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村过客：台海博弈须防“苻坚危局”

“入联公投”终于打破了平静了好一段时间的台海死水，使台海博弈进入新一轮螺旋。


　　毫不意外的是，与以往历次台海危机一样，“入联公制”再一次验证了中国方面在台海博弈中的战略劣势。对于台独势力进一步升级的行动，中国政府虽然照例提高了回应的调门，然而对于熟知近十年来历次台海风波的人士来说，这一次中国政府无疑再次陷入了应对手段枯竭的窘境。


　　确实，中国政府看起来非常愤怒和严厉，甚至祭出了《反分裂法》，向全世界暗示了战争的可能性。局势看起来非常严峻。然而，在严厉言辞所表达的愤怒下面，却是动作的空洞化。因为在口水战显得空前激烈的时刻，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方面进行战争准备的任何迹象。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高亢的政治调门与低沉的军事准备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表明中国方面并没有把战争选项提上议事日程。


　　更有意味的是，胡锦涛主席在与布什总统会谈时，要求美国采取措施压制“入联公投”。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行动，因为它打破了中国政府不欢迎美国干涉台海事务等中国内政的惯例。主动邀请美国介入台海事务，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中国政府决心采取一切政治手段，避免在近期内被迫就台海局势进行摊牌，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打一场过于早熟的台海战争。


　　中国采取“不打仗”立场，是冒着失去国内民意支持的风险的。这反映出台海两岸迥异的政治运作模式。在台湾方面，民进党玩的正是民意牌，试图用民意赢世界舆论的同情；大陆方面则采取高层路线，严格地将决策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圈子内，对民间持续高涨的战争呼声实行“冷处理”。这样，中国政府虽然防止了外交决策被民意所“绑架”，但同时也导致了公众的不满和失望。很多人开始怀疑中国政府在统一国家方面缺乏信心和决心。


　　然而，很少有人去深究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政府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希望避免一场国内战争，以至于宁愿在主权和民意上付出可观的代价？通过思考这个问题，可以窥视到一场早熟的台海战争可能产生的不合意后果，从而认识到：中国政府避免立即投入台海战争，有利于绕开战争的死胡同，从而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以求得更有利的解决方案，因此是完全明智的。


　　跟多数普通人的直线性思维不同，中国政府必须全面审视战争的后果。从理论上讲，只有那种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战略目标的战争，才是值得打的战争。但至少在短期内，台海战争却并不是这样的战争。如果中国方面在近期内出于义愤而采取轻率的军事冒险路线，最乐观的结果是重开冷战格局，最悲观的结果则是大陆自身的分裂瓦解，使得中国大陆历时近60年的统一和发展成为不可追回的往事。


　　任何一个对历史负责任的中国领导人，都不会如此轻率地采取这样的军事冒险路线。


　　历史已经提供了惊人相似的事例。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公元383年前秦王苻坚在淝水上演的悲剧。基于这种相似性，我把台海战争可能引发的危机称为“苻坚危局”。所谓“苻坚危局”，就是一个表面上统一、繁荣而且强大的政治—社会体系，由于内部存在深刻的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分裂，在一次失败战争的冲击下，将导致原有的政治—社会统一体全面崩溃瓦解。


　　现在，就让我们用苻坚的历史来照亮台海的未来。


　　最令人奇怪的是，苻坚是一个被通俗历史读本所曲解的历史人物，往往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等成语紧紧联系在一起。但这不是历史的全部。在历史文献中，苻坚的身世充满了传奇。据说他出生时，背上有“草付臣又土，王咸阳”的文字。他的祖父蒲洪因此而把家族姓氏改为“苻”。据史载，他“年七岁，聪敏好施，举止不逾规矩……性至孝，有器度，博学多才艺，年十一便有经略大志”，幼时就被时彦视为“有霸王之相”。19岁的苻坚从暴君苻生手中夺取政权后，立即表现出非凡的治国才能。他举贤才、课农桑、恤困穷、立学校，由是国富兵强、秦国大治，遂灭姚、凉、代、燕，在东晋灭亡100年后首次一统北方。


　　从传统的史籍来看，苻坚几乎是一位零缺点的政治领袖。这位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然而又接受过良好汉化教育的年轻领袖，可谓集雄才大略与宽厚仁爱于一身，睿智与宽仁流露于性情，而勿须矫饰装扮。他不事滥杀，宽厚地对待昔日的敌人，甚至重用归降和被俘的敌国统治集团成员。在他的身上，令人难以置信地融合了儒家之仁、法家之威和兵家之武。他所具有的智力和道德优势，明显地暗示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他没有输掉淝水之战，中国重新统一的时间不仅将提前整整200年，而且也许会使中国早熟地进入古典时代的繁盛时期。


