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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偶感风寒”还是“周期波动”——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探讨
从9月份到现在，人心惶惶了几个月，中央一个政策一个政策的出台，热闹的比1997年还厉害，但是至今也没见谁告诉大家这次中国经济究竟出了什么性质的问题。是比例失调？还是生产过剩。是经济过热？还是总量失衡。
政府虽然没给出个定义，但从发言人的话中可以看出点兜端来。一方面，政府一直强调“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直到 12月3日 ，国家统计局长还认为“我国经济的总体形势是好的，我国仍处在持续较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政府不断说“国际市场出现变数”“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政府出台一批政策抓“内需”，是因为西方经济衰退了，需求疲软，中国出口依存度太高，因此受到冲击。
也就是说，政府的判断是：
中国经济正走在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运行状态本身没有问题，是西方经济出了毛病，波及到中国。中国经济现在连90年前后，以及世纪之交的周期性波动都算不上。身体健康，偶感风寒而已。
既然本来的发展模式很可持续，那么解决方案自然是继续按原来的路子走，无非把十一五计划的内容早点干，顶多增加点前一段“忽略”的环保和农田建设。本来内需没问题，是外需减少才形成过剩压力，那么刺激内需的重点无非还是把房市、车市刺激起来，“提高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意愿”（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昨天说）。
如果确实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本身没有毛病，而且这次出现的问题不属于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那么这个治疗方案确实属于 “对症下药”。
但是这个诊断有问题。贫道一介山寨医生，也给中国看看病。看病就先看病人的病史。
中国近60年来，大的经济波动有5次，分别是60-62、67-68、72-74、99-90、97-01。下面是这几个周期的数据：
年份
年均经济增长
年均消费品零售增长
年均物价指数
前3年
低谷期
前3年
低谷期
前3年
低谷期
60-62
18.9
-21.7
11.6
-1.4
0.7
7.7
67-68
17.8
-7.3
6.6
0.9
-2.2
-0.3
72-74
20.0
5.0
8.0
7.8
-0.7
0.3
89-90
10.4
4.2
20.0
5.6
10.9
2.5
97-01
12.1
8.3
24.7
8.6
16.1
0.3
粗略看这个表，改革前和改革后没什么变化。都是经济增长下滑，市场销售下滑。区别只有两点，一个是改革前经济低谷时期物价是上涨的，但改革后物价明显下降，而且97-01期间物价指数下降54倍。另一个是97-01期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很轻微，被称为“成功实现软着陆”。
价格是测试市场凉热的最重要治标之一。计划经济属于短缺经济模式，由于对消费品生产安排得少，供应不足造成销售额下降，物品短缺自然物价上升。而市场经济不存在消费品生产安排问题。经济低谷期消费品销售下降的唯一原因是消费需求不足。需求不足的另一面就是生产过剩。卖不出去物价下降。因此，中国不仅存在经济周期行波动的事实，而且改革前后波动的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必须忍受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的周期性生产过剩。
那么，为什么中国在1997年遇见的周期波动没有爆发严重过剩性生产危机，成功实现软着陆了呢？是朱老板确实英明，解决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除了忍受衰退，就是不惜发动战争才能解决的难题？
贫道认为，是世界发生了变化。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已经不是30年代的资本主义，在经历过东西对抗和中产阶级化后，西方经济进入了一个虚拟经济阶段，而且这个所谓虚拟经济与新兴市场国家配对形成了一个寄生经济，才使中国躲过了世纪之交那一灾。
贫道为什么判断中国1997年那场病属于过剩性经济危机呢？道理如下：
什么是过剩性经济危机？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在资本论里就说清楚了：“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也就是说，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形成一个庞大的低收入劳动者群体，他们的数量过于庞大，收入过于低下，以至于无法支撑资本主义生产的高速发展。生产力发展太快，穷人太穷（虽然韭菜不同意，但这是马克思的定义），形成过剩性经济危机。那么我们就看看世纪之交情况是什么样。
只能查到1998年联合国资料，当年占中国60%的低收入群体总收入已经下降到31.2%，但仅仅3年这个比例下降到27.8%，下降11%。1996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00比44，5年后就扩大到100比34，扩大22%。如果根据王小鲁考虑无法统计的黑色和灰色收入因素的调查分析，世纪之交中国60%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只有24%。而美国1929年也是24%。
为什么我国在改革开放到90年代前期，城乡收入差距从100比40提高到100比44，居民收入平均化程度相对提高情况下，突然在1997年前后贫富差距大幅度拉开了呢？因为以下三个原因。
按照劳动保障部历年资料，从1997年到2007年国企累计下岗工人达到5900万，同期城镇集体企业减少职工2353万，总计8253万。其中1997-2001的5年中累计下岗和减少6115万。劳动保障部自己告诉我们，到2007年累计安排下岗工人再就业2000万，也就是说有6000万原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是明明白白失业了。加上他们的家属不会小于12000万。
