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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篇好看的:薄熙来搞习总在福建的黑材料

(2013-10-03 11:37:47) 下一个

薄熙来搞习总在福建的黑材料 送交者: 金复新

 

红二代习主席动员300人,搞了同是红二代薄熙来500多天在大连的黑材料,却审出了个清官。要是反过来,让薄了主席,也调查一下习先生在福建的所作所为,不知道要查出多少惊天大案。别的不说,仅赖昌星远华走私案就脱不了干系。其实从习主席能从远华案安然抽身,我们就能看出习胖究竟是谁的人了,就能解答长期以来困扰大家“习胖究竟是左还是右的问题”。

 

在中国做事,一个人就算有天大的本事,就算真的掌握了宇宙真理也玩不转,必须要搞一伙人,以利益和感情为纽带,形成一股势力,结成关系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其他,而在于自己的势力有多大。我们分析一个政治人物有没有前途,头一个判断不是他有多大才能,有没有正气,持什么信仰,而是他有什么样的背景,是谁的人?要看谁是谁的人,要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

 

血缘关系是其中最铁的关系,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般不会出问题,也最容易让人看出派别,薄熙来是薄一波的儿子,如果薄一波还活着,薄熙来必定是薄一波的人。较之为次的是亲属关系,由于婚姻的不稳定性,有时关系比血缘关系还铁,但恶化时,往往又是最大的仇家。比如据说周永康曾娶了江的侄女,因此周肯定是江的人,听江的话,但后来听说又离了婚,双方会不会有了仇,这就说不准了。

 

第二种比较铁的关系,是由长期的感情形成的,其中包括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这在中国古代是拉帮结派的主要纽带,京内的大官在地方都有门生,算是他的人。官员之间又以同年同窗为纽带,形成各种派系。要判断某个官员是哪一个派的,可以简单地以此划线。近现代这种关系的范例,大概要算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当年蒋算是和前几期的黄埔学生一起吃一起住,又有栽培之恩,形成了相互的信任,蒋以此为班底打的天下,他的黄埔生带的军队算嫡系,忠心耿耿,其他杂牌势力望之畏惧,才纷纷降服老蒋,没有这个骨干,搭建不起国民党的军事集团。因此,我们一说起汤恩伯、宋希濂、黄维、陈诚,但决不会说他们是同为国民党领袖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的人,他们只认人不认党,要是蒋和另外几位大佬闹翻,这些人保证帮着蒋打其他几位,而其他几位之所以没有如此可靠的一伙人,手下经常出叛将坏事,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蒋校长的这段经历。

 

与之类似的是同事关系、战友关系,林彪的脾气这么古怪,一点都不热情,却在四野威望这么高,有那么多人死心塌地敬仰他,除了自己的能力,也是多年来作黄、吴、李、邱等人的老领导有关,当时林彪带一批人去了东北,不像其他根据地,军头之间调动比较频繁,他们与其他根据地隔绝,单独生活战斗在一起,你救过我,我救过你,可算刎颈之交,即使林彪真的叛党,这些人或许真的会舍弃老毛追随他。林之所以在老帅中最有另立中央的实力,不仅在于他军事上能力出众,更在于有更多只听命他个人的人。

 

蛤蟆得了势之后,并不是谁功劳大就提拔谁,重用提拔的也都是和自己的老部下老同事,让曾庆红、曾培炎一伙人进中央,让他们作为在中央的一股新生势力帮自己说话,这也是相互之间有了感情,相信他们不会轻易背叛自己的缘故。

 

