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这个插曲的意思是，林彪叛逃对晚年毛的身体带来了致命一击，等于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毛心里也清楚，但就是不愿意服输认错。事实已证明他对接班人的判断是一错再错。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提到，1961年9月23日，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第一次谈到他的接班人问题。当时蒙哥马利问他说：“你的继承人是谁？”毛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答：“刘少奇之后的事我管不了。”（25） 这说明当时毛对刘非常信任，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等于发布了刘将接班的信息。此后，在修改九评苏共来信的第九评中，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句中的毛泽东之后亲自加上了：“和刘少奇同志”，这句就修改为：“以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了刘一个平起平坐的待遇。1964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第一次出现了毛刘两幅标准像并列的版式。此后，毛的心态逐渐发生微妙变化，恕不赘言。 还有邓小平的“三起三落”，也折射出了毛泽东晚年的矛盾心态，他原计划“文化大革命”斗一年、批一年、改一年三年结束，结果引发天下大乱，迟迟不能收场。等到1975年，周恩来查出膀胱癌之后，他内心已经认定这个烂摊子只有邓小平出来才能收拾得了。但他又担心邓小平对“文革”秋后算账，好在邓小平比毛有灵活性，此前已上书毛表示“永不翻案”，正中毛的下怀，博得毛的信任。从而导致邓的复出，取周恩来而代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三项整顿为纲之后，毛又生疑虑，1976年初，明确地指示邓主持政治局开个会，给“文化大革命”做结论，定调为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实际是给邓最后一个表现机会，看邓到底站在哪一边。毛最关心的就是他的身后——百年之后。这个事情长话短说，背景就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否定了斯大林。万国景仰的国际共运领袖、万民欢呼的二战救星，一夜之间就被翻了个个，这件事对毛泽东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使他开始过多地考虑“百年之后”。直接后果是庐山会议，间接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有的学者把文革完全归罪于毛泽东好斗的个人性格，认为不斗争不足以显示其个人权威和价值，只有天下大乱，才需要中流砥柱，“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26）这种看法，显然片面化和简单化了。但无论何种届时，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文革从一开始，就在中央高层受到了多数人的质疑。当然，邓小平更不肯接受毛关于三七开的评价，他只能婉言拒绝。他的灵活性是有底线的，让他给“文革”作三七开的结论，他坚决不干。他说，我6年赋闲，下放江西，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个事情由我来做不合适。由此导致邓的再次被打倒。但恰恰是邓小平，在毛去世之后，最先对毛作出了“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客观评价。邓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27）邓的意思是，正像功劳归于集体领导一样，错误也人人有份，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而已。
下面就该说第三件大事“立言”了。当然，说到立言，首先是《毛泽东选集》，先是四卷，最后是五卷。毛泽东的文章，40年代就在解放区产生了广泛影响，不同的解放区有不同的版本，到1949年底，党中央决定正式出版统一的《毛泽东选集》，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任的《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人参加的编辑小组，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到1952年才完成前三卷，到1960年9月完成第四卷，前后迁延10年时间。前三卷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仅《矛盾论》一文，在便条上写意见，就和编辑小组商榷了十几个回合，最终还是将“逻辑问题”一节删掉，显示了毛的认真和严谨。但是到了第四卷，毛仅仅是主持审定，他曾带着康生、田家英、胡乔木等大秀才们，在广州郊区的一个宾馆住了两个月修改定稿，期间，毛还说过这么一段话：“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这个委员长。”从中也可以看出，很多文章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但无论如何，《毛泽东选集》的多数文章正如《毛泽东传》所评价的：“内容重要、思想深邃、文字上乘、艺术性高，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还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幽默、讽刺，刚柔相济，情文并茂，充分表现了毛特有的文风。”（28）