1997年到2003年是“开发区”建设高潮。每年建设用地大约占用1000万亩耕地，此后数字也接近。土地的“农转非”必然带来农民的农转非，大约1亿农民因此多数变成城市贫民群体，这也可以其间农民人数减少一个多亿，城镇人口增加一个多亿看出来。
第三，由于到90年代中期以后农产品价格再没提升余地，加上农产品单产接近极限，农民家庭纯收入增幅大幅度放缓。1978年到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按不变价年均增长8.3%，此后至今只有4.4%，其中97-03年只有3.3%。
2亿多失业半失业的城镇贫民加上80%依靠种粮和打工的农民，恰好形成一个8亿多人，占人口60%多的赤贫群体。这是中国自90年代后期已经进入一个过剩性经济危机的症候。
但是我们看到，从世纪之交到现在这些症候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加剧。按联合国统计中国60%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已经下降到25%，认真折算只能在22%左右，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到2007年的100比30，怎么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呢？而且很多国家，包括拉美国家和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在90年代前期贫富差距比中国还大，怎么也没发生过剩性经济危机呢？这说不清楚，病就没法看了。
因为世界经济在80年代后期到今天发生了一次根本变化。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是所有商品都具备稀缺性。货币无非是一种特殊商品，一样有成本。当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世界货币——美元印出来就能花，市场经济的规则必然发生巨大的改变。
美元与黄金脱钩，其积累的泡沫立刻显示，与全球经济联系最紧密的其他西方国家的本币必然升值，企业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于是各国央行也不得不滥发货币以熨平汇率，你来我往，造成70-80年代西方汇率急剧动荡。而滥发货币必然通货膨胀，各国央行只得提高利率。利率一高不仅会抑制需求，还造成企业经营困难，于是只好再降低利率。折腾的西方国家在70年代到80年代简直没法活。
市场经济自己寻找到了出路。一些选择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往往比较“僵化”，对汇率进行管制，资本准进不准出。汇率和利率稳定却是实体经济最需要的金融环境。同时，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价格要远低于发达国家，于是西方工业国的产业资本开始向这些国家流动，并在90年代开始趋向高潮。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西方国内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恶劣，利润越来越薄，利息也越来越低，这就驱使资本和居民储蓄流向汇市、股市、期货、楼市等金融领域获取利润。而金融市场资金流入越多，盈利就越多。盈利越多，资金流入越多。再加上这个时期西方大搞“金融创新”，大幅提高“杠杆率”，让赌博者可以“以小博大”。最终形成了金融经济数十倍于实体经济的局面。
于是，世界资本形成一个分流：一方面产业资本流向所谓新兴市场国家，一方面大量金融资本流向汇市、期货、股市等赌博市场。新兴市场国家出现工业化高潮和过剩生产，西方国家形成产业空洞和生产不足。也使国际贸易规模迅速扩大。
吸纳了大量外来直接投资的新兴市场国家加快了工业化，经济高速增长，财富也有积累。这个时候西方国家开始压迫这些国家金融与国际接轨，开放金融市场，成为完全资本自由流动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的本币完全没有国际货币性质，资本外流只能以国际货币形式流出。最主要的是，西方掌握巨大的金融资本。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接轨后，无一例外得遭到西方金融资本的洗劫，大量财富被西方席卷一空，成为虚拟-赌博经济必然发生的一种事件和组成部分。
所谓新兴市场国家，就是选择改革开放政策，与这次变动接轨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代表开始是拉美，接着是亚洲四小龙、四小虎，90年代以后是中国。由于前述过程中大量西方产业资本流向这些国家，世界贸易额快速增长，这些国家工业化加快，贫道以前多次列举这些国家GDP增长比中国改革后增长还快的数据。
1996年，中国过剩性经济危机到来前夕，突然大幅度降低人民币汇率，使中国经济快速转向。90到95年，中国平均出口依存度只有7.6%，经济增长顺差因素只有1.4%。到96-00年度出口依存度平均达到了31.8%。这5年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45%来自贸易顺差的积累。如果扣除这个因素，GDP年均增长只有4.6%，在中国就属于严重衰退期。正是中国顺应了世界新趋势，加大开放力度，使中国摆脱了世纪之交那一劫。
这不是好事吗？怎么贫道还说中国有病呢？这样判断，不恰好与中央判断一致吗？
问题在于，贫道还没分析完。贫道并不同意世界仅仅进入了一个虚拟经济阶段的判断。因为世界经济，或者说主流经济明摆着是由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实体经济互相勾连着的一个整体，单用虚拟经济说不清楚问题。
正像贫道早就说的，世界主流经济进入的是一种“寄生经济”。如果用寄生经济来描述，更容易给中国瞧病。下面贫道再用这个山寨理论说说清楚。
一个问题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认识，只要事实准确，逻辑周延，对认识事物本质有作用，哪怕山寨点也不怕。贫道就用生物关系来描述一下人类社会关系。两种生物共同生活，其中一方受益，另一方受害，受害者提供营养物质和居住场所给受益者，这种关系称寄生（parasitism）。受益者称为寄生物（parasite），受害者称为寄主(host)。
