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让理想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评《公开的情书》
作者：阮铭
《公开的情书》是一部思想上和艺术上有独创性的作品。它写于一九七二年三
月，在“四人帮”横行的那个乾坤颠倒的年代，已经以手稿和打印稿在一部分青年
中流传。今年在《十月》杂志发表后，青年读者的反映绝大部分是积极的，认为作
品鼓舞了他们“前进的勇气”，“象一道理想的闪电拨亮了心灵中将要熄灭的火焰”。
但也有人认为，作品是写“三角恋爱”的，“文艺刊物根本不该发表什么情书”！
我以为，作者写出一部同时引起强烈支持和强烈反对的作品，比写出一部毫无反响
的作品要好得多，说明他的确抓住了某一部分激动人心的社会生活的本质。所以，
我首先要向《公开的情书》的年轻作者们致以衷心的祝贺！
一代青年的真实典型
这部作品所以能够引起青年读者的热烈反应，因为它是真实的，真实地反映了
当代中国青年面对的社会现实，塑造了一代青年的真实典型，而真实是文艺的生命。
鲁迅说得好：“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
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公开的情书》向我们发出的，是真的声音。这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
黑暗年代，一群没有被“浩劫”压倒的青年的灵魂的呼声。作者采用的艺术体裁是
新颖的。四个主人公（真真、老久、老嘎、老邪门）半年间（一九七○年二月至八
月）的四十三封书信，不仅形象地描画出文化大革命风暴中一代青年怎样走上了不
同的生活道路；而且满怀激情地抒写了他们对于理想、爱情、事业和祖国命运的勇
敢探索。作者的着重点显然是后者，因而没有去追求故事的情节，而把心力灌注在
表现主人公们奔腾澎湃的思想感情。而书信的体裁，正好给奔放的思想感情提供了
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呈现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现在有些人一提起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就摇头，甚至称之为“失
去的一代”。这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点。在长达十年的“风暴”和“浩劫”中，无论
青年、中年、老年，都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有的堕落，有的前
进；有的害人，有的被害；有的沉睡，有的惊醒；有的颓废，有的奋起，并不能一
概而论。 《公开的情书》 塑造了两类青年的典型。一类是童汝和石田，在林彪、
“四人帮”掀起的黑浪中随波逐流，是失去了灵魂的骗子和市侩。一类是真真、老
久、老嘎、老邪门，可以说是惊涛骇浪中涌现的“思考的一代”。作者着重揭示了
这一类青年在探索前进中丰富的、复杂的、痛苦的内心世界，这是十分可贵的尝试。
今天二、三十岁的一代青年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能力如何，对于未来中国的命运无疑
具有重大的影响。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功能，就是塑造激动人心的艺术形象，促进
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生长，担高一代新人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水平。《公平的情
书》的作者们显然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我们在肯定这部作品的正确方向的同时，
也要指出它的不成熟不完善之处，这是为了同作者和读者们共同研讨，使作品的优
点和积极作用得到更集中的发挥，使缺点和消极作用得到克服。
现在我们从作品中的人物谈起。
女主人公真真，是作者塑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典型。正象真真这个名字所显示的，
她有一颗真诚的、勇敢地追求真理的心。即使在黑暗得令人窒息的重压之下，她的
身上还是引人注目地放出古典的革命传统和浪漫的未来理想相辉映的灿烂光芒。她
是年轻主人公中最纯洁、最真诚、最善良的一个，象水晶一样透明，在自己内心最
痛苦最愤怒的时刻，也不忘记向周围人们伸出善意的手。她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
后的战争年代里诞生的革命后代，吮吸革命的乳汁长大，血液里渗透了父辈们的革
命信仰。她的生活有过一个美丽的开端。正当少年时代培养起来的对科学的热爱，
为建设强大社会主义祖国献身的理想将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变为现实的时候，道
路中断了。文化大革命的巨浪，把她从高干家庭和名牌大学冲到社会底层。父亲被
监禁，姨父成了“反动权威”，自己成了“黑帮子女”和“精神贵族的臭小姐”，
由于反抗受到镇压，又被打成“二月逆流”伸向群众组织的“黑手”。她在被批斗
中不肯屈服，逃出专案组的监视，奔向祖国大江南北的壮丽山河，以真诚和善良的
心获得了新的朋友，同时也遇到了以虚伪报答真诚。以自私报答善良的骗子和市侩。
真真的思想性格是矛盾的。有坚强果敢的一面，象阿坝高原冰天雪地里她看到
的那朵小黄花一样，“生长在风雪呼啸的高山之巅，是这样坚强、勇敢、美丽，充
满蔑视冷酷环境的豪情”，这种豪情使她在横暴恣肆的淫成逼迫下不屈服；使她在
蔑视知识的愚昧环境里不沉沦；俺她在泪花迷离的痛苦中还能看到“理想世界的闪
光”，心中燃烧着“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对大自然的最纯美、最强烈、最深
沉的感情”。同时她也有软弱消极的一面，当遭到骗子、恶棍、市侩一次又一次的
精神摧残以后，她暂时失去了前进的目标，“眼前灰蒙蒙的一片，脚下是肮脏的尼
泞”。她感到迷惘，渴望改变，但不知道怎样行动。
这样的矛盾性格，在男主人公老久身上同样存在，却没有表现得象在真真身上
那么鲜明。作者似乎有意把老久塑造成觉醒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一个强者的典型，
让他比真真高出一头，成为真真的引路者。然而作者在这一点上是不成功的。老久
的艺术形象显得不象真真那样丰满，精神境界也不及真真。据老嘎向真真介绍，老
久是一个珍惜时间，拼命读书，醉心科学，忘我工作，决不迎合时髦浪潮，有坚强
内心世界的思考者。但从老久自己的大量书信中，我们的印象却是矛盾的。他的确
有强烈的信念、坚韧的毅力和昂扬的气概，无论学习、工作、游泳，都勇往直前，
不避艰险，“有逼人的进攻的锋芒”，这是老久的强者的一面。同时他的言行给人
以不舒服的狂傲的感觉。他议论很多，有一些精辟、大胆的见解，但有些失于空泛，
感情夸张而不深沉。真真具有的那种从革命父辈身上获得的献身精神，正是老久所
缺乏的。他对家庭、对同志、对爱人、对群众，都缺乏无私的热忱，有太多的戒备，
给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看来他对这一点没有自觉（也许连作
者也没有完全意识到）。他虚无主义地对待一切古典的传统的东西，并且劝老嘎在
艺术上不要受真真的影响，因为她“太古典了！”我们对古典要一分为二，有封建
的、官僚的、洋奴的、买办的古典，这是应当唾弃的，应当铲除的；有科学的、进
步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古典，这是应当继承的，应当发扬的。老久没有分
清这一点，他的世界观太狭窄了。老久的经历在那个年代要算是顺利的，称心的分
配、良好的导师和学习条件，使真真读他的信时心中浮现出一个踌躇满志的“现实
的宠儿”的形象。但这还不过是表面现象。老久本质的弱点，是漂亮话下面那颗狭
窄的小市民的心。他志大而量小，口口声声痛斥庸人，自己身上却拖着一条庸人的
辫子。老久最爱的是他自己，最不能忘怀的是“一个社会下层的小人物所受到的耻
辱和蔑视”！他渴望出人头地，当然不是象童汝那样凭政治投机，而是凭个人的刻
