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1日，历时六天的中共十七大终于落下帷幕。从这次大会的历史背景看，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阶段，政治领袖已经很难仅仅凭自己的个人意志对社会发展方向和道路进行规划和掌握，执政党的整体利益和集体意志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从根本上决定着执政党的路线和政策。中共的十七大注定了很难在党的路线，方针上能有什么大的突破或改变，因为进行了近三十年的改革浪潮在今日之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无法阻挡和改变的历史潮流。但是，在这个历史潮流中，中共的每一届代表大会还是有它自身的特殊背景和由此形成的决策倾向。当前中国的现实国情决定着十七大的基本决策和中共在未来五年的具体政策选项，这也使得我们有可能对中国共产党未来五年的具体走向作一个基本的预测。
（一）十七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中国的改革发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当时的中国社会由于政治上的动乱，由于缺乏竞争力的僵硬体制，社会生活水平的下降已经严重威胁到整个社会的生死存亡。中共为了维持自己执政党的地位，为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把迅速发展经济，改善民众生活水平作为中国政府最迫切的任务，其中经济发展的速度成了改革的最大目标。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决定了当时的中共把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机制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因为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看，实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上持续发展速度最快的。在这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尽管效率和公平时时有人讨论，但中共的基本决策还是把效率和发展速度放到经济改革的首位。
应该说，速度优先的决策在当时中国是一个现实和明智的选择。从国内看，中共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改变社会严峻的经济形势，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除了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没有更好的道路；从国际上看，为了加入正在形成的全球化经济体系， 引进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是唯一的选择，否则中国要么居于世界经济链的最低端，要么自外于世界经济发展之外。
效率和速度优先的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引起的经济变化和发展使全世界都感到震惊。到2006年，中国的GPD已达26，452亿美元，居于世界第四位；人均收入从2002年到2006年，近四年就翻了一倍，达到2010美元。从一些基本的产品可以看得出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煤、水泥，化肥，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和茶叶产量都居于世界第１位；钢、发电量和布的产量基本保持在世界前２位；原油产量居世界第５位。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已经是世界各国的共识。
但是，对资本主义的狂热拥抱，对经济发展速度的疯狂追求，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是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发动机，它能持续地让社会经济保持高速发展。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也同时是社会贫富阶层的分离机，残酷的竞争和淘汰使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丛林化。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产生的社会问题跟它的发展速度一样惊人。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 50.0%；最富裕的20%人口与最贫困的20%人口之比为10.7。从城乡差别来看，城镇居民和农村人口之间的鸿沟最为巨大。2004年和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3.21：1和3.22：1，2006年扩大到3.28：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8172.5元。如果考虑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和各种福利，城乡的收入差别应该高达5倍以上。从国民生产总值和劳动报酬的关系看，资本收益不断地压低劳动报酬。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1 月9日对GDP历史数据修订结果的公告，中国GDP 1993年为35334亿元，到2004年增长为159878亿元，增加了3.52倍，而同期职工工资总额从4916.2亿元到2004年增长为 16900.2亿元，增加了2.44倍，11年来慢了一倍多；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也从1993年的17.28%下降到2004年的12.16%，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减少了5.12个百分点。
为什么今天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会产生比当今其他资本主义社会严重得多的社会问题？这当中有错综复杂的因素：中国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世界工厂处于全球经济链中的低端位置；由于对经济发展速度疯狂追求而导致资本扩张的速度也呈现疯狂状态；中国由政府引导的资本主义发展拥有西方国家没有的政治强势；政府用非经济力量扫平或抑制住各种制约资本主义的天然力量，如劳工运动等。在所有这些因素中，政府为资本的护航和开路，权力和财富的合流是最为根本性的。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有着政府力量作强大后盾，有国家的行政手段为自己开拓道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不是一个经济的自然发展过程，正是这一点使得中国成了全球资本的热点。事实上，全球资本争相进入中国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巨大的市场，也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低廉的劳工，而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全球资本主义最新的乐土，是最安全，最不受制约的资本家乐园，只有在中国才能把资本贪婪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
（二）十七大前中共面临的左右两派挑战
毋庸置疑，经济高速发展和资本迅速扩张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中国政府面临着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挑战和攻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把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现有政治制度的结合视为一种怪兽和腐败的根源，认为彻底走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道路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新左派”则把中国从八零年代开始的改革视为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纲领的背叛，是中国现有一切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新左派”坚持中共在改革前的一个基本信条：只有毛泽东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共还把亲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派看成一种对政权的严重威胁，但在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亲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派却开始处于一种日渐边缘化的状态。一方面，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和主流经济学家们把私有化，市场化的大旗举在自己手上，在经济上不遗余力，脚踏实地地建造中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过程中，许多处于弱势的劳工阶层把自身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大都归之于中国近三十年来的资本主义化过程跟政府官员的合流，而亲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派恰恰被看成是这个资本主义化过程的主要推手之一。这样一来，中国的自由主义民主派既在经济领域失去了号召力，又在民众中失去了草根力量的支持，剩下的只有在政治领域喊一点民主口号，对整个社会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力。中共在面对自由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挑战时，已比在八十年代多了很多自信。
但在另一方面，从九十年代聚集起来的新左派的力量随着中国日渐激烈的自由市场竞争开始壮大起来。。在近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新左派的网站发展到几十个。
新左派的威胁在中共领导人心中，要比一般人想象的严重，因为有两个重要的因素有可能使得新左派的力量日益壮大。首先，新左派的壮大并不在于他们有什么新的理论，也不在于他们提出了什么行之有效的经济政治政策，而在于他们往往以弱势阶层，特别是劳工阶层的代言人出现。中国的市场化越彻底，贫富悬殊越严重，新左派就越觉得自己理直气壮。所以，只要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国就会有弱势阶层和劳工问题，就会有社会财富分配中的公平和正义问题。中国的新左派就不会缺乏自己的土壤。
第二点，中国的新左派在政治理论上是以１９４９年中共建政以来的正统思想代表自居，认为中共现今的掌权者都已经彻底背叛了毛泽东当年建立的社会主义，新左派的使命就是以复兴毛式社会主义为己任。所以。尽管新左派对中国政府的现行经济政治发展方向和道路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但新左派的理论和口号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中国的宪法并不冲突，在法理上具有自身的合法性。这是使执政党很头痛的一个问题。
