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50年7月，已经下定决心返回祖国的钱学森，会见了主管他研究工作的美国海军次长，告诉他准备立即动身回国。这位美国海军次长大为震惊，拒绝了钱学森的要求。钱学森走后，这位美国海军次长对人说：“钱学森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他还说：“我宁肯枪毙他，也不愿放他回中国。”但是，钱学森的爱国之心矢志不移。
后来，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经过长达五年多的斗争，饱经折磨的钱学森。终于在1955年9月17日。离开美国，踏上返回祖国的征程。
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问世了，可是，有谁知道，研究和创作这部论著所遇到的困难，超过了他以往所进行的任何一个科研课题。他进行研究的条件之差这且不说，还有使他更难以忍受的是来自美国当局的干扰。他的研究工作常常因为要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的所谓谈话而被打断。与此同时，美国移民局还强迫他每个月必须向他们作一次汇报。这对于钱学森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屈辱。每当这个时间到来的前后，他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研究工作也难以进行下去。
幸有爱妻蒋英与他共同承受着一切来自美国当局的压力；美国许多有正义感的科学家朋友，也并不因为钱学森是美国当局的“罪人”而躲避他。他们对处于困境中的钱学森经常给以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在写作书稿时，钱学森经常从与马勃博士的交谈中受益，他们的谈话虽然不属于那种学术性的探讨，但是，往往触类旁通，使他的思路豁然开朗。还应该提到的，就是塞尔登杰克梯和温克尔两位朋友，由于他们的热情帮助，使钱学森大大减轻了书稿写作时繁重的准备工作。
当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出版后，许多朋友赶来祝贺。他们之中自然少不了马勃博士、德普利马博士、塞尔登杰克梯和温克尔先生。钱学森和蒋英在自己家中举行晚会，热情地招待这些在他们处于困境中伸出友谊之手的朋友们，也祝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问世。
在晚会上，朋友们频频举杯向钱学森祝贺，钱学森夫妇也举杯回敬朋友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蒋英或和朋友们一起唱歌，或用钢琴为朋友们伴奏。最精彩的节目，是钱学森和蒋英的竹笛、吉它二重奏。这两件一中一西、一吹一弹的乐器在一起演奏，在场的朋友们第一次见到，备感新鲜；当听到他们演奏的那和谐悦耳的中国乐曲时，总是交口称赞，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蒋英的独唱是晚会的高潮，也是最后一个节目。当蒋英结束她的演唱时，朋友们热烈地鼓掌，在掌声中，钱学森拿着一束鲜花走来，恭恭敬敬地献给蒋英，并轻轻地吻了她。于是，大家的掌声更加热烈了，钱学森激动地用英语说道：
“密斯英，我冷酷岁月中的伴侣。她是天才、智慧和忠诚的完美体现。她与我一同承受不幸，共同分享朋友们给予的爱……”
这时，在座的美国朋友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并伸出大姆指高声说：“密斯英，是上帝赐于钱博士的最为珍贵的礼物！”
是的，无论在晴朗美好的白天，还是在凄风苦雨的夜晚，他们共同欢笑，共同流泪。不管是苦辣酸甜，他们都同享共尝。因为他们彼此的心用“爱”连结在一起。有了爱，纵然是狂风暴雨袭来，也不会把他们分离，也不会把他们击倒。
大洋迢迢万里，难以阻隔海外赤子思念祖国、回归祖国之心。钱学森在攻克《工程控制论》之后，依然不见美国当局有放他回国的动静，心中更加焦虑不安。
1954年4月，有消息传来，美国国务院于4月间发布公告，宣布取消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这个消息使钱学森夫妇大为振奋。他们再次收拾行李，又把三个轻便箱子打好，一旦接到联邦调查局的放行通知，便可立即启程。可是，他们又白白地等待了很久。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依旧对钱学森的住所实行严密监视，他的行踪仍然受到盯梢。他到有关当局去查询，美国当局对他的禁令也无从改口。
他，只有等待。
1954年9月初的一天，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郑哲敏（现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来到钱学森家里。他要回国了，在启程之前，特意赶来向老师辞行。
热情好客的钱学森夫妇留他一起吃晚饭。钱学森亲自动手，下厨房制作烤鸭，为郑哲敏饯行。对于郑哲敏能立即回国，钱学森羡慕不已。他多么盼望很快就有这样一天到来。郑哲敏只好安慰老师，他相信这一天并不遥远了。
临别之前，钱学森特别叮嘱郑哲敏说：“你回国后，要极力宣传两件事情：一件是运筹学，希望你和清华大学钱伟长教授说一说。这个学科美国也刚刚开始研究。我想，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如何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计划性方面，运筹学起着重要作用。另一件是要讲力学对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像流体力学是马上能够应用的，诸如油管、水管的生产和管理问题等。总之，要向有关方面，特别是领导、管理部门宣传，引起关注。要使科学技术尽快为生产服务，早日转化为生产力。”
