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相蓝欣
最近一段时间里，笔者在大西洋两岸参加不少政策性的研讨会，发现美欧双方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所谓“修复”的期待大不相同。在美国方面，无论是决策界还是新闻媒体都把这种修复看作是实质性的，是冷战后出现裂痕的“西方”进行重新整合的最佳历史契机。布什政府当然也颇为沾沾自喜。前不久，笔者应邀参加华盛顿企业研究所的一次会议，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在会上谈到亚洲地区的安全形势，一再强调“盟友”的重要性，并提出“多边盟友”的种种概念，这同近几年的单边主义相比固然是个进步。但美国对盟友的信心的恢复主要还是得益于跨大西洋关系的改善。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这对关系仍然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许是受到跨大西洋关系的发展态势的鼓舞，内氏对中国的要求比他的前任佐利克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说法更进了一步，提出要中国“分担责任(burden-sharing)。笔者搞过多年的美欧关系研究，当然意识到这个概念属于跨大西洋关系的“话语系统”，也是冷战期间美欧结构性矛盾的三大焦点之一，于是向内格罗蓬特请教，是否有把中国看作“盟友”的意思。他似乎有点措手不及，觉得笔者有点过于“咬文嚼字”，一番解释之后，他最后承认，还是回到“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为好。把中国作为“盟友”当然不是美国政府的初衷。
美国朝野特别对欧盟两个大国———法国和德国的新政府领导人赞不绝口，似乎他们是自二战以来最亲美的跨大西洋关系的伙伴。三年前，因为法国拒绝派兵参加美国发起的伊拉克战争，愤怒的美国人以“自由薯条”取代了法国炸薯条，前不久，美国国会山的餐厅正式放弃了这一做法。法国总统萨科齐上任不久就去美国访问，并在布什家族的海滨庄园受到特殊礼遇。德国的默克尔总理似乎同美国在很多问题上也有良好的默契。美国对法德政府首脑的青睐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显然不仅仅限于具体政策方面的协调。
欧洲人甚而将美国视为国际和平的第一威胁，这个结果让美国朝野终于意识到盟友的重要性
首先，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的国际威望，或称“软实力”的下降速度之快超出世人的意料。小布什政府一开始对跨大西洋的政策分歧并不以为然。用炙手可热的新保守主义理论家卡根的说法，欧洲人是胆小怕事的维纳斯爱神，而美国才是敢做敢为的火星战神。只有美国才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起领导作用。美国的威望在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里本来就不高，所以其“软实力”的下降主要是在盟国的范围内。欧洲人甚而将美国视为国际和平的第一威胁，这个结果让美国朝野终于意识到盟友的重要性。
其次，小布什政府让意识形态主导对外政策的特点比历届政府都强。既然“民主”，“自由”这类典型的西方人的口号在外交决策过程中起巨大作用，一个分裂的西方对这种外交所起的破坏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小布什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体现在南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与东部新保守主义的联盟基础上。美国同欧洲民主国家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是政教分离的原则从来都没有严格的界定。可以说，小布什总统的“自由”，“民主”，“人权”的种种口号的背后都有神学概念的支撑，这正是曾经对美国民主体制赞誉有加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最担心的问题：即政教界限的模糊有可能产生“软民主暴政。”
美国以个人主义为立国基础，欧洲人着眼于恢复“集体生活”；美国强调竞争，欧洲人注重公平
欧洲的政治家和决策人在想什么呢？就欧盟整体而言，跨大西洋关系的裂痕是实质性的，而不是一时一事的意见相左。用欧洲人的说法，他们已很难在一间屋子里说话。欧洲同美国至少在两大问题上出现原则上的分歧。其一，对全球如何进行治理的理念开始分道扬镳。美国人对军事实力的崇拜已为欧洲人所不能容忍。美国对其一超独强地位的维护也已被欧洲人看作是帝国心态的回归。美国对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多边机制的蔑视更是引起双方摩擦的主要根源。比如，在捷克和波兰建立反导体系的决策，连北约这个唯一的跨大西洋机构都未能参与。
其二，在民主政体内部的治理上也开始发生巨大的分歧。美国以个人主义为立国的基础，所谓“美国梦”即对个人利益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欧洲梦”则不同，它着眼于恢复“集体生活”，以提高公民社会的权益来保护个人利益。欧洲更注重通过社会福利制度来实现公平，而美国的体制则强调竞争。欧洲人常常以生活质量做衡量标准，而美国人却往往用金钱的数字进行衡量。
这两种分歧必然反映在诸多的外交政策层面。人们往往习惯于用冷战结束的事实，即共同敌人苏联的消失来解释美欧关系变冷的原因所在。其实，美欧关系分裂的原因之一恰恰反映在对冷战的解释上。美国朝野的一个共同看法是，冷战是美国的胜利，欧洲在冷战结束的过程中起的作用不过是被动的接受者。因此，美国从冷战结束伊始就有强烈的得胜者心态。欧洲人则不敢苟同，认为冷战的结束既有美国，也有盟国和苏联的作用。于是，在对待俄罗斯的政策上发生的许多分歧在所难免。美国视俄罗斯为“战败国”，对其内外政策蔑视有加，而欧洲把俄罗斯看成是必不可少的合作对象。
一种根深蒂固的说法是，“西-西矛盾乃家务事”，对中国意义不大，实际上，我们必须避免这种误读
在对华政策上，美国一直把中国作为潜在的对手，而欧洲从来没有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象。所以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仍然是直接或间接的“遏制”，而欧洲却把中国视为“全球治理的战略伙伴。”美欧为了协调在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的步调，启动了跨大西洋的对华政策双边协调机制。但迄今为止，成就十分有限。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美欧在对华政策上也有共同利益，双方都面临着中国廉价产品的激烈竞争。
但是，我们必须避免对跨大西洋关系的传统误读。一种根深蒂固的说法是，“西-西矛盾乃家务事”，对中国意义不大。实际上，美欧的实质性分歧由来已久。虽然不会很快发展为冲突，但双方对华政策的出发点迥异是中国的重大历史机遇。更重要的是，美欧关系的一大特点是双方都在争夺话语优势，传统西方的那种带有普世主义特点的思维方式已经日渐式微，这正是中国加入国际关系辩论的历史良机。
以法美关系为例，萨科齐上台之后，很多学者都以此来证明“西-西矛盾乃家务事”论点的正确。其实，萨氏上台伊始就专门邀请前外交部长、社会党人韦德林对法国对外政策的总体构架进行评估。该评估报告中虽然提出法国的外交姿态要“谦虚”一点，但对大西洋关系并不十分看好。
正如美国的媒体所评论的那样，这份得到法国总统首肯的报告实际上把修复大西洋关系看成是暂时现象。法国政策界和美国的法国通都告诉笔者，法国自戴高乐总统以来，历届总统上任之初都试图修复与美国的关系，但结局总是不欢而散。以为萨科齐会全然脱离这一传统模式实在太过幼稚。
就中国而言，应当重视欧美之间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尽可能地避免笼统地看待西方，尤其是在对待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更不要把自己追求的目标视为普世性的，因为这样做实际上会鼓励西方的重新整合，并用新的普世口号，例如环保或人权等来对付中国。美国国会和政府已经开始充分利用这类口号作为修复跨大西洋关系的粘合剂。近期即将面世的国会“中国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也许会提供一个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