寄生关系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寄生与寄主是特定两种或者几种生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所有生物都牵连进去。羊的寄生物并不一定能寄生在猪身上。
第二，寄生者要越来越依赖汲取寄主的也赖以存活的营养以生存；
第三，寄生者通过形态变化和功能变化逐渐演化出一种足以从寄主身上不断汲取养分而不用付出的器官。没有这种功能就不可以产生寄生关系；
第四，寄生关系一旦形成，寄主会产生免疫能力以排斥寄生虫。寄生虫必须产生逃避甚至抑制宿主免疫攻击的能力；
第五，有些寄生者在不断侵害寄主肌体，最终杀死寄主。杀死寄主后寄生者能够选择新的寄主来生活。
下面我们对照一下寄生关系与世界“新经济”关系。
新经济只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新兴市场国家必须是劳动力价格低，选择了开放性市场经济体系，私有化，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成为所谓边缘化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朝鲜、古巴等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共生的另一方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具备强大的资本、技术和品牌优势，最重要的，其本币有国际货币性质。这与寄生关系第一条基本一致。
寄生的第二个特点是寄生物要从寄主身上汲取养分。这可以从美国、英国、西班牙连续20多年的巨额贸易逆差，其他西方国家贸易顺差比重下降来表现。美国已经基本不生产生活物资了，除了造点所谓高科技产品，剩下的就是武器。有人会说，美国还是靠自己生产生活的，高科技价值高，出口换汇多。其实，美国所谓技术产品出口还没有粮食出口额大。而同期，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贸易顺差不断增加。 也就是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生产那么多物质财富，但能享受到很多物质财富。
如何把自身改造出一种能从寄主身上不断获取营养的器官，是寄生经济形成的关键。美国在80年代中期以来，就发育出这样一个器官，这就是虚拟赌博经济。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西方金融经济与一般赌场的不同。一般赌场中，庄家只是维护秩序收取费用。顾客中甲赢的就是乙赔的。如果一个赌场中，庄家不断给每个筹码加钱，比如本来1元的筹码变成2元，也就是甲赢的就不一定都是乙赔的，顾客们总的赢面就大，赢家多赔家少。那么大家赢的是谁的呢？严格来讲赢的是庄家的。
美国的股市、汇市、期货、房市等是美联储坐庄，不断往里撒钱的赌场。前面说的1元变成2元就是股指上涨，实质是新进来资金大于新发行股票。只要把股市改造出指数长期持续上涨的功能，就具备了不断产生“财富效应”的器官。美国股市从40年代末恢复到1929年水平后，直到1971年道琼斯才攀升到1000点。然后起伏十几年，到1985依然是1000点左右，年均增长3%。此后到2007年道琼斯股票指数连续22年中持续增长，最高达到14198点，年均增长12.7%。这样，美国金融市场对美国人来讲就是一个可以生钱的器官。
很多人都说，美国是靠印刷美元来与其他国家交换产品的。但你并不可能直接看到这个过程。美国实际是靠金融经济这个寄生器官实现的。美联储就是美国大赌场中不断往里撒钱的庄家：一是持续大幅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发行美元。二是通过不断进行“金融创新”，创造数以千计的衍生货币、杠杆手段扩大金融交易总量。三是每当金融市场危机时直接投入巨额货币。
美国第二个具备寄生功能的是所谓“美国生活方式”。所谓让大家惊叹的美国生活方式，就是负债消费。负债消费的必要条件是有人不断借给你钱。新经济解决了这个问题。美国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连年贸易逆差，2006年达到接近7000亿美元。但是，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实现顺差的国家只能选择把盈余的美元再投到美国金融市场上，美国的债务人身份就可以持续保持，越来越大。只要美元保持强势货币，这个游戏就能一直玩下去。
美国人手里有了钱，这只提供寄生关系一个方面，没人提供商品和服务不行。这就需要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大量提供消费品出口。一般论述说，是美国印美元，新兴市场国家提供商品换美元，这些美元再回到美国滋养造钱器官，并形成美国负债消费。
这个论述看起来很完美，但有一个缺陷：钱也是商品，钱多了商品少了就该出现通胀。这在美元大量发行的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可以清楚看见。可为什么80年代中期后西方通胀消失了。一般论述是：大量美元进入赌场，赌场不怕钱多。但问题在于，所有“财富效应”从赌场出来的用以消费和投资金钱本身就是超量发行的那部分货币，并没有对应的物质财富，因此通胀一样应该出现。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低劳动力价格为商品和服务价格稳定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用同样价格的资本，在新兴市场国家能创造更低廉价格的商品和服务。因此，只要新兴市场国家保持劳动力的低价格，就能让西方的寄生器官发挥作用。
这就要回到新兴市场国家的肌体上看了。一个好的寄主必须具备什么条件呢？最主要的是能够持续保持低劳动力价格。也就是保持劳动者的低收入水平。低收入意味着低消费，表现为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断降低。前面叙述的西方国家在这个时期居民消费比例增加，新兴市场国家消费率下降，就是这样的关系。典型的中国，竟然从90年代前期的56%下降到36%。整整下降56%。
看到这里，必须注意本文与其他“病理医生”看法不同的是，本文认为是劳动力价格长期低迷是寄生关系存在的关键。它一方面形成消费率下降，为形成贸易顺差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为商品和服务保持低价提供了条件。总之，寄主经济保持低劳动力价格是寄生经济存在的前提。
这样，寄生关系最关键的第三个特征具备了。