问题是，总体看来，我觉得《毛泽东选集》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实践的理论升华和科学总结，大部分是通过毛泽东的笔写出来的，还有一部分就包括了他的那些“大秘”，比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大笔杆子们的心血和才华，他们曾参与了很多重要文章的讨论、起草、修改和润色。他们在延安时期被毛所看中，也就是因为文章写得好，比如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胡乔木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而田家英干脆以模仿毛的文风而著称，据说，《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即出自田家英的手笔。可能正是针对这样一些议论，毛当年就有过解释说：这些文章都是我自己写的，除非少数情况，比如我生病了。那篇《当前时局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病了时，我口述江青同志记录的，然后送给任弼时和周恩来看，最后再交由我改定的。
但是我也可以举出一个反证，即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为什么说这篇文章呢？因为这篇文章是当年为了纪念建党三十周年，为刘少奇写的讲话稿，分工让胡乔木起草，结果这个文章送给毛审查的时候，毛批了一句话：建议以胡乔木个人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胡看到以后不敢从命啊！说这个不行，这是给刘主席写的讲话稿啊！毛说你听我的，刘那里我去说，另外写一篇就是了。然后，这篇文章就以胡乔木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也因为这篇文章——因为谈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只有党的主要领导人才有资格去谈的——这就大大提高了胡乔木在党内的地位。今天该文也收进了《胡乔木文选》中。如果当时是刘少奇去讲的话，那么自然就收在《刘少奇文集》里边了。
还有一篇文章也说明问题，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五十年代毛泽东的重要著作。这篇文章是胡乔木根据毛泽东四次讲话整理出来，然后发给驻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市书记，在100多个人里边征求意见，以胡乔木为首的小组改了11稿，毛泽东改了两稿，前后一共改了13稿。1957年6月19日发表在《人民日报》。（29）
所以我要说，《毛泽东选集》更多体现的是集体智慧。不仅有陈伯达等“大秘”们直接参与部分文稿的起草与修改，还有刘少奇领衔的《毛选》编辑委员会的审定与把关，还有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和三元帅五大将组成的《毛选》第四卷注释审定小组，对军事条目注释的审定与把关。怎么能说不是集体智慧呢？那么什么不是集体智慧呢？毛泽东诗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只有诗词才是真正个人化的、心灵化的、性情化的、情感化的。只有诗词不需要讨论，也没有秘书能代得了笔。尽管有人传《沁园春·雪》是胡乔木写的，这是扯淡，胡乔木没有这个才华，没有这个手笔，更没有这个气魄。他写诗词还是跟毛泽东学的呢，充其量也不过是毛泽东一个及格的学生罢了。而且，以我书写我诗历来是中国文人一个很高的境界，朋友唱和，诗人兴会，余音绕梁，翰墨流芳。苏东坡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代表，诗、词、文、书、画样样一流，在当时人们就把他的诗书真迹看作无上逸品，甚至在他下放黄州时期，当时的太后、皇后经常派人去索取他最新的诗文作品，今天流传下来的前后《赤壁赋》的帖就是这样的奉命之作。和绝大多数中国文人一样，毛泽东也不例外，愿意把自己的诗词手书赠人，如《沁园春·雪》《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都是毛泽东诗书合壁的精品。
