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大政方针更多地是由财界主导、政界参与制定的。
日本首相福田访华，中国媒体高呼“春天来了”，日本媒体也罕见地没有出现令人尴尬的“杂音”。有专家说，中日关系已经进入1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但中国人很少注意到的是，主导日本与周边国家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关系的，往往并不是那些政界人物，而是隐藏在他们背后的另一个集团。
从晚清黄遵宪书写《日本国志》开始，中日两国的信息不对称一直延续到今天。在日本，有关中国的报道和研究汗牛充栋，众多的流派针对中国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在中国，大量日本企业在提供资金支持商业调研项目。然而，中国大众对日本的了解，却惊人地局限于于靖国神社、东海油田等吸引眼球的“大事件”。
1997年，时任三井物产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市川周出版《战胜中国》一书，鼓吹日本对中国要有“竞争对手意识”，并提出了“三区域”理论。他认为，对于日中竞争来说，亚洲可以分为三个区域，韩国、中国台湾是第一区域，中国大陆是第二区域，南亚、中亚和蒙古等是第三区域。日本要采取“确保第一区域”，影响第三区域，以包围第二区域的战略。这个贸易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正是三井物产的情报调研部门。
与市川相呼应，2005年2月，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所长寺岛实郎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题目是“2005年的世界潮流及日本走向何方”。他明确地提出，日本应该转变以往“脱亚入欧”的战略，转而向“亲美入亚”努力。他还认为“日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问题”，并由此提出“对华四原则”。
市川和寺岛同属三井物产，发表的言论也一脉相承，更重要的是二者都“算准”了中日关系的走势。这是巧合吗？
财界四团体的一元化
在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日本商工会议所（简称日商）、经济同友会（简称同友会）和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简称日经联）是日本战后统合财界力量的四大团体，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着及其关键的地位。
1966年3月，部分有实力的财界人士组成“产业问题研究会”。产研聚拢了来自日本财界四大团体的首脑人物，因而获得了“财界总司令部”或“财界政策委员会”的核心地位。与以往的财界团体相比，统合了各方力量的产研，是一个少而精且具有高度执行力的集团，其成立的目的就是加强产业界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由此，日本财界进入了“一元化时代”。
产研发起者木川田一隆对产研的定位有细致的陈述，他说：“产业界的协调并非否定竞争，而是尊重秩序。大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要尽可能避免寻求行政指导，主要的是事前为解决问题而沟通思想。”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他的表述，这就是“秩序”。财界首脑代表了日本大企业和大财团的利益，他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规划，需要通过产研这样的强势机构来贯彻。
主宰经济秩序
在产研建立不久的1966年4月，木川田就任首相咨询机关经济审议会会长。产研另一骨干 守笃也获得这个审议会的企划专门委员会委员长的地位，负责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67-1971年度）》。财界直接操作制定决定日本经济秩序的政策，以实现建立新秩序的目的。
在这方面，新日铁诞生的例子最为典型。1968年4月17日，日本《每日新闻》披露八幡和富士两家钢铁企业计划合并的消息，引起日本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这一计划遭到了直属内阁总理的反垄断机构“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强烈反对。委员会认为两家企业合并会阻碍行业竞争。
代表产研的中山委员会（以中山素平为委员长，有财界调查机关之称）发表《我国产业的改组》，提出对钢铁、汽车、合成纤维、石油化学、工作母机等战略工业，进行大胆的合并，同时声称为了与国际大企业竞争，日本应该容忍寡头垄断。这一大企业理论在产研内部得到了大力支持，产研会员中有很多都来自垄断财团企业，如藤野忠次郎（三菱商事）、水上达三（三井物产）、土光敏夫（石川岛播磨）、河野文彦（三菱重工）等。
以中山为委员长的产研钢铁问题专门委员会，在八幡和富士合并计划公开后不久表示：“即使八幡与富士合并了，也不会发生竞争过小的弊害”，清楚地表明其支持的立场。
由此，产研代表的财 界与公正交易委员会代表的政界围绕该合并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财界以对部分产品暂缓垄断性重组为代价，换取了政界对合并案整体的接受。
维护大企业利益
维护大企业、大财团的利益，是财界团体的基本任务之一。在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1970年底工人运动春季斗争开始前用实力扼杀所谓“大川报告”的事情。
上世纪60年代末，日本工资上升率达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高度，其中1970年更是达到了18.1%的历史高度。对于一心想限制工资上升的大企业经营者来说，“不景气”和“物价上涨”的可以大家利用的素材，他们打算强调物价上升和增加工资的恶性循环，以牵制春季斗争带来的工资大幅增长。
1970年12月，一桥大学教授大川一司在经济团体记者会上发表《关于经济增长与物价、工资的基本分析》的报告，否定了财界鼓吹的“工资与物价的恶性循环”理论，并且不赞成限制工资的国民所得政策。大川此举大大触怒了各位财界首脑，于是这一耗时2年完成的研究报告，在财界的压力下一夜之间就被束之高阁。
如果说“大川报告”事件表现了财界对舆论影响，“第三次降低公定利率”则反映了财界以实力推动政界行动的例子。
1960年代，关于是否进行日本战后第三次公定利率的调整，从大藏省到日本银行、经济企划厅，一致认为没有降低的必要，调整措施也被搁置。但是，当时的日本财界第一人物、新日铁董事长永野重雄坚持降低公定利率。于是，永野参与的产研开始对政界施加强大的压力。当时被视为自民党下届总裁当然候补的福田赳夫，出于对自身政治生命的考虑，向产研代表的财界妥协，通过了降低利率的决定。
1971年5月7日，日本银行临时政策委员会决定降低公定利率的商业期票贴现。
商人幕府
日本财界的领袖级人物永野重雄曾对财界人士下过一个定义：“自己不能搞政治就派代理人去搞。有这种力量的就是财界人。”在政治家看来，这话未免太傲慢，但实际上这个定义尤其真实性，是不能否认的。日本的政财两界关系正如永野所言，财界成为了事实上主导日本社会经济的“商人幕府”。
佐藤荣作在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前，产研首脑们表达了大力支持，产研的永野表示：“在此激烈动荡的时期，首相如没有统率力量是很不好的。佐藤先生有着实际成绩，这一点可以放心。”这话传到政界以后，领会这个意图的自民党副总裁川岛正次郎立即着手调整党内意见，迅速巩固佐藤的地位。与此相比，1955年鸠山政权的倒台，则是由于时任经团联会长的石坂等财界主流的极力反对。
在扶持代理人之外，财界的实力派人物还往往亲自上阵。以产研为例，上世纪70年代的24名成员，无一例外都进入政府决策机构或咨询机构中任职。与以往的旧财阀和旧财界团体相比，产研一改“远距离操纵”的方式，转为直接上阵操作政策的制定和修改。因此组织化的产研与其说是影响政界政策，不如说他们已经和政界一体化了。
来源：中国经济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