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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回来之后，在上百个邮件中看到了那篇关于抗战的“六十年过去了”的文章，很受震动，就放到了博客上和朋友们分享，没想到被文学城的编辑放到了滚动新闻上（慧眼识珠哈），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评论如潮。
有一篇评论是网友阿房转来的，是一位叫阿唐的朋友写的，很客观地评述了国共两党在抗战期间的表现，我读了之后很受启发，澄清了心中几个疑点。希望持不同意见的朋友们也能看看这篇文章，大家都能更加理性地、公正地看待那段历史。
浅谈国共两党抗战期间的表现
1937 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在历经10年的血战之后，开始了北伐战争蜜月后的第二个合作时期，红军换上了自己的老对手的服装，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配合中央军和晋军进行了忻口战役。这是国共在抗战期间唯一的一次携手联合作战，此后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是在战略层面上对于国军的遥相呼应，是一次完全独立的作战行动。
战役期间，八路军以狡 诈的战术技巧和勇猛的战斗决心，分别在日军的侧背实施了经典的山地伏击战“平型关”和特种部队夜袭战“阳明堡”，有力配合了国军的正面战役。
对于“平型关”战斗的战果争议较大，歼敌数目从二百人到千余人不等。我个人采信歼敌近千人的结论，依据上有两点：一是毛泽东事后的反应，在最初给林彪的电报中，毛曾经很兴奋地询问能否再搞几次这样的行动，调动一下全国抗战的决心。如果仅仅歼敌两三百人，老毛当不至于兴奋如此。二是时任主攻旅旅长李天佑等人的回忆录，事后皆言因为日军抵抗激烈，八路军伤亡较大。在如此有利地形上实施的伏击战，攻守双方的伤亡比率大致应该是持平，要知道，此时的八路军都是万里长征筛选出来的种子选手，其军事素养和战斗精神都是中国军队中的一流水准，如果仅仅伤亡两三百人，李天佑等人不会如此痛心。
另外，大概是出于宣传的需要，“平型关”的公关工作要比“阳明堡”做的好，国共两党一致猛吹海螺，最高的歼敌数字曾经达到万余，缴获品中甚至出现了战车！嘿嘿，在中国特色上，国共确实是不逞相让，各有千秋。其实，以今天的眼光，“阳明堡”的成果远远大于“平型关”，二十架作战飞机的毁伤，对于国军的正面战场的支援要远远大于歼敌近千人的行动。
那时候，国军的正面抵抗一败再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军队的素质太低，在最精锐的中央嫡系德械师在上海战区消耗殆尽之后，国军的水准基本上跌到了近代化军队的程度，大部分时候不得不采用死板的点线作战，依靠阵地战死打硬拼。至今仍然有不少人指责国军在抗战中的表现过于拙劣，为什么不采用机动防御战甚至运动战去作战。嘿嘿，指望一个大部分的士兵都是抓来的农民，既缺乏训练，又装备不足的军队去打运动战，半路上大概就跑得七零八落了，因此，国军不得不在阵地战中，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抵御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此，“阳明堡”的二十架飞机如果升空，将会给国军造成很大的伤亡。
忻口战役后，山西的战略要地基本失守，国军的战线被切割的零零碎碎，曾经的国共两军统一指挥联合行动，甚至在表面上都难以继续开展，于是，八路军就放了单飞，自顾向战线后方的河北山东等地穿插而去，正面战场上除了山西贺龙的留守兵团外，主力都跑到华北敌后去了。
在平型关最初的冲动之后，老 毛当然也很心疼自己部队的损失，满打满算，自己只有三万来人的血本，再打几次“平型关”，就玩完了。大概从那时候起，老 毛就知道不能再跟在国军的屁股后面拼消耗了，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
这样，东去的八路军，在行进途中，不断地分流，化整为零，如水银泻地，消失于人民群众之中。不仅国民政府的作战序列中再也找不到这一支“第十八集团军” ，就是中共自己很多时候也不大清楚自己手下的实力和分布状况。
分散开来的八路军以营连为单位，在日军扫荡过后的战线后方的真空地带，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几百人的一只队伍，几年下来，就变成了上万人的大军。等到抗战结束，细细一点，计有正规军一百万，人口近亿，上百个根据地，并且大多集中在中国的中心地带和交通枢纽附近。
牛吧，这就是毛泽东理论宝库中的一个法宝--人民战争，奇迹般地让共产党从生死存亡的边缘，成长壮大到三分中国有其一。嘿嘿，这一招数还有一个学术味道很浓的词汇：总体战。
抗战期间，国民党一直在攻击中共“游而不击”，而中共确实很难反驳这种说法。8年抗战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组织的最大的战役行动是1940年的“百团大战”，此次战役的大多数时间里也不过是扒扒破路、炸炸矿山、打一些数十人守备的小据点，并非是以消灭日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的战役企图。战役的后期，因为日军以大队(营)为单位，在根据地疯狂报复，横冲直撞，老彭气愤不过，组织了陈赓旅等几只主力部队上万人，在关家垴合围了500百人左右的岗崎大队，打了几个昼夜，居然没有全歼！其后，日军对八路军在太行山总部的报复行动中，仍然是以大队为单位进行长途穿插和奇袭，八路军依然是难以正面抵挡日军的进攻，最后导致副总参谋长左权战死疆场。这就是中日双方军队的实力差距，不是单纯依靠战斗意志能够弥补的。
那么，中共真的在8年抗战中如国民党形容的，除了前期的忻口战役和“百团大战” 之外，一直是在做壁上观吗？