还有一种关系,以前比较时兴,现在比较冷淡的,是同乡关系。古代由于交通不便,大多数人一辈子都进不了几次县城,对同乡的感情类似于亲人,住的越近,感情越深,所谓“他乡遇故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到外乡去混饭吃,相互只要报出自己的籍贯是一个地方,就算贴心人。朱元璋能打天下,就靠自己一伙安徽小时候的玩伴。湘军、淮军之所以有战斗力,曾国藩、李鸿章之所以有号召力,是因为同乡间不会出卖,有基本信任,能相互依靠,危难之时老乡会来拼死相救。北洋水师之所以能腐败横行,也是因为主要将领“闽人抱团”,形成坚不可破的一股势力,谋私而废公,相互掩盖走私的罪行,糊弄朝廷,不给安徽来的水师提督丁汝昌卖力。临阵时心有默契,一哄而散,留下一个广东人邓世昌去送死,退守刘公岛后,还拔出刀来威逼丁汝昌降日,迫使丁服毒自杀。当然,由于交通的发达,人口流动性增大,同乡关系越来越淡,到现在远不像以前那样值钱了,有的人开始专门整老乡,整熟人,再也不能简单地以籍贯为基准划分政客的派别了。

 

有没有相互的情谊能超越同乡同事的呢?也有,这就要从利益出发来看了。必须是上级对下级有恩,才能形成这种关系。蛤蟆和古帛寿在军队中不似邓矬那样有根基,为了在自己下台后,自己在任期间的贪腐罪行不至于被后人追究,就必须施恩于军队将领,让他们感恩戴德,希望在以后危机发生时,这些人能保护自己。但他们又没有蒋介石当年的这种机会,和将领们长期吃住在一起,培养感情,只好在临退下来前发了疯似地提拔上将,提拔的中将少将,比当年发逆末年封的王猴还多,满街都是抱着天王圣旨找刻字匠刻王府大印的人。

 

这只是用利益来换取感情,中国人私心最重,专吃这套,谁对我个人好,我就说谁好,而不管那人是不是大奸大恶之徒,只要惹了我个人不高兴,哪怕对方是正人君子,我也恨不得剥了他的皮。就像要想在单位里有人缘,就得给领导和同事撒点小零食,帮点小忙,施舍点小恩小惠一样,中国人人格贱,就爱贪个小,从此见你的眼神就不那么寒冷了,到处说你是好人。何况给这些贱人上将中将的好处,让它们从此贪污享乐的机会?

 

其实他们也知道这种感情最不可靠了,别看现在这些贪污分子对自己感激流涕的,但他们也有另一面,就都是老油子,薄情寡义,翻脸不认人,“条条蛇都咬人”,个个都是白眼狼,送它一百万,它能和你热络一个月,送一千万,它能感念你一年,只要对你没再想头,觉得你没利用价值,人一走茶就凉,过个三年五载,十年八年,蛤蟆真要和古帛寿闹翻,需要兵戎相见时,想请这些人帮忙打群架,多半还指望不上,他们一定会各找理由,装聋作哑做壁上观,随时投靠新主子,不落井下石都算好的了,蛤蟆还以为这些人能像街上小流氓那样对老大讲“义气”嘛?到那时候难道还要冲他们叫喊:“张军长,看在你这上将是我送你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不过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呀,只能这么做,起码可以吓唬古帛寿“这个上将是我的人,那个中将也会帮我”,在心理上安慰自己,让别人在动它前得好好掂量掂量。

 

说起你们中国人的这些垃圾事情呀……就觉得污了我的笔头。你们的问题出在人性上,主要是贱,别看你们假装也爱听交响乐,滥竽充数、附庸风雅、东施效颦地逼自己孩子摇头晃脑地弹钢琴拉小提琴,但本质和欧美白人绝对不一样,一点内涵都谈不上,这样的国家,说实在的,除非有圣人和皇帝来管,否则是怎么也不可能搞得好的。

 

