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裴明宪
在2007年的金融行业大事记上，“对冲基金”这个词汇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而且往往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令人精疲力竭的荷兰银行(ABN AMRO)收购大战中，对冲基金TCI和Atticus在关键时刻阻止了巴克莱银行(Barclays)的收购企图，使荷兰银行落入了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的手中；在今年7月到8月，贝尔斯登(Bear Stearns)、高盛(Goldman Sachs)和巴黎银行(BNP Paribas)的几个对冲基金严重亏损，成为了次级按揭贷款崩盘的导火线；在次级贷款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对冲基金的表现呈现出两极分化，有的因为赌博成功而大赚一笔，有的则因为亏损过重而黯然退场。作为一个整体，对冲基金行业在2007年的表现还算及格，在扣除管理费和利润分成之后，总体盈利12%左右（截止2007年10月31日，数据由Barclay Hedge提供），高于大部分发达国家股市和债市的回报率。
提到“对冲基金”，中国人会立即回忆起乔治-索罗斯，这个投机天才领导的量子基金(Quantum Fund)曾经成功进行对英镑和泰铢的投机，引发了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并且差一点使香港金融市场崩溃。不仅仅是中国人这么想，在许多国家的民众心目中，对冲基金经理是一群潜伏在黑暗中的野心家、阴谋家，是对政治经济局势进行超级豪赌的吸血鬼。但是，以上观点只适合于以索罗斯为首的一小撮“全球宏观对冲基金”(Global Macro Hedge Fund)，这些基金紧紧盯着各国宏观经济局势，企图在全球财富创造与流动的大环境中进行激动人心的宏观投机；大部分对冲基金却并非如此。在对冲基金经理这个群体中，有人像巴菲特或彼得-林奇那样坚持基本面分析，做坚定的价值投资者；有人像索罗斯那样对政治脉搏和经济周期非常敏感，视投机为生命；还有人像数学家或物理学家那样醉心于数学公式和计算机模型，试图通过科学手段找到稳定的盈利模式。近年来，又出现了类似于私人股权公司(Private Equity Firm)的对冲基金，它们不仅满足于买卖股票和债券，还试图主动影响上市公司的决策与治理，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取得公司的控制权。唯一的共同点是，这些对冲基金都试图取得稳定的超额收益：它们希望在市场上升的时候能够赚钱，市场下跌的时候也能够照样赚钱，同时尽可能降低自身承担的风险。
对冲基金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游戏，只适合机构投资者和大富翁玩。在美国，个人投资者想要投资于对冲基金，必须至少具备100万美元的金融资产（不包括土地、房屋等实物资产）以及20万美元以上的可支配年收入。事实上，为了做到分散投资，一个人至少要拥有上千万美元的金融资产才可能真正有效地投资于对冲基金，这就把99%的美国人排除在了投资群体之外。只要投资者总数控制在100人以下，对冲基金可以不在美国证交会注册，不进行信息披露，在经营管理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作为限制条件，对冲基金不能进行广告宣传，其中许多甚至连网站都没有，完全依靠个人关系和经纪人的介绍来招揽投资者。投资者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每年2%的管理费和20%的利润提成，比传统的共同基金高的多。如果一个对冲基金经理足够天才，他可以在两三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例如著名数学家、文艺复兴科技(Renaissance Technologies)对冲基金的经理人吉姆-西蒙斯(Jim Simons)，在2006年获得了高达14.6亿美元的管理费和利润分成，几乎相当于华尔街各大投资银行CEO的薪酬之和。资历更老的对冲基金经理，例如索罗斯、罗杰斯(Rogers)和兰伯特(Lambert)之流，早就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的常客了。在华尔街取得一定成就的交易员和分析师，往往会选择开设自己的对冲基金，虽然失败的几率很高，一旦成功却可以带来数不清的利益与荣誉。
由于对冲基金只向富人开放，往往被媒体谴责为“让富人更富的工具”。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拉美债务危机都有对冲基金的影子，今年的次级贷款危机也使某些对冲基金飞黄腾达，但这些成就都与中小投资者无关；恰恰相反，对冲基金的成功往往伴随着大部分投资者的失败，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过，近年来已经有不少慈善捐赠基金、养老基金和保险资金等涌入对冲基金，使平民百姓能够间接享受到它们的回报。此外，中小投资者还可以买进“对冲基金的基金”(Funds of Hedge Funds)，这种基金投资于其他对冲基金，一般不设立最低投资限额，对投资者的净资产也没有限制，而且可以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即便如此，在对冲基金领导的全球财富再分配中，富人获得的份额总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有平民百姓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和人脉优势，可以更容易地找到优秀的对冲基金经理，使自己的财富规模变得更大。2005年以来，美国和英国的贫富差距都接近了几十年来的最高点，其中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和其他贵宾理财工具的贡献很大，金融家们不停地帮助世界上最富裕的1%设计理财方案，99%的中小投资者却被边缘化了。