这话看怎么讲，如果从师团规模的战斗而言，确实如此，象国军那样与日军动辄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八路军从来没有过，新四军甚至连歼敌数百人的战斗都是屈指可数。但是，这绝对不能推出，共军在抗战中毫不出力的结论。
如果八路军编入国军战斗序列，完全听从国府指挥的话，大概忻口战役战役结束，八路的番号就不用保留了，因为全拼光了。对于整个山西战役进程的影响是：迟滞日军对太原的进攻半月左右，给予日军杀伤数千人左右。
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八路向敌后挺进，不仅在战略上是正确的，而且在战术上也是正确的。
在战略高度上，一方面有效的控制了相当数量的国土和民众资源，使得日军的“以战养战”的策略遭遇极大的挑战和困难；另一方面是充分发挥了中共坚强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狂热的政治鼓动精神，最大限度地整合了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从而调动起其战争潜力。
在战术上，以八路军的装备和训练，是不可能在与日军的正面对抗中占到任何便宜的。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吕梁英雄传”，说八路军跟鬼子拼刺刀，要三个对一个才能打成平手，这还是冷兵器之间的对抗，热兵器方面的差距更大了。因此，打个伏击，摸个岗哨，炸个炮楼，扒扒铁路，埋个地雷什么的，那是拿手好戏，这些都是依靠游击战才能实施的手段。
再者，虽然八路军新四军一般不怎么主动去橹鬼子的虎须，但是日军也不能放任中共军肆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活动，为了保障自己的交通畅通和重要要点的安全，又要驻军，又要清剿，哪一样也少不了部队的运用。如果中共军不在敌后拼命地折腾，国军的正面战场必将遭到更大的压力。
最近看了一些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回忆文章中有关中国军队的正面评价，对于国军是敬仰其下级军官的牺牲精神，对于八路军则是充满愤恨和恐惧：危险来自方方面面时时刻刻，搞得日军非常紧张。
因此，完全忽视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中共建政以来，对于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作用，三緘其口。因此，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大陆上人们，脑海中的八年抗战就是敌后武工队，地道战地雷战，对于淞沪血战、武汉会战，长沙战役，常德和衡阳保卫战不甚了了。很多人第一次正面接触这一段史实，还是电影“血战台儿庄”，那个大概还是因为后来回归大陆的李宗仁是那次战役的主官的缘故。
凭心而论，国民党打的相当顽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田汉歌词中的那句“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用来形容国军在抗战中的表现，一点都不过分。
有人总是指责老蒋保存实力，消灭异己。其实，很大程度上，这是偏见。在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中，老蒋把自己嫡系部队中精锐的德械装备的师团尽数投入了这场战役，最后基本上都消耗殆尽，哪里有保存实力的想法？！
也有人说老蒋笨，不应该在上海狭小的地域之内和日军拼消耗，让日军的舰炮和飞机大显神威。这个也是事后诸葛亮的想法。当时老蒋的判断是，中国如果以一国之力对抗日本，结局毫无悬念是失败。因此，争取外界的支援，就是走向最后胜利的唯一一途。在上海这个国际都市狠狠地跟日本人干上一仗，让国际社会看看中国的实力，坚定他们出面调停的决心。即使真是老蒋笨，也是笨在落后的战争观念上面，没有预计到陆海空立体战争下巨大的火力杀伤效果。
也有人贴金说，这是小个子陈诚的神来之笔：在淞沪地区主动挑动战斗，把日军的注意力从华北引向华东，把日军的进攻轴向由北向南变成为东向西，利用江南的水网地形迟滞日军的进攻步伐，不然，日军沿平汉路南下，一马平川，拿下武汉，切断中国东西联络，那国民政府就难以撤退到西南大后方从事后来的抵抗了。
呵呵，其实，日军在中国的军事冒险，是典型的“行动在理论前面”，早在“九一八”事件的时候，就是关东军中下级军官立功心切，擅自主张，挑起了军事争端。“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华北，一者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二者也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刚到手的猎物，因此很希望和老蒋谈判协商停战，没有急迫的鲸吞中国的企图心。因此，老蒋为了保住武汉，把战火首先引向江南自己传统的经济政治中心区域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老蒋大概是以为打上一段时间，日本就会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被迫停战，没有想到日本这头蛮牛一发威，竟然不仅要打掉上海地区的国军，而且毫不停顿地挥师挺进南京。这也是为什么南京保卫战的准备是如此仓促的原因，据说临战前国防工事的钥匙都找不到，因为老蒋根本没有想到战争的规模会演变成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
接下来的的徐州会战中，台儿庄战役终于绽放出中日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个亮点，近乎歼灭日军轻敌冒进的一个师团。这场战役中，中央军、西北军和桂系通力合作，展现了国难当头，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的可贵一面。