有的中国人哪,自尊心又强,心理又脆弱,死要面子,觉得我这话刺耳,要红起眉毛绿着眼睛,跳起来拒不承认,非说自己其实和欧美白人一样尊贵。这话空口无凭,我们要相信科学,得先做个科学实验来证明。怎么做实验呢?我们知道,那些拉美人,像什么墨西哥、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最想移民去美国,每年偷渡的人不计其数,中国人说,墨西哥人看中的是美国的制度,而不是那里的人。我们可以把他们当中间人仲裁者来做个实验,把中国十三亿垃圾人口和美国三亿多人口做个对调,原来的土地建筑工厂等不动产,以及银行存款、债权债务、知识产权等动产都原封不动,最主要是制度相互对调,让美国人到中国土地上搞社会主义,让十三亿中国人去美国土地上继承西方民主体制,你看还会有拉美人愿偷渡到“中国人的美国”来不?美墨边境从此不必再架铁丝网,请人家“阿米哥”来也不会来的。保证不出三年,搞社会主义的美国人又开始富强,而“我们是资本主义接班人”的中国人在美国恐怕已经打成一团了。墨西哥人偷渡,更看中的是欧美的白人,人才是关键,和欧美白人生活在一起才觉得幸福,宁可去那里做低贱的工作,而不仅仅是看中什么制度,他们也根本闹不明白制度的差异。要是这些阿米哥知道现在美国的白人比例正在大幅减少,现在的美国充斥着越来越多雷哄稚、叶浩、张尔平、何频、盛雪、茉莉、曾节明、倪育贤、王军、王军涛、刘因全、李洪宽、朱学渊、韦石、刘路、螺杆、刘刚、李进进等从中国跑来的“不安定因素”,中华贪官和来留学的中共子女,歪瓜劣枣地正把美国闹得乌烟瘴气,估计偷渡的欲望也会大大降低。

 

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文。要说有没有其他办法与别人加深感情?倒还真有一个,那就是学宋江,在别人危难时帮助别人放交情,这个时候别人最感恩,比前者要强太多了。

 

想当年宋江挥金如土,才在江湖上有了号召力,但这对朝廷的将领来说,他什么也不是。可最后呼延灼、关胜、张清、董平等朝廷大将为什么也能忠心于他而背叛朝廷呢?这是因为宋江施恩于他们,每次这些人被俘后,走投无路,自知必死,宋江就跑下第一把金交椅,亲自给这些人松绑,假惺惺拖他坐这把椅子,请他来当老大,把对方给感动得涕泪横流,刻骨铭心,简直觉得宋江就是自己的再生父母,这些将领和坐在东京汴梁皇帝宝座上的宋徽宗本没有什么私人感情,此时,虚无缥缈的君臣情谊远远抵不过眼前的江湖义气,死心塌地倒向宋江的怀抱也就成了必然。

 

老蒋当年也这样,如果部下赌钱赌输了,回来告诉他:“校长,学生真的该死,学生一时糊涂拿军饷去赌博,结果全输了,这回真个师连饷都关不了。”你说老蒋会因此枪毙自己好不容易培养的“学生子”亲信吗?老蒋才没这么傻,他会声色俱厉地大骂学生一顿,看上去真的要枪毙,等“学生子”害怕了,他又从抽屉里拿出纸笔,写一道手令,叫“学生子”到财务部再去支一笔钱来发饷,同时警告下不为例。“学生子”感激涕零而去。更有好笑的是,有一次陈诚带一个师去江西剿共,陈诚自以为神机妙算,必能旗开得胜,出发前叫每个国民党匪兵都带上一根绳子,准备俘虏红军后捆绑所用,可陈诚实不知自己和王希哲王司令一样眼高手低,打不来仗,一触即溃,整个师被报销,陈诚“仅以身免”,那些绳子正好留给红军来捆国民党匪兵们自己。等陈诚逃回南京,把老蒋气个半死,暴跳如雷,真想枪毙了他,还是宋美龄冷静,边上劝了一句:“陈诚是自己人。”老蒋顿时醒悟,又饶了陈诚一次,放了一次人情债给陈诚,使得陈诚一直忠心于他,直到死的时候才说了几句抱怨的话。

 