苦奋斗。谁哪怕无意识地有一点挡了他的路，即使是自己的亲人，他也要刻骨铭心
地记住。只因为家里和邻居合用一个电表，母亲劝他把四十瓦的灯换成二十五瓦，
他就“象野兽似地发作”，大骂母亲“庸俗”！甚至一开始同真真恋爱，就抱着患
得患失的虚荣心：“我要小心，不要输，败在一个女孩子手里太不象话了，要把主
动权夺过来。”“这是一个人的性格和思想对另一个人的征服”！这多么缺乏现代
青年对待亲人应有的平等观念和自我牺牲精神。这里难道不是流露出老久的灵魂里
正包藏着他所抨击的小市民的庸俗么？
老邪门是作品中思考的一代的精神领袖，他的气质同老久相近，是老久的事业
和爱情的指导者。他也有坚定的信念的顽强的性格，似乎比老久更能冷静地思考问
题，同时身上也存在老久一样的庸人气息。他一面宣称要“冲破宗教教义、偏见和
各种传统观念”，一面又用救世主的口吻说教。他自以为在宣布一种新的科学思想，
却不小心地说出了早已过时的陈腐观念。他的某些思想说教带的上世纪资产阶级思
想家的色彩， 轻视群众， 轻视妇女。甚至他认为最理想的真真，在他和老久这些
“光明的给予者”面前都是低能的。尼采自诩太阳，给予人们光和热。老邪门也说
真真“将从我们的思想能给她多少光明来判断我们的工作价值” ， 并且指示老久
“和她见面的主要目的，是对她的内心世界来一番彻底的改造！”他心中没有群众，
只有庸众，自称“属于我自己的只有高傲的思想。我冷淡地应付一切，我唯一的愿
望是人们少来打搅我。”
老嘎的形象塑造得亲切感人。这个真诚、热情、深沉的青年艺术家，气质上同
真真接近，并且无私地爱着真真。由于父亲在美国开饭馆，他备受歧视，他的热爱
祖国、献身人民事业的感情遭到践踏，心情抑郁地走着一条崎岖的路。正象真真描
绘的那样，纵然两旁是冷漠严峻的悬崖，地上铺满刀尖般的怪石，他总是背起画夹
顽强地前进着。“路是多么长、多么长，多么难，多么难呵！”然而他的耳边回响
着朋友的声音：“无论如何不能中断前进。中断或停顿就意味着消沉，而消沉就是
灵魂的死亡。”于是他更加勇敢地前进了，重新开始心儿的歌唱……
小说就是在老嘎的前进的歌声中结束的。
我们应当感谢年轻的作者们在“四人帮”横行的黑暗年代里创作出这样一部格
调高昂的作品。不管作者塑造的这几个正面主人公的典型还有那么些严重的思想缺
陷和性格缺陷，他们都还不失为思考的一代的真实典型。因为这些缺陷本身也是真
实的，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作品的不足之处，首先是作者对于正
面主人公的缺陷并没有清醒地察觉到，特别是对于老久和老邪门这两个主人公的某
些庸人气质和狂诞言论，似乎采取了肯定和赞赏的态度，在他们头上不适当地绕上
了拉斐尔式的灵光圈。
第二点不足之处，是作者未能塑造出思考的一代中更高的典型。真真曾经引用
赫尔岑的一段话，把老久比做“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英雄”，“自觉地赴汤蹈火，
力求唤醒年轻一代走向新的生活，力求洗净在刽子手和奴才中间生长起来的子弟身
上的污垢。”真真（也可能包括作者）对老久的这种过高评价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从整个作品来看，无论真真和老嘎，或者老久和老邪门，都不是思考的一代中最完
美的典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就是心离人民太远。在第一封信（老嘎致
老久）的末尾，有这么一段话：
“在这笼子似的、静静的山谷里，栖息着十多只异乡的鸟：有北农大的、清华
的、南开的、武大的、川大的……他们生长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却又生活在刀耕
火种的桃花源里，这是怎样一种‘再教育’啊。”
这段话很值得深思。为什么要自比异乡的鸟，而不是水中的鱼呢？当然，林彪、
“四人帮”摧残教育和科学，把大学毕业生驱赶到山谷里去，让学物理的去卖酱油，
让学数学力学的到火葬场去抬死人，荒废所学的专业，这是极端反动的措施。然而
人民群众终究是历史的创造者。知识分子在要成为民族的精华，就必须同人民群众
在一起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和思考。为什么“乡村小镇中学的教书匠，在学生眼中，
在整个社会眼中，是可有可无的可怜虫”呢？即使一部分群众暂时有这种愚昧观点，
难道不可以改变么？为什么不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做做启蒙工作呢？在这部作
品中，我们看不到青年主人公们同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感情交流，包括生活在“真正
的底层”的真真，也从来没有谈起过她同人民的心灵的接触。这不能不是一个重大
的缺点。
为什么作者没有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同人民心连心的知识青年典型？难道在当时
的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典型么？难道在那个年代不允许青年同人民群众接近么？
并不见得。事实上，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最黑暗的年代里，许多觉醒的男女
青年，通过上山下乡，同中国国土上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劳动和生活在一起，懂得了
中国的国情的人民的心，他们不但从书本中，而且从人民的实践中吸取思想养料，
思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更加认清了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迈开坚定的步
伐走上讨伐“四人帮”的战场。这样的人，才是“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英雄”。
我不是说作者一定要写讨伐“四人帮” 的英雄， 而是说作者塑造老久那样自诩要
“改造社会”的英雄形象时，无论如何不应该把他高高地悬挂在远离人民的九天之
上，而应当把他放在人民之中进行活动和战斗。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们没有让自己
的心灵同底层人民的脉博跳动在一起，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只要是人民居住的地
方， 不管是七十年代的农村， 还是刀耕火种的桃花源，都不应当是新中国青年的
“异乡”。离开了人民群众这个推动历史前进的最根本的动力去思考祖国的命运，
这样的思考只能产生不结果的花朵。
对理想和爱情的探索
大家知道，通过作品主人公们的爱情矛盾或公开发表“情书”来反映社会生活
的重大主题，在文学史上是常见的。列宁赞赏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写
了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诺夫对蔽拉的爱情。 大家也知道， 鲁迅发表了他同许广平的
“情书”，名曰《两地书》。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正确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
思想内容和丰富多采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也就是恩格斯说的巨大的思想深度、意识
到的历史内容同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
塑造了肩负俄国革命未来使命的新人典型。因此博得列宁的称赞。鲁迅和许广平的
《两地书》，解剖了笼罩中国几千年的黑暗势力，探讨了向旧社会作战的战略，他
们都透过爱情揭示社会关系的本质，因为爱情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
《公开的情书》也是这样，它没有低级趣味，四十三封书信的基本内容，是男
女主人公们对于青年普遍关心的理想、爱情、科学、艺术和祖国未来命运的探讨。
作者正是透过这种思想探讨，揭示出这一代青年丰富的内心世界。至于这些探讨本
