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土下的音乐传奇-专访第十届萧邦钢琴大赛冠军邓泰山(Dang Thai Son)-we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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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g was the 1st asian pianist to win Warsaw Chopin Competition. Before him, there were 傅聪, Uchida who got the 3rd, 2nd places respectively (in different yrs). After him there are Yundi Li and last year, the Korean Lim brothers both ranked the 3rd (no 2nd prize was given).


His life's journey is an amazing story.
(ZT)
第十届萧邦大赛冠军得主，也是该赛首位亚洲冠军，来自越南的钢琴家邓泰山(Dang Thai Son)再度于二月二十八日于新英格兰音乐院Jordan Hall举行独奏会。得奖近二十四年后，邓泰山仍然以精湛的技巧与瑰丽的音色表现出动人的萧邦，而他努力钻研的德布西(C.Debussy)与法朗克(C.Franck)，更表现出细腻的层次与深刻的情感。笔者有幸于音乐会后访问这位杰出的钢琴巨匠，一探其不为人知的传奇经历。
焦元溥(以下简称「焦」)：请您谈谈您早年在越南的学习？您是怎么在越南学习钢琴与西方古典音乐的呢？
邓泰山(以下简称「邓」)：越南曾是法国殖民地，所以很早就由法国传来西方的古典音乐，我的父母也都会说法文。我的钢琴是由我母亲启蒙。那时还在越战，民生凋弊，生活相当艰苦。但其实也就是因为战争，国家动荡，所以才没人管我们学什么。那是为了躲避战祸，我母亲所在的学校整校迁至深山里面。那时还真是跋山涉水，连钢琴都是用水牛载到山里的！不过幸好还有这一架钢琴，我才能学习。

焦：在深山里学琴？这要怎么学呢？
邓：那真是很不方便。就钢琴而言，当然是很破烂了。但可怕的不只是破烂。那时我们都睡在防空洞里，床旁边就是地洞，一听到炸弹声就得躲进地洞藏起来。钢琴也差不多，都在地下室里。地下室当然很潮湿，那钢琴不只踏瓣快烂了，更成了老鼠窝。每天早上练琴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拿棍子把老鼠从钢琴里赶出来！那时所有学生都只能在那台破钢琴上练习，每个人只能分到二十分钟。为了多练点琴，我那时还在纸板上画上键盘，在纸上练习指法。

焦：那练琴的时候不是也很辛苦，天天得躲飞弹？
邓：所以我那时练就了一付好耳力，能够分辨这飞机是来自美国或是苏联。听到那引擎声音急迫的，就是美军，就得乖乖躲进地道。反之则是苏军，那我就继续练我的琴。

焦：看来您确是天生的音乐家了，从小就有不凡的耳力！您在越南的时候就喜欢萧邦了吗？
邓：是的。那也是一段很妙的机缘。那时在山里面，也没什么乐谱，更没有唱片，音乐都得自己摸索。然而，一九七○年，我的母亲代表越南受邀参观萧邦大赛，顺便在华沙买了很多乐谱和唱片带回越南。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唱片中的音乐，而我的第一张唱片就是阿格丽希(Martha Argerich)演奏的萧邦第一号钢琴协奏曲！这是多么精采的演奏呀！我听了实在入迷，也就努力练习母亲带回来的萧邦乐谱。可以说，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深深喜爱上萧邦的音乐。

焦：谁知道整整十年后，您也成为萧邦大赛的冠军得主！能否谈谈那次比赛？当时苏联钢琴家要参加比赛，必须经过国家甄选。您是越南人，您也必须参加甄选吗？
邓：按理说，我是外国人，所以我不必参加甄选。可是为了想试试自己的实力，我还是参加了甄选。当我被选上以后，我才比较有信心去参加比赛。那时整个莫斯科音乐院就只选了三个人，就是我、薛巴诺娃(Tatiana Shebanova)和波哥雷利奇(Ivo Pogorelich)。

