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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河》的曲作者和词作者均被打成右派含冤20年 by 英台

(2011-02-08 09:01:50) 下一个



歌曲《浏阳河》的创作历程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20世纪50年代,一曲《浏阳河》唱遍大江南北。奇怪的是,在以后大约20年的漫长岁月里,这支歌的词作者似乎消失了,《浏阳河》被当作无名氏之作咏唱着。这里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浏阳河》的词作者

1950年9月,湖南省湘江文工团土改工作队来到长沙市东郊浏阳河畔的黎托乡,一边帮助农民土改分田,一边创作反映农民新生活的文艺作品。

当年19岁的《浏阳河》词作者徐叔华就是文工团的一员。他有一副好嗓子,爱唱民歌。

很快就秋收了,分到了田地的农民有了种粮积极性,交公粮也畅快,送粮路上,颇有些你追我赶的味道。徐叔华受到启发,打算编一个小歌舞剧“送粮路上”。当时,土改工作队队部设在一个祠堂里,徐叔华经常参加会议,很晚才回住户。有一天回来又很晚,天黑路窄坑坑洼洼,他一个趔趄差点儿栽到路边的水沟里。正是这个趔趄触动了他的构思:爷爷和孙子推着小车送公粮,在路上和一位青年人你追我赶,一不小心车陷水沟。因为粮食装得多,爷孙两人力气小抬不动,请青年人帮忙。青年农民有意逗乐,对小孩说:你答得出我的问题就帮你抬。于是歌舞小剧本《双送粮》就这样诞生了。

  《浏阳河》的曲作者

一年后的1951年5月,《双送粮》演出小组来到武汉,参加中南区选拔并顺利入选。但是主持者要求,将《浏阳河》曲调由原先套用的京剧曲调《小放牛》改换成湖南民歌的调子,因为剧中其他两个唱段用的是湖南花鼓戏腔调,《小放牛》夹在其中实在不协调。

当时徐叔华另有任务没有参加演出,领队储声虹将临阵换曲的任务交给了乐队指挥兼打鼓的朱立奇。时间紧迫,刻不容缓。朱立奇灵机一动,想到自己一年前演过一个湖南花鼓戏《田寡妇看瓜》,其中有一个《送瓜调》用的是湖南祁阳小调音乐。作曲是长沙市工人文工团的唐璧光。能不能将这个曲子套用到《双送粮》上来?当时朱立奇接触到的湖南花鼓调有限,别无选择,决心一试。他大胆地改动了原曲的节奏,将原曲的慢四拍改为快二拍,使改编的曲调表现出欢乐的情绪。几个演员试唱,都认为很成功。

  领袖爱上了《浏阳河》

《双送粮》进京演出,很受欢迎。1951年5月22日关于西藏问题的和平谈判成功,在北京中南海签字。签字仪式后要演出几个节目助兴,《双送粮》入选了,到怀仁堂为政治局委员们表演,其中也包括毛泽东。

第二天讲评,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周巍峙对大家说:昨晚上毛主席看了《双送粮》,很喜欢,起立鼓掌,点头微笑。这下子《双送粮》一炮打响。

领袖毛泽东确实爱上了《浏阳河》。20世纪50年代初,中南海春耦斋每星期六晚上总要举行舞会,毛泽东是经常来的。他到场后总会在沙发上坐一会儿。通常情况下,乐队为毛泽东奏起的第一支曲子就是《浏阳河》。

  《浏阳河》的对答全歌如下:

第一段: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什么县?出了个什么人世界把名扬?第二段: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五十里的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湘潭县,出了个毛主席世界把名扬。

“反右”造成的一个悲剧

《浏阳河》年轻的词曲作者们正待满怀激情地投入新的创作,“反右”开始了。曲作者唐璧光和原曲改编者朱立奇、齐芝田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强迫劳动。徐叔华稍轻,被别出心裁地划为“中右”,但是开除党籍。

唐璧光的命运异常悲惨。1957年8月,被划为“右派”受到监视的唐璧光接到电报,妻子难产。他偷偷翻越高墙而出,星夜奔赴家中。到家时,妻子已产下一个男孩。但是他无法享受初当父亲的欢乐,天不亮就赶回长沙。不久,他被关押到洞庭湖劳改农场,饱受苦难煎熬。1970年,唐璧光被遣送回原籍湖南东安县,他在师母家中找到了13年没有见面的儿子。孩子身有残疾,拄着拐杖。妻子已经离去,唐璧光从此带着儿子相依为命。

  修改《浏阳河》歌词

1971年8月,年近八旬的毛泽东到南方视察途中,于下旬到长沙停留数日,下榻于蓉园宾馆。毛泽东在蓉园宾馆内观看电视转播。浓浓乡情触动了毛泽东的情怀,他听完了《浏阳河》后,情不自禁地说:“再来一遍。”转播现场完全靠电话指挥,听得指令传来,独唱演员赵海兰马上又唱了一遍《浏阳河》。

当时,她完全不知道毛泽东在观看演出。

毛泽东看过演出后离开长沙去南昌。华国锋于领袖离去后传达了毛泽东的观感,提到了毛泽东听不够《浏阳河》的情节。

徐叔华受命后不敢怠慢,赶紧铺纸命笔,改成了5段词。其中新添三段: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五十里的水路到湘江。江水滔滔流不断哪,比不过毛主席恩情长。

毛主席,像太阳,他指引着人民前进的方向。我们永远跟着毛主席,人民的江山万年长。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两岸歌声响四方。幸福歌儿唱不尽哎,歌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徐叔华此时的创作心境,与当年最初创作《双送粮》时已不可同日而语。新写词与原词相比,叠加了对领袖的颂扬之语,至于这样会不会有加重个人崇拜之嫌,那时完全顾不上了。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依法治国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经过调查,《浏阳河》的词曲作者的“右派”问题全系子虚乌有,他们恢复了名誉,也恢复了在自己作品上的署名权。

  摘自《党史博览》钱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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