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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勒生于波希米亚的喀里斯特,1875年获准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就读,向茱里奥斯·艾柏士坦(Julius Epstein)学习钢琴,随后又到维也纳大学修读布鲁克纳讲授的课程。他第一次尝试作曲,是为了参加一场歌剧比赛而写下悲叹之歌﹝后来马勒把这部作品改为合唱曲﹞。不过他并未成功,于是把注意力转向指挥,巴德厅的第一份指挥工作以后,他陆续担任多家大型歌剧院指挥──1881年在利比亚纳,1882年在欧娄摩茨,1884年在卡塞尔,1885年在布拉格,1886年在莱比锡,1891年则在布达佩斯。
1891年马勒在汉堡歌剧院首次获得长期聘任,直到1897年离开。于汉堡歌剧院任职期间,他在史坦因巴赫度过夏天并专心于作曲,这段时间里马勒完成了第一号交响曲和“少年魔号角”。
1897年,为了保住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艺术总监这个极具声望的位置,原是犹太教徒的马勒改信天主教(当时并不容许犹太教徒担任这个职务),自此十年他都留在维也纳,以其近乎苛求的完美主义著称。一年之中他花费九个月管理歌剧院,剩下三个月主要待在麦亚尼希作曲;他有一栋小房子位于沃特湖畔,马勒在此创作了第二号至第八号交响曲。1902年,与爱尔玛‧辛德勒结婚,育有两个女儿;长女在1907年过世,同年他被诊断出患有心脏病,还失去了维也纳歌剧院的职务──马勒试着在维也纳表演他并未被广泛接受的作品,却受到多数反犹太的媒体攻讦抨击。纵然第四号交响曲曾获得些许好评,一直到1910年第八号交响曲首演,马勒才真正在音乐上得到肯定,之后的作品皆未在他生前公开演出。
马勒一直承受着越发严厉的反犹太攻击,直到1907年几乎已是忍无可忍,同年接下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指挥职务,1908年也指挥了一季,却因为大都会转念支持托斯卡尼尼而被停职。隔年又回到纽约担任新成立的纽约爱乐交响乐团指挥,大约此时他完成“大地之歌”与最后一部完整的作品,第九号交响曲。1911年二月最后一次前往美国,此时马勒的病况严重,在他要求之下被送回维也纳。1911年五月18日,马勒因链球菌感染病逝于奥匈帝国内的维也纳,留下未完成的第十号交响曲。死后葬于维也纳格林清墓园。
马勒启蒙于德国音乐传统──发源自巴赫和“维也纳派”: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与舒伯特等人的创作,融合了舒曼、孟德尔颂等浪漫时期作曲家的音乐,然而对其作品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则是马勒所说,在贝多芬之后唯一作品中真正有“发展”的瓦格纳。
马勒的交响乐作品规模庞大,时间方面和乐队的编制方面都是空前的,例如第三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就长达30多分钟。这样,他的交响曲具有更多表现自己情感想法的空间。庞大的乐队,有时还包括场外乐队和大规模的合唱队,使得对巨大的情感落差表达成为可能,而且能够给观众极大的感官享受。
马勒结合了浪漫主义的概念──包括为交响曲设标题,或是乐章的整合,与交响曲中歌曲曲调的运用,这些概念皆因交响乐团在管弦编制上的重大发展而得以实现。当他寻求能够延伸其音乐世界的方法,所带来的是马勒扩展了交响乐体制,最后致使他打破对形式既有的认知。他曾说一部交响曲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因此马勒在呈现他的作品之时遇上困难,也会持续修改乐曲细节直到呈现的效果能让他满意。
马勒的交响曲约可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被他当时正在阅读的“魔号角”诗集强烈影响着,还融合了他取材自这本诗集的歌曲曲风,这个时期涵盖了第一号至第四号交响曲。第二时期包含随后三部交响曲,也被称为“三部曲”。风格集中于猛烈的情感表现,其中第六号“悲剧”交响曲里的铁锤敲击震撼当时的维也纳听众,也启发了其他作曲家。他最后的时期以复杂的对位结构闻名,包含第八号、第九号、和未完成的第十号交响曲,以及联篇声乐交响曲“大地之歌”。
马勒着迷于承袭贝多芬,同时也惧于写出第九号交响曲,宣称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第九号”:意指与著名的贝多芬第九号D小调交响曲具有同等规模的交响曲。极少数作曲家能像马勒般将其作品与生活如此随意地融合。第十号交响曲的手稿上,还留着他给妻子爱尔玛的记注(当时爱尔玛与沃尔特·格罗佩斯发生婚外情),还有其他手写的注释等等。马勒灵性深远,被形容成“时时皆与上帝通达”,以神性自然描绘着他的音乐。
这个原因致使在马勒死后,其音乐长时间被视为超脱情感,甚至达到神秘至高境界。从他无止尽地寻求扩展表达音乐的方式来说确实如此,不过他同时也是个极端热衷的艺师──自其严谨的工作方式,细密计划,还有对前辈作曲家的研究上就可看出。
某些角度来说,马勒在追随者眼中扮演的关键性角色,让他俨然成为现代音乐的海顿。 他的作曲风格对勋伯格、韦伯恩、与贝尔格造成深远影响,同时也影响了曾经与他共事,事业上受其助力的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与奥图·克伦培勒。他们将马勒的音乐介绍至美国,更改变了好莱坞电影配乐的做法。他不只是个作曲家,更是提倡革新的指挥,他的理论、技巧至今仍使用。他时常说:“传统只是伤感。”,还要求大量排练曲目;即使这么做让公演品质比过去更为精进,终究导致马勒与乐团之间关系紧张。
马勒在世的时候,其作为指挥家要比他作曲家的身份名气来得要大,还被认为19、20世纪最重要的指挥家。可惜马勒不曾留下录音。但根据旁人的描述,马勒指挥时动作幅度很大,非常投入。
作品长期不被接受(部分原因可能来自于他犹太人身分),让马勒说出了那句名言:“我的时代将要来临。”二十世纪中期,他的时代的确来临。那些早已认识他的人与包含莱奥纳德·伯恩斯坦在内的同世代指挥家拥护马勒,渴求于探索音乐新浪潮的广大听众看来似乎织成了拥护支持他的时代。马勒的作品全集很快地被录制,他的作品成为许多指挥登上职业颠峰的验证。
20世纪后期新发展的乐理得以对马勒的曲目做出改动,数次完成第十号交响曲的尝试,还有其他曲目的修订。莱奥纳德·伯恩斯坦,克劳斯·滕斯泰特,皮埃尔·布列兹、里卡多·夏伊、朱塞佩·西诺波里,克劳迪欧·阿巴多、柏纳·海汀克、小泽征尔、西蒙·拉特爵士、麦可·提尔森·汤玛斯与本杰明·山德尔等数位指挥是乐界公认诠释马勒的好手,他的音乐将继续吸引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