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莱布雷希特：马勒如何缔造“音乐美国”(zt)

   文 / 诺曼·莱布雷希特   译 / 盛韵

    自从马勒1907年12月在纽约上岸，就一直为美国的音乐潜力所深深吸引。

    100年前，一个矮小紧张的男人裹在羊毛衫里，冲上卡内基音乐 厅的舞台指挥了生命中最后一场音乐会。照理说，古斯塔夫·马勒不该出现在那里，医生命令因染上风寒而头疼的他卧床休息，而他和纽约爱乐的关系也刚破裂，在 一次充满敌意的董事会上，律师突然从幕后出现，挥舞着一纸威胁的合同。要是放在今天，任何大师都会立刻取消下一场音乐会，让经纪人和乐团去整出一份挽留颜 面的声明。

    然而马勒不是轻言放弃的人。自从他1907年12月在纽约上岸，就一直为美国的音乐潜力所深深吸引。他和维也纳人的吊儿郎当斗争了 十年，希望能找到没那么多偏见的听众和更积极的乐手。在被托斯卡尼尼蛮横地挤出大都会歌剧院后，他在低潮中执棒纽约爱乐，炒掉了一半乐手，准备着手改造美 国的音乐会图景。

    “我打算让公众和乐评人帮我选择音乐道路。”他宣称，其实他在来的船上就计划好了美国音乐会的结构，这种结构一直影响至今。

    马勒将卡内基大厅的音乐季分成了4个订制部分，每部分有一个主题。在常规系列音乐会之外，他加上了全套贝多芬作品，“为了教育古典音乐爱好者、我的乐团 以及青年学生们”；星期日音乐会是为无法承担全额票价的工人和学生准备的，历史系列音乐会是为了呈现巴赫以来的音乐发展，相当于前媒体时代的纪录片。

    其他指挥策划的音乐季是为了吸引观众和掌声。马勒重新定义了音乐会的核心目标，用启蒙代替了纯娱乐，并拓展了听众的社会阶层。教育性和综合性被融进了音乐会章程。

    他的激进计划并非为讨好富有的恩主，又激怒了权势乐评家亨利·爱德华·克雷比尔（Henry Edward Krehbiel），后者指责马勒低估了听众的音乐品位。“马勒从未发现那些爱乐的老主顾们不仅从父辈那儿继承了座位，也继承了他们对好音乐的鉴赏力。” 克雷比尔写道，他担心马勒僭越了乐评家的功能。

    马勒在第二季中引入了更多主题，从不同国度的在世作曲家中选取精品，包括一批英裔美国作曲家的新作。他一早就告诉董事会，这种突破不应局限于曼哈顿，他可以通过带着乐团去巡演来节约排练时间，缩减昂贵的开销。

    第一站是布鲁克林。纽约爱乐从未在这个城市工人阶级居住区演出过（即便2011年依然如此），一家晚报惊呼：“布鲁克林终于真正成为纽约的一部分了！”在音乐学院搞了三场活动之后，马勒接触到了美国其他地区的听众。|

    这是第一次有指挥把一整支交响乐团放到火车里。他们呼啸穿过十个城市，其中包括费城、匹兹堡、克里夫兰和波士顿等中心城区，也包括大学和蓝领工人的小 镇，马勒将影响力扩大到了工人和学生。他们在纽黑文、春田和普罗维登斯演出，在布法罗、雪城、罗切斯特和尤蒂卡演出。在尼亚加拉瀑布，马勒宣布：“终于到 了真正的最强音。下一站是华盛顿，我们要让总统开开眼。”（这次巡演的节目单可以从克努德·马特纳的编年体新作《马勒的音乐会》中看到，卡普兰基金会出 版）

    马勒的目的不仅是节约排练开支，他希冀提高整个国家的音乐标准。在美国第一支管弦乐队的诞生地波士顿，著名作曲家阿图尔·福特（Arthur Foote）说马勒“对完美的追求”已经成为全国“始终如一的教学课”。

    我们不禁想知道，为何马勒要违背医生的命令，又不顾自己的愤懑之情，在1911年2月21日指挥了那场绝命音乐会。音乐会开到一半，马勒说自己头疼。结 束后他由医生陪同回到酒店，医生怀疑他得了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便请来了对付这种疾病的大权威伊曼努尔·李普曼。马勒找到了最合适的医生，但他的病情却 毫无希望。他被送回维也纳等死。爱乐乐团对外宣称他“得了轻度感冒”。

    1911年5月18日，马勒去世，终年50岁。他创作的交响曲又等了几十年才为大众所接受。今天，它们挑战了贝多芬交响曲的经典地位，马勒被认为是现代文化的塑造者。

    然而他对美国音乐生活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因为他之后的半个世纪由他的敌人托斯卡尼尼主宰。这个意大利人颇为保守复古，确立了一套伟大作曲家的 经典。马勒则更为灵活变通，顺应了美国的现代化及对新鲜事物的需求。他确立了音乐季订制主题，他是利用乐团进行教育和社会融合的先锋，他提出了一支伟大乐 团应该演遍伟大祖国各地的梦想。

    如果纽约爱乐能够在2011年2月21日重现马勒生命中的最后一场音乐会，就合情而应景，但似乎看上去实现的可能微乎其微。倒是以色列爱乐的里卡多·穆蒂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重演了那套曲目。纽约，不论在马勒的时代还是今天，都那么薄情。

    作者为英国著名乐评家、BBC广播三台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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