身，有正确的部分，也有不成熟、甚至谬误的部分，这是我们要加以分析的。
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毁灭了整整一代青年的理想，这种看法不符合历
史事实。我以为男主人公老久说得对：“动乱的年代提供了比稳定时期更多的机会，
使一批有能力和才智的人迅速成熟了，开始从个人生活小圈子中摆脱出来，清醒地
认识到自己对祖国义不容辞的责任。还有一些人，迅速堕落下去，把整个民族甚至
整个人类的利益当做自己生长的养料，取消了一切道德约束，贪婪地攫取地位和私
利。”就是说，大动乱没有也不可能毁灭一代青年的理想，只能促使青年队伍分化，
使一部分人堕落，使另一部分人更坚强。《公开的情书》的思想意义，正是反映了
在那个动乱年代里，这两部分青年对待理想、爱情和祖国命运的截然不同的态度，
把希望寄托于在艰难的道路上探索前进的新的一代。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并
没有简单化地去追求他们的外部表现，而是着重揭示他们内在的两种对立的精神境
界，显示出作品的思想深度。
老久、老邪门、老嘎、真真和她的老朋友们，是大动乱中始终保持理想光芒的
那部分青年的代表。对于他们，“有理想和为实现理想而奋斗正是人的本性，人的
天职。”即使在最沉闷、最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也“从未放松过工作和学习，从未
忘记贫穷、落后的祖国到底需要干什么？”他们的理想遭到过践踏，象真真，“从
小就接受的信仰，在别人高举的皮鞭中被抽得粉碎”了，但这是理想的受难，不是
理想的灭亡。在林彪、“四人帮”的铁蹄下，他们不屈服，不沉沦，把被踩熄的理
想火把重新点燃，勇敢地探索继续前进的道路。
然而，“通往未来的路在什么地方呢？”对于这个重大问题，真真和她那些生
活在底层的老朋友们持比较郑重的态度，没有轻易得出确定的结论。还有老嘎，虽
然意识到必须行动，必须前进，不能停顿，不能消沉，“向前走啊，向前走就有路！”
但也并没有看清目标。自以为看清了目标，自以为手中掌握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
真理，自以为找到了通向祖国富强的道路的，是老久和老邪门，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和为理想而奋斗的旺盛精力，这是值得钦佩的，这部作品所以能够激励青年读者前
进的力量就在这里。然而他们得出的许多格言式的结论，却未必是准确的。
在林彪、“四人帮”践踏科学文化的年代，老久和老邪门坚信科学的力量，高
度评价“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的伟大意义”，认识到我们的祖国必须跟上时代和
科学发展的脚步，并且自觉地肩负起掌握和应用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成就
的历史使命。这样的理想和行动是很可贵的。但是真理哪怕在同一方向越过一步，
就可能产生谬误。正是二十世纪初量子力学的新发现，导致俄国一部分布尔什维克
去相信寻神论和造神论。我们从老久和老邪门的某些言论中，也看得出某种“信仰
危机”的反映。
他们宣称要走一条和许多年轻人不同的“在理论上进行探索的道路”。他们把
自己的“理论”思考成果比做“扎在海底岩石之中的柱石，不管风暴多么猛，浪涛
多么大，那些被巨风吹散的船只能靠到这里拴住他们的缆绳。”这就是说，他们要
通过自己的探索创造新的理论“柱石”，去吸引那些在大动乱中失去信仰的人们。
青年人应不应当有这样的勇气呢？我想是应当的。因为这个大变动中的世界，使整
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处于大发展的前夜。这
个发展理论的伟大历史使命理应由新的一代来承担，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理论
探索需要的不光是勇气，更重要的是严格的实事求是精神。
据老久说，他们的理论探索道路，是“从立志学科学，到文化革命中思考现实，
又由现实思考到理论、探索到哲学，最后又回到科学。”而这个循环，是在学生宿
舍里沉溺于书本和抽象讨论中进行的。结果是“思想上一个接着一个的突破”，他
们把理论的“突破”看得太轻易了，似乎既不需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以往理论的
历史发展，又不需要广泛地、深入地考察当代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就可以凭“灵
感”和“激情”宣布“这个时代已经把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抛到后面了。”
“真正的科学思想”在他们自己手中！
老久他们的理论探索的结论是：“只有掌握和应用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思想和科
学成就，用它们来考察以往和目前的一切事变，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在他们看
来：以往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都过时了！不能解释以往和目前的一切事变了！这里用
得着二十世纪现代科学伟大先驱爱因斯坦的话：“从我自己痛苦的探索中，我了解
前面有许多死胡同，要朝着理解真正有重大意义的事物迈出有把握的一步，即使是
很小的一步，也是很艰巨的。”中国的年轻一代要攀登理论高峰，应当既勇猛，又
虚心，要敢于冷对那毫无道理的诽谤攻击，又善于向先驱者学习，象鲁迅提醒的那
样：“不要只用力于抹煞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
比前人更加高大。”
老久说：“走向虚无主义是当代青年的思想潜流。”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问题上，老久们自己也或多或少受到这种潜流的影响。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虚
无主义，不能完全责怪青年，这里存在历史的原因。除了林彪、“四人帮”高举的
皮鞭以外，象真真的哥哥那样的僵化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反动，说
什么“《马克思传》，其他伟大人物的传记，还有鲁迅的杂文，已经净化了人的灵
魂”，还不是把马克思和鲁迅变成“牧师”，把他们的著作当成符咒和经文了么？
真真这样的青年就是由于高举的皮鞭和僵尸的说教对过去的信仰产生了动摇。要克
服这种“危机”，只有通过创造性的深刻研究，用新的见解，新的知识，新的事实
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解答现代实际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 应当被
“抛在后面”的，不是马克思和鲁迅，不是生气勃勃地同新时期的伟大实践一道前
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真真的哥哥这类荒唐的“传教士”！对于“历史上最伟
大的科学家、思想家”的观点是可以探讨的，但是，为了严肃地进行这种探讨，还
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分析能力。而为了提高思想分析能力，除了学习现代科学
以外，还必须学习前人的理论和科学成就，学习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只有这样，
思想理论的探讨才能够结出丰硕之果。
在年轻人的精神生活中，理想和爱情常常联系在一起。有多么崇高的理想，就
有多么纯真的爱情。《公开的情书》正是透过对于理想和爱情的不同的追求方式，
分出了两类人。真真、老久、老邪门，老嘎是一类，童汝、石田是又一类。作品通
过真真同童汝、石田的感情决裂，反映了两类青年世界观的根本冲突。
童汝是在文化大革命动荡中趁势飘浮上来的渣滓浊沫，一个把理想、事业挂在
口头，不择手段地追逐名誉地位的“精神流氓”，他可以为了不断地满足私欲出卖