由于这两个原因，中共领导层对新左派的成长和发展一直很注意。
怎样保持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和高速资本主义化，但同时解决资本迅速扩张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怎样维持中国现有的基本政治制度，但同时化解自由知识分子和新左派从左右两边对中共执政高层的攻击，实际上是中共高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共十七大必须思考的问题。中共解决这两个基本矛盾的思路和方法将构成今后五年或更长时间的政府政策。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观察和理解十七大，才能理解十七大的政治意义和中国政府在将来几年的政策走向。
（三）十七大的选择和前瞻
从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来看，中共高层的决策者没有更多的选择。从全球的资源配置和生产分工来看，资本的利润平均化和市场机制将会导致的全球竞争更加激烈。新一波进入全球市场竞争的国家随时都有可能重新改变全球的经济链。中国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正面临着后起国家的威胁。中国的经济必须继续保持高速度，必须进一步升级，否则将会被淘汰出局。经济全球化使得每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如不从世界产业链条的中低端向上升级，随时都有可能被新兴国家挤到后面而丧失现在的位置。所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迅速升级是中国的唯一选择，而这个速度和升级只能依靠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这个最大的经济发动机。
从国内的经济状态来看，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在地理上形成了沿海东部在经济上的优势和内地的弱势，在结构上形成了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这种经济状态一方面导致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也严重依赖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随着全球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中国仅仅作为世界工厂已经不能解决中国自身的经济问题。按照中国现有的劳动生产率，中国只要大约三亿劳动力就能提供全球主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如果仅仅依赖于出口外销，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将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中国目前还不能依靠资本输出在全球赢利的条件下，唯一的选择就是把中国自身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而这一步也只有靠资本和市场加速扩展。中国经济只有全面市场化才能把自身建造成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仍然是扩大中国内需市场的最大的经济发动机。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因素，中共决策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必将是把经济发展的速度放到首位，将仍然继续全面资本主义化的道路。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 就是这个意思。无论左右两派对中共高层有什么样的批评，把经济发展的速度放在第一位将仍然是中共的既定国策,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生死存亡。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资本的高速扩张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引起了新左派以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共决策者进行攻击和挑战。中共决策者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从十七大的报告看，中共的基本策略有两个，一个是在理论上把毛泽东排除在社会主义理论的范围之外；一个是在社会再分配上进一步引入社会主义的措施。
其实，只要仔细看一看中共十五大，十六大的政治报告，就可以看得出，十七大有一个承前启后，顺理成章的理论，这就是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之外。从十七大报告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由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为中心”，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三个部分组成。毛泽东一代仅仅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仅仅是给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一个基础。毛泽东本人并没有给中国的社会主义提供有效理论。这实际上是告诉中共党内外的新左派，用毛泽东的思想和旗帜来攻击中国政府现行的经济政治政策背叛了毛泽东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毛泽东并没有建立起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如果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出现意外的突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毛泽东有可能被中共重新定义为一个新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一个信仰共产主义，但并不真正懂得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者。
从现实政策上看，中共决策者在十七大后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用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来主导社会的再分配。这里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中国今天虽然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除了只占国民经济总量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外，中国社会基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因素。中国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远远不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资本的疯狂扩张成了一个基本特点，市场竞争机制几乎进入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这种资本的原始积累必须要得到遏制。一般说来，有两种方式来解决资本主义残酷竞争带来的社会问题。一种是资本主义社会自发的解决方式，即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工运动和一系列社会冲突来逐步形成各种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和劳工群众的规章制度，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这样通过一百多年来的激烈社会冲突走到今天包含了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中国的现实是社会难以承受激烈的阶级冲突和社会动荡。因此，中国政府必须要在解决资本主义竞争带来的社会问题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正如中国的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有着中国政府大力引导和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将也会是政府强行干预和实行的过程。在今后几年，中国政府将不得不运用政府的力量来保障劳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不得不运用政府的力量来解决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执政党的存亡。在社会的再分配领域逐渐引进和实行社会主义理念将是今后的一个基本趋势。
很显然，中国的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就是强大的中央政府主导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化的经济中，还是在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再分配过程中，中国政府都将扮演一个核心角色，这一点跟西方传进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无关，而是和中国两千多年来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有关。由于中国传统制度的强大惯性，由于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和官僚文化在整个民族心理中的积淀，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官僚阶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会在社会整个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无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主义的成长，都会打上中央集权和官僚化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十七大后中国社会怎样发展，无论十七大的政治报告怎样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离西方意义上的民主社会还非常遥远。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在民主化道路上会有进步，但不可能有实质上的变化。中国社会的试验就在于一个没有民主化的国家有没有可能成为自由开放，经济发达的国家。对这个问题，人们只有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