焦：您和波哥雷利奇本来就认识吗？
邓：当然认识。因为我们不只是同学，连宿舍都住在同一层楼！那时波哥雷利奇已经赢了义大利卡萨格兰德大赛(Casagrande Competition)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大赛(Montreal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是学校里的大明星。他很特别，十二岁就进了中央音乐学校。这个属于苏联培育幼儿钢琴家的学校，一般的外国学生几乎是进不了的。但或许因为波哥雷利奇是南斯拉夫人，所以才得以进入。他在塔马金(Timakin)班上，和普雷特涅夫(Mikhail Pletnev)同学，那时交情就很好，也都练就极好的技巧。比较有趣的，也因为波哥雷利奇是南斯拉夫人，所以他能从国外带回许多西欧钢琴家的唱片。那时在苏联，能够买到的唱片几乎都是俄国音乐家的演奏，除此之外顶多就是些东欧音乐家。西方音乐家，除了米凯兰杰利(A.B.Michelangeli)和顾尔德(Gleen Gould)之外，几乎很难见到。但波哥雷利奇每次都带回来许多「希罕」的西方音乐家唱片，而我们同学也都极尽谄媚之能事，希望能听到这些神秘录音，所以他是学生中的大红人。起初他也没注意到我，觉得我不过是个从某某不知名地方来的外国学生。但后来我甄选通过，也要和他一起参加萧邦大赛，他变得热络起来，还主动邀我到他房间一起研究他那些珍奇唱片。我记得那时我们一起听阿格丽希的演奏，他听了还撇撇头说：「我弹可比她好」！

焦：谁知道这个弹的「不如他好」的钢琴家，最后却在萧邦大赛帮了他大忙！谈谈那次比赛吧，您那时一定经历了不少波折。
邓：那真是千辛万苦！首先，我本来根本不被波兰允许参赛！那时比赛并没有甄选，是靠推荐函，而我哪有什么资历！我在参加萧邦大赛之前，不要说和乐团合作协奏曲了，甚至连一场独奏会都没开过！我的推荐函上只有两句话：「在越南河内学钢琴。现为莫斯科音乐院学生」。这算什么经历呢？当时主办单位真的不想让我参赛；后来一方面他们觉得既然能在莫斯科音乐院学钢琴，应该有一定水准。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萧邦大赛还没有越南人来参赛过。所以为了给越南一个机会，我才被允许参赛。

焦：那时苏联有资助你参赛吗？
邓：没有。我那时穷的不得了，自己坐火车从莫斯科到华沙。光是这一趟火车就够折腾人了！下了火车还得自己找到旅馆，累的半死─幸亏旅馆和爱乐厅很近，要不然还真是麻烦。我那时穷到连一件正式的礼服都没有，在前几轮比赛我都穿著一般的衣服上场。最后进了决赛，要弹协奏曲，我才惊觉没有一件礼服怎么和乐团合奏！这不是很失礼吗！只好赶在二十四小时内请人作了件礼服给我，总算在台上有一件正式礼服可穿。所以我那时比赛是初生之犊，第一次参加比赛，根本不知道紧张，惟一的压力反而是担心决赛那件礼服能否赶工完成！

焦：您比赛时弹了什么曲目？我听说您当年的萧邦a小调练习曲(作品二十五之四)可是技惊四座，谓为传奇。
邓：那是因为我是左撇子，所以我才选这首能炫耀左手快速移动的练习曲！我决赛时弹了萧邦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这并不常见，大家都喜欢弹第一号。不过第三届冠军查克(Yakov Zak)当年也弹了第二号。

焦：您为何会选第二号呢？是因为第二号比较有诗意吗？
邓：不！是因为第二号比较短！我那时不是连和乐团合作的经验都没有吗？所以我就想选一首短一点的，少弹少出错！

焦：想想这比赛真是传奇。您成为第一位得到萧邦大赛冠军的亚洲钢琴家，波哥雷利奇则因阿格丽希而成名，而你们的同学薛巴诺娃也得到第二名。看来莫斯科音乐院是大获全胜了！
邓：其实那个时候波兰主审非常希望薛巴诺娃能夺冠，因为那时波兰在极力拉拢俄国的关系。那时评审一派支持波哥雷利奇，一派支持薛巴诺娃，但就没听说有人特别为我说话，但最后却是我得到冠军。不过薛巴诺娃也是非常好的钢琴家。她生了一个天才儿子，现在也是钢琴家，应该会参加下一届萧邦大赛，我们拭目以待吧！

