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民族耻辱！抗战最后一次会战竟然放走了日军
45年湘西会战，国军优势占尽,当5月12日杨伯涛师夺取山门以西隘路后，被吸引在雪峰山下的日军116师团，已被断绝退路。
抗战十四年，中国军队还从没有完整歼灭日军的师团。这一次，国军却还是放走了日军，中国军队失去了最后一次完整歼灭日军师团的机会。
“国军放走日军”的丑闻，见于国军当时参战部队主力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18军11师师长杨伯涛、副师长王元直的回忆文章。
国民党第四方面军的参谋长，战役计划起草人邱维达中将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溆浦指挥所接得王耀武电话说：前方战事仍未结束，何应钦总司令很着急。……委座电催何回重庆，亲自向大会报告湘西大捷经过。何总说，战斗仍在继续，他去报告大捷，前方后方岂不矛盾。何总要我同你研究一下，如何早日结束这场战争，要你考虑一下。我说让我考虑几分钟再回答你吧。”
乍听王耀武提到“早日结束这场战争”这句话，邱维达心里已经有了底，统而言之，不外乎草草收兵。
抗战八年，打的败仗多，胜仗少，这次将士们流血牺牲，眼看只要坚持一周最多也不过十天，就能取得一次完胜。想到这里，邱维达说：
“我已经考虑过，为了善始善终结束这场会战，最快也得５天左右。如果你们真要这样干，我作为幕僚长，利害得失我不能隐瞒，我不能执行，请你直接打电话告诉部队行动。”
王耀武回复说，就在洞口公路附近放开个口子就行了。
不久，何应钦也给邱打来电话。
邱维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说我后天清早要回重庆，王佐民同你谈的问题，希望你全面考虑。”
最重要的一句，我至今仍未忘怀，他说：‘军事要配合政治吧。’”
事后邱维达了解到，洞口公路方面的口子开放了，敌军逃走一部分，是王秉承何的意图直接向军师长打的电话。
据说，五十年代，当王耀武（参加湘西战役时任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司令）、杨伯涛（参加湘西战役时任十八军十一师师长）还同是俘虏接受改造的时候，曾谈及此事，当时杨将军仍然怒不可遏的对王说：
“你是日本人的功臣，你是中国人的罪人！”
王说：“我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你是奉了我的命令，所以蒋介石要负责任，我也要负责任……”
杨伯涛想了一下，终于低下了头：“最后的口子还是我开的。我们都是罪人！”
直到八十年代，时任政协委员的邱维达还曾有信给杨伯涛忆及此事：
“未知你还记得否？王耀武、何应钦有没有用电话通知你部，在右下江放开一个口子，把被围的日军放走一部，以便早日结束战役。此中情况我是知道很详细的。我在电话里不知打了多少官司。当时我是绝对反对的。何说：蒋要开三中全会（注：因事隔数十年，邱此处记忆有误，这次会议应为1945年5月5日至21日于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大。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是 1947年3月召开的），要让他飞赴重庆向大会报告湘西大捷的好消息。如战局不结束，报告出去，报上一登，战争还在那里打，岂不是一场滑稽戏吗。王耀武在电话里也提了蒋、何的意图，我说瓮中之鳖，为什么要放走它呢？牺牲人力物力那么大，不是全功尽弃吗？听说结果还是王耀武向胡琏通了电话，放开二百米的口子，让敌人逃走一大部……”
以下种种迹象表明会战后期半个月的国军却有“草草收场”的依据：
1、上报战绩与会战结束的时间间隔。
该会战以1945年4月9日进攻的日军开始调离驻地，至6月7日战线全部恢复到原来态势为止，为期近2个月。然何应钦早于6月1日递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就以王耀武于5月26日上报的电报公布了会战的战绩，而该战绩由各部逐渐上报上缴战绩及汇总当在更早的23—24日左右，然因时间仓促，却并未全部清查上缴完毕。可见至少在会战正式结束的1天前，大的歼灭战，尤其围歼战已不复存在。
2、双方战史为证。