一切。参加搞整人的专案使他获得地位，伪装同情又使他骗得被害者真真的感情，
最后无耻地要求真真去同她根本不爱的石田结婚，然后和他保持一种谁也不知道的
情人关系。这样一个虚伪、肮脏的灵魂一旦暴露，当然要遭到心灵纯洁、真挚的真
真的切齿痛恨：“恨不得我的每一个字都变成一支利箭刺向这个恶棍，一切便宜都
要让他占有：他要占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同时又要秘密地占有我的感情，
并让我把自己出卖给我不爱的人——为了他更彻底、更稳妥地占有我。实在可恶！”
石田和童汝不同。他没有童汝那样的政治野心和欺骗手段，而是一个自私庸俗
的市侩。他“爱”真真，却不爱她的理想，不愿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来分担真真的
苦难。他不愿意同真真一起去底层生活，选择了参军的道路，为的是“军人政治地
位高，只有穿上军装的大学生，才是最吃得开的，再也没有人敢骂我臭老九了！”
他要真真靠拢姨夫，为的是获得那笔补发的工资。他工作顺利，但是随波逐流，没
有对革命事业和祖国命运的责任感。正象真真说的：“他的生活理想完全可以在一
个安分守己的姑娘和一条笔直的裤缝上得到满足”。
真真同童汝的决裂是简单的，因为这个恶棍太下流！太无耻！至于石田，虽然
真真早就认识到，同这个“俊美的外貌掩盖着一颗多么空虚、多么丑恶的灵魂”的
市侩“苟且凑合”，是“生活的镣铐”和“感情的酷刑”，但是长久不能跨出决裂
的一步，因为他比那些恶棍们有较多的“人性”，总能用“悔过”的泪水来打动她
善良的心。只有当真正的爱情在心中觉醒的时候，她才再也不能原谅自己的“苟且
凑合”，认识到同这样的人在一起“就象一只生不着火的炉子，只会冒烟，污染空
气”。她终于向石田发出决裂的最后通牒，宣告“即使我已经和你结过婚了，我也
要和你离婚！”
这种没有共同理想的“爱情”的决裂，显然是合乎道德的，而“苟且凑合”是
不道德的。真真的哥哥指责真真，“背信弃义”“朝三暮四”，是毫无道理的。按
照真真哥哥的逻辑， 石田这样“一个大学生， 在部队受到领导的好评和重视”，
“说明他有前途”，把他“甩掉”，就是“不道德”。这个庸人根本不幢得真真需
要的，不是一个人的“出身、经历、相貌”，而是基于共同理想、共同生活目的、
相互吸引的真挚感情。她需要一个真正打动她的心的人爱她，也需要把自己的有无
私地献给他。当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她作出了勇敢的抉择，在市侩和战士中间选
择了战士。这样对待爱情的态度是严肃的、负责的，完全无可非议。
作者还借了真真的老朋友的信，指出了“今天的诗人、文学家如果只会描写那
些鸳鸯蝴蝶式、卿卿我我式、齐眉举案式、一见钟情式的爱情，那不管写得怎样出
色，他们都将愧对十八世纪写出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除了迎合市侩、庸夫
俗子的口味外，这样的作品在今天是不会感动人的，是没有生命力的。”而新时代
的爱情是为了新思想、新道德的诞生。“这个爱情法则要求双方思想的基本一致。
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斗争才能使共同的生活充满乐趣，才能使人生和
爱情的意义得到体现。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爱情才是崇高的、纯洁的、动人的。”
我们应当在青年中提倡这种崇高的、纯洁的、动人的爱情，使他们脱离某些浅
薄的爱情作品的庸俗口味的影响。
《公开的情书》中关于爱情问题的探索，并不是没有缺点的。比如老久，虽然
自称“考察、研究了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爱情问题和婚姻问题上的不正常现象”，并
且宣称“今天为了爱，我们必须去斗争，必须同偏见和社会习俗斗争”。可是恰恰
在老久自己和他的朋友老邪门身上，并没有摆脱小私有者的“偏见”，女性应当处
于男性从属地位的思想烙印，还深深地刻在老久和老邪门的灵魂里。他们主张不需
要在思想上和他们“匹敌”的爱人，只需要爱人的“激情”来刺激他们的科学思维！
在老久对待真真的态度中，确实存在某些家长和救世主的气味。真真曾经一度察觉
到这一点，发出过反抗的呼声：“我既不需要救世主，也不需要恩赐！不要，不要，
半点也不要。”“我抛掉了一副枷锁，不愿再戴上另一副了。”然而后来真真还是
被“强大”的老久所吸引，没有选择平等地无私地爱着她的老嘎。真真和老久见面
以后，她得到的将是精神的解放还是精神的枷锁，取决于两个人爱情生活的未来发
展：或者老久将不断地成熟起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抛弃对女姓的不平等观念，
同真真一道获得精神的解放；或者真真将不得不再一次挣脱奴隶的枷锁。
在爱情生活中完全摆脱家长制和私有观念的影响，需要经历许多世代的漫长斗
争，需要整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大提高，但这不等于说，我们的年青一
代就得屈服于旧的传统观念的枷锁，无权去追求理想的、平等的，无私的爱情。恰
恰相反，青年既然是创造未来社会的新的一代，就应当去创造最大限度地摆脱了私
有制精神枷锁的、合乎未来社会新的道德标准的新的爱情观念。
向更高的精神境界攀登
恩格斯在评论哈克纳斯的《城市姑娘》时，一方面充分肯定成绩，指出这部作
品除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以外， 还表现了“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敢”，对那些
“自满的庸俗人物的观念”提出了尖锐指责；另一方面也分析了缺点，指出作品中
的工人阶级形象显得消极。他满怀期望激励作者，“也许您有充分理由先描写一次
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方面，而把积极方面留给另一部作品”。这样的文艺批评是多
么令人信服！只有采取这样既严格、又热情的负责态度的文艺批评，才能够有益于
作者和读者，才能够推动文学艺术的前进。
近几年青年作者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有一些接触到比较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思
想问题，写得比较深刻，同时也存在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缺点。这类作品往往在
人民群众中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应，包括赞成和反对。对于当代的这种值得注意的文
艺现象，我们的文艺批评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作出令人信服的实事求是的科学
评价，这是促进新时期文学艺术繁荣的重要条件。
《公开的情书》反映的七十年代初的社会现实和青年的精神生活，虽然过去了
整整十年，但是主人公们探索的那些问题，仍然激动着今天的青年的心，这就是作
品的现实意义。当代的文艺批评，是不该把这样的作品放到视野之外的。分析这部
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指出它的缺陷，目的是寄热烈的希望于作者，期待他们继
续写出反映新时期青年一代更高精神境界的新作品。我们等待着看到老久、老邪门、
老嘎、真真和她的老朋友们十年来生活和思想的发展，也等待着看到童汝、石田们
的生活和思想的变动。我们相信最近十年祖国大地上经历过的伟大事变，肯定会震
动每一个思考者的心灵，在他们中间出现比七十年代初的真真和老久们更高的新典
型。他们应当是理论上更正确、实践上更切实、同人民群众共呼吸、同祖国现代化
建设共命运的新人。新时期文艺的重要使命，就是催促新人的诞生，努力使现实生
活中的新人取得艺术上的主角位置，激励新的一代在理想光芒的照耀下，向更高的
精神境界攀登。
（原载北京出版社《公开的情书》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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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公开的情书》