那么随之而来就有一个问题，诗词如此重要，毛的生前为什么没有钦定出一个更加全面的版本？大家知道文革前的周振甫注释的版本只有37首，而这37首结集出版业是颇为兴师动众的。虽然这些诗词都是陆续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国家大刊发表过的，但结集出版前，毛还是亲自授意开了一个征求意见的高规格座谈会。毛用铅笔写了两张条子，一张写着：“我写的这些东西请大家议一议”；一张写着出席座谈会人员的名单，即有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袁水拍、臧克家等中央领导和著名诗人共20余人。臧克家写了23条书面意见，托田家英转呈毛泽东，后被采纳13条。（30）毛死后胡乔木主编的是67首。我现在已经搜集到了90多首，我要编的书就叫《毛泽东诗词全编的一种解读》。毛生前为什么只出了37首？在我看来是两个原因，一是过于重视，因为过于重视而导致推敲不定，犹豫再三而终无定论。毛泽东一生杀伐征战，决断无数，但是修改起自己的诗词来却谨小慎微、患得患失。这个情况恐怕大家有所不知，我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大家都熟知这个“层林尽染”，但是你去看毛的手迹，那里边是“层峦尽染”。到底是“层峦尽染”好还是“层林尽染”好呢？这说不清，诗无达诂啊！我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子来，《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有“天若有情天亦老”，还有一个版本是“天未有情天亦老”，从字面上看，意思正好相反，但各臻其美，难分伯仲；如《虞美人·枕上》，常见的版本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泪眼也无由。”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版本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泪眼也无由。”还有一个例子更典型，1923年写给杨开慧的《贺新郎·别友》，到了1973年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把他的诗词拿出来作系统修改，其中改得最厉害的就是《贺新郎·别友》，改得面目全非，等于重写了一遍。就这个例子我又敢说一句话，古今中外还没有哪一个诗人作家像毛泽东如此严谨地对待自己的创作。什么叫精益求精啊？一首词不就百十个字嘛。改了50年啊。一方面我认可郭沫若的说法，“诗词余事”，另一方面，大量的事例又告诉我们，并非余事，你去中南海菊香书屋看毛书案旁的书架，正中摆的就是《鲁迅全集》，诗词工具书以及他的诗词手稿。这就自然让我们想到他常常修改他的诗词。
第二个原因就只能归罪于文化大革命了。天下大乱，十年不已，血雨腥风，风声鹤唳，诗词本为雅事，此等环境和心境，还如何改得了诗词？据保管毛泽东诗词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生前对他的手稿念兹在兹，1973年，80高龄的毛泽东拿出他的诗词企图作最后一次的修改整理，除了对《贺新郎·别友》改进甚多，对其它大部分诗作已经是无能为力了。没有亲眼看到自己完整的诗词版本行世，可以说是毛泽东的终身大憾，死不瞑目啊！
总体看来，一个书法，一个诗词，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正宗和精髓之一，毛泽东玩的就是这两样，而且都玩到了极致。当然，就大文化而言，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多方面的承传，这个我们在后面还将逐步谈到，此处从略。
现在，我们可以在“两个代表”的问题上下结论了：第一，由于毛泽东代表中国农民，从而拥有了广度，赢得了历史；第二，由于毛泽东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拥有了深度，他将赢得未来。李敖曾在多种场合引用了现代著名学者蒋廷黻的一个问题：汉武帝和司马迁谁对中国历史贡献更大？影响更远？李、蒋都选择了司马迁。这就是我所谓的立言的威力，于此，我甚至还想到，再过500年，长征会不会因为是毛泽东《七律、长征》的一个注脚而方为后人所知呢？
三、三个特点
现在我们来简要谈谈毛泽东诗词艺术风格的三个特点。
第一，豪放大气。也可以说，充满了革命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但也还可以有个解释，叫做“霸蛮”，霸王的霸，蛮横的蛮。这是湖南人的方言，毛就是特别“霸蛮”。我们可以做点量化分析，比如毛泽东诗词中好用大的字眼，名词如天啊山啊海啊，量词如亿啊万啊千啊之类的，平均每一首里不止一个“万”字。“看万山红遍”、“万里雪飘”、“一万年太久”、“万类霜天竞自由”、“粪土当年万户侯”、“寥廓江天万里霜”、“敌军围困万千重”、“飞起玉龙三百万”、“万水千山只等闲”、“万户萧疏鬼唱歌”、“百万雄师过大江”……比较集中的如《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看看这气势，用了3个“天”、3个“万”、2个“千”，还不包括“冲霄汉”、“红旗乱”、“风烟滚滚”这样的大词，真是声色雄壮，文气浩荡，一泻千里、势若长江大河！
现在盛传的毛泽东16岁时写的《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哪里是青蛙，简直就是一只老虎嘛。
到了32岁，写了《沁园春·长沙》，“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虽是一介布衣，但有问鼎天下之气势。