因我军在会战后期主要是追击敌出境，且敌在后续部队10个大队的接应下，作有次序的撤退，故人员、武器的损失不大，遂在日军战史中有如下表述“到5月下旬，敌人对第20军行动消极，对后退妨害不大，对宝庆、衡阳的危险性也减弱。”同时，依据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的《抗日战史——湘西会战》所述的陆、空军作战也可见一斑：陆军方面，除芙蓉山在战前就配置的100 军19师57团的孙廷简第1营对敌撤退有所截击外，其余部队仅作“礼送”般的追击，几乎没有大规模的激战；空军则在5月23日协助陆军收复芙蓉山、桃花坪之后，仅在27、28日对战场外的武昌、岳阳给予袭击，尤其5月28日一次性以12架P-51战斗机对武昌发动会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轰炸，此后的10天就毫无动作了。
3、个人的推测。
国军不可能将“放口子”的丑闻记录于战史，但仅从《抗日战史——湘西会战》关于11师如何与当面116师团残部交战及该敌撤退叙述得模糊不清，似乎有意避讳，主要表现为：
（1）战史所述对原始电报有所篡改。
王耀武在5月21日的电报为“巧午（指18日），暂6师收复土桥，与11师取得联络。”然在P138却称“5月19日，11师向土桥之敌攻击，激战至12时，将该地完全攻克……”以国军惯例而言，嫡系吞并杂牌的战功本不足为怪，然毕竟编撰战史初稿时，胡琏在台湾军界还是位高权重的，故此时为弥补将“放口子”一事的责任推卸给11师，遂将战功加在11师的头上，并进而将5月21日“放口子”一事只字不提了。当天，何应钦即回重庆，在六大闭幕上宣布会战胜利。
（2）战史对116师团残部突围之事仅以寥寥数语概括，甚至以该敌“东溃”来混淆视听。
19日16时，18军就奉方面军于当日9时的电令，对日军向东北突围企图作相应的布防，攻击其侧背，粉碎敌企图。然当日，116师团3000残敌仍攻11师的南岳老高地达4次，以策应其突围企图，如此诡秘行动与5月30 日晚的鄂西会战之石牌保卫战几乎如出一辙。20时，敌主力东移，11师一部追击至牛栏老附近，遇敌400余，当予猛烈侧击，至15时（咋从20时直接到了 15时，难道已是20日？），敌我仍在对峙中。其后对于20日的敌情未做叙述，仅有11师将白眉山以西地区之敌完全肃清后，即集结于水东桥附近。接着在 21日，18军当面之敌大部东溃，而11师又集结到水西桥，仅派出118师分2路纵队跟踪追击到侯家岭后龙山附近，与2000余敌激战交县、山陡老上至 362高地之线，战至22时。
45年湘西会战，国军优势占尽,当5月12日杨伯涛师夺取山门以西隘路后，被吸引在雪峰山下的日军116师团，已被断绝退路。
抗战十四年，中国军队还从没有完整歼灭日军的师团。这一次，国军却还是放走了日军，中国军队失去了最后一次完整歼灭日军师团的机会。
“国军放走日军”的丑闻，见于国军当时参战部队主力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18军11师师长杨伯涛、副师长王元直的回忆文章。
国民党第四方面军的参谋长，战役计划起草人邱维达中将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溆浦指挥所接得王耀武电话说：前方战事仍未结束，何应钦总司令很着急。……委座电催何回重庆，亲自向大会报告湘西大捷经过。何总说，战斗仍在继续，他去报告大捷，前方后方岂不矛盾。何总要我同你研究一下，如何早日结束这场战争，要你考虑一下。我说让我考虑几分钟再回答你吧。”
乍听王耀武提到“早日结束这场战争”这句话，邱维达心里已经有了底，统而言之，不外乎草草收兵。
抗战八年，打的败仗多，胜仗少，这次将士们流血牺牲，眼看只要坚持一周最多也不过十天，就能取得一次完胜。想到这里，邱维达说：
“我已经考虑过，为了善始善终结束这场会战，最快也得５天左右。如果你们真要这样干，我作为幕僚长，利害得失我不能隐瞒，我不能执行，请你直接打电话告诉部队行动。”
王耀武回复说，就在洞口公路附近放开个口子就行了。
不久，何应钦也给邱打来电话。
邱维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说我后天清早要回重庆，王佐民同你谈的问题，希望你全面考虑。”
最重要的一句，我至今仍未忘怀，他说：‘军事要配合政治吧。’”
事后邱维达了解到，洞口公路方面的口子开放了，敌军逃走一部分，是王秉承何的意图直接向军师长打的电话。
据说，五十年代，当王耀武（参加湘西战役时任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司令）、杨伯涛（参加湘西战役时任十八军十一师师长）还同是俘虏接受改造的时候，曾谈及此事，当时杨将军仍然怒不可遏的对王说：
“你是日本人的功臣，你是中国人的罪人！”