接着第四个问题是，新兴市场国家是怎样产生抗体减轻侵害，而发达国家怎样干扰了这种抗体了呢。新兴市场国家的抗体就是“劳动价格上涨冲动”。因为随着制造业发展，技术进步，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也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就有提高冲动。这会直接损害寄生关系的存在。一些国家，如新加坡、台湾地区、韩国，甚至日本，都是因劳动力价格提高摆脱寄生关系的。
发达国家基本是靠这三个手段实现了免疫。
首先，必须降低新兴市场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空间的上线。实现这一点，一个是产业转移中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起，到技术密集型产业止。因为技术密集型，尤其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空间最大”，利润最高。利润越高，研发能力和条件越好，吸引知识人才能力越强，这是个正反馈系统。另一个是给新兴市场国家提供最舒服的技术和知识服务，只要坚持十几年，他们将在这方面形成反向“寄生关系”，并丧失技术创新队伍和能力。中国开放以来技术创新能力和冲动的降低可以证实这种情况的存在。
其次，要“强化品牌意识”，让这些国家居民崇尚名牌。由于名牌本来就是西方拥有，品牌与非品牌的关系也是正反馈系统：品牌的毛利远高于非品牌。毛利高投入广告钱多，广告越多牌子越硬。只要在市场经济中，非品牌总是处于被动。这样，会使财富流动到西方的比例大些，减少看得见的寄生性。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鼓励这些国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采用纯粹的市场经济。富的要富起来，穷的要穷下去，拉大贫富差距。富裕的官员阶层、知识分子和老板阶层掌握着国家权利、资源和舆论。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改革开放”的关键环节。而招商中真正可竞争的优势就是劳动力价格，因此二十年来各级政府都想尽办法压低工资，各色专家都危言耸听地指出工资上涨的危害，甚至试图通过降低国营企业职工工资福利来消除私营企业低工资的反差。这个过程对于寄生物来讲，只要经常吓唬中国说“我要到越南了，我要去印度了”，就足可以了。
最后一个问题。大多数寄生关系中，寄生者并不最终把寄主扒皮抽筋，吃干喝净，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现在世界寄生经济中的寄生者，发挥了寄生关系中所有功能。由于寄主国家产生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数量远大于寄主国家，而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想当寄主，这就为寄生者提供了更充分的选择余地。寄生者虽然有时候会一方面与现有寄主做到尽量“双赢”，不去伤害寄主以便生存。但是，一旦出现某些发展中国家表现为更适合充当寄主，并在与其他老寄主竞争并取得优势后，寄生者也会选择把寄主扒皮抽筋吃干喝净的情况。在1997年到1999年间，西方通过制造金融危机刮干净拉美和东南亚积累的财富，再抄底把他们的产业控制起来。这就是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98-99年拉美金融风暴的根源和过程。
那么，说是这样说，这究竟与中国害病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大了！
前说到中国在世纪之交害了穷人太穷，人数太多，生产过剩的病。本来，如果中国自己解决，一般结果同西方早期一样，以损失生产能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来平衡。但是，中国这种穷人变穷，消费低的“毛病”，恰好是寄生经济的“口粮”。寄生经济不仅需要这样的中国，还必须强化这种毛病。因此，自从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宿主以后，中国贫富分化反而拉大了，消费率反而降低了。竟然创造了一个依赖自己的创伤的血脓来治疗自己疾病的伟大先例。
2006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已经从90年代前期平均56%下降到36%。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美国是72%，恰好是中国的两倍。其他西方国家大约在55%到65%之间。寄生物嘛，本该如此。但所有新兴市场国家的这个数字最低的是53%（韩国），其余均在55%-60%之间，大约为中国的150-160%。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奇迹，这还不叫“有病”，什么才算“有病！
一个国家为什么生产，为什么活着？为的是让自己老百姓日子过好点，这才费尽心思，没明没夜地劳动。如果如果忘记这一点，打算让自己老百姓少吃点，让外国人多吃点，这个国家才真算害了大病。这是“骨髓之疾”。如果谁不同意贫道这个看法，那咱就不再讨论。
中国为什么害了这个病？以贫道这个山寨型研究人员说，是改革方向出了问题。
90年代已经进入市场经济阶段，贫富分化趋势不可避免。改革的重点本应放在探索和建立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建立和完善保障劳动者收入和权益和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以一个负反馈系统使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但我们错误地长期忽略农村第二步改革，错配为实施国企减员增效，贱卖国企，集体企业改制，掠夺性”农转非”政策，以及教育、医疗“产业化”等加速两极分化的改革内容。最终导致世纪之交形成一个庞大的低收入群体。并使中国经济被绑架在寄生经济体上。
看起来还长了点肉，却不知病从腠理至肌肤，由肌肤而至肠胃，眼看进骨髓了，还悠然自得，恐怕非要到“司命之所属”，才会着急。
山寨医生病看完了，至于用什么药就简单了。看病关键不再开药方，功夫都在瞧病上。病没瞧准，药是瞎下。瞧出病来病人不认，说你“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你还开什么药方？病瞧准了，病人和家属都认账了，这才说药方的事。韭菜成天质疑贫道不开药方，那是他一不懂什么叫看病，二是像的家那样喜欢虚荣，懂不懂能让咋呼就高兴。至于前几天看笑话的人，试图撩拨贫道与韭菜“辨明是非”，也是当病人可以，当医生无望的主。有病了让山寨医生瞧瞧还可以，与医生论医道，还要再认真活几十年。