其后，因为日军反应很快，对徐州形成包围之势，徐州的国军被迫四散撤退，一时间徐州往西的中原大地缺乏成建制的部队设防，老蒋万般无奈，只好炸开黄河花园口，形成了数百公里范围的黄泛区，阻止日军向华中进攻的势头。鬼子据说淹死了千余，老百姓屈死无数。***的小日本，这笔帐应该算在他们的头上。
在日军沿长江向武汉进攻中，国军在江西的万家岭一带，再次利用日军的轻敌冒进，合围并几乎全歼了一个师团。这是八年抗战中的第二个亮点，国共内战中大名鼎鼎的张灵甫就是经此一战而成名。关于这个几乎覆亡的师团还有很多的有趣的故事，该师团不是主力师团，其兵员的主要来源是大阪的小商贩，被其他日军戏称为“商贩师团”，就这么一个乙级师团，在南昌战役结束后沿长江南岸向武汉的攻击过程中，居然被赋予在崇山峻岭中偏师迂回的重任，结果因为这一带的铁矿干扰，罗盘失灵而迷路，在大山里面转磨磨，终于被国军抓住机会集中了十几倍的兵力团团围定猛打。说来惭愧，激战旬日而不能全歼，最后其师团长带领千余日军在外围日军的接应下，逃出生天。
1938年底，武汉会战的结果，仍然是毫无悬念，日军达成了其全部的军事政治企图：肢解中国，把国民政府降格为地方政权，扶植汪伪政权，建立亲日的中国傀儡政府。
其后的几年内，日军基本上没有发动10万人规模以上的战役，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的战略重点根本就不在中国战场上了。
1941年，老蒋得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第一反应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中国得救了。心思马上就转移到战后中国的局势上面去了，那自然就是国共两党争夺天下的局面了。于是，保存实力就是首要的任务了。这一点上，老毛比老蒋聪明多了，早在37年底中日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当然，老蒋也是没有办法，谁让他是中央政府呢，肩上背负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重任，他不得不抗。
因此，二次大战开始后，已经进行四年中日战争的中国大地上，反而平静下来，基本上是，日军不进攻，国军也不进攻，双方各据其土，相安无事。后来时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老兵史迪威之所以与总司令蒋介石闹到不可开交的程度，就是因为他气愤老蒋只管伸手向美国要装备，却缺乏打击日军的主动精神。
日军在随后发动了几场规模和目的都十分有限的战役，如长沙、常德、枣阳宜昌等战役，基本上是军一级数万人的规模。
国军在三次长沙战役中再次绽放了一个亮点，挫败了日军寻歼国军主力的战役企图，最后使得日军无功而返，双方回复战役前的姿态。这几次战役的总指挥薛岳后来也忍不住吹了一个大海螺，称之为“天炉战法”，嘿嘿，用军事术语说就是保持两翼战线的完整，正面做机动防御，逐步消耗日军的进攻动能，最后的战场态势就是日军被国军三面包围。
日军在三次长沙战役没有占到便宜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日军战役目的不明确，数万人攻城略地还要寻歼国军主力，胃口太大了；二是国军的战术对头，机动防御，不做正面战场的硬顶，使得日军的火力优势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但是，一旦日军下定决心，国军依然不能正面抵抗。44年日军为了打通东北至南洋的大陆交通线，轻松击溃中原的汤恩伯部，一鼓作气，很快轻取长沙，直下衡阳。当然，坚城之下，在方先觉的第十军面前栽了一个大跟头：衡阳血战四十八个昼夜方才破城。此前，余万程57师的死守常德16天，也让日军大栽其面。
尽管抗战中后期，国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与日军的差距仍然相当地巨大。日军发动的以围歼第5战区主力的枣阳宜昌战役中，数万日军打得数十万国军团团转，最后急了眼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亲上火线，指挥手下不多的亲卫部队，以攻对攻，和日军打运动战，为了协调调动周边的国军，拼命地四下电讯联络，最后被日军侦知其下落，合力围攻之下，张将军英勇殉国。老蒋得讯，痛哭流涕，后来还亲自去为张将军抬棺。当年中日在华北的过渡时期，张自忠因为做过一段时间的北平市长，被国人痛骂为卖国贼，皆曰彼可杀之的时候，是老蒋一力保护，后来又命其带兵打仗，谁说老蒋不识人？！
另外，国军的精锐师团曾经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在昆仑关与日军血战一场，歼敌一个旅团，这是一场硬碰硬的攻坚战，除了后期的湎北反击战之外，这大概是国军在抗战期间唯一一次的攻坚战。虽说最后的结果是国军攻克了昆仑关，达到其战役企图，但是以优势的兵力，良好的战场态势，不亚于日军的装备(国军于此战首次出动了战车) ，敌我双方的损失实在是不成比例。
国军对日军作战完完全全地占上风的，大概只有44年在缅甸北部对日军的反击战。此时参战的国军远征军，基本上是按照美军轻装师团编组训练的，其武器装备水平远在日军之上，攻坚和机动能力很强，再加上盟军掌握了完全的制空权，因此，国军第一次以很小的伤亡，打得日军丢盔卸甲，狼狈不堪。即使在天时地利人和占尽优势的湎北之战中，仍然出现了为攻克日军千余人据守的松山堡垒，数万国军围攻月余，伤亡近万，方才得手的意外情况。
无论国军还是共军，在对日作战中表现不佳，原因虽然很多，不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日军的顽强。如果说，没有盟军的帮助，中国早就亡于日人之手了，大概没有人会反驳这一点吧。如果说，日军是二战期间，亚洲战场上最强悍的军队，大概也没有人反对吧。
