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艺术在艺术与自然关系方面的主要异同点（zt）

东西方艺术的差异是历史性的。地处“四海”之间的“九州”，被称为东方华夏古代文明中心；地中海周围的古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被称为西方古代文明中心。东西方这两个古代文明中心虽然长时期隔离着，有各自的民族性和政治经济体制 ，但如太极之两仪，隔而不绝，也存在着共同性，他们都受天地之赐和人文之助，都荟萃着古代文明的精华，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华夏为主体的东方文明，立足九州，放眼四海，他象一朵花束，以华夏的中原文明为中心，花团锦簇，形成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这种局面长久持续，从未中断，形成一个艺术正统。同时，它具有张力和吸引力，在艺术上既给人影响，又吸收所能接触到的各个地区艺术的长处，把外来的营养融化为自己的血肉，并且善于在原有的基础上别开生面，通过渐进的方式，不断完善自己。中国文明有持久而统一的学术、道德正统，这就是道家和儒家。道家务虚，虚中有实，对文艺的影响很大。它宣扬的天人关系，曲折地影响了艺术的气质，如山水画以及书法的意向和气韵。儒家务实，实中有虚。它侧重人与人的关系，在道德上有许多建树，也影响着艺术的素质。道家和儒家的相左和相右，在美学上提出“尽善尽美”（孔子），“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不全不萃不足以为美”（荀子）等观点，构成中国艺术史上以统一完美为正统的艺术观念。“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老子）却成为艺术的普遍规律。
　　在西方文明中心里，希腊艺术对文艺复兴以及整个欧洲近代艺术时断时续地起着影响。希腊人自满于地中海“这广阔的胸膛”，它的特点是开朗，容量大。它的地理环境虽然造成易散难聚的格局，但隔海相望，有冲刺弹跳力，性格大度爽朗。希腊人向往活跃愉快的人生，欣赏并颂扬自身的美质，在人体艺术中宏观宇宙的秩序——变化、和谐、均衡、丰富。人神同性同形，又在人体上寄寓着崇高的理想，由此把人体推向艺术高峰。地中海周围形成一个花环式的艺术圈，却没有一个民族可以长久主宰，只是此枯彼荣，交互生辉。然而，西方贯于别出蹊径，影响到现代艺术的求变、求新和富于开拓精神。
　　艺术的特性，深刻而鲜明地反映在艺术创作的主观关系上，中西艺术有共同处，也有不同点，艺术家都从自己的角度循着艺术的内部规律进行创作，形成各自的个性特征。西方古典美学，把自然看作是艺术的对象，“人”则是自然最高的造物，“人”又是自然宇宙的中心。西方在公元前一、二世纪就出现了像米洛的维纳斯那样高度成熟的人体艺术。中国古典美学崇尚自然山川，把自然山川之美看作造化之灵，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西汉霍去病墓的建立和西方维纳斯的创作差不多同一纪年，这一巨型纪念碑式的雕刻，以卧虎、跃马、石像、怪兽等天然浑成的造型，拓展出广阔山野、丘陵和无极宇宙。汉武帝大将霍去病墓如沧海明珠，孕含于天地精神之间，它充分体现了“人”生成于自然，回归于自然这一设计意念，当我们进入那空阔之野，浸浴着一种恒久的人生感、历史感和宇宙感。
　　我们从分析中西古典绘画的语言特征入手，比较中西艺术在自然与艺术关系方面的主要异同点。艺术与自然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人与自然是亲和的关系、亲子的关系。艺术家作为自然之子，将自己融入自然，浑然一体。这种看法不同于西方的再现论，再现论把人和自然的关系摆在对立的位置上；也不同于西方的移情论，移情论把人和自然摆在并列对等的位置上。中国的艺术理论认为自然宇宙变动不居，与自然相应的创作也应当如同自然本身那样，自由自在、轻松自然。老庄美学进一步把宇宙运动理解为“道”，“道”充塞贯穿于宇宙天地之间，它要求真正的人，真正的艺术家具有一种特殊的心境，“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中国古人、哲人和艺术家爱好沉思冥想、静观宇宙生命，将自身融入大自然的运动。弃绝自我，忘怀自我，响应自然，感悟自然，与自然之道息息相通，终至天人混化为一体。因此，真正艺术家的心灵率真纯洁，有如赤子儿童，他的精神透彻，有如明镜，他的技艺毫不造作，自然而自由，有如游戏舞蹈。“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庄子美学所赞美的自然风格的美成为中国艺术长期追求的最高境界。道家提倡的是一种非人工的“自然”美。老子《道德经》声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说人、地、天中的一切都以道为规则的话，那道则以自然的状态为规则，“自然”即“自己如此”、“自然而然”之意。道家所推崇的是天地万物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成之道，它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的母性原则，它作为“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和“天地母”，然而它依据的原则则是顺应万物的自然成长。庄子则进一步把它普遍化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一美学命题。天地沉默运行的节奏，万物无言生长的繁茂景象，都是自然之道这一“大美”的具体体现。正是通过“自然”这一终极价值，道家美学便把审美对象的领域无限地扩展为存在的一切，它为中国艺术提供了一种超出日常审美的标准：“毛嫱、丽姬，人之所以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历与西施，……道通为一”，人间的美丑缺乏绝对的根据，当我们用自然之道的绝对标准来看时美可以转化为丑，丑也可以转化为美。庄子自己也曾描写了大量面貌奇丑的得道之士，如“阖足支离无脉”（跛脚、驼背、缺唇）和“翁大瘿”（脖子长大瘤者），然而他们却是人格美的极致。因此，正如李泽厚在《华夏美学》中所讲“在文艺中，诗文中的拗体，书画中的拙笔，园林中的怪石，戏剧中的奇构，各种打破甜腻的人际谐和、平宁的中和标准的奇奇怪怪，拙重生稚、艰涩阻困，以及‘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等等，便都可以成为审美对象。中国艺术因之而得到巨大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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