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细分，毛泽东首先是个伟大的实践论者。少年时期当过农民，师范毕业参军当过一年兵，青年时期搞过学运，1919年领导湖南学生“驱张”，峥嵘初露。师范期间利用寒暑假去农村搞调查，获益匪浅。所以他后来一直很重视调查，名言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实践出真知”，“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期间，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毛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寻求一个从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理论体系。正如1942年2月他在延安党校的一段讲话所指出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这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
大家注意，毛写文章、讲话，就像写小说一样，有形象有细节。前面文雅生动，然后就开始变了。当时延安的整风对象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俄苏派，所谓的教条主义，毛泽东这个讲话就是针对他们讲的：
“应该老实的对他们说，你的教条一点用处也没有，或者大喝一声，你的教条还没有狗屎有用。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条呢，它们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又何用之有！”（12）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文风，大雅大俗，前面雅的有成语，有小说语言，后面俗的又如村夫。这种尖酸刻薄的讽刺和挖苦，沉重打击了王明的自尊心。因为王明当年可了不得啊！1937年底，他带着陈云和康生从莫斯科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去接他，说：“我们今天欢迎从天上来的人……”，此话一语双关，有实情，有讽喻，典型的毛风格。坐着飞机来当然是天上来的，但更重要的是说，王来自莫斯科，来自共产国际，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中国国情。其实王确为季米特洛夫所推许，准备来延安接班的。“共产国际”非常看好王明，王明马列原典读得好，俄语讲得好啊，年轻有为，才华横溢。当年在延安听王明作报告是一种享受，是一道风景，他讲4个小时讲8个小时不要一个纸片，滔滔不绝，洋洋洒洒，最后回头总结时“一二三四五”，条理清晰，逻辑严谨，闻者无不折服。对这种雅人，毛泽东就和他来粗的。
当然，毛王之争的要害不在于雅俗之争，而在于王明的理论脱离实际，无条件地搬用马恩列斯，套用苏联经验，鼓吹城市暴动，远离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民相去何远，隔膜何深，他怎么能是毛泽东的对手呢？解放后，毛泽东在《调查工作》一文中谈起他的军事思想来，还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通通都忘记了的……”（13）这里面的“有人讲”指的就是王明。现在有一种资料表明，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就带了一本《三国演义》，但是他也绝对不可能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如此说不过是极言实践的第一性罢了，这是他和王明的最大区别，也是他战胜王明的最大奥秘。
（二）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毛泽东当然吸收了很多西方先进的思想，比如马列主义中的暴力革命的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等等。再比如，20岁的毛泽东曾对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颇为激赏，用蝇头小楷在书中写下12000多字的眉批和旁注，包含了3个核心思想：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集中政治权利；个人意志超越一切的重要性；中西文化有时对立有时互补。这些思想对毛的政治理念也深有影响。（14）但更多更主要的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他从四五岁开始发蒙，读了将近80年的书，无论是戎马倥偬还是日理万机，他都真正做到了“三上”——枕上、厕上、马上，一辈子手不释卷、嗜书如命。1939年，46岁的毛泽东视察延安兵工厂时，讲到学习的时候说：“年老的也要学，我如果再过10年死了，那么就要学9年零359日。”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现在有案可查的毛的最后读书时间是1976年9月8日5点50分，这时离他去世不到24小时。据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毛泽东最后一次读书，准确地说是听书——因为他晚年白内障，从1974年开始就已经是由芦荻来给他念书——1976年9月8号凌晨5点50分，这时进入弥留之际，一直在抢救，昏迷不醒的毛清醒过来了，又叫别人给他念书，最后听了7分钟，又昏过去了，直到去世 (15)
