哗然，咸丰震怒，着即派出官文为钦差大臣，南下查办。当此之际，御史中臣潘荫祖紧急上了一道奏折，写出了两句名言：“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加上湖北巡抚胡林翼等的运作，这才保护了左宗棠，并使其一夜之间名动天下。但左宗棠也并没有因此顺利发达。到了他44岁时，林则徐从新疆特赦回福建，路过长沙，点名要见左宗棠。那年左宗棠虽然名气很大但还没有授到实职。林则徐送了他一幅名联，予以鼓励：“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又把自己在新疆勘探画在羊皮上的军事地图送给左宗棠，对他寄予厚望。事实上，又过了20多年以后，左宗棠就是拿着林则徐送他的羊皮地图到新疆平叛，打的是沙俄的阿古柏，平定了准噶尔叛乱。这是第二例。
真正对左宗棠仕途起了最重要作用的，还是曾国藩。清代有个密荐制度，就是地方大员有权力直接写密奏向皇帝推荐人才，这个比吏部的考察更重要。曾国藩一生中密荐过两个人，一个是左宗棠，一个是李鸿章。他给这两人写的评语大体相同，都是12个字：“取势宏远，用事精微，堪当一面”。这两个人都成了曾后时代晚清的股肱大臣。李鸿章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左宗棠是陕甘总督，在陕甘总督任上收复了新疆失地，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功绩卓著的民族英雄。虽然李鸿章不是湖南人，但李鸿章的父亲和曾国藩是同年进士，因为很佩服曾国藩，就把青年李鸿章托付给曾国藩，所以李鸿章是正经的曾国藩的入室弟子。后来李家势力坐大，淮军超过湘军。有一个小故事很说明问题，就是“总督换防老太太不换房”。说的是李鸿章在两江总督任上调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老母亲和他一起住在两江总督衙门内，但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他的哥哥李瀚章调来接任两江总督，所以老太太就不用搬家了。
我们接着说第三例，有关“曾、左失和”的一副名联吧。就在人们怂恿曾国藩反清之际，风声传到朝廷慈禧太后耳朵里，引起怀疑，为了避嫌，曾、左别出心裁，演了一出好戏。当年曾国藩和他的幕僚有一个早餐会，就是在早餐上研究部署一天的工作。那天早上，议完要事后闲下来了，曾国藩就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悠闲地写着上联“季子自视甚高，与我议论常相左。”把左宗棠的名字“左季高”嵌入其中，无意间流露了他对左的不满与不屑。当时就有左宗棠的卧底快马这个上联报给左宗棠，左宗棠一听，佯作大怒，立马对了个下联：“藩臣以身许国，问伊经济又何曾。”就是说，你以为你是个人物，但是关于军国大事，我左宗棠什么时候问过你曾国藩？不仅把曾的名字嵌入其中，而且强烈地表达了对曾国藩的大不敬。两个人闹意气，闹出了这么一对名联。又被慈禧的卧底报给朝廷，解了慈禧的后顾之忧。这是曾、左用的小权谋，也是他们的大智慧。最为难得的是表达得风流儒雅。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后人有诗赞曰“大将西征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迎得春风度玉关。” 湘军将帅里面，风流雅士很多，显示出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此前的中国古代将领不大一样。这些对毛泽东都深有影响，所以后来毛在中共的上层也经常这么干，但他没有对手，英雄寂寞，只能自己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要唱和只能和郭沫若、柳亚子等人搞一搞，其他人不懂啊，弄个联他也对不出来啊。
第五点是“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
前面讲到，集大成者王船山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治国治军的方略，其思想体系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300年以来的湖南人，对湖湘文化，对湘军，对曾国藩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1861 年曾国藩和他弟弟曾国荃捐资了4200两白银，最早刊行了《船山遗书》，就是帮他出了文集。曾国藩把这套书带在身边，包括在剿灭洪杨的过程中，戎马倥偬，经常是挑灯夜读。王船山的很多思想通过曾国藩的传承，后来被毛泽东所发扬。王、曾都是从统治阶级角度来研究当时农民起义，就是所谓他们的敌人的作战规律。比如说人民战争如火之燎原，就是王船山最早提出来的，毛泽东换了个说法，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还有一句王船山的原话：“兵民是胜利之本”，后来也成了毛泽东的名言。王、曾总结农民军的战争特点是“胜亦走，败亦走，无所不走。”即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包括打得赢也走，捞了一把就跑。表现为机动灵活，让你抓不住。这个后来被毛泽东发展为游击战，运动战。曾国藩的原话是“我进则敌退，我退则敌又进。多打几个圈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被毛泽东改造成“敌驻我扰，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十六字诀。再比如曾国藩说的“全军以破敌为上，不以占城池土地为意。”“隔而不围，围而不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后来都被毛泽东整合为他的战争名言和战略思想。（65）
其实更加著名的《三大纪律八大注意歌》，也是改自曾国藩的湘军《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夫人，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万不可欺负她，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66）
尤其是后面四句，完全可以被视为毛泽东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