　　当时，在长江南岸的建康城里执掌东晋大权的，是一个名叫司马昌期的青少年。据《资治通鉴》记载，此人“嗜酒，流连内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进见”，政治上固然孱弱无能，就连生个儿子也“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饥饱亦不能辨，饮食寝兴皆非已出”，做人实在是失败得一塌糊涂。如果我们隐去他和苻坚的名字，只列出他们淝水战前所显示的德才事迹，让今世之人猜测两人的成败，那么苻坚无疑将获得一边性的胜利。


　　然而，历史却垂青了软弱无能的一方。


　　在中国历史上，淝水之战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中国的诸次南北战争中，唯一一次以北方彻底失败而告终的战略决战。谢玄以其小而精的八万北府兵，通过区区两次战役，就击碎了庞大而混杂的八十万前秦大军，使贤明能干的苻坚成为“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逃亡败寇，柔弱无能的东晋朝廷也由此而得到36年的苟延残喘。


　　历史证明：昔日被苻坚宽厚对待的敌手远没有苻坚的雅量。于是，一度归降的慕容垂重新建立了后燕政权，而当年在割据政权的夹击下四处流窜的姚氏则从容窃据了长安地区，使北方重新陷入分裂和战乱，中国统一的前景被推迟到整整两百年后。当历史如山崩般倾塌下来的时候，苻坚的个人命运在公元385年被锁定：他死于他曾经优容过的后秦王姚苌的刀下，时年47岁。


　　这一幕实在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悲剧。然而，我们却看到众多的历史写作者为淝水之战的结果而欢呼。这至少可以提醒我们：人们对历史的评价往往是超出历史本身的，历史正统主义之类的感性成份往往能够战胜历史的冷静和理性，使孩子气的好恶感压倒对历史人物人品才能的冷静审鉴。就这样，一代英杰苻坚就默默地消失在“草木皆兵”之类的儿童故事背后，甚至几乎被世人遗忘了。


　　悲观的思想者们认为：现实不过是历史的反复重演而已。——也可以用更加乐观的语言来表述这个结论：前车之覆，后车之鉴。1600年前的苻坚就是今日可资台海决策参考的已覆之车。如果仔细比照淝水之战与台海战争，我们将很容易找到两者之间的重大相似之处，从而使台海之战避免重复“苻坚危机”的悲剧性结果。


　　先说出我的结论：如果想要避免“苻坚危局”，当前中国方面在台海博弈中的最佳现实解就是维持台海现状，而不是轻启战端，自陷困境。这正是中国政府正在为之而努力的方向。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由于台海博弈的复杂性，中国方面处于被动因应地位，很可能难以决定台海局势的走向，因此完全可能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刻被迫过早地采取军事手段，导致“苻坚危局”成为难以避免的结局。


　　现在就让我们来寻找“苻坚危局”下面的动力机制，以便及时发现台海战争中应该提防的类似因素。


　　“苻坚危局”的成因存在于“庙算”和“作战”两个层面。关于苻坚的“庙算”之失，其实早已经由苻融在淝水战前正确地指出：“伐晋有三难：天道不顺；晋国无衅；我数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他接着指出了第四难：“……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满畿甸，太子独与弱卒留守京师，臣惧变生肘腋，不可悔也。”


　　很容易看出，第一难和第二难并不是淝水之战与台海战争的共性问题，因为在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中，战端将由南方挑起，北方奉民族大义而出师，且属于被迫应对的一方，占有道义上的优势，因此并不存在“天道不顺”和“敌方无衅”的问题。然而，大智大勇的苻融提出的第三难和第四难，即“民有畏敌之心”，以及内部利益分化，一己之私超越集体利益成为各个利益集团的行事动机，这却是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真实困境。


　　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民有畏敌之心”？


　　对于中国来说，台湾之敌并不足畏。真正的强劲敌手是美国。尽管美国在一切公开场合表示反对“台独”，但如果台海战事一起，美国绝不会因为“台独”是肇事方而置身事外。这是中国决策层非常明白的重要事实。对于美国干预的前景，中国的知识界精英已经滋生出可观的恐惧情绪。甚至在军界，“对美避战论”也有一定的影响。有高级将领论述说：由于美军占尽技术和谋略上的优势，中国军队根本不具有与美军交战的条件，因此中国军队绝不应该与美军作战。 　　这位将领没有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美军进攻在先，中国军队是该还击还是屈从？不过，他还是思考了中国军队应该如何避免与美军交战。由于可能发生中美军事冲突的唯一现实地点显然是台海，因此他郑重宣示“军人有权选择战争”，并且誓言自己将拒绝一切形式的内战。这样，这位中国军界精英就在用畏敌情绪创造“苻坚危局”的同时，提供了一个避免“苻坚危局”的可能途径。