平心而论，对冲基金具备某些特殊风险，可能的确不太适合中小投资者。大部分对冲基金都持有空头仓位，持有金融衍生工具，并且采用很高的财务杠杆，以求尽可能提高风险收益比例。某些对冲基金还投资于流动性很差的证券（次级按揭贷款就是一个例子），甚至像私人股权公司那样投资于非上市公司的股票，还有对冲基金专门投资破产公司的证券，这种风险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问题在于，对冲基金经理经常利用监管方面的漏洞，进行内幕交易、恶性投机，承担过于巨大的风险，这种行为实际上使金融市场变得更不稳定。一旦危机降临，那些赌博失败的对冲基金要么疯狂抛售，要么禁止投资者赎回，有的甚至伪造业绩，让投资者以为事情还没有变糟。这些行为都严重违法了法律和职业道德，不仅损害了对冲基金投资者的利益，也损害了整个市场的利益。
今年的次级贷款危机，同时展示了对冲基金的优点和缺点：优秀的对冲基金经理可以利用市场危机获利，但糟糕的对冲基金经理却使得市场危机更加严重。危机的起点是贝尔斯登旗下的两个自称投资于“高级抵押证券”(High Grade Mortgage)的对冲基金遭受沉重打击，由于财务杠杆比例过高，投资者的钱几乎一分都没剩下，其中包括巴克莱银行等机构投资者的钱。贝尔斯登在历史上一直是最出色的抵押证券交易公司，既然它的基金都出了问题，那么谁还能独善其身呢？在恐惧之下，投资者纷纷抛售抵押证券，与房地产抵押贷款有关的股票也纷纷大跌。结果，第二个打击出现了——高盛旗下的一个自称“市场中性”的股票对冲基金在短短一个月内亏损26%，进一步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当巴黎银行旗下的抵押证券对冲基金遇到问题时，这家银行宣布禁止投资者赎回投资，其他对冲基金管理机构争相仿效。很多遇到麻烦的对冲基金还拒绝披露具体的损失数字，借口“市场流动性不足，无法公允定价”，以避免投资者的指责。以上不负责任的行为加剧了市场恐慌情绪，投资者们几乎歇斯底里地抛售所有与次级贷款有关的证券，余波直到现在还未平息。当然，那些事先赌博次级贷款将要崩盘的对冲基金赚的盆满钵满，但总体来说这是一场负和游戏，绝大部分人都是输家。
华尔街各大投资银行在次级贷款风暴中受到的打击颇深，原因之一就是对冲基金游戏玩过了火。几乎所有顶级投资银行都有强大的对冲基金管理部门，摩根大通、高盛和巴克莱旗下的对冲基金规模可以列入世界前十；而且投资银行还大量利用自有资本进行自营交易，这种交易的性质与对冲基金非常类似，采用的策略几乎一模一样。对冲基金经理们根据他们对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形势的判断，对房地产抵押证券进行投机，而高盛、美林和摩根士丹利等投资银行的交易员们也在这么做。有些投资银行还投资于自己经营的对冲基金，例如花旗就是自己旗下几个对冲基金的最大投资者。投资银行不满足于扮演传统的中间商角色，大胆投入对市场波动的赌博，固然能够在平时大幅度提高收入，却会在危机爆发时雪上加霜。根据今年华尔街各大巨头的财务报告，除了高盛因为赌博次级贷款即将下跌而逃过一劫，其他巨头都蒙受了几十亿到上百亿美元的巨额损失，这些损失基本上都来自自营交易和旗下的对冲基金。受损最严重的美林和花旗的CEO还因此丢掉了职位。对冲基金游戏导致如此严重的下场，恐怕是这些投行高管们完全没有想到的。
为什么很多历史业绩良好的对冲基金会在次级贷款危机中倾覆呢？如果你观察贝尔斯登、高盛和花旗的几个出了问题的对冲基金，你会发现过去几年它们的盈利都比较稳定，看不出有亏损的趋势；然而一旦亏损，后果就无法挽回。原因很简单：在债券领域，尤其是房地产抵押证券这种复杂的结构化债券领域，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高度依赖计算机模型，交易过程变成了一场数学游戏，由一大堆数学家、统计学家和金融工程学家制订游戏规则。计算机模型无法预测未来，只能根据历史数据和模型制订者的假设得出结论。如果假设出现错误，或者未来的市场环境出现显著变化，计算机模型就变成了废物，原先被认为价值连城的资产就将一钱不值。直到次级贷款危机蔓延开来，许多对冲基金仍然宣称自己采用的是“风险很低的策略”，几乎不可能出现大幅度贬值的情况。其实类似情况在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中就曾经出现，当时著名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雇佣了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一大堆才华横溢的程序设计师，为其设计非常精巧的套利模型，试图捕捉政府债券交易中的微小获利机会；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俄罗斯政府债券会突然违约，结果这群伟大的科学家最终亏的血本无归。在今年夏天遭遇同样的灾难之后，华尔街痛定思痛，开始反省过去过于迷信数学推理和计算机模型的风格，“人脑取代电脑”成为了对冲基金改革的主题之一。至于这一改革能否持续下去，还很难预料。