就这个细节我在想，别说一个伟大领袖，或者说一个皇帝，就是古今中外的文人学者，又有几个能像毛泽东这样读书的？而且是真读，读到烂熟于心，张口就来。再举一个例子，据五十年代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她以江西第一夫人的身份接待毛泽东，第一次到“美庐”去见毛泽东，毛问她叫什么名字。然后说，哦，水静？不对啊，违反辩证法，水是动的，怎么是静的呢？然后就聊天，问她，你爱读书吗？回答说喜欢读书。读《红楼梦》吗？ 读过。《红楼梦》里写了多少人物啊？水静傻了。
毛泽东随即自言自语说，一共写了327个人，其中剥削阶级是30个人，占了大概十分之一。之后再告诉她，《红楼梦》的祖宗是《金瓶梅》，你回去再看看。
水静听了毛主席的话，心里很惊讶。更惊讶的是，她经过了开始的紧张之后，静下心来观察，发现在毛的茶几上摆了一套《安徒生童话集》。她事后几十年写回忆录的时候，还在感叹这件事情，说毛泽东日理万机，尤其在庐山会议期间，山雨欲来风满楼，难道还有这份雅兴闲情看《安徒生童话集》吗？（16）
这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毛泽东。
我们更熟悉的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传承。一是书法，二是诗词。
先说书法。文以载道，书以传文，道之无文，载之不远；文之无书，传之无采。书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最普通、最实用、同时又是最高深、最复杂、最变幻莫测的线条的艺术。据不完全统计，在2000多年中国历史上350多个皇帝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一够得上书法家的水平。作为中国这么一个文化大国，一国之尊如果字都写不好，是很丢脸的事情。比如唐太宗，我们现在读的《兰亭集序》，是褚遂良的摹本，欧阳询的摹本，王羲之的真迹哪去了？被唐太宗带到棺材里去了。所以我们看《书法大字典》，可以碰到很多唐太宗的漂亮的字。再一个，宋徽宗创造了“瘦金体”，快一千年过去了，今天还有很多人在练“瘦金体”。前不久我无意看到他的儿子高宗赵构，写给岳飞的一封长信的真迹的影印件，内容是商讨抗金大计，那书法是神品啊，写得好。到了有清一代，大家就更熟悉了，十二帝个个都堪称书法家，乾隆御笔遍布名山大川。到了毛泽东，更是自创狂草一体，虽出于怀素和张旭，但又不拘法度，随心所欲，另辟蹊径；虽谋篇深远、布局和谐，但又狂放飘逸、势若奔雷，性格峥嵘、气象万千。名列日本评选的二十世纪中国十大书法家前茅。为什么拿日本来说事呢？因为有可信度，虽然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徒子徒孙，公元六世纪派来两千个遣唐使到长安，才把中国文化学过去，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弘扬、呵护远远超过中国，今天要看盛唐建筑，不在长安，而在奈良。去年日本的文部省下发过一个文件，小学生如果书法课不及格，不给毕业。毛泽东书法征服日本，由来有自。
再说诗词。诗词是中国文学的正宗源头，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路过来，由简到繁，有雅到俗。当然，可能看小说的人远远超过了读诗词的人，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任何一部古典小说名著里面，不管任何一个写人物还是写场景还是写事件的段落，不管写的多么热闹，多么精彩，最后总是由“有诗为证”来结尾，好像诗没出来，这个事情就搞不定，怎么写都收不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诗词在中国传统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不可替代的。
毛的文化理念也大体如此。大家熟知1957年毛泽东给时任《诗刊》主编的臧克家写了一封信，提出不宜在青年中倡导古体诗词云云。这其实只说了一半，只说出了毛的表层思想，而深层的另一半，此后不久毛亲口对梅白说出来了：“（给臧克家的信）那是针对当时的青少年说的，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17）
其实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远不止书法和诗词，比如还有传统戏曲，今天在韶山的毛主席纪念馆中就保存了毛生前爱听的传统戏曲的唱片和磁带共2000多盒（张）。毛一生酷爱京剧，1958年在上海看《白蛇传》，看到许仙与白娘子生离死别时，毛哭出了很大的声音，终至怒不可遏地一拍沙发站了起来，高声叫道：“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不留意间，早已松开皮带的裤子退了下去，还是卫士李银桥反映敏捷，抢上前去，帮毛把裤子提了起来。另有一次，毛看谭富英、裘盛戎的《捉放宿店》，其中陈宫有唱词曰：“凌烟阁上美名扬”，毛说：“凌烟阁为唐太宗所建，汉朝的陈宫怎么能唱得出来？”因此改之。又有一次毛看谭富英的《失空斩》，谭扮诸葛亮时胸前配一挂檀香木佛珠，毛问其来历，乃谭祖父谭鑫培当年进宫演出为西太后所赠。毛说：“三国时佛教还没有传进中国，怎有佛珠？”因此改之。（18）
毛对中国传统戏剧的酷爱一直贯穿到他的晚年，甚至在横扫“封、资、修”的文化大革命后期，七五、七六年之间，为了满足毛泽东的需求，由当时的文化部负责人于会咏牵头，先后调集了津京沪三地著名的戏曲家李少春、李和曾、关肃霜、高盛麟、张世麟、厉慧良、俞振飞、蔡瑶铣、岳美媞进京录制经典唱段，如岳飞的《满江红》、白居易的《长恨歌》、辛弃疾的《南乡子》、《水龙吟》、张元干的《贺新郎》等等。乃至1974年董必武去世，毛听了一天《贺新郎》，还将末句“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莫回顾”。（19）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时是矛盾的，比如1920年，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的“五四”运动在全国方兴未艾之时，毛却去到了山东曲阜，拜谒了孔庙和孔林。再比如毛一边口口声声提倡新诗，一边却如琢如磨创作旧诗，还不无风趣地宣称：“我不读新诗，除非给二百块大洋。”这是毛的兴趣使然还是传统文化的魅力所致？值得我们另作专门研究。