自明治维新起，至太平洋中途岛海战止，日军鲜有败战记录，其英勇顽强的斗志，视死如归的精神，丰富的作战经验，普遍的嗜血性，冷酷的纪律性，都是二战中绝大部分国家的军队所不具备的，不夸张的讲，当时世界上具备与日本一决高下能力的国家只有三个：德国、苏联和美国。就连老牌帝国英国，十几万人在马来半岛，也被骑着自行车的几万日军轻轻松松打得缴械投降了。
即使在战争后期，美军占尽了全部的优势，为了对付在几个海岛上困兽犹斗的日军，伤亡也达到了十数万人之多。要知道，那可是把日军按在地洞里面，用飞机、舰炮、地面炮火、火焰喷射器，坦克、推土机不分昼夜地猛烈捶打的结果啊。
所以说，抗战前期国军打不过日军很正常，抗战中后期装备与日军相当，还是打不过日军也很正常，在装备强于日军的抗战最后几仗中，伤亡大于日军还是很正常，因为还有一个士气和训练的问题。用一个现代词汇说是，觉悟不够，不知道为谁而战。四十年代的中国，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在普通中国人心中淡漠得很。常德会战期间，时年弱冠的阿唐老爸曾经给火线上的国军送过饭，后来对阿唐说，一个团的国军几天打下来，就剩下一个连了。问他是否知道为什么要打仗，他只知道日本人来打中国，所以要打他们，其它的一概不知。
为什么日军的回忆录中总是对冲锋在前的国军中下级军官充满敬意，因为印象太深刻了，比比皆是。为什么军官要冲锋在前，难道他们不明白这是违反作战原则的：军官如果首先战死，进攻就失去了组织者？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不如此，士兵是不会自觉冲锋在前的。因此，任何对于国军在抗战中表现拙劣的谩骂都是对于为国死难者的极大不恭。
回首往事，国军以其极大的牺牲和勇气，无疑应该荣登抗战胜利荣誉之席的首座，共军以其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无疑应该得到最大一枚的抗战胜利奖章。
今天，说句公道话，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的作为，可圈可点，负起了他们肩上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不是蒋公，中国大概在38年就投降了日本，战后铁定是战败国中的一员，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是想都不用想的了。但是同时，老蒋也为其抗战后期的短视付出了代价：为了保存实力而出工不出力的做法，使得他的军队缺乏在火线上与手中刚刚装备的美式军械磨合的机会，使得后起的军事将领缺乏进行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如孙立人和廖耀湘等，并且，大部分精锐部队龟缩在西南边陲，在抗战结束之后的与中共的对峙之中，处于非常不利的战略姿态。因此，如果说老蒋最后丢失了大陆，除了有其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之外，军队在抗战后期的不思进取和萎靡不振，大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以成败论英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显然是抗日战争的最大赢家，本来是被人满世界追打的穷叫花子，突然之间与庄家平起平坐，有资格议论“今天下英雄，惟老蒋与老毛耳”了！即使时光倒转，中共也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后悔，大概还是会按原来走过的路子再来一遍。但是，从国家与民族利益的角度看回去，中共确实是自私了一些。甭管日军打的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他们可都是中国人民，你多藏一些私，百姓就要多遭一分的罪。
呵呵，有时候看国共两党的征战史，很像当年的刘邦与项羽，刘邦胜在不以一时长短为计较，宁可背负小人的名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借形势而得天下；项羽败在拘泥于眼前的定势，讲究贵族的诚信原则，四平八稳，堂堂正正，最后亥下一战而倾覆。
老蒋，孔孟的书读得稍微多了些，对上帝的礼拜做的稍微勤了些，还是不够坏啊。
顶！“任何对于国军在抗战中表现拙劣的谩骂都是对于为国死难者的极大不恭”。
作为二次大战中国战区的最高领袖，蒋中正功不可没！
受骗，皆因弱智，是没办法的事情！！！
道听途说，哗众取宠
思无邪
-逸宽
附上前几年收的一篇网文, 更详细的数字和资料, 可先读[郑浪平:不朽的光荣]和[黎东方:细说抗战],前者为记者,叙事少了一点四平八稳,后者是学者,多了一点心平气和.
附--黄钟:中国需要重写抗战史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卫国战争。可是，中国国军抗战英雄的战后遭遇，却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在二战所有的战胜国中，其情其状，独一无二。 曾几何时，戴笠、张灵甫、汤恩伯等等在抗战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历史教科书也这样一代代地告诉大陆的孩子们。 如今，上海的陵园里可以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也已修葺开放。尽管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甚至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但往好里想，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进步。 可这不够。 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面临着如何纪念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挑战。