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需要，不仅保留了天皇制度，并且保存、庇护了日本政坛上的传统右翼势力。这从甲级战犯岸信介可以当选日本首相，以及自民党“一党独大”几乎垄断了战后至今的历届日本内阁即可见一斑。换言之，二战结束后的日本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右翼势力的政治及经济控制，亦没有摆脱过美国的政治及军事操控。经过半个世纪的日式“卧薪尝胆”和“韬光养晦”，近年来日本政府终于公开发出了实现“普通国家”的呐喊，修改“和平宪法”、成功“入常”以至拥有核武，就是日本力求成为“独立自主”的政治及军事大国的三大目标。
然而，日本近年来在追求实现“普通国家”的道路上固然取得了诸如大力加强军备、实施海外出兵、自卫队“正名”、防卫厅“升格”等等的“亮丽成绩”，却由于错误处理历史问题和外交战略决策失误而在周边外交及实现“拥核”、“入常”这些根本目标方面遭受重大挫折，致使“普通国家”的未来发展陷入困境。此前，针对小泉所推行的“对美一边倒”外交政策，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谷口诚曾经告诫：“日本政府应该采取更加独立、积极的亚洲政策，否则就没有前途可言。一旦日本被亚洲抛在脑后，一旦日本的地位与经济力量下降，对美国还有什么用”？《朝日新闻》资深记者船桥洋一更是一针见血：“在战后 60 年的夏天，日本再次伫立在废墟之上，不过这次是被外交的总崩溃肢解得支离破碎”。
追根溯源，正是由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顽固坚持福泽谕吉所提出的“脱亚入欧（美）”的国家发展战略，丧失亚洲文化主体性而盲目实施“全盘西化”，罔顾自身实际条件盲目追求“大国崛起”，以致一败于对外的侵略战争，再陷于今天的发展困境。战后的日本在选择国家战略发展途径时，一方面由于战败国的地位和美国的实力不得不全面屈服于美国意志，成为美国不折不扣的仆从国；另一方面，出于狭隘民族主义立场及屈从于美国压力，一直未能真心诚意地解决中日历史问题，导致中日两国虽然实现了建交却在双边关系上存在着难以回避和逾越的结构性矛盾。因此，日本政府至今仍然摇摆于“对美一边倒”与“自主外交”之间，面对美国时就搞奴才式的“一边倒”，面对中国时就搞强硬的“自主外交”。这种“功利至上”的实用主义政策虽然可以取得一时的短期效益，却难以逃避丧失长远根本利益的失败命运。此一战略短视导致日本政客至今也无法解决依赖美国与主权独立之间深刻而又尖锐的政治矛盾。 今天的日本正处于继明治维新、战后改革之后的第三次历史性国家转型时期，其外交政策的彷徨及国家发展的挫折，显示日本由于错误处理对中美两大国的战略关系，因而正在陷入一个难以突破、无法自拔的国家战略发展困境。
由于地域、国土、资源及历史等各种先天和后天的限制，夹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日本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往往只能成为那条垫底的、也是最短的底边。换言之，对于日本的国家生存利益而言，中国与美国是两个至关重要的、也是无可回避的大国。因此，战后的日本若要从根本上扭转地缘上的不利局面和改变政治上的被动地位，首先必须认识到只有同时妥善处理好日美关系和日中关系，才有可能在此一国际政治基础上完全摆脱战败国地位，逐步改变战后东亚格局，同时彻底解除美国的军事占领，突破美国所强加的宪政体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自日本的国家利益及战略发展而言，应该将“拥核”、“修宪”及“入常”放在第一优先位置上，而将那些窜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周边领土争议等等旁枝末节深深地“收藏”起来。
为了实现上述三大目标，战后的日本应该推行“中美并重，走向全球”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利用美苏冷战保持紧密的美日同盟，获取发展经济的历史机遇以及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及核能技术）；另一方面在中日建交后，应从战略大局出发，就侵华战争罪责对中国作出正式道歉以及象征性赔偿（以毛周之大度决不会在此问题上为难日本），以此彻底了结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实现全面意义上的“中日关系正常化”，继而通过“友好合作”的形式重新获得中国的国内资源与庞大市场（以面子换里子）。日本若能如此这般地在中美两国之间“左右逢源”，则可在最大程度上消除来自中美两大国的各种政治及外交阻力，同时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日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不断地加强控制中美两国的资源和市场，持续增强日本的综合国力。此外，日本还应以“洗心革面”的悔罪姿态向广大亚非拉国家提供各类援助，以此大力推行全球外交，开展广泛的国际文化交流，为日后“入常”打造大票仓。