焦：不过您能夺冠应是无庸置疑，因为您除了首奖之外，还囊括马祖卡奖、波兰舞曲奖和协奏曲奖，可谓压倒性的胜利！大赛之后，您和波哥雷利奇还有连络吗？
邓：没有了。这次比赛对他是个不小的打击，我想以他的自尊大概很难忍受这种结果。其实波哥雷利奇对外人虽是戴上冷面具，但对他熟的朋友却是相当亲切。我们毕竟是同学，他后来说的一些话和对我的冷漠，在那时确实伤害了我。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想想真的也没什么。日子还是得过；比赛不是人生，只是一时罢了。

焦：您怎么看待波哥雷利奇的演奏？
邓：波哥雷利奇当然是非常好的钢琴家，他的音乐和技巧都非常特别。这都来自于他的老师，也就是其妻子凯泽拉丝(Alice Kezeradze)。波哥雷利奇的音乐很深，弹出来的声音也很深。他的音乐像是「数位化」思考，所有的元素都在他的设计与控制之下，能够在慢速度下维持音乐的凝聚力。我们学曲子总是非常快，一两周练好一部新作品。但波哥雷利奇却是千锤百链，琢磨各式音色、技巧和句法，一个曲子非练个两三个月不可，而他也确实投入更多时间在练习之上，维持曲目的广泛。这点非常不容易。我是相当欣赏他的演奏的。

焦：凯泽拉丝当时有名吗？
邓：几乎没人知道她！当时是有一些学生私下和她学钢琴，但没听过有人认真和她学。我想你知道她和波哥雷利奇相遇的故事：波哥雷利奇向来被大家捧在掌心上，大家总是说他弹得多好多好。可是在一次宴会上，凯泽拉丝听了他的演奏，却批评他的不是。然而，波哥雷利奇当下却觉得如醍醐灌顶般豁然开朗，立即决定向她拜师学习，后来更结婚了。

焦：在俄国好像很多学生和老师都很亲近。
邓：这确实是俄国的传统，老师真的很照顾学生，把学生当成自家人，很多学生还住到老师家里。

焦：您后来回到俄国去，从一个学生变成大赛得主，生活有没有改变？
邓：我一回去就发生一个故事。我那时在华沙，一个人什么都不懂，带著一堆比赛奖金。那可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美金呀！结果人生地不熟，一时糊涂，差点把奖金给丢了。当时比赛单位好心，建议我可以把钱留在波兰，等到回来演奏时再把钱拿回去。我心想这样也安全些，所以就听了他们的话。结果我带著大包小包东西，兴高采烈地一回到莫斯科，我的老师就告诉我他被官方约谈，说他的学生把钱留在国外，意图逃跑！

焦：天呀！他们怎么会知道！难道KGB也跟你去比赛吗？
邓：就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所以才可怕。我虽然是越南人，但还是在苏联的控制之下。那时苏联对什么都是严密控制。举例而言，我在得奖之后才开始学英文。那时我找的英文老师，也就是波哥雷利奇的英文老师，她所用的教材完全没有日常生活会话，所有的对话都是政治的！连这种语言学习都具有高度政治性，更不难想像当时的政治环境。像我的老师巴许基洛夫(Dimitri Bashkirov)，有一次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如果哪一天你要逃跑，请你先告诉我，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巴许基洛夫本人确是深受其害；他的很多出名学生跑了不说，连他的女儿，也是嫁给克莱曼(Gidon Kremer)后跑了(后来又「转嫁」巴伦波因(Daniel Baremboim))。所以巴许基洛夫那时都不能出国演奏，因为苏联怕他也跑了。我那时就对他说：「只要我还是你的学生，我就不走」，让老师放心。