王说：“我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你是奉了我的命令，所以蒋介石要负责任，我也要负责任……”
杨伯涛想了一下，终于低下了头：“最后的口子还是我开的。我们都是罪人！”
直到八十年代，时任政协委员的邱维达还曾有信给杨伯涛忆及此事：
“未知你还记得否？王耀武、何应钦有没有用电话通知你部，在右下江放开一个口子，把被围的日军放走一部，以便早日结束战役。此中情况我是知道很详细的。我在电话里不知打了多少官司。当时我是绝对反对的。何说：蒋要开三中全会（注：因事隔数十年，邱此处记忆有误，这次会议应为1945年5月5日至21日于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大。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是 1947年3月召开的），要让他飞赴重庆向大会报告湘西大捷的好消息。如战局不结束，报告出去，报上一登，战争还在那里打，岂不是一场滑稽戏吗。王耀武在电话里也提了蒋、何的意图，我说瓮中之鳖，为什么要放走它呢？牺牲人力物力那么大，不是全功尽弃吗？听说结果还是王耀武向胡琏通了电话，放开二百米的口子，让敌人逃走一大部……”
以下种种迹象表明会战后期半个月的国军却有“草草收场”的依据：
1、上报战绩与会战结束的时间间隔。
该会战以1945年4月9日进攻的日军开始调离驻地，至6月7日战线全部恢复到原来态势为止，为期近2个月。然何应钦早于6月1日递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就以王耀武于5月26日上报的电报公布了会战的战绩，而该战绩由各部逐渐上报上缴战绩及汇总当在更早的23—24日左右，然因时间仓促，却并未全部清查上缴完毕。可见至少在会战正式结束的1天前，大的歼灭战，尤其围歼战已不复存在。
2、双方战史为证。
因我军在会战后期主要是追击敌出境，且敌在后续部队10个大队的接应下，作有次序的撤退，故人员、武器的损失不大，遂在日军战史中有如下表述“到5月下旬，敌人对第20军行动消极，对后退妨害不大，对宝庆、衡阳的危险性也减弱。”同时，依据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的《抗日战史——湘西会战》所述的陆、空军作战也可见一斑：陆军方面，除芙蓉山在战前就配置的100 军19师57团的孙廷简第1营对敌撤退有所截击外，其余部队仅作“礼送”般的追击，几乎没有大规模的激战；空军则在5月23日协助陆军收复芙蓉山、桃花坪之后，仅在27、28日对战场外的武昌、岳阳给予袭击，尤其5月28日一次性以12架P-51战斗机对武昌发动会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轰炸，此后的10天就毫无动作了。
3、个人的推测。
国军不可能将“放口子”的丑闻记录于战史，但仅从《抗日战史——湘西会战》关于11师如何与当面116师团残部交战及该敌撤退叙述得模糊不清，似乎有意避讳，主要表现为：
（1）战史所述对原始电报有所篡改。
王耀武在5月21日的电报为“巧午（指18日），暂6师收复土桥，与11师取得联络。”然在P138却称“5月19日，11师向土桥之敌攻击，激战至12时，将该地完全攻克……”以国军惯例而言，嫡系吞并杂牌的战功本不足为怪，然毕竟编撰战史初稿时，胡琏在台湾军界还是位高权重的，故此时为弥补将“放口子”一事的责任推卸给11师，遂将战功加在11师的头上，并进而将5月21日“放口子”一事只字不提了。当天，何应钦即回重庆，在六大闭幕上宣布会战胜利。
（2）战史对116师团残部突围之事仅以寥寥数语概括，甚至以该敌“东溃”来混淆视听。
19日16时，18军就奉方面军于当日9时的电令，对日军向东北突围企图作相应的布防，攻击其侧背，粉碎敌企图。然当日，116师团3000残敌仍攻11师的南岳老高地达4次，以策应其突围企图，如此诡秘行动与5月30 日晚的鄂西会战之石牌保卫战几乎如出一辙。20时，敌主力东移，11师一部追击至牛栏老附近，遇敌400余，当予猛烈侧击，至15时（咋从20时直接到了 15时，难道已是20日？），敌我仍在对峙中。其后对于20日的敌情未做叙述，仅有11师将白眉山以西地区之敌完全肃清后，即集结于水东桥附近。接着在 21日，18军当面之敌大部东溃，而11师又集结到水西桥，仅派出118师分2路纵队跟踪追击到侯家岭后龙山附近，与2000余敌激战交县、山陡老上至 362高地之线，战至2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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