从9月份到现在，人心惶惶了几个月，中央一个政策一个政策的出台，热闹的比1997年还厉害，但是至今也没见谁告诉大家这次中国经济究竟出了什么性质的问题。是比例失调？还是生产过剩。是经济过热？还是总量失衡。
政府虽然没给出个定义，但从发言人的话中可以看出点兜端来。一方面，政府一直强调“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直到 12月3日 ，国家统计局长还认为“我国经济的总体形势是好的，我国仍处在持续较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政府不断说“国际市场出现变数”“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政府出台一批政策抓“内需”，是因为西方经济衰退了，需求疲软，中国出口依存度太高，因此受到冲击。
也就是说，政府的判断是：
中国经济正走在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运行状态本身没有问题，是西方经济出了毛病，波及到中国。中国经济现在连90年前后，以及世纪之交的周期性波动都算不上。身体健康，偶感风寒而已。
既然本来的发展模式很可持续，那么解决方案自然是继续按原来的路子走，无非把十一五计划的内容早点干，顶多增加点前一段“忽略”的环保和农田建设。本来内需没问题，是外需减少才形成过剩压力，那么刺激内需的重点无非还是把房市、车市刺激起来，“提高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意愿”（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昨天说）。
如果确实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本身没有毛病，而且这次出现的问题不属于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那么这个治疗方案确实属于 “对症下药”。
但是这个诊断有问题。贫道一介山寨医生，也给中国看看病。看病就先看病人的病史。
中国近60年来，大的经济波动有5次，分别是60-62、67-68、72-74、99-90、97-01。下面是这几个周期的数据：
年份
年均经济增长
年均消费品零售增长
年均物价指数
前3年
低谷期
前3年
低谷期
前3年
低谷期
60-62
18.9
-21.7
11.6
-1.4
0.7
7.7
67-68
17.8
-7.3
6.6
0.9
-2.2
-0.3
72-74
20.0
5.0
8.0
7.8
-0.7
0.3
89-90
10.4
4.2
20.0
5.6
10.9
2.5
97-01
12.1
8.3
24.7
8.6
16.1
0.3
粗略看这个表，改革前和改革后没什么变化。都是经济增长下滑，市场销售下滑。区别只有两点，一个是改革前经济低谷时期物价是上涨的，但改革后物价明显下降，而且97-01期间物价指数下降54倍。另一个是97-01期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很轻微，被称为“成功实现软着陆”。
价格是测试市场凉热的最重要治标之一。计划经济属于短缺经济模式，由于对消费品生产安排得少，供应不足造成销售额下降，物品短缺自然物价上升。而市场经济不存在消费品生产安排问题。经济低谷期消费品销售下降的唯一原因是消费需求不足。需求不足的另一面就是生产过剩。卖不出去物价下降。因此，中国不仅存在经济周期行波动的事实，而且改革前后波动的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必须忍受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的周期性生产过剩。
那么，为什么中国在1997年遇见的周期波动没有爆发严重过剩性生产危机，成功实现软着陆了呢？是朱老板确实英明，解决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除了忍受衰退，就是不惜发动战争才能解决的难题？
贫道认为，是世界发生了变化。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已经不是30年代的资本主义，在经历过东西对抗和中产阶级化后，西方经济进入了一个虚拟经济阶段，而且这个所谓虚拟经济与新兴市场国家配对形成了一个寄生经济，才使中国躲过了世纪之交那一灾。
贫道为什么判断中国1997年那场病属于过剩性经济危机呢？道理如下：
什么是过剩性经济危机？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在资本论里就说清楚了：“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也就是说，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形成一个庞大的低收入劳动者群体，他们的数量过于庞大，收入过于低下，以至于无法支撑资本主义生产的高速发展。生产力发展太快，穷人太穷（虽然韭菜不同意，但这是马克思的定义），形成过剩性经济危机。那么我们就看看世纪之交情况是什么样。
只能查到1998年联合国资料，当年占中国60%的低收入群体总收入已经下降到31.2%，但仅仅3年这个比例下降到27.8%，下降11%。1996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00比44，5年后就扩大到100比34，扩大22%。如果根据王小鲁考虑无法统计的黑色和灰色收入因素的调查分析，世纪之交中国60%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只有24%。而美国1929年也是24%。
为什么我国在改革开放到90年代前期，城乡收入差距从100比40提高到100比44，居民收入平均化程度相对提高情况下，突然在1997年前后贫富差距大幅度拉开了呢？因为以下三个原因。
按照劳动保障部历年资料，从1997年到2007年国企累计下岗工人达到5900万，同期城镇集体企业减少职工2353万，总计8253万。其中1997-2001的5年中累计下岗和减少6115万。劳动保障部自己告诉我们，到2007年累计安排下岗工人再就业2000万，也就是说有6000万原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是明明白白失业了。加上他们的家属不会小于12000万。
1997年到2003年是“开发区”建设高潮。每年建设用地大约占用1000万亩耕地，此后数字也接近。土地的“农转非”必然带来农民的农转非，大约1亿农民因此多数变成城市贫民群体，这也可以其间农民人数减少一个多亿，城镇人口增加一个多亿看出来。