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恢弘气势已经向全世界展现过了，而明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也决不会是在悄无声息中过去。如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而不是简单的排场之大小问题。六十年一个甲子。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长，党争的硝烟越来越远，因此，对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的需要就不断强烈。 实事求是地书写抗战史，冷静、客观地评价抗战史，解决历史教科书在阐述抗战史上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可回避。这是对人们良心和胸襟的考验。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军人伤亡达三百余万人。无论政见如何，和在山西辽县殉国的八路军左权将军一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任何遗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国耻。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歪曲和遗忘并没有不存在。战犯问题就是耐人寻味的个案。 1981年，抗日名将杜聿明病逝。大陆官方悼词称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可这位昔日抗日疆场上驰骋杀敌的战将后来却成了"战犯"。这并不只是杜聿明一个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开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战犯的名单。仅仅就其中的军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将。 杜聿明先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曾先后关押过900多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71名伪满战犯，同时也关押过354名国民党战犯。在这所监狱，一些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将，跟日本战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后的大陆，抗战过的国军将士和他们的亲人，甚至远没有日本战犯那么幸运，他们有的被镇压了，有的则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里，一共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 可是，直到现在，改造国民党战犯还被当成正面宣传。比如，杜聿明、黄维就是经过不断努力才"改造"过来。最后杜聿明就说自己"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而黄维最后则说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当大陆在宣传改造成功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强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该有战犯这个词。 然而在大陆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政治和解和社会重建，似乎内战的血还没有流够。因此也就有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和被当成战犯的中国抗战将士关在同一所监狱的尴尬。美国有过内战，却没有战犯。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最好例子。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这意味着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事实上，仇恨也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然而，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1870年，李将军则长眠在了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而大陆的内战，却不如此。不仅有法律的惩罚，还有道德上的贬低。那些曾经为卫国战争洒过热血的国军将士，因为参加过内战，就被描绘成匪、贼、寇。比如，吴强在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就有这样的字眼："张灵甫这个匪徒，......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这位抗日名将尸骨无存，并不奇怪。但这却是一种耻辱的不奇怪。 即使张灵甫在内战中真的是罪恶累累，但对中国来说，他绝不仅仅是罪人。张灵甫骁勇善战，是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虽然他在对日浴血奋战中成了瘸子，但却从未打过败仗。就一个职业军人对国家的效忠而言，他是军人中的军人。