郑哲敏回国去了，他也带去了老师那急切为祖国服务的一片赤诚。
钱学森依然在等待。此时，他更加迫切需要了解新中国在恢复和建设中的情况，以便使自己的思想跟上祖国飞跃发展的新形势。于是，他经常阅读香港出版的《大公报》、《文汇报》以及美国的《华侨日报》。他还认真地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认为应该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钱学森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他和蒋英都非常焦急，昼夜苦思冥想，不知怎样才能尽早地结束这种日子，尽快地回到祖国去。突然有一天，蒋英想出了一条妙计——
那是1955年6月的一天，骄阳似火，蒋英带着两个孩子，伴着钱学森佯装上街闲逛。他们巧妙地避开了特务的尾随盯梢，迅速溜进一家咖啡馆。蒋英边喝咖啡，边逗孩子玩耍，钱学森面前虽然也摆放着一杯咖啡，但却无暇吸饮，而是以香烟盒作纸，忙着用中文写信。一介香烟盒纸，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上面写道：
我提笔写这便条，万感千念，对祖国、对亲友相思之甚，寸 阴若岁。耳闻祖国建设蒸蒸日上，敬之，喜之。阻碍归国．禁令已于4月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戚戚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还乡，帮我结束客居海外生涯，还我报国之宿愿。切切！
短信写好后，他连忙装进一个写好的信封里，由蒋英机敏地投入咖啡馆门口的邮筒里。
这信是寄往比利时蒋英的妹妹家的，请她迅速转给父亲的世交陈叔通先生。1954年４月２５日，中、苏、英、美、法五国外长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会议，并由此开始了中美大使级谈判。
五国外长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与美国代表团负责人亚·约翰逊（后来曾任美国副国务卿）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开始了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初步接触。这样的接触，在整个会议期间，进行了三次。外长会议结束后，由双方驻日内瓦总领事继续进行。
在外长会议的谈判桌上，中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曾向美国严正提出平民返回祖国问题，并尖锐地批评美国阻挠中国留美人员回归祖国的行径。
然而，由于美方的封锁，信息阻隔不通，加之，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旧中国赴美留学人员的底数不清，谈判桌上我方苦于缺乏指控美方政府阻挠我回归同胞的足够证据。因此，屡遭美方代表的矢口否认。
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对中国进行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中美两国处于相互敌视状态。两国之间，除了在朝鲜战场上较量和在板门店谈判中有接触外，再就是伍修权率领代表团去纽约联大控诉美国，此外，别无往来。
朝鲜战争以后，美国有一桩心事要和中国交涉，即美国的第一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军人和在中国犯了罪的人员还关押在中国。美国政府既想要求遣回那些在华人员，又不情愿同中国直接接触，他害怕的是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美国曾设想通过当时以与中国建立代办级关系的英国来办理这件事。
1954年５月，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得到这一信息。于是，他明智而果断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日内瓦近郊的驻地召集中国代表团连夜开会研究对策。周总理认为中国不应该拒绝和美国接触。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美国对华政策如此敌对和僵硬的条件下，中国可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释放在华人员的愿望，开辟中美之间互相接触的渠道。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通过了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的安排，中美两国代表将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会谈。周总理当年的意愿是：在中美之间留出一条门缝，以便于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一条表达双方意见的通道。
3个月以后，中美大使级会议正式在日内瓦举行。之后，中美两国的总领事和大使级围绕着朝鲜战俘和平民回国问题的谈判，一直处于谈谈停停，停停谈谈的拖延状态。