而且，他的这种胸襟和气魄是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和扩大的，比如说《元旦·如梦令》：“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只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这是1929年冬，“古田会议”刚刚结束，国民党便集中闽、粤、赣三省16个团的兵力来围剿红四军，为安全计，朱、毛分兵转移，毛所率部队多不过数千，而且弹尽粮绝，他们衣衫褴褛，生死未卜，但毛这时把生死置之度外，完全变成一个诗人了，以审美的眼光去看半山腰里的红军队伍逶迤而来，只觉红旗招展，风光如画。这哪里是出生入死，杀开血路，完全是官方旅游嘛。这是何等气魄，何等境界！
还有一首《菩萨蛮·大柏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就我的目力所及，自古至今，写彩虹的诗，就没有能超过毛泽东这两句的，接下来的两句，也写得非常生动和形象，“雨后复斜阳”，傍晚的时候，雨住天晴了，或者说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大块大块的云彩迎头飞过，当彩云遮日的时候，山就显得更加翠绿，更加青苍，正是“关山阵阵苍”啊。有过农村或山地生活的人，一定会觉得这个场景很亲切，很生动。尤为精彩的是后面，“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大家请注意，当年那密集的子弹打的就是你毛泽东，没被打死已是万幸，但是毛居然还能带着欣赏的心情来赞叹这弹洞班驳的墙壁点缀了山村的美丽，“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这和“战地黄花分外香”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不是常人的心境。
再举一首《清平乐·会昌》，1934年秋，毛泽东久已被剥夺了一切实职，可以说是政治生涯的低谷，甚至还有生命之虞，——差一点被当时的决策者扔在苏区喂狗，一般人都会心情沉郁，满腹牢骚，然而毛泽东却豪迈地唱道：“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格调明朗，情绪阳光，毫无压抑感伤之状。这是毛乐观自信性格的自然流露。但是另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和重视，那就是毛一方面重视文艺创作的宣传作用，但另一方面，在自己进行创作时，却不仅能超越一己之悲欢，还能超越功利，超越政治，超越宣传，真正进入到艺术和审美的境界。这也是当他的时代的大量作品都随着时光流逝而成为昨日黄花之际，他的多数作品却能穿越时空，超越时代，永葆艺术活力的根本原因。
毛在逆境中的泰然心态，其实是以顽强的斗争精神为支撑的，而不断斗争的胜利，又激发了毛更加豪迈的乐观主义。但是，青年毛泽东“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斗争格言最终演变成了晚年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以至于夸大主观意志的能动性，迷信“精神原子弹”的无限威力。到六十年代以“反修”为主题的诗词中，就明显开始气胜于韵，带有主题先行的战叫意味，例如“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冻死苍蝇未足奇”；“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等等。固然豪迈大气，但形象单薄，内容空泛，诗意不足，导致了毛泽东晚年诗词艺术水准的下降。流风所及，从者如云，但稍有不慎，即坠入“假大空”的陷阱。
第二，想象浪漫。
毛泽东自己说：“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岂止不废，其实毛还颇为得意他的婉约之作，据我看来，他的几首婉约之作都是上品。就说写给杨开慧的三首词吧，《虞美人·枕上》、《贺新郎·别友》、《蝶恋花·答李淑一》。前面我们说了豪放，这一节我们就单说婉约，而且这几首婉约派，都很好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浪漫的想象力。下面逐一解析：
《虞美人·枕上》是毛泽东的第一首词，写于25岁那一年，也是他的第一首情诗，这是毛泽东毕生创作中唯一没有政治色彩，表达个人情感最为纯粹的作品。是写给新婚妻子杨开慧的，新婚不久骤然别离，长夜难眠，辗转反侧，毛泽东的炽热、深情、真挚、在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开篇两句就起手不凡——“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所谓愁是一种心境，一种情绪，莫可名状，最难形容，古人的妙句无非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言其烦；“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言其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言其长；而毛词是言其形，形象清新，想象别致，自出机杼，俨然又一婉约名句。