焦：您那时真的没有想要走吗？
邓：没有。这有很多因素。我那时妹妹和弟弟都在莫斯科念书。我若逃走，他们势必会在苏联受到折磨，我不能这么做。再来，我也不想走。我一九七七年才到莫斯科，三年后就得了萧邦大赛冠军，但我觉得我还不够，还没准备好迎接密集的演奏事业。我当时考莫斯科音乐院时，所受的训练很有限，手指一看就知道没什么专业学派训练，不像波哥雷利奇他们从小就打下好基础。那时我是因为弹得很有音乐性，所以他们才愿意收我。因此得奖之后，虽然有大赛冠军头衔，但我不能让自己停留在这些有限的曲目里，我想继续学习。我后来在苏联又待了七年多，很认真地琢么我的音乐和技巧。不过，演奏受限却是真的。苏联时代，我那时几乎只能在东欧国家演奏，到西方世界演奏得经过极其繁琐的签证手续，也不见得能通过。苏联瓦解后，我的北越背景又不见容于美国。直到我一九九五年取得加拿大公民之后，才能在美国演奏。

焦：您为了继续学习真的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不过您是太客气了；您当年在萧邦大赛的演奏就已证明您是一位了不起的钢琴家了！能否谈谈您在苏联的学习？您是由卡兹教授(Issac Katz)在越南发掘，然后带往苏联学习，后来又跟随纳坦森(Vladimir Natanson)和巴许基洛夫学习。可否特别谈谈您和后两者的学习？他们的教法一样吗？
邓：完全不同。就学派而言，他们两位算是师出同源。纳坦森是芬伯格(Samuel Feinberg)的学生，而芬伯格是郭登怀瑟(Alexander Goldenweiser)的学生。巴许基洛夫则直接师承郭登怀瑟，也曾是郭登怀瑟的助教。然而，他们两人的风格和教法却完全不同。纳坦森算是当时莫斯科音乐院里属于旧俄国学派的最后代表人物，风格很俄国，非常浪漫热情。巴许基洛夫当然也很热情，但他的音乐更具思考性，涉猎的曲目也更多，包括德布西和拉威尔。更重要的，是巴许基洛夫是真正活跃在舞台上的大钢琴家。很多职业演奏者所遇到的演奏或技术的问题，他才能真正给我解答。我当时准备萧邦大赛时，主要是和纳坦森教授学习，但后来就逐渐向巴许基洛夫学习。

焦：我觉得您当年的萧邦并没有很强的俄国风格，可否请教您那时的萧邦受谁的影响最大？
邓：我觉得是霍洛维兹和鲁宾斯坦。就霍洛维兹的演奏而言，他真正了解钢琴的演奏句法，但又能表现出超越性的成就。钢琴不比弦乐能够做到真正的渐强，每一个音弹出后就已经固定了。但霍洛维兹的演奏却有著极巧妙的控制，能够做到不可思议的句法和渐强效果。我对这点极为佩服，也研究他的音乐思维和演奏方式。鲁宾斯坦对我的影响则是他自然的音乐风格。在准备萧邦大赛时，我受霍洛维兹影响较多，但现在则倾向追求鲁宾斯坦式的表现。

焦：您和巴许基洛夫学了多久？
邓：正式而论，是三年左右。不过我们一直都保持很好的关系，我也很高兴他欣赏我的演奏。巴许基洛夫热爱教学，也懂得教学。很多很好的演奏家不会教，因为他们根本没遇到过技巧问题，面对学生的问题根本无力解决。巴许基洛夫就很能分析问题之所在。不过他上课非常的严格，对学生要求非常高。我记得那时上课有人弹不好，他气的大骂「给我滚出去！」，甚至还把椅子也给摔了出去。我们看了都吓呆了！

焦：学生能接受这么严厉的教学吗？
邓：这又有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骂一个女生弹不好，结果这个女同学说她心脏不好，不能承受这种责骂。巴许基洛夫怕闹出人命，所以就答应她不骂了。结果等那女同学弹完，巴许基洛夫很无奈地说：你要我不骂，可以。可是我一不骂，你看看你弹成什么德性…我看还是该骂！不过，他真是很用心的老师。我去年在莫斯科开独奏会，他也来听了，什么小瑕疵都听得仔仔细细。他总是很关心学生的演奏。

焦：巴许基洛夫这么热情，当年应该去和纽豪斯(Heinrich Neuhaus)学才对。
邓：确实是。他当年虽然在郭登怀瑟班上，但总是跑去听纽豪斯讲课。我觉得他的个性更适合纽豪斯那一派。