分说了书法和诗词之后，现在我要来一个总说。即传统文化的四性：稳定性、超越性、穿透性、覆盖性。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学界风行之后，我们经常谈所谓“大历史观”。其实，所谓大历史观无非就是一个时间长度问题，在什么样的时间段里研究问题，不同的问题对应不同的时间段。比如货币政策，面对当下，可能以十年、二十年为周期；比如人口政策，“只生一个好”，其实是对新中国前三十年人口政策失误的一个反拨，矫枉而过正，不得已而为之。只生一个是不好的，因为它打破了两两相传的人口平衡，现在小两口来赡养四个老人的倒金字塔形的人口结构，会让我们吃尽苦头的，再过三十年、五十年，可能我们就要调整到“只生两个好”了，这就是一个小历史观，大概以百年为期。生态问题，就至少是个中历史观了，起码得以五百年为期。文化的调整周期更长，至少是以千年为期，这就是大历史观了。
大家回想一下，最近以来，不管是李敖还是连、宋还是慕郁明来大陆，发表演讲尽量要多背一点唐诗宋词什么的。为什么？因为唐诗宋词是好东西。《水浒》、《西游》、《三国》、《红楼梦》是好东西，国民党说好，共产党也说好，毛泽东喜欢，蒋介石也喜欢，这就是文化的超越性和稳定性，它超越党派之争，稳定于意识形态之上，不管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如何尖锐对立，但一追溯到传统文化，就相互认同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陈水扁的“去中国化”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唐诗宋词、古典名著是中华民族的深重底色，它已经渗透进了中华子孙的血液和骨髓，它是属于大陆的，也是属于台湾的，它是属于中国的，又是属于世界的，它是属于过去的，也是属于未来的。
我们再讲“穿透性”。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南唐后主李煜，要说这个人皇帝当得很窝囊，政绩、人品，无从谈起。但是没关系，只要有一首《虞美人》足矣，——“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一流就流了一千多年啦！何况，李后主的妙语多多，什么“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什么“离愁恰似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我相信，只要汉字不灭，这些无上妙词就会伴着我们这个民族永远流传下去。
再说说“覆盖性”。譬如古代战例有很多，什么巨鹿之战啦、淝水之战啦、长勺之战啦、官渡之战啦、赤壁之战啦、夷陵之战啦等等，但是哪一个战役的知名度最高呢？赤壁之战。为什么？因为有《三国演义》，但更早是因为有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就够了！虽然今天在湖北有两个赤壁，苏东坡所咏赤壁可能还不是真赤壁，赤壁之战到底是在哪个赤壁打的也搞不清楚，这都没关系，文化“赤壁”已然名扬天下。
再举个更小点儿的例子，江西赣州的郁孤台，原本毫无知名度。而赣州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里也可以说是无足轻重。但八百多年前，一代词人辛弃疾被下放到了那里，很郁闷，无所事事，到处瞎转悠，有一天转到了郁孤台，凭栏远眺，悲从中来，大发感慨：“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够了，出了两个名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从此，郁孤台——赣州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脱颖而出。今天谁去了赣州，一定要去郁孤台。其实就是个小土台子，真没什么可看的。但是因为它的文化积淀，谁也不敢小看它。
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讲文化的穿透性、超越性、稳定性和覆盖性，这是一种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所谓立言，就是著书立说，就是名山事业，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啊！
大人物都有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我前面说的乾隆号称传世三万首诗，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高产诗人，尽管很多诗作是纪昀、和珅代笔，但都归到乾隆名下，乾隆要靠它们来传世啊。诗无好诗，湮灭无闻。真正起到了传世作用的是“乾隆御笔”，它们遍布名山大川、风景名胜，你想躲都躲不开，想不知道都不行。还有那个《曾国藩家书》，围剿洪、杨之际，戎马倥偬，秉烛夜书，天天批改快马送到的子侄辈的作文。常言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曾国藩教子有方，代代出进士，他的家书当时就已名扬天下。他写这些家书时，有没有一种传世意识，有没有要写给天下人看的意识？我看是有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读到如此完整、完美、完备的《曾国藩家书》。再举一个《胡适日记》。胡适之二十六岁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完博士回国，成为最年轻的北大教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的名士意识油然而生。他的日记有没有要写给天下人看的意识，有没有要写给后世看的意识？我看是有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此完美、完整、完备的《胡适日记》。