　　这位将官的观点只是整个中国社会大分裂的一个表征。目前中国的基本利益格局是：精英集团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垄断了主流媒体的话语权；草根阶层则被流放于政治决策过程之外，在利益和话语方面形成与精英集团的尖锐对峙之势。


　　精英集团与草根阶层的相互仇视已经将中国社会分割成两大阵营。在三十年来无疑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改革进程中，特别是在原国有资源的私有化进程中，精英集团依赖于其与权力的亲近关系，成为最大的利益赢家，导致中国社会利益分配的严重失衡。这正是如今草根阶层仇视精英集团（即仇富）、精英集团畏惧草根阶层（即惧贫）现象的历史根源。


　　如果再进一步深入看，两大阵营中还有更为复杂的利益格局。由于三十年来中国意识形态的全面瓦解，整个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消灭了任何意义上的核心价值体系，几乎所有人都在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然而，正如孟子所说：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


　　孟子生动地勾画出一个原子化的社会。不幸的是，由于中国精英集团鼓吹的“产权不明导致个人缺乏积极性”，明白暗示着“除非是我个人的权益，否则我不会卖力维护”，以此为导向的改革进程其实已经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原子化，使富有者夙夜担心既得权益被侵犯，而穷贫者则为自己未得到的权益而愤愤不平。当国民眼中只有私利而无公义时，一个国家就被个人利益切割成碎片，难以再凝聚成集体的力量。


　　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改变既有利益格局的有效途径。因此，从总体上看，精英集团和草根阶层的人士对于战争有着不同的期望。一般地说，精英集团更趋向于按照“国际惯例”解决台湾问题，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或敌对行动；而草根阶层则更为好战，往往地要求政府对台湾甚至美国采取强硬行动。


　　基于上述情况，可以对台海战争的过程和后果进行一个简单的预测。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参加未来台海热博弈的势力将不仅仅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两方。挑起战端的必然是“台独”势力愈演愈烈的台独行为，而中国必然在第一时间被迫作出军事反应。但如果战事对台湾不利（这几乎也是必然的），美国则必然加入战局。有人把美国反对台独与美国支持两岸统一混为一谈，但这并不正确。稍明事理者都会明白：美国反对台独的唯一理由，是升级的台独活动可能挑起台海战争，从而改变台海分裂的现状。台海分裂的现状最符合美国的利益，而大陆统一台湾的前景最不符合美国利益。这样，当出现大陆用武力统一台湾的状况时，美国最理性的选择就是介入台海，挫败大陆方面武力统一台湾的企图。


　　美国的次优选择是重开冷战模式，通过围困和封锁，逐步削弱并最终制服中国。下面的分析将证明，这同样是一个可行的战略选择，最后仍然可能达到分化瓦解中国的战略目标。


　　但无论出现什么情况，美国都绝对不会听任中国收复台湾，然后与一个因此而更加强大的中国友好交往，听凭这个既拥有先进技术又拥有低廉劳动力的新兴超级大国削弱自己的霸主地位。这是任何一个美国战略家都不会认真考虑的下下之策。


　　由于美国必然干预台海战争，这就为台海博弈的命运天平掷入了一个超重量级的砝码。因此，台海战端一起，中国就不仅要跟看起来很宽的台湾海峡和看起来很弱的台湾军队作战，而且还必须在比1950年代更加不利的情势下，应对强大的美国海空军和可怕的新“竹幕”。


　　先来看美国武力介入台海战争的情况。如果美国决定直接参战，那么主战场将不是台湾岛而是台湾海峡。最适合美国介入的时机是第一波中国军队已经登陆，而运送第二波进攻部队的舰队尚在海峡中航行的时候。这时“击其于半济”，同时打击中国沿海的机场，必然重创中国的兵力投送能力，并且置第一波登陆部队于后援断绝的绝境。