作者：阮铭
《公开的情书》是一部思想上和艺术上有独创性的作品。它写于一九七二年三
月，在“四人帮”横行的那个乾坤颠倒的年代，已经以手稿和打印稿在一部分青年
中流传。今年在《十月》杂志发表后，青年读者的反映绝大部分是积极的，认为作
品鼓舞了他们“前进的勇气”，“象一道理想的闪电拨亮了心灵中将要熄灭的火焰”。
但也有人认为，作品是写“三角恋爱”的，“文艺刊物根本不该发表什么情书”！
我以为，作者写出一部同时引起强烈支持和强烈反对的作品，比写出一部毫无反响
的作品要好得多，说明他的确抓住了某一部分激动人心的社会生活的本质。所以，
我首先要向《公开的情书》的年轻作者们致以衷心的祝贺！
一代青年的真实典型
这部作品所以能够引起青年读者的热烈反应，因为它是真实的，真实地反映了
当代中国青年面对的社会现实，塑造了一代青年的真实典型，而真实是文艺的生命。
鲁迅说得好：“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
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公开的情书》向我们发出的，是真的声音。这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
黑暗年代，一群没有被“浩劫”压倒的青年的灵魂的呼声。作者采用的艺术体裁是
新颖的。四个主人公（真真、老久、老嘎、老邪门）半年间（一九七○年二月至八
月）的四十三封书信，不仅形象地描画出文化大革命风暴中一代青年怎样走上了不
同的生活道路；而且满怀激情地抒写了他们对于理想、爱情、事业和祖国命运的勇
敢探索。作者的着重点显然是后者，因而没有去追求故事的情节，而把心力灌注在
表现主人公们奔腾澎湃的思想感情。而书信的体裁，正好给奔放的思想感情提供了
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呈现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现在有些人一提起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就摇头，甚至称之为“失
去的一代”。这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点。在长达十年的“风暴”和“浩劫”中，无论
青年、中年、老年，都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有的堕落，有的前
进；有的害人，有的被害；有的沉睡，有的惊醒；有的颓废，有的奋起，并不能一
概而论。 《公开的情书》 塑造了两类青年的典型。一类是童汝和石田，在林彪、
“四人帮”掀起的黑浪中随波逐流，是失去了灵魂的骗子和市侩。一类是真真、老
久、老嘎、老邪门，可以说是惊涛骇浪中涌现的“思考的一代”。作者着重揭示了
这一类青年在探索前进中丰富的、复杂的、痛苦的内心世界，这是十分可贵的尝试。
今天二、三十岁的一代青年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能力如何，对于未来中国的命运无疑
具有重大的影响。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功能，就是塑造激动人心的艺术形象，促进
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生长，担高一代新人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水平。《公平的情
书》的作者们显然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我们在肯定这部作品的正确方向的同时，
也要指出它的不成熟不完善之处，这是为了同作者和读者们共同研讨，使作品的优
点和积极作用得到更集中的发挥，使缺点和消极作用得到克服。
现在我们从作品中的人物谈起。
女主人公真真，是作者塑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典型。正象真真这个名字所显示的，
她有一颗真诚的、勇敢地追求真理的心。即使在黑暗得令人窒息的重压之下，她的
身上还是引人注目地放出古典的革命传统和浪漫的未来理想相辉映的灿烂光芒。她
是年轻主人公中最纯洁、最真诚、最善良的一个，象水晶一样透明，在自己内心最
痛苦最愤怒的时刻，也不忘记向周围人们伸出善意的手。她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
后的战争年代里诞生的革命后代，吮吸革命的乳汁长大，血液里渗透了父辈们的革
命信仰。她的生活有过一个美丽的开端。正当少年时代培养起来的对科学的热爱，
为建设强大社会主义祖国献身的理想将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变为现实的时候，道
路中断了。文化大革命的巨浪，把她从高干家庭和名牌大学冲到社会底层。父亲被
监禁，姨父成了“反动权威”，自己成了“黑帮子女”和“精神贵族的臭小姐”，
由于反抗受到镇压，又被打成“二月逆流”伸向群众组织的“黑手”。她在被批斗
中不肯屈服，逃出专案组的监视，奔向祖国大江南北的壮丽山河，以真诚和善良的
心获得了新的朋友，同时也遇到了以虚伪报答真诚。以自私报答善良的骗子和市侩。
真真的思想性格是矛盾的。有坚强果敢的一面，象阿坝高原冰天雪地里她看到
的那朵小黄花一样，“生长在风雪呼啸的高山之巅，是这样坚强、勇敢、美丽，充
满蔑视冷酷环境的豪情”，这种豪情使她在横暴恣肆的淫成逼迫下不屈服；使她在
蔑视知识的愚昧环境里不沉沦；俺她在泪花迷离的痛苦中还能看到“理想世界的闪
光”，心中燃烧着“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对大自然的最纯美、最强烈、最深
沉的感情”。同时她也有软弱消极的一面，当遭到骗子、恶棍、市侩一次又一次的
精神摧残以后，她暂时失去了前进的目标，“眼前灰蒙蒙的一片，脚下是肮脏的尼
泞”。她感到迷惘，渴望改变，但不知道怎样行动。
这样的矛盾性格，在男主人公老久身上同样存在，却没有表现得象在真真身上
那么鲜明。作者似乎有意把老久塑造成觉醒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一个强者的典型，
让他比真真高出一头，成为真真的引路者。然而作者在这一点上是不成功的。老久
的艺术形象显得不象真真那样丰满，精神境界也不及真真。据老嘎向真真介绍，老
久是一个珍惜时间，拼命读书，醉心科学，忘我工作，决不迎合时髦浪潮，有坚强
内心世界的思考者。但从老久自己的大量书信中，我们的印象却是矛盾的。他的确
有强烈的信念、坚韧的毅力和昂扬的气概，无论学习、工作、游泳，都勇往直前，
不避艰险，“有逼人的进攻的锋芒”，这是老久的强者的一面。同时他的言行给人
以不舒服的狂傲的感觉。他议论很多，有一些精辟、大胆的见解，但有些失于空泛，
感情夸张而不深沉。真真具有的那种从革命父辈身上获得的献身精神，正是老久所
缺乏的。他对家庭、对同志、对爱人、对群众，都缺乏无私的热忱，有太多的戒备，
给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看来他对这一点没有自觉（也许连作
者也没有完全意识到）。他虚无主义地对待一切古典的传统的东西，并且劝老嘎在
艺术上不要受真真的影响，因为她“太古典了！”我们对古典要一分为二，有封建
的、官僚的、洋奴的、买办的古典，这是应当唾弃的，应当铲除的；有科学的、进
步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古典，这是应当继承的，应当发扬的。老久没有分
清这一点，他的世界观太狭窄了。老久的经历在那个年代要算是顺利的，称心的分
配、良好的导师和学习条件，使真真读他的信时心中浮现出一个踌躇满志的“现实
的宠儿”的形象。但这还不过是表面现象。老久本质的弱点，是漂亮话下面那颗狭
窄的小市民的心。他志大而量小，口口声声痛斥庸人，自己身上却拖着一条庸人的
辫子。老久最爱的是他自己，最不能忘怀的是“一个社会下层的小人物所受到的耻
辱和蔑视”！他渴望出人头地，当然不是象童汝那样凭政治投机，而是凭个人的刻
苦奋斗。谁哪怕无意识地有一点挡了他的路，即使是自己的亲人，他也要刻骨铭心
地记住。只因为家里和邻居合用一个电表，母亲劝他把四十瓦的灯换成二十五瓦，
他就“象野兽似地发作”，大骂母亲“庸俗”！甚至一开始同真真恋爱，就抱着患