毛泽东更有这种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君师合一”的人物，即又可以做皇帝，又可以做教授。他对文化的重视超乎寻常。他有三种经典表述：一、“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二、他在长征路上，不管如何艰难困苦、轻装简从，他的马背上的褡裢中始终背着文房四宝，他多次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国民党。”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大家后面再闻其详。三、1935年秋天，丁玲到了延安，毛泽东专门给她题了一首《临江仙》，其中有两句：“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语出孙中山1922年8月24日与报界的谈话，论及康、梁的舆论作用，“常言谓‘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毛借用此说是对丁玲过去文学成就的一种认可，更是对她到延安以后的一种期待。
换一个角度，换一个例子。1961年冬天的某日，毛泽东刚刚写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之后，心情愉悦，上班的时候，他的卫士张仙朋进来给他倒开水，毛泽东就问，小张，你知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吗？小张当然不知道，看着毛主席傻笑。毛泽东很有兴致地把这篇文章的观点给他讲了一遍，讲完以后看他还是似懂非懂，毛泽东长叹一声说了一句话：“人们常说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给人民留下点儿文就行了。”（20）为了留文，毛泽东确实殚精竭虑。从60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共中央评苏共中央来信的九评，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九篇大文章，由陈伯达、康生、吴冷西、胡乔木、田家英等党内大秀才们参与起草，但最终均由毛泽东钦定。这不是因为毛乃党内一把手，而是因为他的文章水平比大家高出一筹。在1965年，修改五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时，毛在其中亲笔加了一个名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1）13年之后，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性文章，题目就是这句话。这是毛无意中留给我们的财富。为后世留文，是一个伟人的想法，更是一个文人的想法。我想，名山事业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宗教，所以才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所以才有曹雪芹“十年辛苦不寻常，字字看来皆是血”啊！
我们再回过头来讲“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它恰巧可以对应毛泽东晚年的自我总结。他晚年总结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这个说法版本众多，我引征的是官方的权威版本，出自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76年6月，重病中的毛泽东在病榻上召见华国锋、张春桥、江青等左派政治局委员，讲了这么一段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是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跟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22）
这就是典型的毛的文风。我们简单解读一下这段话——毛的临终遗言或者叫政治交代。第一件事，所谓立功，他充满自信，毋庸置疑，无可辩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建立了新中国，成了开国领袖。但是在我看来，还是毛泽东读了一辈子的《三国演义》里的话说得好，“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所以不管连、宋来也好，李敖来也好，都在谋求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海峡两岸早晚是要统一的。这是时过境迁，这是与时俱进。所以这件事我们存而不论。