那么蛤蟆要保护自己,也就这么学宋江和老蒋。在他任上,除了在铲除像陈希同这样的异己时,需要以反腐的面貌出现,而对于真正的贪腐分子,他不仅不憎恶,反而喜欢,觉得和自己投缘,不仅不惩罚,反而私下放纵,对党国不利不要紧,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行。本来现有的体制就造成了统治者个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不一致,甚至是矛盾冲突的,这是中国搞不好的制度上的根源。那么,在这一矛盾下,他就会巴不得贪腐分子越多越好,这样他就可以放更多的人情债出去。越是贪腐,越是容易被他提拔成上将,希望等以后会有更多的人感恩于他。而这些人心想,贪污的事情被江主席知道了,原以为自己必死的,没想到江主席力排众议,顶着这么大的压力,不仅帮我隐瞒亏空保护了我,还对我这么好,反而重用了我,简直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一样,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报答它老人家了,要有来世,我一定结草衔环,为他做牛做马。就这样,不管此人原来是谁的人马,到这时都变成江系铁杆。古帛寿在任期间,也是这样借口某贪污分子“党性强”,从枪口下救下了无数贪污犯网罗来当自己的喽啰,扩张势力,防着江、习,准备火拼的。

 

单就说我们的习主席,在赖昌星大肆走私的时候,也正是他为官福建的17年里。这不像他在浙江、上海为官,只有几个月一两年,贪污的可能性不大。众所周知,他历任厦门市长、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一直是当地的一二把手,难道就和赖没有一点关系?没有他和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以及福建省长贺国强当保护伞吃孝敬,大字不识几个的赖昌星猖狂走私得了吗?

 

退一万步讲,就算习主席真的从未和赖有过任何瓜葛,但治下出这么大的事,并非一日之祸,他却一无所知,视而不见,熟视无睹,也足以证明他是个昏官,起码是没有责任心,应该负领导责任,即使不判他渎职之罪,也断无重用晋升之理,更无抬上去当“皇帝”的可能。然而,此案发作于江执政时期,事发当时雷声大,雨点小,最后却只抓了几个小官抵罪,而大老虎贾、贺、习,不仅毫发未损,反因此平步青云,一个不落,都进入权力的顶层,当了政治局常委,其中的习竟然还当上了“皇帝”。何以故?稍有头脑的人都能分析,一定是江当时假装批评了他们,敲山震虎,吓了吓他们,但当他们分别表示愿意改换门庭,要投靠老江时,江马上又赦免了他们,手里抓着他们的小辫子,力保他们过关,让他们感念江的恩德,从此就欠了江绝大的人情,觉得一生一世都孝敬不清了。

 

现在再回到本文的开头,我们就能看出习是江系的人了。这三人一旦确立了这种身份,江就要力保他们坐上最高的位子,否则它们依旧只是在地方当小官,对自己有什么用?这就是权术,这就是官场,毫无信仰、主义、人品、能力、功绩可言。对此,轮子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深知在习手下接受招安,让习来反对江,远不似十年前在胡手里那样有希望,因此对习的争取工作就比对胡的弱得多。

 

相比之下,毛有这么多粉丝,这么受人爱戴,愿意为他卖命,却不是靠蒋、林那样的师生同事关系,更不靠江宋那样的收买关系,毛的班底只有秋收起义这班人马,无非林彪、粟裕、罗荣桓等,和群英璀璨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上海暴动等众豪杰原来并无深交,而众豪杰后来对他的崇拜却远胜于当时的领导人陈独秀、王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况且他脾气不好,说话难听,难得听他说恭维人的话,还成天搞运动,老琢磨杀人整人的事,今天批这个,明天骂那个,按说树敌不少,人早得罪光了,可喜欢他的人不减反增,都认可他当领袖,没一个敢乱说乱动,何以故?这是因为毛更多的是靠个人魅力、个人能力、远见卓识和一身正气来征服别人,让人不得不承认他远高于众人之上。这是什么?这就是“德”,毛才是真正的“以德服众”。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薄的身上,薄在重庆,唱红激怒了无数仇视文革和中共的人,打黑又侵犯了众多实力派的利益,按说早该人神共愤,可为什么倒台后,反而有这么多群众为他说话,令当局畏惧呢?因为他不屈不饶,敢于同恶鬼争高下的精神感动了人们,也具了厚德。

 

厚德载物啊,又岂是谎话连篇、诡计多端的矬子、蛤蟆、帛寿、猪头、影帝、哄稚之流可比的呢?