得患失的虚荣心：“我要小心，不要输，败在一个女孩子手里太不象话了，要把主
动权夺过来。”“这是一个人的性格和思想对另一个人的征服”！这多么缺乏现代
青年对待亲人应有的平等观念和自我牺牲精神。这里难道不是流露出老久的灵魂里
正包藏着他所抨击的小市民的庸俗么？
老邪门是作品中思考的一代的精神领袖，他的气质同老久相近，是老久的事业
和爱情的指导者。他也有坚定的信念的顽强的性格，似乎比老久更能冷静地思考问
题，同时身上也存在老久一样的庸人气息。他一面宣称要“冲破宗教教义、偏见和
各种传统观念”，一面又用救世主的口吻说教。他自以为在宣布一种新的科学思想，
却不小心地说出了早已过时的陈腐观念。他的某些思想说教带的上世纪资产阶级思
想家的色彩， 轻视群众， 轻视妇女。甚至他认为最理想的真真，在他和老久这些
“光明的给予者”面前都是低能的。尼采自诩太阳，给予人们光和热。老邪门也说
真真“将从我们的思想能给她多少光明来判断我们的工作价值” ， 并且指示老久
“和她见面的主要目的，是对她的内心世界来一番彻底的改造！”他心中没有群众，
只有庸众，自称“属于我自己的只有高傲的思想。我冷淡地应付一切，我唯一的愿
望是人们少来打搅我。”
老嘎的形象塑造得亲切感人。这个真诚、热情、深沉的青年艺术家，气质上同
真真接近，并且无私地爱着真真。由于父亲在美国开饭馆，他备受歧视，他的热爱
祖国、献身人民事业的感情遭到践踏，心情抑郁地走着一条崎岖的路。正象真真描
绘的那样，纵然两旁是冷漠严峻的悬崖，地上铺满刀尖般的怪石，他总是背起画夹
顽强地前进着。“路是多么长、多么长，多么难，多么难呵！”然而他的耳边回响
着朋友的声音：“无论如何不能中断前进。中断或停顿就意味着消沉，而消沉就是
灵魂的死亡。”于是他更加勇敢地前进了，重新开始心儿的歌唱……
小说就是在老嘎的前进的歌声中结束的。
我们应当感谢年轻的作者们在“四人帮”横行的黑暗年代里创作出这样一部格
调高昂的作品。不管作者塑造的这几个正面主人公的典型还有那么些严重的思想缺
陷和性格缺陷，他们都还不失为思考的一代的真实典型。因为这些缺陷本身也是真
实的，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作品的不足之处，首先是作者对于正
面主人公的缺陷并没有清醒地察觉到，特别是对于老久和老邪门这两个主人公的某
些庸人气质和狂诞言论，似乎采取了肯定和赞赏的态度，在他们头上不适当地绕上
了拉斐尔式的灵光圈。
第二点不足之处，是作者未能塑造出思考的一代中更高的典型。真真曾经引用
赫尔岑的一段话，把老久比做“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英雄”，“自觉地赴汤蹈火，
力求唤醒年轻一代走向新的生活，力求洗净在刽子手和奴才中间生长起来的子弟身
上的污垢。”真真（也可能包括作者）对老久的这种过高评价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从整个作品来看，无论真真和老嘎，或者老久和老邪门，都不是思考的一代中最完
美的典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就是心离人民太远。在第一封信（老嘎致
老久）的末尾，有这么一段话：
“在这笼子似的、静静的山谷里，栖息着十多只异乡的鸟：有北农大的、清华
的、南开的、武大的、川大的……他们生长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却又生活在刀耕
火种的桃花源里，这是怎样一种‘再教育’啊。”
这段话很值得深思。为什么要自比异乡的鸟，而不是水中的鱼呢？当然，林彪、
“四人帮”摧残教育和科学，把大学毕业生驱赶到山谷里去，让学物理的去卖酱油，
让学数学力学的到火葬场去抬死人，荒废所学的专业，这是极端反动的措施。然而
人民群众终究是历史的创造者。知识分子在要成为民族的精华，就必须同人民群众
在一起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和思考。为什么“乡村小镇中学的教书匠，在学生眼中，
在整个社会眼中，是可有可无的可怜虫”呢？即使一部分群众暂时有这种愚昧观点，
难道不可以改变么？为什么不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做做启蒙工作呢？在这部作
品中，我们看不到青年主人公们同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感情交流，包括生活在“真正
的底层”的真真，也从来没有谈起过她同人民的心灵的接触。这不能不是一个重大
的缺点。
为什么作者没有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同人民心连心的知识青年典型？难道在当时
的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典型么？难道在那个年代不允许青年同人民群众接近么？
并不见得。事实上，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最黑暗的年代里，许多觉醒的男女
青年，通过上山下乡，同中国国土上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劳动和生活在一起，懂得了
中国的国情的人民的心，他们不但从书本中，而且从人民的实践中吸取思想养料，
思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更加认清了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迈开坚定的步
伐走上讨伐“四人帮”的战场。这样的人，才是“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英雄”。
我不是说作者一定要写讨伐“四人帮” 的英雄， 而是说作者塑造老久那样自诩要
“改造社会”的英雄形象时，无论如何不应该把他高高地悬挂在远离人民的九天之
上，而应当把他放在人民之中进行活动和战斗。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们没有让自己
的心灵同底层人民的脉博跳动在一起，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只要是人民居住的地
方， 不管是七十年代的农村， 还是刀耕火种的桃花源，都不应当是新中国青年的
“异乡”。离开了人民群众这个推动历史前进的最根本的动力去思考祖国的命运，
这样的思考只能产生不结果的花朵。
对理想和爱情的探索
大家知道，通过作品主人公们的爱情矛盾或公开发表“情书”来反映社会生活
的重大主题，在文学史上是常见的。列宁赞赏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写
了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诺夫对蔽拉的爱情。 大家也知道， 鲁迅发表了他同许广平的
“情书”，名曰《两地书》。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正确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
思想内容和丰富多采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也就是恩格斯说的巨大的思想深度、意识
到的历史内容同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
塑造了肩负俄国革命未来使命的新人典型。因此博得列宁的称赞。鲁迅和许广平的
《两地书》，解剖了笼罩中国几千年的黑暗势力，探讨了向旧社会作战的战略，他
们都透过爱情揭示社会关系的本质，因为爱情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
《公开的情书》也是这样，它没有低级趣味，四十三封书信的基本内容，是男
女主人公们对于青年普遍关心的理想、爱情、科学、艺术和祖国未来命运的探讨。
作者正是透过这种思想探讨，揭示出这一代青年丰富的内心世界。至于这些探讨本
身，有正确的部分，也有不成熟、甚至谬误的部分，这是我们要加以分析的。
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毁灭了整整一代青年的理想，这种看法不符合历