第三，由于到90年代中期以后农产品价格再没提升余地，加上农产品单产接近极限，农民家庭纯收入增幅大幅度放缓。1978年到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按不变价年均增长8.3%，此后至今只有4.4%，其中97-03年只有3.3%。
2亿多失业半失业的城镇贫民加上80%依靠种粮和打工的农民，恰好形成一个8亿多人，占人口60%多的赤贫群体。这是中国自90年代后期已经进入一个过剩性经济危机的症候。
但是我们看到，从世纪之交到现在这些症候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加剧。按联合国统计中国60%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已经下降到25%，认真折算只能在22%左右，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到2007年的100比30，怎么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呢？而且很多国家，包括拉美国家和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在90年代前期贫富差距比中国还大，怎么也没发生过剩性经济危机呢？这说不清楚，病就没法看了。
因为世界经济在80年代后期到今天发生了一次根本变化。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是所有商品都具备稀缺性。货币无非是一种特殊商品，一样有成本。当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世界货币——美元印出来就能花，市场经济的规则必然发生巨大的改变。
美元与黄金脱钩，其积累的泡沫立刻显示，与全球经济联系最紧密的其他西方国家的本币必然升值，企业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于是各国央行也不得不滥发货币以熨平汇率，你来我往，造成70-80年代西方汇率急剧动荡。而滥发货币必然通货膨胀，各国央行只得提高利率。利率一高不仅会抑制需求，还造成企业经营困难，于是只好再降低利率。折腾的西方国家在70年代到80年代简直没法活。
市场经济自己寻找到了出路。一些选择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往往比较“僵化”，对汇率进行管制，资本准进不准出。汇率和利率稳定却是实体经济最需要的金融环境。同时，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价格要远低于发达国家，于是西方工业国的产业资本开始向这些国家流动，并在90年代开始趋向高潮。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西方国内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恶劣，利润越来越薄，利息也越来越低，这就驱使资本和居民储蓄流向汇市、股市、期货、楼市等金融领域获取利润。而金融市场资金流入越多，盈利就越多。盈利越多，资金流入越多。再加上这个时期西方大搞“金融创新”，大幅提高“杠杆率”，让赌博者可以“以小博大”。最终形成了金融经济数十倍于实体经济的局面。
于是，世界资本形成一个分流：一方面产业资本流向所谓新兴市场国家，一方面大量金融资本流向汇市、期货、股市等赌博市场。新兴市场国家出现工业化高潮和过剩生产，西方国家形成产业空洞和生产不足。也使国际贸易规模迅速扩大。
吸纳了大量外来直接投资的新兴市场国家加快了工业化，经济高速增长，财富也有积累。这个时候西方国家开始压迫这些国家金融与国际接轨，开放金融市场，成为完全资本自由流动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的本币完全没有国际货币性质，资本外流只能以国际货币形式流出。最主要的是，西方掌握巨大的金融资本。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接轨后，无一例外得遭到西方金融资本的洗劫，大量财富被西方席卷一空，成为虚拟-赌博经济必然发生的一种事件和组成部分。
所谓新兴市场国家，就是选择改革开放政策，与这次变动接轨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代表开始是拉美，接着是亚洲四小龙、四小虎，90年代以后是中国。由于前述过程中大量西方产业资本流向这些国家，世界贸易额快速增长，这些国家工业化加快，贫道以前多次列举这些国家GDP增长比中国改革后增长还快的数据。
1996年，中国过剩性经济危机到来前夕，突然大幅度降低人民币汇率，使中国经济快速转向。90到95年，中国平均出口依存度只有7.6%，经济增长顺差因素只有1.4%。到96-00年度出口依存度平均达到了31.8%。这5年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45%来自贸易顺差的积累。如果扣除这个因素，GDP年均增长只有4.6%，在中国就属于严重衰退期。正是中国顺应了世界新趋势，加大开放力度，使中国摆脱了世纪之交那一劫。
这不是好事吗？怎么贫道还说中国有病呢？这样判断，不恰好与中央判断一致吗？
问题在于，贫道还没分析完。贫道并不同意世界仅仅进入了一个虚拟经济阶段的判断。因为世界经济，或者说主流经济明摆着是由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实体经济互相勾连着的一个整体，单用虚拟经济说不清楚问题。
正像贫道早就说的，世界主流经济进入的是一种“寄生经济”。如果用寄生经济来描述，更容易给中国瞧病。下面贫道再用这个山寨理论说说清楚。
一个问题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认识，只要事实准确，逻辑周延，对认识事物本质有作用，哪怕山寨点也不怕。贫道就用生物关系来描述一下人类社会关系。两种生物共同生活，其中一方受益，另一方受害，受害者提供营养物质和居住场所给受益者，这种关系称寄生（parasitism）。受益者称为寄生物（parasite），受害者称为寄主(host)。
寄生关系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寄生与寄主是特定两种或者几种生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所有生物都牵连进去。羊的寄生物并不一定能寄生在猪身上。
第二，寄生者要越来越依赖汲取寄主的也赖以存活的营养以生存；