 

薄熙来搞习总在福建的黑材料 送交者: 金复新

 

红二代习主席动员300人,搞了同是红二代薄熙来500多天在大连的黑材料,却审出了个清官。要是反过来,让薄了主席,也调查一下习先生在福建的所作所为,不知道要查出多少惊天大案。别的不说,仅赖昌星远华走私案就脱不了干系。其实从习主席能从远华案安然抽身,我们就能看出习胖究竟是谁的人了,就能解答长期以来困扰大家“习胖究竟是左还是右的问题”。

 

在中国做事,一个人就算有天大的本事,就算真的掌握了宇宙真理也玩不转,必须要搞一伙人,以利益和感情为纽带,形成一股势力,结成关系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其他,而在于自己的势力有多大。我们分析一个政治人物有没有前途,头一个判断不是他有多大才能,有没有正气,持什么信仰,而是他有什么样的背景,是谁的人?要看谁是谁的人,要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

 

血缘关系是其中最铁的关系,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般不会出问题,也最容易让人看出派别,薄熙来是薄一波的儿子,如果薄一波还活着,薄熙来必定是薄一波的人。较之为次的是亲属关系,由于婚姻的不稳定性,有时关系比血缘关系还铁,但恶化时,往往又是最大的仇家。比如据说周永康曾娶了江的侄女,因此周肯定是江的人,听江的话,但后来听说又离了婚,双方会不会有了仇,这就说不准了。

 

第二种比较铁的关系,是由长期的感情形成的,其中包括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这在中国古代是拉帮结派的主要纽带,京内的大官在地方都有门生,算是他的人。官员之间又以同年同窗为纽带,形成各种派系。要判断某个官员是哪一个派的,可以简单地以此划线。近现代这种关系的范例,大概要算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当年蒋算是和前几期的黄埔学生一起吃一起住,又有栽培之恩,形成了相互的信任,蒋以此为班底打的天下,他的黄埔生带的军队算嫡系,忠心耿耿,其他杂牌势力望之畏惧,才纷纷降服老蒋,没有这个骨干,搭建不起国民党的军事集团。因此,我们一说起汤恩伯、宋希濂、黄维、陈诚,但决不会说他们是同为国民党领袖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的人,他们只认人不认党,要是蒋和另外几位大佬闹翻,这些人保证帮着蒋打其他几位,而其他几位之所以没有如此可靠的一伙人,手下经常出叛将坏事,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蒋校长的这段经历。

 

与之类似的是同事关系、战友关系,林彪的脾气这么古怪,一点都不热情,却在四野威望这么高,有那么多人死心塌地敬仰他,除了自己的能力,也是多年来作黄、吴、李、邱等人的老领导有关,当时林彪带一批人去了东北,不像其他根据地,军头之间调动比较频繁,他们与其他根据地隔绝,单独生活战斗在一起,你救过我,我救过你,可算刎颈之交,即使林彪真的叛党,这些人或许真的会舍弃老毛追随他。林之所以在老帅中最有另立中央的实力,不仅在于他军事上能力出众,更在于有更多只听命他个人的人。

 

蛤蟆得了势之后,并不是谁功劳大就提拔谁,重用提拔的也都是和自己的老部下老同事,让曾庆红、曾培炎一伙人进中央,让他们作为在中央的一股新生势力帮自己说话,这也是相互之间有了感情,相信他们不会轻易背叛自己的缘故。

 