史事实。我以为男主人公老久说得对：“动乱的年代提供了比稳定时期更多的机会，
使一批有能力和才智的人迅速成熟了，开始从个人生活小圈子中摆脱出来，清醒地
认识到自己对祖国义不容辞的责任。还有一些人，迅速堕落下去，把整个民族甚至
整个人类的利益当做自己生长的养料，取消了一切道德约束，贪婪地攫取地位和私
利。”就是说，大动乱没有也不可能毁灭一代青年的理想，只能促使青年队伍分化，
使一部分人堕落，使另一部分人更坚强。《公开的情书》的思想意义，正是反映了
在那个动乱年代里，这两部分青年对待理想、爱情和祖国命运的截然不同的态度，
把希望寄托于在艰难的道路上探索前进的新的一代。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并
没有简单化地去追求他们的外部表现，而是着重揭示他们内在的两种对立的精神境
界，显示出作品的思想深度。
老久、老邪门、老嘎、真真和她的老朋友们，是大动乱中始终保持理想光芒的
那部分青年的代表。对于他们，“有理想和为实现理想而奋斗正是人的本性，人的
天职。”即使在最沉闷、最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也“从未放松过工作和学习，从未
忘记贫穷、落后的祖国到底需要干什么？”他们的理想遭到过践踏，象真真，“从
小就接受的信仰，在别人高举的皮鞭中被抽得粉碎”了，但这是理想的受难，不是
理想的灭亡。在林彪、“四人帮”的铁蹄下，他们不屈服，不沉沦，把被踩熄的理
想火把重新点燃，勇敢地探索继续前进的道路。
然而，“通往未来的路在什么地方呢？”对于这个重大问题，真真和她那些生
活在底层的老朋友们持比较郑重的态度，没有轻易得出确定的结论。还有老嘎，虽
然意识到必须行动，必须前进，不能停顿，不能消沉，“向前走啊，向前走就有路！”
但也并没有看清目标。自以为看清了目标，自以为手中掌握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
真理，自以为找到了通向祖国富强的道路的，是老久和老邪门，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和为理想而奋斗的旺盛精力，这是值得钦佩的，这部作品所以能够激励青年读者前
进的力量就在这里。然而他们得出的许多格言式的结论，却未必是准确的。
在林彪、“四人帮”践踏科学文化的年代，老久和老邪门坚信科学的力量，高
度评价“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的伟大意义”，认识到我们的祖国必须跟上时代和
科学发展的脚步，并且自觉地肩负起掌握和应用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成就
的历史使命。这样的理想和行动是很可贵的。但是真理哪怕在同一方向越过一步，
就可能产生谬误。正是二十世纪初量子力学的新发现，导致俄国一部分布尔什维克
去相信寻神论和造神论。我们从老久和老邪门的某些言论中，也看得出某种“信仰
危机”的反映。
他们宣称要走一条和许多年轻人不同的“在理论上进行探索的道路”。他们把
自己的“理论”思考成果比做“扎在海底岩石之中的柱石，不管风暴多么猛，浪涛
多么大，那些被巨风吹散的船只能靠到这里拴住他们的缆绳。”这就是说，他们要
通过自己的探索创造新的理论“柱石”，去吸引那些在大动乱中失去信仰的人们。
青年人应不应当有这样的勇气呢？我想是应当的。因为这个大变动中的世界，使整
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处于大发展的前夜。这
个发展理论的伟大历史使命理应由新的一代来承担，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理论
探索需要的不光是勇气，更重要的是严格的实事求是精神。
据老久说，他们的理论探索道路，是“从立志学科学，到文化革命中思考现实，
又由现实思考到理论、探索到哲学，最后又回到科学。”而这个循环，是在学生宿
舍里沉溺于书本和抽象讨论中进行的。结果是“思想上一个接着一个的突破”，他
们把理论的“突破”看得太轻易了，似乎既不需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以往理论的
历史发展，又不需要广泛地、深入地考察当代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就可以凭“灵
感”和“激情”宣布“这个时代已经把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抛到后面了。”
“真正的科学思想”在他们自己手中！
老久他们的理论探索的结论是：“只有掌握和应用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思想和科
学成就，用它们来考察以往和目前的一切事变，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在他们看
来：以往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都过时了！不能解释以往和目前的一切事变了！这里用
得着二十世纪现代科学伟大先驱爱因斯坦的话：“从我自己痛苦的探索中，我了解
前面有许多死胡同，要朝着理解真正有重大意义的事物迈出有把握的一步，即使是
很小的一步，也是很艰巨的。”中国的年轻一代要攀登理论高峰，应当既勇猛，又
虚心，要敢于冷对那毫无道理的诽谤攻击，又善于向先驱者学习，象鲁迅提醒的那
样：“不要只用力于抹煞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
比前人更加高大。”
老久说：“走向虚无主义是当代青年的思想潜流。”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问题上，老久们自己也或多或少受到这种潜流的影响。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虚
无主义，不能完全责怪青年，这里存在历史的原因。除了林彪、“四人帮”高举的
皮鞭以外，象真真的哥哥那样的僵化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反动，说
什么“《马克思传》，其他伟大人物的传记，还有鲁迅的杂文，已经净化了人的灵
魂”，还不是把马克思和鲁迅变成“牧师”，把他们的著作当成符咒和经文了么？
真真这样的青年就是由于高举的皮鞭和僵尸的说教对过去的信仰产生了动摇。要克
服这种“危机”，只有通过创造性的深刻研究，用新的见解，新的知识，新的事实
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解答现代实际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 应当被
“抛在后面”的，不是马克思和鲁迅，不是生气勃勃地同新时期的伟大实践一道前
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真真的哥哥这类荒唐的“传教士”！对于“历史上最伟
大的科学家、思想家”的观点是可以探讨的，但是，为了严肃地进行这种探讨，还
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分析能力。而为了提高思想分析能力，除了学习现代科学
以外，还必须学习前人的理论和科学成就，学习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只有这样，
思想理论的探讨才能够结出丰硕之果。
在年轻人的精神生活中，理想和爱情常常联系在一起。有多么崇高的理想，就
有多么纯真的爱情。《公开的情书》正是透过对于理想和爱情的不同的追求方式，
分出了两类人。真真、老久、老邪门，老嘎是一类，童汝、石田是又一类。作品通
过真真同童汝、石田的感情决裂，反映了两类青年世界观的根本冲突。
童汝是在文化大革命动荡中趁势飘浮上来的渣滓浊沫，一个把理想、事业挂在
口头，不择手段地追逐名誉地位的“精神流氓”，他可以为了不断地满足私欲出卖
一切。参加搞整人的专案使他获得地位，伪装同情又使他骗得被害者真真的感情，
最后无耻地要求真真去同她根本不爱的石田结婚，然后和他保持一种谁也不知道的
情人关系。这样一个虚伪、肮脏的灵魂一旦暴露，当然要遭到心灵纯洁、真挚的真