如果有一天，大陆也为抗战英烈们建立国家英烈祠的话，里面就应该有张灵甫一个位置，而不仅仅只是允许上海的陵园里有他的衣冠冢。这位职业军人没有死在日寇的枪炮下，而死于1947年内战的硝烟中。这是一个缺乏政治和解传统的民族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位殉国将士被抛尸露骨。南京灵谷寺里抗战殉国的国军将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供奉纪念湖南几次战役中牺牲将士的牌位，都先后被销毁......日本鬼子被赶走了，在他们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殉国者连个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大陆内务部在关于抚恤工作几个问题对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中称："......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内务部(58)内优字148号）。那些黄泉路上的日本鬼子，如果知道这样的批复，一定都会为此含笑九泉！大陆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 当党争和意识形态遮蔽了真相的时候，抗战史就会难以下笔。比如，要讲到情报工作对抗战的贡献，就绕不开军统。可是，在大陆过去的宣传里，军统似乎除了坏事，别的什么也不干。重庆的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就曾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实，中美合作所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为反法西斯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比如，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殒命，就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它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5日，1946年1月，也就是说在内战爆发之前就正式宣告结束。后人应该记住中美合作所，记住军统局对日作战中的功勋，而不应该因党争的原因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 大陆的抗战史需要重写。当人们一再指责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时候，也不应该忽视大陆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说要塑造国家形象的话，怎么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真正事关国家形象。 在战略上，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9·18事变后，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就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为阻拦学生都挨了顿打。事实上，喊出爱国口号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的——比如汪精卫在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前，其手下也曾发动学生要求对日作战。爱国也离不开理性。如果只能是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按照这种思维逻辑，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就是卖国贼了！ 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就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从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的正确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据大陆1994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或许有许多人都记得，在1940年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丘吉尔在英国下院的演讲中："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饥饿之中......"今天，我们和当时的人们一样都知道，英伦三岛上有顽强的丘吉尔、顽强的英国，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可大陆的青年，当他们高中毕业之时，历史教科书里，他们读到抗日领袖什么激动人心的名言？他们可曾知道"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决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要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是何人的言论？ 