第三，寄生者通过形态变化和功能变化逐渐演化出一种足以从寄主身上不断汲取养分而不用付出的器官。没有这种功能就不可以产生寄生关系；
第四，寄生关系一旦形成，寄主会产生免疫能力以排斥寄生虫。寄生虫必须产生逃避甚至抑制宿主免疫攻击的能力；
第五，有些寄生者在不断侵害寄主肌体，最终杀死寄主。杀死寄主后寄生者能够选择新的寄主来生活。
下面我们对照一下寄生关系与世界“新经济”关系。
新经济只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新兴市场国家必须是劳动力价格低，选择了开放性市场经济体系，私有化，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成为所谓边缘化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朝鲜、古巴等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共生的另一方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具备强大的资本、技术和品牌优势，最重要的，其本币有国际货币性质。这与寄生关系第一条基本一致。
寄生的第二个特点是寄生物要从寄主身上汲取养分。这可以从美国、英国、西班牙连续20多年的巨额贸易逆差，其他西方国家贸易顺差比重下降来表现。美国已经基本不生产生活物资了，除了造点所谓高科技产品，剩下的就是武器。有人会说，美国还是靠自己生产生活的，高科技价值高，出口换汇多。其实，美国所谓技术产品出口还没有粮食出口额大。而同期，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贸易顺差不断增加。 也就是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生产那么多物质财富，但能享受到很多物质财富。
如何把自身改造出一种能从寄主身上不断获取营养的器官，是寄生经济形成的关键。美国在80年代中期以来，就发育出这样一个器官，这就是虚拟赌博经济。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西方金融经济与一般赌场的不同。一般赌场中，庄家只是维护秩序收取费用。顾客中甲赢的就是乙赔的。如果一个赌场中，庄家不断给每个筹码加钱，比如本来1元的筹码变成2元，也就是甲赢的就不一定都是乙赔的，顾客们总的赢面就大，赢家多赔家少。那么大家赢的是谁的呢？严格来讲赢的是庄家的。
美国的股市、汇市、期货、房市等是美联储坐庄，不断往里撒钱的赌场。前面说的1元变成2元就是股指上涨，实质是新进来资金大于新发行股票。只要把股市改造出指数长期持续上涨的功能，就具备了不断产生“财富效应”的器官。美国股市从40年代末恢复到1929年水平后，直到1971年道琼斯才攀升到1000点。然后起伏十几年，到1985依然是1000点左右，年均增长3%。此后到2007年道琼斯股票指数连续22年中持续增长，最高达到14198点，年均增长12.7%。这样，美国金融市场对美国人来讲就是一个可以生钱的器官。
很多人都说，美国是靠印刷美元来与其他国家交换产品的。但你并不可能直接看到这个过程。美国实际是靠金融经济这个寄生器官实现的。美联储就是美国大赌场中不断往里撒钱的庄家：一是持续大幅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发行美元。二是通过不断进行“金融创新”，创造数以千计的衍生货币、杠杆手段扩大金融交易总量。三是每当金融市场危机时直接投入巨额货币。
美国第二个具备寄生功能的是所谓“美国生活方式”。所谓让大家惊叹的美国生活方式，就是负债消费。负债消费的必要条件是有人不断借给你钱。新经济解决了这个问题。美国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连年贸易逆差，2006年达到接近7000亿美元。但是，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实现顺差的国家只能选择把盈余的美元再投到美国金融市场上，美国的债务人身份就可以持续保持，越来越大。只要美元保持强势货币，这个游戏就能一直玩下去。
美国人手里有了钱，这只提供寄生关系一个方面，没人提供商品和服务不行。这就需要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大量提供消费品出口。一般论述说，是美国印美元，新兴市场国家提供商品换美元，这些美元再回到美国滋养造钱器官，并形成美国负债消费。
这个论述看起来很完美，但有一个缺陷：钱也是商品，钱多了商品少了就该出现通胀。这在美元大量发行的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可以清楚看见。可为什么80年代中期后西方通胀消失了。一般论述是：大量美元进入赌场，赌场不怕钱多。但问题在于，所有“财富效应”从赌场出来的用以消费和投资金钱本身就是超量发行的那部分货币，并没有对应的物质财富，因此通胀一样应该出现。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低劳动力价格为商品和服务价格稳定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用同样价格的资本，在新兴市场国家能创造更低廉价格的商品和服务。因此，只要新兴市场国家保持劳动力的低价格，就能让西方的寄生器官发挥作用。
这就要回到新兴市场国家的肌体上看了。一个好的寄主必须具备什么条件呢？最主要的是能够持续保持低劳动力价格。也就是保持劳动者的低收入水平。低收入意味着低消费，表现为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断降低。前面叙述的西方国家在这个时期居民消费比例增加，新兴市场国家消费率下降，就是这样的关系。典型的中国，竟然从90年代前期的56%下降到36%。整整下降56%。
看到这里，必须注意本文与其他“病理医生”看法不同的是，本文认为是劳动力价格长期低迷是寄生关系存在的关键。它一方面形成消费率下降，为形成贸易顺差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为商品和服务保持低价提供了条件。总之，寄主经济保持低劳动力价格是寄生经济存在的前提。
这样，寄生关系最关键的第三个特征具备了。
接着第四个问题是，新兴市场国家是怎样产生抗体减轻侵害，而发达国家怎样干扰了这种抗体了呢。新兴市场国家的抗体就是“劳动价格上涨冲动”。因为随着制造业发展，技术进步，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也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就有提高冲动。这会直接损害寄生关系的存在。一些国家，如新加坡、台湾地区、韩国，甚至日本，都是因劳动力价格提高摆脱寄生关系的。