真的切齿痛恨：“恨不得我的每一个字都变成一支利箭刺向这个恶棍，一切便宜都
要让他占有：他要占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同时又要秘密地占有我的感情，
并让我把自己出卖给我不爱的人——为了他更彻底、更稳妥地占有我。实在可恶！”
石田和童汝不同。他没有童汝那样的政治野心和欺骗手段，而是一个自私庸俗
的市侩。他“爱”真真，却不爱她的理想，不愿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来分担真真的
苦难。他不愿意同真真一起去底层生活，选择了参军的道路，为的是“军人政治地
位高，只有穿上军装的大学生，才是最吃得开的，再也没有人敢骂我臭老九了！”
他要真真靠拢姨夫，为的是获得那笔补发的工资。他工作顺利，但是随波逐流，没
有对革命事业和祖国命运的责任感。正象真真说的：“他的生活理想完全可以在一
个安分守己的姑娘和一条笔直的裤缝上得到满足”。
真真同童汝的决裂是简单的，因为这个恶棍太下流！太无耻！至于石田，虽然
真真早就认识到，同这个“俊美的外貌掩盖着一颗多么空虚、多么丑恶的灵魂”的
市侩“苟且凑合”，是“生活的镣铐”和“感情的酷刑”，但是长久不能跨出决裂
的一步，因为他比那些恶棍们有较多的“人性”，总能用“悔过”的泪水来打动她
善良的心。只有当真正的爱情在心中觉醒的时候，她才再也不能原谅自己的“苟且
凑合”，认识到同这样的人在一起“就象一只生不着火的炉子，只会冒烟，污染空
气”。她终于向石田发出决裂的最后通牒，宣告“即使我已经和你结过婚了，我也
要和你离婚！”
这种没有共同理想的“爱情”的决裂，显然是合乎道德的，而“苟且凑合”是
不道德的。真真的哥哥指责真真，“背信弃义”“朝三暮四”，是毫无道理的。按
照真真哥哥的逻辑， 石田这样“一个大学生， 在部队受到领导的好评和重视”，
“说明他有前途”，把他“甩掉”，就是“不道德”。这个庸人根本不幢得真真需
要的，不是一个人的“出身、经历、相貌”，而是基于共同理想、共同生活目的、
相互吸引的真挚感情。她需要一个真正打动她的心的人爱她，也需要把自己的有无
私地献给他。当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她作出了勇敢的抉择，在市侩和战士中间选
择了战士。这样对待爱情的态度是严肃的、负责的，完全无可非议。
作者还借了真真的老朋友的信，指出了“今天的诗人、文学家如果只会描写那
些鸳鸯蝴蝶式、卿卿我我式、齐眉举案式、一见钟情式的爱情，那不管写得怎样出
色，他们都将愧对十八世纪写出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除了迎合市侩、庸夫
俗子的口味外，这样的作品在今天是不会感动人的，是没有生命力的。”而新时代
的爱情是为了新思想、新道德的诞生。“这个爱情法则要求双方思想的基本一致。
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斗争才能使共同的生活充满乐趣，才能使人生和
爱情的意义得到体现。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爱情才是崇高的、纯洁的、动人的。”
我们应当在青年中提倡这种崇高的、纯洁的、动人的爱情，使他们脱离某些浅
薄的爱情作品的庸俗口味的影响。
《公开的情书》中关于爱情问题的探索，并不是没有缺点的。比如老久，虽然
自称“考察、研究了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爱情问题和婚姻问题上的不正常现象”，并
且宣称“今天为了爱，我们必须去斗争，必须同偏见和社会习俗斗争”。可是恰恰
在老久自己和他的朋友老邪门身上，并没有摆脱小私有者的“偏见”，女性应当处
于男性从属地位的思想烙印，还深深地刻在老久和老邪门的灵魂里。他们主张不需
要在思想上和他们“匹敌”的爱人，只需要爱人的“激情”来刺激他们的科学思维！
在老久对待真真的态度中，确实存在某些家长和救世主的气味。真真曾经一度察觉
到这一点，发出过反抗的呼声：“我既不需要救世主，也不需要恩赐！不要，不要，
半点也不要。”“我抛掉了一副枷锁，不愿再戴上另一副了。”然而后来真真还是
被“强大”的老久所吸引，没有选择平等地无私地爱着她的老嘎。真真和老久见面
以后，她得到的将是精神的解放还是精神的枷锁，取决于两个人爱情生活的未来发
展：或者老久将不断地成熟起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抛弃对女姓的不平等观念，
同真真一道获得精神的解放；或者真真将不得不再一次挣脱奴隶的枷锁。
在爱情生活中完全摆脱家长制和私有观念的影响，需要经历许多世代的漫长斗
争，需要整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大提高，但这不等于说，我们的年青一
代就得屈服于旧的传统观念的枷锁，无权去追求理想的、平等的，无私的爱情。恰
恰相反，青年既然是创造未来社会的新的一代，就应当去创造最大限度地摆脱了私
有制精神枷锁的、合乎未来社会新的道德标准的新的爱情观念。
向更高的精神境界攀登
恩格斯在评论哈克纳斯的《城市姑娘》时，一方面充分肯定成绩，指出这部作
品除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以外， 还表现了“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敢”，对那些
“自满的庸俗人物的观念”提出了尖锐指责；另一方面也分析了缺点，指出作品中
的工人阶级形象显得消极。他满怀期望激励作者，“也许您有充分理由先描写一次
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方面，而把积极方面留给另一部作品”。这样的文艺批评是多
么令人信服！只有采取这样既严格、又热情的负责态度的文艺批评，才能够有益于
作者和读者，才能够推动文学艺术的前进。
近几年青年作者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有一些接触到比较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思
想问题，写得比较深刻，同时也存在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缺点。这类作品往往在
人民群众中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应，包括赞成和反对。对于当代的这种值得注意的文
艺现象，我们的文艺批评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作出令人信服的实事求是的科学
评价，这是促进新时期文学艺术繁荣的重要条件。
《公开的情书》反映的七十年代初的社会现实和青年的精神生活，虽然过去了
整整十年，但是主人公们探索的那些问题，仍然激动着今天的青年的心，这就是作
品的现实意义。当代的文艺批评，是不该把这样的作品放到视野之外的。分析这部
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指出它的缺陷，目的是寄热烈的希望于作者，期待他们继
续写出反映新时期青年一代更高精神境界的新作品。我们等待着看到老久、老邪门、
老嘎、真真和她的老朋友们十年来生活和思想的发展，也等待着看到童汝、石田们
的生活和思想的变动。我们相信最近十年祖国大地上经历过的伟大事变，肯定会震
动每一个思考者的心灵，在他们中间出现比七十年代初的真真和老久们更高的新典
型。他们应当是理论上更正确、实践上更切实、同人民群众共呼吸、同祖国现代化
建设共命运的新人。新时期文艺的重要使命，就是催促新人的诞生，努力使现实生
活中的新人取得艺术上的主角位置，激励新的一代在理想光芒的照耀下，向更高的
精神境界攀登。
（原载北京出版社《公开的情书》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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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思考，在万马齐喑的年代写出这样一本书，真不容易。你是哪年看的这书？我是
1981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