还有一种关系,以前比较时兴,现在比较冷淡的,是同乡关系。古代由于交通不便,大多数人一辈子都进不了几次县城,对同乡的感情类似于亲人,住的越近,感情越深,所谓“他乡遇故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到外乡去混饭吃,相互只要报出自己的籍贯是一个地方,就算贴心人。朱元璋能打天下,就靠自己一伙安徽小时候的玩伴。湘军、淮军之所以有战斗力,曾国藩、李鸿章之所以有号召力,是因为同乡间不会出卖,有基本信任,能相互依靠,危难之时老乡会来拼死相救。北洋水师之所以能腐败横行,也是因为主要将领“闽人抱团”,形成坚不可破的一股势力,谋私而废公,相互掩盖走私的罪行,糊弄朝廷,不给安徽来的水师提督丁汝昌卖力。临阵时心有默契,一哄而散,留下一个广东人邓世昌去送死,退守刘公岛后,还拔出刀来威逼丁汝昌降日,迫使丁服毒自杀。当然,由于交通的发达,人口流动性增大,同乡关系越来越淡,到现在远不像以前那样值钱了,有的人开始专门整老乡,整熟人,再也不能简单地以籍贯为基准划分政客的派别了。

 

有没有相互的情谊能超越同乡同事的呢?也有,这就要从利益出发来看了。必须是上级对下级有恩,才能形成这种关系。蛤蟆和古帛寿在军队中不似邓矬那样有根基,为了在自己下台后,自己在任期间的贪腐罪行不至于被后人追究,就必须施恩于军队将领,让他们感恩戴德,希望在以后危机发生时,这些人能保护自己。但他们又没有蒋介石当年的这种机会,和将领们长期吃住在一起,培养感情,只好在临退下来前发了疯似地提拔上将,提拔的中将少将,比当年发逆末年封的王猴还多,满街都是抱着天王圣旨找刻字匠刻王府大印的人。

 

这只是用利益来换取感情,中国人私心最重,专吃这套,谁对我个人好,我就说谁好,而不管那人是不是大奸大恶之徒,只要惹了我个人不高兴,哪怕对方是正人君子,我也恨不得剥了他的皮。就像要想在单位里有人缘,就得给领导和同事撒点小零食,帮点小忙,施舍点小恩小惠一样,中国人人格贱,就爱贪个小,从此见你的眼神就不那么寒冷了,到处说你是好人。何况给这些贱人上将中将的好处,让它们从此贪污享乐的机会?

 

其实他们也知道这种感情最不可靠了,别看现在这些贪污分子对自己感激流涕的,但他们也有另一面,就都是老油子,薄情寡义,翻脸不认人,“条条蛇都咬人”,个个都是白眼狼,送它一百万,它能和你热络一个月,送一千万,它能感念你一年,只要对你没再想头,觉得你没利用价值,人一走茶就凉,过个三年五载,十年八年,蛤蟆真要和古帛寿闹翻,需要兵戎相见时,想请这些人帮忙打群架,多半还指望不上,他们一定会各找理由,装聋作哑做壁上观,随时投靠新主子,不落井下石都算好的了,蛤蟆还以为这些人能像街上小流氓那样对老大讲“义气”嘛?到那时候难道还要冲他们叫喊:“张军长,看在你这上将是我送你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不过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呀,只能这么做,起码可以吓唬古帛寿“这个上将是我的人,那个中将也会帮我”,在心理上安慰自己,让别人在动它前得好好掂量掂量。

 

说起你们中国人的这些垃圾事情呀……就觉得污了我的笔头。你们的问题出在人性上,主要是贱,别看你们假装也爱听交响乐,滥竽充数、附庸风雅、东施效颦地逼自己孩子摇头晃脑地弹钢琴拉小提琴,但本质和欧美白人绝对不一样,一点内涵都谈不上,这样的国家,说实在的,除非有圣人和皇帝来管,否则是怎么也不可能搞得好的。

 