发达国家基本是靠这三个手段实现了免疫。
首先，必须降低新兴市场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空间的上线。实现这一点，一个是产业转移中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起，到技术密集型产业止。因为技术密集型，尤其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空间最大”，利润最高。利润越高，研发能力和条件越好，吸引知识人才能力越强，这是个正反馈系统。另一个是给新兴市场国家提供最舒服的技术和知识服务，只要坚持十几年，他们将在这方面形成反向“寄生关系”，并丧失技术创新队伍和能力。中国开放以来技术创新能力和冲动的降低可以证实这种情况的存在。
其次，要“强化品牌意识”，让这些国家居民崇尚名牌。由于名牌本来就是西方拥有，品牌与非品牌的关系也是正反馈系统：品牌的毛利远高于非品牌。毛利高投入广告钱多，广告越多牌子越硬。只要在市场经济中，非品牌总是处于被动。这样，会使财富流动到西方的比例大些，减少看得见的寄生性。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鼓励这些国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采用纯粹的市场经济。富的要富起来，穷的要穷下去，拉大贫富差距。富裕的官员阶层、知识分子和老板阶层掌握着国家权利、资源和舆论。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改革开放”的关键环节。而招商中真正可竞争的优势就是劳动力价格，因此二十年来各级政府都想尽办法压低工资，各色专家都危言耸听地指出工资上涨的危害，甚至试图通过降低国营企业职工工资福利来消除私营企业低工资的反差。这个过程对于寄生物来讲，只要经常吓唬中国说“我要到越南了，我要去印度了”，就足可以了。
最后一个问题。大多数寄生关系中，寄生者并不最终把寄主扒皮抽筋，吃干喝净，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现在世界寄生经济中的寄生者，发挥了寄生关系中所有功能。由于寄主国家产生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数量远大于寄主国家，而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想当寄主，这就为寄生者提供了更充分的选择余地。寄生者虽然有时候会一方面与现有寄主做到尽量“双赢”，不去伤害寄主以便生存。但是，一旦出现某些发展中国家表现为更适合充当寄主，并在与其他老寄主竞争并取得优势后，寄生者也会选择把寄主扒皮抽筋吃干喝净的情况。在1997年到1999年间，西方通过制造金融危机刮干净拉美和东南亚积累的财富，再抄底把他们的产业控制起来。这就是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98-99年拉美金融风暴的根源和过程。
那么，说是这样说，这究竟与中国害病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大了！
前说到中国在世纪之交害了穷人太穷，人数太多，生产过剩的病。本来，如果中国自己解决，一般结果同西方早期一样，以损失生产能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来平衡。但是，中国这种穷人变穷，消费低的“毛病”，恰好是寄生经济的“口粮”。寄生经济不仅需要这样的中国，还必须强化这种毛病。因此，自从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宿主以后，中国贫富分化反而拉大了，消费率反而降低了。竟然创造了一个依赖自己的创伤的血脓来治疗自己疾病的伟大先例。
2006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已经从90年代前期平均56%下降到36%。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美国是72%，恰好是中国的两倍。其他西方国家大约在55%到65%之间。寄生物嘛，本该如此。但所有新兴市场国家的这个数字最低的是53%（韩国），其余均在55%-60%之间，大约为中国的150-160%。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奇迹，这还不叫“有病”，什么才算“有病！
一个国家为什么生产，为什么活着？为的是让自己老百姓日子过好点，这才费尽心思，没明没夜地劳动。如果如果忘记这一点，打算让自己老百姓少吃点，让外国人多吃点，这个国家才真算害了大病。这是“骨髓之疾”。如果谁不同意贫道这个看法，那咱就不再讨论。
中国为什么害了这个病？以贫道这个山寨型研究人员说，是改革方向出了问题。
90年代已经进入市场经济阶段，贫富分化趋势不可避免。改革的重点本应放在探索和建立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建立和完善保障劳动者收入和权益和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以一个负反馈系统使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但我们错误地长期忽略农村第二步改革，错配为实施国企减员增效，贱卖国企，集体企业改制，掠夺性”农转非”政策，以及教育、医疗“产业化”等加速两极分化的改革内容。最终导致世纪之交形成一个庞大的低收入群体。并使中国经济被绑架在寄生经济体上。
看起来还长了点肉，却不知病从腠理至肌肤，由肌肤而至肠胃，眼看进骨髓了，还悠然自得，恐怕非要到“司命之所属”，才会着急。
山寨医生病看完了，至于用什么药就简单了。看病关键不再开药方，功夫都在瞧病上。病没瞧准，药是瞎下。瞧出病来病人不认，说你“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你还开什么药方？病瞧准了，病人和家属都认账了，这才说药方的事。韭菜成天质疑贫道不开药方，那是他一不懂什么叫看病，二是像的家那样喜欢虚荣，懂不懂能让咋呼就高兴。至于前几天看笑话的人，试图撩拨贫道与韭菜“辨明是非”，也是当病人可以，当医生无望的主。有病了让山寨医生瞧瞧还可以，与医生论医道，还要再认真活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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