巴黎屈服了，欧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东南亚在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重庆还在战斗。这是一个不屈的国家，生活着不屈的人民。不错，南京是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打跨中国，必须打跨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屈服。重庆大轰炸背后是英勇不屈的重庆精神。可这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庆大轰炸"，在大陆却曾是除有零星报道外，尘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庆，在饱受战火摧残后，胜利的中国在那里树立的"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在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的，它们都是重庆抗战，中国抗战的历史见证。如今只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 "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的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久历史，都被鲜血染红，或毁灭在熊熊的火眼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凭借着这种精神，中国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9月3日，中国举国欢庆，国民政府确定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0年，大陆沿袭将这一天作为法定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明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应该明确将这一天作为胜利纪念日。 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也许俄罗斯政府对待卫国战争胜利的方式，值得大陆借鉴学习。虽然俄罗斯已经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抹杀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意义。2001年俄罗斯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6周年，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出席了阅兵式，而在2003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8周年时，俄军士兵身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军服装，手擎老军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阅兵式。 大陆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应该允许曾经是国军的抗日老战士穿着往日的军装，佩带勋章，在昔日的战旗下参加庆典。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是那些军装，那些勋章，那些旗帜，和他们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战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国民政府授予他们的荣誉，应该重新得到承认，起码应该让他们的后人，在大陆从此能够公开自豪地缅怀自己的先人。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 （文/黄钟，来源：世纪中国 并发于凤凰周刊）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今天我们如果指责中共不拿回150万平方的领土,不拿回南海诸岛,不拿回钓鱼台,不拿回...,一样是偏见,为什麽就不能设身处地想象一下当初老蒋面对的满目创痍呢?以今天中国的实力, 拿回一部分上述领土还是可能的吧?在原计划100个半机械化师只有两个的时候(87,88师),在空军总量不及日军一个零头的时候, 在几乎全部近代工业和财政税收都集中于沿海的时候,打响抗战的第一枪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请看1937-1943年,美英法荷这些头等强国卵翼下的菲,马,越,缅,印尼在日军攻击之下又挺了多久呢?一味指责国府的无能,只能证实指责者隔岸观火的心态,其实是不如老蒋屡败屡战坚持到底的意志与决心远甚.
1945年9月，在“中国之声”电台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宣布中国战胜日本。
注意领袖的笑容----
几千个日日夜夜，那种历尽艰辛，挣扎拼搏到胜利终点的，憔悴的笑。
这位劝人家读点书的，不知道自己是否了西安事变的来龙去脉。
摘录一段访谈史料以供辨析，
。。。当西安事变最初的枪声响过，惊魂未定的那一刻过去后，作为政治家的蒋介石并非如后人想象的那样，惊慌失措，一心只顾保住自己的命，他具有洞察一切的能力，能够迅速的掌控形式，将不利化为有利，当事发不久他同张学良的第一次见面交谈后，他就已经将情形了然于心，自己知道怎么来化解这一切，自己虽危险，但完全可以脱身。