依赖电脑的对冲基金大亏了一笔，依赖人脑的对冲基金却在2007年大出风头，尤其是那些依靠战略决策和人际关系取胜的所谓“行动主义”基金。传统的基金经理只对企业的财务价值感兴趣，对企业管理层面的问题并不关心；行动主义基金经理却喜欢主动影响企业的重大决策，通过资本运作、战略重组和管理层更替来提高企业的价值，从而获得利润。传统的基金只是在市场中发掘潜在的财富，行动主义基金却在主动地创造财富，所以它们的定位更像企业家，而不像投资家。在荷兰银行收购战中，它们的威力得到了集中体现。
荷兰银行是一家拥有1.5万亿美元总资产和7万员工的超级全能银行，其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各大洲，在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私人银行业务上都颇具实力。但是，由于各项业务整合情况很差，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都很缓慢，最近几年的股票回报率落后于欧洲同行。今年2月，位于伦敦的行动主义对冲基金TCI向董事会和股东写信，要求在股东大会上讨论将荷兰银行拆分并出售，引起了分析师和媒体的一致叫好。为了自救，荷兰银行董事会急忙请来了英国第三大银行巴克莱担任“白衣骑士”，两家银行迅速展开了合并谈判，并于4月中旬敲定了细节，荷兰银行股价因此上涨超过30%。但是，对冲基金TCI对这一结局仍不满意，联合其他股东与苏格兰皇家银行、西班牙国家银行(Banco Santander)和比利时富通银行(Fortis)接触，终于促使这三家银行提出了比巴克莱银行开价更高的收购方案。与此同时，位于纽约的对冲基金Atticus也对巴克莱银行施加了压力，使巴克莱管理层难以将收购进行到底。在两家对冲基金和其他行动主义投资者的默契配合下，巴克莱的收购方案以失败告终，荷兰银行于今年10月落入苏格兰皇家银行之手，股价至此累计上升50%。这桩惊天大收购给TCI带来的回报是丰厚的：它手中握有3%的荷兰银行股票，至少产生了15亿欧元的利润。
受到TCI的成功事迹鼓舞，对冲基金纷纷向欧洲其他大公司发起挑战。著名的行动主义基金Knight Vinke对汇丰银行(HSBC)董事会发出了制订重组计划的要求，董事会在多次抗拒之后，不得不与该基金举行圆桌会谈；世界最大的无线通信运营商沃达丰(Vodafone)也受到对冲基金的压力，开始考虑改变公司战略与资本结构。在美国，类似现象早已屡见不鲜，著名的行动主义对冲基金ESL于几年前收购了美国第二大连锁超市凯马特(Kmart)，接着又收购了历史悠久的西尔斯百货公司(Sears)，通过出售资产和改良业务，使股价一飞冲天，基金经理兰伯特由此赢得了“巴菲特第二”的美誉。在人们心目中，收购公司多数股份并改变企业发展战略，似乎是私人股权公司的事情，现在却变成了对冲基金的新舞台。有的媒体把行动主义基金经理称为“新资本主义”的代言人，无论是荷兰银行这样的庞然大物，还是西尔斯这样的传统企业，都无法摆脱对冲基金资本家的魔掌。
对冲基金越来越多的卷入企业战略和并购决策，对财富创造与流动是否起到了积极作用？基金经理们当然认为自己是财富的创造者，因为拆分和收购可以提高荷兰银行、凯马特这样的绩差企业的效率，发掘潜在的价值，最终扩大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是，不少企业高管和媒体认为，对冲基金是急功近利的投资者，它们希望的是短期利益最大化，没有耐心提高企业的长期竞争力。例如荷兰银行的业务整合本来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假以时日很可能走出泥潭，但TCI等对冲基金没有给它这个机会。某些基金经理频繁地对企业管理层指手画脚，可能扰乱企业的发展战略，对长期业绩造成不利影响。更重要的是，当对冲基金经理们为一次次成功的交易干杯时，企业员工、消费者和监管部门却在为他们的成功买单。荷兰银行被收购之后，至少需要裁减2万到3万个职位，客户服务可能会受到影响，各国监管部门也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监督并购流程；ESL在收购凯马特和西尔斯的过程中，也大量裁减了员工，并关闭了许多历史悠久的业务部门。从某种程度上讲，行动主义对冲基金把大量财富从员工和客户手中，转移到了股东手中，这符合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却可能无助于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
从宏观经济的层面上看，对冲基金通过对商品期货和外汇的投机，对全球范围的国家财富流动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力。全世界专门从事商品投机的对冲基金规模高达1830亿美元，考虑到期货交易的杠杆效应，它们的实际能量超过1.8万亿美元。再加上可以投资商品期货的“多策略对冲基金”(Multi Strategy Hedge Fund)，投机者对重要商品价格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著名基金经理罗杰斯发出“商品市场有十年大牛市”的预言之后，更多的基金经理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热门商品投机的浪潮。2007年，多种重要商品的价格达到或接近了历史最高点：石油突破每桶100美元，黄金突破每盎司800美元，铜价一度超过每吨10000美元，燃料油、天然气、铝、铅和其他工业金属的价格也出现剧烈波动。