有的中国人哪,自尊心又强,心理又脆弱,死要面子,觉得我这话刺耳,要红起眉毛绿着眼睛,跳起来拒不承认,非说自己其实和欧美白人一样尊贵。这话空口无凭,我们要相信科学,得先做个科学实验来证明。怎么做实验呢?我们知道,那些拉美人,像什么墨西哥、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最想移民去美国,每年偷渡的人不计其数,中国人说,墨西哥人看中的是美国的制度,而不是那里的人。我们可以把他们当中间人仲裁者来做个实验,把中国十三亿垃圾人口和美国三亿多人口做个对调,原来的土地建筑工厂等不动产,以及银行存款、债权债务、知识产权等动产都原封不动,最主要是制度相互对调,让美国人到中国土地上搞社会主义,让十三亿中国人去美国土地上继承西方民主体制,你看还会有拉美人愿偷渡到“中国人的美国”来不?美墨边境从此不必再架铁丝网,请人家“阿米哥”来也不会来的。保证不出三年,搞社会主义的美国人又开始富强,而“我们是资本主义接班人”的中国人在美国恐怕已经打成一团了。墨西哥人偷渡,更看中的是欧美的白人,人才是关键,和欧美白人生活在一起才觉得幸福,宁可去那里做低贱的工作,而不仅仅是看中什么制度,他们也根本闹不明白制度的差异。要是这些阿米哥知道现在美国的白人比例正在大幅减少,现在的美国充斥着越来越多雷哄稚、叶浩、张尔平、何频、盛雪、茉莉、曾节明、倪育贤、王军、王军涛、刘因全、李洪宽、朱学渊、韦石、刘路、螺杆、刘刚、李进进等从中国跑来的“不安定因素”,中华贪官和来留学的中共子女,歪瓜劣枣地正把美国闹得乌烟瘴气,估计偷渡的欲望也会大大降低。

 

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文。要说有没有其他办法与别人加深感情?倒还真有一个,那就是学宋江,在别人危难时帮助别人放交情,这个时候别人最感恩,比前者要强太多了。

 

想当年宋江挥金如土,才在江湖上有了号召力,但这对朝廷的将领来说,他什么也不是。可最后呼延灼、关胜、张清、董平等朝廷大将为什么也能忠心于他而背叛朝廷呢?这是因为宋江施恩于他们,每次这些人被俘后,走投无路,自知必死,宋江就跑下第一把金交椅,亲自给这些人松绑,假惺惺拖他坐这把椅子,请他来当老大,把对方给感动得涕泪横流,刻骨铭心,简直觉得宋江就是自己的再生父母,这些将领和坐在东京汴梁皇帝宝座上的宋徽宗本没有什么私人感情,此时,虚无缥缈的君臣情谊远远抵不过眼前的江湖义气,死心塌地倒向宋江的怀抱也就成了必然。

 

老蒋当年也这样,如果部下赌钱赌输了,回来告诉他:“校长,学生真的该死,学生一时糊涂拿军饷去赌博,结果全输了,这回真个师连饷都关不了。”你说老蒋会因此枪毙自己好不容易培养的“学生子”亲信吗?老蒋才没这么傻,他会声色俱厉地大骂学生一顿,看上去真的要枪毙,等“学生子”害怕了,他又从抽屉里拿出纸笔,写一道手令,叫“学生子”到财务部再去支一笔钱来发饷,同时警告下不为例。“学生子”感激涕零而去。更有好笑的是,有一次陈诚带一个师去江西剿共,陈诚自以为神机妙算,必能旗开得胜,出发前叫每个国民党匪兵都带上一根绳子,准备俘虏红军后捆绑所用,可陈诚实不知自己和王希哲王司令一样眼高手低,打不来仗,一触即溃,整个师被报销,陈诚“仅以身免”,那些绳子正好留给红军来捆国民党匪兵们自己。等陈诚逃回南京,把老蒋气个半死,暴跳如雷,真想枪毙了他,还是宋美龄冷静,边上劝了一句:“陈诚是自己人。”老蒋顿时醒悟,又饶了陈诚一次,放了一次人情债给陈诚,使得陈诚一直忠心于他,直到死的时候才说了几句抱怨的话。

 