时隔5年，毛泽东正值而立，在国共两党中，或身居要职，或崭露头角，正是一代才俊，任重而道远，但为了革命大业，他不得不抛妻别子，出门远游，一方面是娇妻稚子的温馨小家，一方面是凶险莫测的茫茫征程，毛泽东选择后者，但离别之痛、后顾之忧却油然而生，千言万语汇成了一首《贺新郎》。毛泽东一生为杨开慧写了三首词，这是其中的第二首，也许是这首词暗示出的命运的神秘性使毛泽东终生对其另眼相看，前后珍藏、修改了半个世纪，今天我们回首赏析这首词，确实能嗅到一丝不祥之音，“挥手从兹去。更哪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临别之际杨开慧那幽怨的神情深深地铭刻在毛泽东心中，或许杨开慧也有预感，一次普通分手，可能变成永诀。“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真是一语成谶，终身追悔莫及。“人有病，天知否？”有点天人感应的意思，这种超越天人之隔的心灵感应和神奇想象，使毛泽东为婉约派又贡献了一首杰作。
毛、杨之间的这种深厚感情和神奇感应，经过30多年的酝酿和发酵，终于又诞生出了一首大家所熟知的游仙诗，这也就是他写给杨开慧的第三首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时的毛泽东早已从儿女情长、生离死别中超脱出来了，他把一杯人间的苦酒酿成了一场漫天花雨。“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杨”字前面加一“骄”字，毛泽东的骄矜心态，跃然纸上，章士钊曾问毛泽东“骄杨”二字何解，毛泽东答曰：“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沉重的历史已成往事，革命的英烈却羽化登仙，成为了寻访月宫的客人，“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为什么是桂花酒而不是别的酒？咱们后面再细说。酒过三巡，神奇的场面出现了，“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大家想想，这是何等壮丽、壮阔的景象！以万里蓝天为背景，以千朵祥云为舞台，寂寞嫦娥长袖善舞，以慰忠魂，这种想象的浪漫不羁，豪迈无涯，真是羞煞李后主，气死李清照。 然而真正的高潮还在最后，“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其情绪、意境陡然间由凄清、凄美转向了热烈、放纵，一腔深情化做豪雨，告慰天下。可以说，这首词出于婉约而又超越婉约，前婉约而后豪放，集婉约和豪放于一身，是千年婉约派中的一声别调。
现在我要说说为什么吴刚捧出的是桂花酒。当然有人要说了，吴刚在月亮上砍桂树嘛，自然就是桂花酒了。其实不然，这里毛泽东深藏了一个寓意，这就涉及了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
大家知道，贺子珍当年是井冈山下永新城里的第一美人，1928年龙源口大捷之后，18岁的贺子珍和毛泽东结婚，此后历经五次反“围剿”，在长征路上遭遇敌机扫射，身负重伤，艰难辗转，最终跟随毛泽东到了延安，从1928年到1937年底，可以说陪伴毛泽东走过了最困难的十年。但到延安以后就开始有情况了，一个是出现了外国女记者，比如史沫特莱，比如路易斯·施特朗，她们作风开朗，性格活泼，对毛、朱采访同时，便教他们跳舞，以打破延安生活的枯燥单调。很快就在延安形成了一股跳舞之风，凡是从前线回来了重要将领，首先是宴会，然后就是舞会。中共高层的舞会惯例，大概肇始于此。跳舞嘛，就是搂搂抱抱，嘻嘻哈哈，但来自井冈山下的贺子珍哪见过这个，据说某次还当着毛的面给了某记者一耳光，事后后人向贺子珍证实此事，她笑而不答。此其一。其二，国统区开始有大批青年女学生投奔延安，毛泽东和青年女性接触机会自然就多了，贺子珍因此吃醋、赌气。但又没有及时和毛交流沟通，一直憋到1937年底，这一天晚上，当贺子珍收拾东西要离家出走了，毛才意识到严重性。两个人此前有很多口角，但这次毛流泪了。我看的资料说，毛泽东当着女人的面流泪只有两次，这是第一次。他劝贺子珍，但贺子珍执意要走，之后辗转一年到了苏联的莫斯科。到了莫斯科就后悔了。此间传闻江青趁虚而入，和毛泽东结了婚，贺子珍还不相信。1954年贺子珍回国后有一天，无意听到广播里播放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如遭雷击，当时就昏过去了，从此精神分裂。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想起来要见贺子珍，让水静和方志纯夫人朱旦华两个人办的这个事，把贺子珍接到庐山上。毛泽东为了保密，把他的卫士李银桥等都支出去散步了，搞得很诡秘。现在很多人做这方面的文章。但是你看水静的回忆录，就是水静陪贺子珍进去的，水静在外面的客厅等了近两个小时，贺子珍自己进去和毛在里边谈，近两个小时后毛出来对水静摇头说，不行了，她这个脑子全坏了。就是哭，什么都谈不成。此后，毛还给贺子珍写过很多信，都是通过他们的女儿娇娇转交的，抬头写的都是“桂妹”，因为贺子珍是桂花飘香季节出生的，小名就叫桂花。（31）
这是我最近读水静回忆录《陪贺子珍上庐山》的一个新发现和新推断。据此我认为，这首词既是怀念杨开慧，又是兼怀贺子珍，一个是他的初恋，一个是陪伴他走过10年最艰苦岁月的人生伴侣，是写给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的，所以写成了一首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