　　这种情况几乎又是淝水之战的重演。在淝水之战中，苻坚错误地把巨量的军队集中在一个方向上，而不是利用人力优势去分散和切割敌军，导致全军在前锋失败的情况下出现全局性雪崩。在台海战争中，由于渡海登陆作战的特点，大批的后援部队必须在一个约定的时间，渡过面积相对较小的海面，前去扩大前锋部队夺取的滩头阵地，事实上也形成了大量部队和器材集中在一个狭小区域的状况，非常有利于拥有火力优势的敌军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对于中国军队来说，更为麻烦的是：即使是当美军航母战斗群前进到进攻位置后，中方军事决策者也很难下决心对美国舰队和关岛等美军基地发起战略上非常有利的先制性攻击。毕竟，先发制人的行动将使中国处于挑衅者的地位，使得美国有理由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因此，中美空海军争夺制空和制海权的战斗很可能发生在美国开始对中国渡海舰队发起打击之后。这时，战斗经验丰富的美军已经能够完成战斗部署，毫不留情地投入攻击行动，并在遇到反击之前已经有效摧毁了中国的一部分投射力量。


　　这样，中国方面很可能发现自己既无法赢得一场陌生的空海战，也无力挽救已经在台岛陷入困境的精锐两栖战集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台海战争的大局就基本确定。在取得台海战争的优势后，美国将会与盟友一道封锁中国，但不太可能对大陆进行全面的军事进攻。中美于是正式进入长期军事对峙的状态。


　　再来看看美国重启冷战机制的选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听任中国军队夺取台湾岛。但它将很快说服或者迫使其盟友，以“国际社会”的名义对中国进行禁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在不与中国军队交火的情况下，使两国进入长期军事对峙状态。对于中国来说，与前一种情况相比，这种情况意味着较少的人员和物资损失，但数量上的差别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意义。实际上，这两种情况都迫使中国必须应对一场新的中美大冷战。


　　随着台海大规模战争的结束，新竹幕的降临将促变中国的“苻坚危局”。由于战争的长期化，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将加快裂变过程。最直接的效应将直接体现在经济上。中国几乎将在一夜之间损失一半以上的GDP和更大比例的就业岗位，多数工厂被迫停工。股市崩盘使众多城市居民的生活陷于困顿，楼市萧条将银行的资产变成巨额的亏空，战前看起来巨大的社会资源成为账薄上的海市蜃楼。习惯于在国际市场上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各级官员不得不试着习惯于战时经济的新思维方式，艰难地寻求使经济和社会保持运转的可行办法。


　　经济上的灾难催生着社会的新裂变。


　　一方面，在原来的改革开放中获得利益的精英集团成员本来就受益于对外交往和贸易，在美国及其盟友的阵营中有着密切的利益联系，自然成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虽然他们可以利用与权力的紧密关系，免除物资匮乏的苦楚和子女入伍参战的危险，但毕竟无法忍受长期战争给自身利益带来的无尽损害，因此必然要求决策层迅速结束战争状态，重建中西贸易。一些军内的精英人士，甚至可能拿起“军人有权选择战争”的理论，要挟决策层作出“缓和”的决定。


　　另一方面，草根阶层则会在某种英雄主义或理想主义的激励下，希望扩大战争规模，彻底改变国家在战略上的被动态势，因而很可能不满于政府的谨慎行动，形成要求政府实施主动进攻战略的巨大压力。草根阶层作为兵源的主要供给者，尤其会对精英集团利用特权逃避战争义务的行为感到极其愤怒，难免产生“我们到底在为谁而战”的疑问，直接把仇恨的矛头指向精英集团，强烈要求政府扩大公民参与权，彻底摆脱精英集团的影响。


　　无疑，如果台海战争被长期化，最大的受害者将是执政党及其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很可能走向民粹化，使草根阶层以其人数上的优势取得对政治的主导权。这个过程可能是不平静的，不能排除各种清算精英集团“原罪”的激烈行为。这样，中国社会的对抗趋势将激化，一些地方和民族势力很可能乘着中央政府力量削弱的时机，采取各种形式的地方/民族自决手段，甚至邀请与中国对立的外国势力介入，使得“苻坚危局”趋于完成。


　　“苻坚危局”的最后一个环节，也许是中国政治的拿破仑化。随着对外战争的进行和内部动荡的加剧，中央政府的权威将被严重削弱，一些军事强人可能应运而生。其中一些人能够凭借战功，赢得局部的支持，成为决定中国政局的决定性力量。但是，除非爆发与美国的全面战争，看来不太可能出现具有全局性声誉的军事强人。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政治版图的分裂态势。


　　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个过程将在什么地方结束。但即使这个过程能够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结束，中国也只可能重新实现汉文化圈的政治统一。至于诸如西藏、蒙古、新疆等民族地方，则可能在外国势力的保护下实现全面的“独立”。