他知道谁想要他的命，但张学良绝对没有谋害他之意，这一点是对自己有利的地方。接下来他就同张交谈，他说张汉卿呐，你空为几十万军队的首领，你在政治上只是一个幼稚的小儿，你怎么知道我不抗日，我比你恨日本人恨得多，我作为一个国家领袖，考虑的是国家发展的全程，考虑的是怎样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完成孙总理的心愿，日本人的这一搅和，打乱了我们建设民主国家的计划，他们在帮中共的大忙，你知不知道？你知道我的精锐部队为何不来打中共，因为他们要对付日本人，他们才是真正要打鬼子的人，你们口口声声要上前线，你的部队有多少战斗力你不清楚吗，只知道抽大烟玩女人，打日本不等于白白送死吗？不是我不让你们上前线，是美国人不信任你们。我们能打败日本人吗？最后还要靠美国。
中共口口声声说抗日，日本人在那里，难道在川贵山上，他们怎么一路尽往山里跑，还说北上抗日，难道北边才有日本人，日本人不侵略南方？只有你这种没政治头脑的人才相信
后来中共来了参予谈判，蒋介石又说了一通张学良，说你张汉卿上了人家的当你还不服，你，杨虎城，都是我的部下，这事是我们国民党内部的事，中共来干什么，有什么资格来，谁邀请的？他们说要共组民主政府，好，解散他们的军队，你问他们要军队干什么？他们是要坐江山的。我们要建立民主政府，他们要搞独裁。周恩来不是要民主吗，让他来，让他过来组成民主政府怎么样，不是那么简单那，他们有信仰，要帮穷人讲话，你汉卿不是穷人吧，他们要打倒你，让穷人翻身，你想想，穷人懂什么，还不是工具，他们头脑简单只会拼命，到头来还不是周毛们统治独裁，不会有民主的，而我们建立的国家是要一个富强的国家，富人为国家服务，国家为穷人服务，各出己力，各负其责。
张学良其它都说蒋是对的，自己错了，唯独不相信中共如周恩来这些人不搞民主而会独裁，蒋大发其火，说，汉卿呐，你无害我之心，只是被人利用，我也不会杀你，我今天向你保证我蒋某人一定要让你看看如果中共不被灭他们会怎样，是不是我说对了，你会看到的，我也会看到的，历史会证明我的判断。
从这里张学良知道蒋不会杀他，他还问了杨虎城怎么办，蒋沉着脸说，这我不管，由法来决定，他杨虎城不象你是被人利用，而他是利用别人的人。张学良从此知道杨虎城是凶多吉少，张还想求情，蒋说，还是想法赶紧离开吧，别人还想杀我呢。
老人还跟我说起谁最想杀掉蒋介石，说什么何应钦等想炸死他要投日全是鬼话。最想杀蒋的还是中共，蒋介石到了此种地步，抗不抗日已不重要，蒋死了国民党全乱了，再没人能有能力将他们统在一起，中共可以乘乱发展，“乱世出英豪吗”。
张学良后来也知道西安事变的真正策划者是谁，他们怎么通过杨虎城，怎样利用自己。张学良知道有一股暗流涌动，对蒋的安全不利，之后同蒋共同部署防卫，以防万一。到机会来了才葱葱送蒋回了南京。
概括起老人的话，中心意思是：西安事变是中共最高层策划的历史事件，利用了杨虎城的私心，利用了张学良政治上的无知和心灵的善良，利用了全民抗日的谎言，对中共来说，这是一次最成功的策反统战。它改变了始后中国的走向，真正的民主力量变小了，中共统治了中国。
西安事变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民主要想在中国成功并不容易，大众搞不清什么是民主，没有几代人的努力怕是不行。
至于蒋为啥不杀张学良是因为张也是受害者，出于某种无知才酿成大错，更主要的还是蒋还要让张看清楚，中共是怎么坐天下的，以后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切充分证明了蒋的预言，人民并没有过上民主的好日子，中共并不能证明自己比国民党好到那里去，西安事变只不过是一次谋权行动。面对现实，张学良真的觉得自己错了，觉得受了愚弄，觉得自己是历史的罪人，所以一生到死都不愿回大陆看一看，以示悔恨。
老人的话我并不相信，我问他怎么知道事变后的事，他解释说是以后去看过张学良的故旧们回来说的谈中国近代史，离不开国共两党；而研究国共两党史，离不开西安事变，因它是两党关系的转折点；但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活到101岁，就是不肯说出事变内幕，直到去世，把他知道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自1936年西安事变至今69年中，海内外出了很多关于这一事件的书籍，海峡两岸对张学良的评价却像黑、白那样两极：大陆把他誉为“民族英雄”，台湾定他为“历史罪人”。
记得有一篇文章说，蒋咬着牙领导抗战，内外交困。 但坚决不投降不割一块地，
向抗日战士致敬!不论他是哪派的!
老彭打的百团大战是背着老毛干的。老毛对老彭这么做耿耿于怀。真实历史中也有记载说共产党领导下指示不解救被日军进攻下的老百姓，以激起老百姓对国民党的愤怒，削弱国军力量，保存发展共产党的实力。这样做从政治军事上来讲是灵活聪明。从道义上来讲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曾见到一位45年前后和国共两方头头脑脑都有过接触并后来曾被有人说是“亲共”的老人。他告诉我抗战后实际上应该说是共产党摘桃子。并说与其说国民党挑内战，不如说是共产党干的。当然我只是概括他的意思。
像“顺溜”这类电影描述的新四军一个对日军好几个，纯粹是扯淡！许世友回忆录里有这样的情节，日本投降后，日军向大城市集中，准备缴械。有一股日军被八路军包围，日军得到的命令是向国军投降，不肯缴械。双方协商的结果是日军留下重武器，随身携带轻武器离开。结果八路有些军官看到日军的“三八大盖”眼馋了，上去几个团围住日军后卫的一个大队（相当于营），打了半天也打不下来，日军轻松突围而去。许世友说，当时八路和日军的战斗力差距就是这么大，装备和训练都不如日军。几个团打不了一个营。这还是投降后放弃了重武器的日军。
那时日军扫荡基本上以营为单位，八路就吃不掉，根据地里到处是日军，八路十分苦恼。老彭决心要打关家垴，干掉日军一个营，主要是想让日军以后扫荡部队不敢以营为单位。若日军保持千人规模，分队的数目就比较少，好躲避一些。关家垴八路损失惨重，陈赓很心疼，对老彭意见很大。当然“关家垴”到死都是老彭的罪，也是老毛愈加其罪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