虽然商品价格上升受到了美元贬值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过热的影响，投机者的热情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以石油为例，北海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从2006年初的每桶60美元涨到2006年夏天的80美元，在2007年初暴跌至约55美元，此后缓慢回升到70美元，今年9月以来则暴涨到近100美元，如此剧烈的波动不可能完全由现货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解释。根据纽约能源对冲基金中心(Energy Hedge Fund Center)的统计，约有200家对冲基金对原油、燃料油和其他形式的能源产品进行大规模投机，对冲基金等投机者占据整个北美能源期货市场的28%，交易量则在过去五年内增长近200%。美国最大的石油精炼商之一——特索罗公司(Tesoro Corp.)的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原油价格本来应该是每桶60美元，但对冲基金等投机者却利用政治经济的不稳定性，把它推到了90美元。在次级债危机爆发时，许多对冲基金不得不抛售原油以补充现金，现在它们纷纷返回市场继续进行投机，这使得原油价格的波动性更加剧烈。
长期暴涨的商品价格，是俄罗斯、澳大利亚、中东各国等自然资源出口大国的福音，却使中国、日本等自然资源进口大国付出了沉重代价，美国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商品价格上涨还带动了自然资源类企业的股价上涨，石油公司、钢铁公司、矿产开发公司成为了投资者的新宠儿，必和必拓、米塔尔乃至中国石油都是资本市场的受益者。此外，太阳能、风力能源、核能和清洁煤等“替代能源产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仅仅中国大陆的太阳能企业就有十多家在美国上市成功。作为投资者，对冲基金经理的职责只是为客户谋取最大利益，但他们的交易行为却给全球财富流动带来了深远影响。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经济的复苏，中东各国经济的强劲增长，非洲投资热潮的兴起，乃至近年来自然资源类企业的兼并重组风潮，都是商品价格暴涨引起的连锁反应；当对冲基金经理们对能源、贵金属、基本金属和农产品等商品期货合约进行投机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推动着一次全球经济体系的重新洗牌，也刺激了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崛起，给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外汇产品方面，对冲基金活跃地进行现货、远期合约、互换合约和一系列其他复杂的衍生品交易，对各国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进行各种赌博。美元汇率的暴跌，日元汇率的回升，以及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都有对冲基金的一份贡献。按照中国媒体的惯用词语，它们代表着所谓的“国际热钱”。当然，相对于各国政府和监管部门的力量，对冲基金的实力仍然是薄弱的，它们只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或者顺从已经形成的趋势，以实现经济利润最大化。任何对冲基金经理代表的都是客户资本的利益，与传说中的所谓“国际金融战争”有本质的区别。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对冲基金产业已经变得过于庞大，过于难以驾驭，即使是发达国家的监管者也不得不对其忌惮三分。对媒体公开的对冲基金资产接近2万亿美元，不公开的对冲基金至少有数千亿美元，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GDP。次级贷款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和欧洲都开始酝酿针对对冲基金的严厉监管措施，包括强迫其在证交会注册、扩大信息披露，甚至对交易策略进行限制等等。在政治与法律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对冲基金开始转为“离岸基金”(Off Shore Fund)，将注册和办公地点转移到监管力度比较薄弱的国家，其中就包括亚太地区的香港、新加坡等地。中国等新兴国家的资本市场大牛市，加剧了对冲基金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目前香港已经成为美国和欧洲之外最大的对冲基金基地，有些国际对冲基金还在北京和上海开设了代表处。可以想象，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对外进一步开放，股指期货、期权等衍生品不断推出，对冲基金在中国股市和债市的活动将越来越频繁。中国本土也必将诞生自己的对冲基金，为投资者提供一种创造财富的新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