那么蛤蟆要保护自己,也就这么学宋江和老蒋。在他任上,除了在铲除像陈希同这样的异己时,需要以反腐的面貌出现,而对于真正的贪腐分子,他不仅不憎恶,反而喜欢,觉得和自己投缘,不仅不惩罚,反而私下放纵,对党国不利不要紧,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行。本来现有的体制就造成了统治者个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不一致,甚至是矛盾冲突的,这是中国搞不好的制度上的根源。那么,在这一矛盾下,他就会巴不得贪腐分子越多越好,这样他就可以放更多的人情债出去。越是贪腐,越是容易被他提拔成上将,希望等以后会有更多的人感恩于他。而这些人心想,贪污的事情被江主席知道了,原以为自己必死的,没想到江主席力排众议,顶着这么大的压力,不仅帮我隐瞒亏空保护了我,还对我这么好,反而重用了我,简直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一样,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报答它老人家了,要有来世,我一定结草衔环,为他做牛做马。就这样,不管此人原来是谁的人马,到这时都变成江系铁杆。古帛寿在任期间,也是这样借口某贪污分子“党性强”,从枪口下救下了无数贪污犯网罗来当自己的喽啰,扩张势力,防着江、习,准备火拼的。

 

单就说我们的习主席,在赖昌星大肆走私的时候,也正是他为官福建的17年里。这不像他在浙江、上海为官,只有几个月一两年,贪污的可能性不大。众所周知,他历任厦门市长、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一直是当地的一二把手,难道就和赖没有一点关系?没有他和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以及福建省长贺国强当保护伞吃孝敬,大字不识几个的赖昌星猖狂走私得了吗?

 

退一万步讲,就算习主席真的从未和赖有过任何瓜葛,但治下出这么大的事,并非一日之祸,他却一无所知,视而不见,熟视无睹,也足以证明他是个昏官,起码是没有责任心,应该负领导责任,即使不判他渎职之罪,也断无重用晋升之理,更无抬上去当“皇帝”的可能。然而,此案发作于江执政时期,事发当时雷声大,雨点小,最后却只抓了几个小官抵罪,而大老虎贾、贺、习,不仅毫发未损,反因此平步青云,一个不落,都进入权力的顶层,当了政治局常委,其中的习竟然还当上了“皇帝”。何以故?稍有头脑的人都能分析,一定是江当时假装批评了他们,敲山震虎,吓了吓他们,但当他们分别表示愿意改换门庭,要投靠老江时,江马上又赦免了他们,手里抓着他们的小辫子,力保他们过关,让他们感念江的恩德,从此就欠了江绝大的人情,觉得一生一世都孝敬不清了。

 

现在再回到本文的开头,我们就能看出习是江系的人了。这三人一旦确立了这种身份,江就要力保他们坐上最高的位子,否则它们依旧只是在地方当小官,对自己有什么用?这就是权术,这就是官场,毫无信仰、主义、人品、能力、功绩可言。对此,轮子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深知在习手下接受招安,让习来反对江,远不似十年前在胡手里那样有希望,因此对习的争取工作就比对胡的弱得多。

 

相比之下,毛有这么多粉丝,这么受人爱戴,愿意为他卖命,却不是靠蒋、林那样的师生同事关系,更不靠江宋那样的收买关系,毛的班底只有秋收起义这班人马,无非林彪、粟裕、罗荣桓等,和群英璀璨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上海暴动等众豪杰原来并无深交,而众豪杰后来对他的崇拜却远胜于当时的领导人陈独秀、王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况且他脾气不好,说话难听,难得听他说恭维人的话,还成天搞运动,老琢磨杀人整人的事,今天批这个,明天骂那个,按说树敌不少,人早得罪光了,可喜欢他的人不减反增,都认可他当领袖,没一个敢乱说乱动,何以故?这是因为毛更多的是靠个人魅力、个人能力、远见卓识和一身正气来征服别人,让人不得不承认他远高于众人之上。这是什么?这就是“德”,毛才是真正的“以德服众”。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薄的身上,薄在重庆,唱红激怒了无数仇视文革和中共的人,打黑又侵犯了众多实力派的利益,按说早该人神共愤,可为什么倒台后,反而有这么多群众为他说话,令当局畏惧呢?因为他不屈不饶,敢于同恶鬼争高下的精神感动了人们,也具了厚德。

 

厚德载物啊,又岂是谎话连篇、诡计多端的矬子、蛤蟆、帛寿、猪头、影帝、哄稚之流可比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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