在顺利解决历史问题的前提下，中日两国就能结成具有实质意义的“战略同盟”，日本则可以借重中国的政治经济力量来制衡美国，形成背靠中国挑战美国的战略态势。在中国的帮助下，日本即可名正言顺地以“维护世界和平”之名提出申请“入常”，同时以“争常”为由在国内推动“修宪”。鉴于日本在战争罪责方面已经正式忏悔，中韩两国以及东南亚国家也就没有阻挠日本的理据；加上日本一向“乐善好施”、“热爱和平”，其他国家也就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中日一旦联手，美国除非决心付出与中日彻底决裂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否则亦无法以合理合法的理由阻止日本“修宪”、“入常”。完成“修宪”后，意味着日本正式摘掉了“战败国”的帽子，日本国民就可以“热情友好”地、有理有据地“欢送”美军出境。如此这般，战败后的日本终于能够摇身一变，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政治、经济及军事大国。
本来，假如小泉在 01 年上台伊始即推行“安倍路线”，一边通过表面的“亲善友好”继续敷衍中韩两国（至少不必以参拜问题公开挑衅），另一边则利用“国际反恐战争”、“遏制中国威胁”的烟幕向美国争取通过“修宪”发展军力、获得“集体自卫权”的默许支持，甚至以“多干少说”加上“打擦边球”的形式秘密发展核武，日本的“普通国家”目标或许还有可能部分实现。可惜，日本右翼势力计不及此，既未能对自身国力和发展途径抱持清醒认识，又拘执于极端鄙视中国的“皇国心态”与“武士荣誉”，看不到中国的战略潜力而盲目推行“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更不懂“先予后取”的中华大智慧，故此造成一连串的战略短视以及形势错判，竟然混淆了中美两国相对于日本的敌友关系，更荒唐地颠倒了实现三大目标的战略步骤次序。当前，日本政府的一连串右翼政治动作即意味着完全否定“东京大审判”，彻底推翻美国所一手包办的战后日本国家体制，强力冲击建立在《波茨坦公告》以及《联合国宪章》基础上的东亚国际政治格局。如此等于将日本的政治意图及战略底牌提前暴露于中美两国之前，其后果不言而喻。
在中美日三国之间，表面上是以中国（有时加上俄国）为一方，以美日为另一方进行角逐，实际上三方存在着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关系。美日同盟更非“铁板一块”，而是各怀鬼胎、钩心斗角。美国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力图将日本限制在美国所主导的亚太战略布局之内，以分享权利为诱饵获取日本的服从和支持，从而在亚太地区推行变相的单极霸权主义。因此美国在不断加强美日军事合作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暗中发挥着制约日本的作用，维持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促使东亚国家屈服于美国霸权。 2002 年 9 月，布什政府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表明，为了确保美国的“单极霸权”，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不仅是要阻止如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可能的对手”出现，而且还要制止美国在冷战时期的主要盟友（即西欧和日本）获得大国地位。 2005 年，美国先是声称支持日本“入常”，却在关键时刻发表公开声明反对日本等国提出的“四国联盟入常方案”，导致“四国提案”成为废案，实际上等于与中国“联手”封杀日本“入常”。由此可见，美国才是阻碍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决定因素；对于日本的长远国家利益而言，美国貌似友好的盟友实是最大的敌人。
此前，虽然安倍于 06 年上台后立即意识到小泉外交政策的弊端并马上予以战略性的调整，可惜为时已晚。尽管安倍借着“改善中日关系”拉抬了国内支持率，赢得了议员补选和地方选举，也在国会通过了“国民投票法案”和“爱国教育法案”，但这些“小动作”纯属隔靴搔痒，几近毫无意义。笔者可以断言，日本已经丧失了实现三大目标的历史发展机遇。今后，不论中美两国关系如何变化，但在警惕和制约“日本造反”方面必然达成心照不宣的“战略默契”，尽管制约的形式和程度有所差异，但最终目的则一：那就是通过阻止日本“入常”和“拥核”在政治、军事两方面给日本套上一个难以拔除的“紧箍咒”。如今，新上任的福田不仅需要努力挽回国民对自民党政权的信任，而且内受反对党的掣肘与逼宫，外受美国施加的外交压力，显示其依然身陷于历届日本政府由于战略短视及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国家发展困境。不管福田内阁是“短命”还是“长寿”，不管未来的日本政府还将弄出什么新花样，都难以改变日本只能成为一个“二流国家”的历史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