第二件事，所谓立德，即通过文化大革命来追寻天下大同的理想，要成为当今圣人。但是毛泽东显然已经感觉到这个事搞砸了，只是性格使然，硬着头皮顶住，这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这个人是一辈子从不服输，从不认错，他只能顺毛捋，谁逆着他来都不行。彭德怀的悲剧，很能说明问题。从1959年7月2日，毛在庐山会议的吹风会上定在批左倾、批瞎指挥的基调到7月下旬罢免彭德怀，20天内翻云覆雨的惊天巨变，和彭耿直的性格有关，和彭刚刚出访东欧八国的见闻感想有关，和党内党外的舆论有关，和国内尤其是国际大背景有关，更和毛泽东的好斗性格有关。若干因素凑在一起，彭德怀在劫难逃，这就是时也命也。这是另外一篇大文章，此处就不再细说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也大致如此，一旦发动起来了，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尽管1967年1月13日，毛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刘少奇，刘以辞职为条件，企图劝阻文革的深入与扩大，都无济于事。（23）毛泽东一意孤行，谁说都没用。真正给了他当头棒喝的是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前年我看凤凰卫视做了个节目，叫“林彪叛逃之谜”。凤凰台经常做一些比较微妙、敏感、前沿的题目。他们采访了当年中国驻蒙古的一个参赞，这个人是第一个赶到林彪坠机现场的中国人。他出来接受采访时说，我当时赶到现场一看，看那个三叉戟飞机的右翼上有个斗大的圆洞，我心里一惊，心想是不是被导弹打的呀？！
这种说法在坊间流传了许多年，他等于是以目击人身份又提出这个疑问。凤凰台很会做，后来话锋一转，不回答这个问题了，又回到传统说法，说周恩来监视屏幕，看着飞机出了山海关，继续往北飞，然后马上报告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说了那句名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但从林彪叛逃的当天晚上开始，毛泽东发高烧，心肺炎犯了，连续两个月卧床不起。我还很清楚地记得，1969年冬天我下放在农村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敲锣打鼓地传达重要指示——不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叶剑英的讲话，说经过医生会诊，毛主席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可以活到150多岁。这可是正儿八经传达的呀！毛泽东那个时候身体的确很好，但林彪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一下子垮了。垮到什么程度？两个多月高烧不退，其中有两次缺氧，等于说人就死过去了。周恩来闻讯赶到时，紧张得腿发软，车都下不了，还是两个人把他架进毛的卧室。然后，周摇着毛的手，喊主席喊了40多分钟，毛才醒过来，可把周恩来都吓坏了。
事后不久，周恩来筹备中共“十大”的时候，曾经很委婉地劝说毛泽东不要亲自出席“十大”，你不劝，他倒真不一定去，你这一劝倒坏了。毛说，我不光要亲自去，还要亲自主持。周恩来一看没招了，只好找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旁边的118厅，辟为毛的临时住所，并且让毛提前搬进去适应。之后，把输氧管送到主席台正中央座位底下，随时防止毛缺氧。这个事情只有周恩来和毛的医疗小组知道，其他中央领导都不知道。毛也不知道。关于这一段的回忆文章我看到过很多，但是由此可见，但是各种版本就不一样了。好多人说，当时毛泽东在“十大”的开幕式上未置一词，其实是错误的。我最近看到的最真实的影像资料，主席台第一排，毛泽东居中，右边是以周恩来为首的所谓右派，左边是王洪文为首的所谓左派，据说这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上来就说了四个字，“会——议——开——始”。说得很不清楚，他这个时候是思维清晰，但是语言严重障碍，已经不能完整清晰地表述“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这样的句子了，只能来一句“会议开始”就完了。然后，用右手食指点着周恩来，磕磕巴巴地说，“下面请周恩来同志作报告。”周恩来站起来对他鞠了个躬，之后等于半弯着腰作了一个很短的报告。
然后是王洪文作了一个《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确实很顺利地完成了大会议题。问题是，完了以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主席台上的其他人，包括朱德这些年事已高的人，都被搀扶着慢慢地下去了，直到主席台上人全部走光，毛还在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微笑着鼓掌，周恩来陪着他鼓掌，但心里纳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千多人都在那儿热烈鼓掌。代表的心态可以理解，隔了很多年没有见到毛，感觉毛的身体大不如前，但是毕竟有段距离，看得不是很清晰。同时又觉得见一面少一面，所以都很留恋，不愿走。五六分钟过去了，毛终于憋不住了，大声喊出一句话：“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嘛。”周恩来一听就明白了，马上说，“各位代表，请你们赶快退场，主席要目送大家退场。”大家一听，噢，主席要送我们退场，那就赶快走吧。但是又舍不得走，一步三回头鼓着掌慢慢退场了。等人都退场以后，上来四五个人抬着毛的椅子，连人带椅子一块抬下去了。真实的原因是毛不能站起来了，他没法站起来，又不想让大家看到他身体是这样子，所以出现了如上一幕。（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