　　只要中国进入“苻坚危局”，这样的结果就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一路径和结局。


　　因此，中国要避免分裂的战乱的悲剧结局，唯一的出路就是避免进入“苻坚危局”。前面已经指出，有军内精英提供了一种避免“苻坚危局”的方案，就是拒绝对台海危机作出军事反应。然而，这种方案却不能避免社会动荡的结局，因为任何放任“台独”都等于是中国政府自我剥夺执政的合法性。


　　那么，如何才能够合理地避开“苻坚危局”？


　　答案只有一个：提升中国经济和军事的自持能力，加快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

　　关于中国经济和军事的自持能力建设，已经有很多人进行过富有建设性的讨论，没有必要重复。我只想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已经到达了举世无双的程度，劳动力等资源配置基本围绕对外经济来配置，而内部经济结构则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这样的经济体系根本经受不住军事斗争的检验，一旦出现被“国际社会”封锁的情况，则必须出现全面崩溃的局面。因此，如何迅速从对规模和速度的陶醉中清醒过来，着眼于建立一个健康可自持的发展模式，看来还是中国的决策者们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


　　要赢得台海战争，民主政治建设更加至关重要。当前，中国社会分裂的主要根源，在于人数不多的精英阶层过度影响了政治决策过程，过分垄断了主流媒体的话语权，为自己攫取了过多的经济利益。郎咸平教授比较准确地把这种情况描绘为“官学商铁三角”。由于“官学商铁三角”的高度封闭性，地方政府的决策往往无视草根阶层的利益，全国的主流媒体则根本不传递草根阶层的声音，导致草根阶层存在强烈的政治挫折感，对政治日益冷漠或者备感愤怒，这就埋下了“苻坚危局”的祸根。


　　推进民主政治，打破精英集团的诸多特权（可笑的是，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居然声称“新社会阶层”对政治的参与权还不够，真不知他们要把被完全拒斥于政治过程的草根阶层视为何物），这是绕开“苻坚危局”的基本路径。只有让草根阶层能够充分影响各项政治决策，让草根阶层能够在主流媒体自由批评现实弊端，让草根阶层能够更多地分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既存的社会裂痕才会具有收缩的可能，已经埋下的社会不满和愤怒才会具有消弥的前景。


　　当前，“官学商铁三角”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权力的垄断，已经到了一个完全不可容忍的程度。在精英集团高度垄断话语权的情况下，一些眼光短浅的精英们在主流媒体上肆无忌惮地散布维护本阶层利益的言论，使得“不能言而能怒”的草根阶层的不满和愤怒愈演愈烈。这种情况，只需要看看中国大陆网民对于茅于轼、厉以宁、任志强等人言论的激烈反应就可以得到确证。


　　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惹了众怒的精英和刊物是存在“失去饭碗”的危险的，这使得精英和媒体们不得不努力使自己的言论“在政治上正确”，尊重多数人的观点。强调“政治上正确”，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然而，中国精英集团的成员们却可以在主流媒体上不负责任、不计后果地发表严重激怒民意的观点，大有引爆民意锅炉之势。我并不想分析精英们的智力和人品，但我敢说：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只是为自己及其利益集团埋下了致命的自杀性炸弹。


　　对于精英分子们危及社会稳定的言论，唯一的遏制手段就是让草根阶层的代言人有权在主流媒体批评精英人士，让草根阶层有权抵制那些“政治上不正确”的主流媒体。这不仅为草根阶层纾发愤懑提供了“安全阀”，而且也对不负责任的主流媒体出示了“生死牌”，迫使它们更加关注来自大多数人的意见和观点。


　　通过分歧和争论而达到统一和包容，这正是言论自由之奥妙所在。“不争论”的传统只能在实际上加剧族群间的仇恨、分裂和对抗。



　　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睿智而仁厚的中国领导人具有远比我等学人更加深邃全面的洞察力和更加明智有效的解决方案。当前，中国决策层最缺少的就是时间！在此轮台海危机中，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明智而冷静的对策，显然正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以便解决棘手的内部事务。因此，中国方面只要合理利用各种因素，防止台独在近期内采取极端主义冒险步骤，就能够赢得所需要的宝贵时间，抓紧解决好国内的诸多麻烦。只要能够控制和缩小社会分裂的趋势，让草根阶层充分参与到国家管理事务中来，就能让最多数的人真正感觉自己确实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就能形成真正的社会共识和共同利益，以一种团结的姿态，从容而有效地应对外部和内部的挑战，走出“苻坚危局”的历史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