焦：纽豪斯和郭登怀瑟处的如何？
邓：并不好。纽豪斯喜欢大堂课，人越多越来劲。常常自顾自的讲，然后下课后再偷偷给他指导的学生说一句：你明天下午来找我。因为他根本忘了他是在给这个学生上课，心神都放在和听众讲课上了。郭登怀瑟很不欣赏纽豪斯这种方式。有一回郭登怀瑟甚至对纽豪斯说：「你即使那天死了，我也不会去参加你的丧礼！」；那知道纽豪斯更厉害，回答说：「可是，我可会参加你的丧礼！」。

焦：真是太精采了！不过郭登怀瑟一九六一年过世，纽豪斯六四年才走，看来纽豪斯是「胜利」了。您后来和萧邦大赛还有连络吗？
邓：有的。事实上，我会当二○○五年萧邦大赛的评审。这次萧邦大赛在制度上会有大改变。首先，萧邦大赛将取消现行的录影带甄选，改成在比赛前一周进行初选。这个初选一样在华沙举行，但评审都是波兰音乐家。初选最多选六十位钢琴家，再进入正式的比赛，而正式的比赛也就从四轮改成三轮。另外，决赛本来只有六个名额，如今也将放宽成十个名额，让更多的选手能够参加决赛。

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革呢？
邓：我想是上一届比赛争议太大了。我上次去华沙，大家都在谈论安宁(Ning An)，说他演奏是多么杰出，大家对比赛结果也都很有意见。初选和正式比赛分开，好让一些没能力的人淘汰出局，把正式比赛给真正有实力的选手。而决赛增加名额，我想总能比较能避免像安宁这样的好手被恶意挡在决赛门外，导致决赛乏善可陈，让一些缺乏实力的人得奖。一旦真正的好手进了决赛，决赛也就是公开的竞争，好坏大家都看的到，舆论压力也会更大。

焦：您有特别喜欢的作曲家吗？
邓：我喜欢的作曲家随著时间而变。以前当然对萧邦著力最多，但现在我对法国作品，特别是德布西和拉威尔等最为喜爱。

焦：您的德布西是向巴许基洛夫学的吗？
邓：其实我的德布西算是自己学的。不过，我因为住蒙特利尔，所以学习法文，也因此常常去巴黎。我和以前巴黎音乐院的教授桑贡(Pierre Sancon)、蕾凤璞(Yvonne Lefebure)以及马卡洛夫(Nikita Magaloff)等钢琴家都是好朋友。他们都是非常好的音乐家，我也常向他们请益法国音乐的演奏与诠释。

焦：那钢琴家呢？您有没有喜爱的钢琴家？
邓：我欣赏的钢琴家大多都作古了。在现今钢琴家中，我最欣赏的大概有两位，一位是鲁普(Radu Lupu)，另一位是苏可洛夫(Grigory Sokolov)。这两位都有很深刻的音乐，苏可洛夫更是整个人都在音乐里面，演奏具有吉利尔斯(Emil Gilels)和李希特(Sviatoslav Richter)的力道和气魄。他以前在圣彼得堡音乐院教了好一阵子，后来辞职了。原因是：「我听到一个错误，那是个错误。可是我当教授，听了同样的错误成百上千遍之后，我就开始习惯那个错误了！这怎么行！」。

焦：您常回越南演奏吗？
邓：每年都回去！法国人在越南盖了一座非常典雅的音乐厅，大概是欧洲人在亚洲所建最好的。现在越南的音乐水准也大有提升，我也愿意多回去演奏。能看到自己的祖国不断进步，是我最欣慰的事。

焦：希望您也有机会再到台湾演奏！我对您十年前的萧邦第一号钢琴协奏曲还是印象深刻！
邓：我很乐意！很少有音乐厅像台北国家音乐厅一样有那么多钢琴可选，那确实是很美好的演奏经验！

(焦元溥。台湾乐评家，作品见于联合报、自由时报、香港明报月刊、亚洲周刊、人民音乐杂志(北京) 古典音乐杂志(台湾)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