就在这时，钱学森的短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陈叔通老人的手中。
陈叔通，当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浙江杭州人，是钱学森的同乡，也是钱学森的父执、钱均夫的老师、求是书院学监陈仲恕之胞弟。老人展阅钱学森写在香烟纸上的求援信，心情十分沉重，他为钱学森的拳拳报国之心所感动，也为他的险恶处境而焦急。就在他收到短信的当天，便迅速将这封短信转呈给周总理。
周总理看了这封短信后，激动地用手拍着桌案说：“好，有了这封信，我们就可以向他们要人了。看他们还怎样抵赖？”
当即，周总理将就要赴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同志招来，将钱学森的信递给王炳南看过后，严肃地说道：
“炳南同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它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回国。你要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争取早日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回国。”
1955年8月1日下午四时。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再次复会，谈判在日内瓦联合国大楼举行。
根据谈判惯例，会谈一开始，主要是双方代表首先就谈判的议题进行讨论。中方代表王炳南建议，这次会议应将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列为第一议题。美方代表亚·约翰逊也提到了一些议题，特别强调要把战俘问题列在首位。经双方磋商，最后达成一致，同意首先讨论平民回国问题。王炳南见议题已定，便按照周总理的部署首先通知美国：
“尊敬的约翰逊大使先生，我们在正式讨论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之前，我奉命通知阁下：中国政府已于７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当天离开北京，预计８月４日可以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的这一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产生有利影响。”
赴日内瓦会议以前，王炳南大使的想法是“先谈判，后放人”。但是周总理的部署却是“先放人，后谈判”。实践证明，周总理的部署是十分成功的。中国政府释放美国战俘的消息宣布以后，国际舆论很快认识到中国政府对中美会谈是有诚意的，也是积极的。人们的感情很快地倾向于中国，连美国各大通讯社的记者都禁不住感叹：“啊，中国人又抢去了主动！”
8月2日，会谈继续进行。当开始讨论两国平民回国问题时，王炳南大使陈述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并把在中国的美国侨民名单提交美方。这一举动，使得缺乏诚意的美方代表立即陷于被动。他们既不能向中国提供相应的在美的中国侨民名单，又没有具体的措施。美方大使约翰逊在历时１小时的会谈中，一再声称美国国务院已经在1954年的４月份发布公告，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约翰逊还信誓旦旦地向王炳南大使保证，美国政府对任何想去共产党中国的中国人都不会加以任何限制。所有以前被命令留在美国的中国技术人员，一经得到中国通知，可以自由离境。
面对当面撒谎的谈判对手，王炳南大使遵照周总理的提示，当即将钱学森的短信及翻译件，摆上了谈判桌。而后义正词严地质问道：“大使先生，既然美国政府早在去年４月间就发布了公告，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今年６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呢？显然，实际情况并不像大使先生所说的那样。事实是中国留学生的回国要求，依然遭受到种种阻拦。他们的正当要求不仅不能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自由也受到了严重侵害。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王炳南大使的质问下，在钱学森的短信面前，约翰逊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他只好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耸耸肩膀说道：“难道真有此事？我们要进行调查。”
这天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事实揭穿了美国的谎言。美国政府不得不在当年的８月４日，即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第三天，被迫匆忙通知钱学森，准许他离开美国。长达５年的禁令，终于被解除。钱学森长达５年的软禁生涯，从此宣告结束。
据王炳南同志后来回忆，五十年代末，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非常高兴地对大家说：
“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积极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是这一件事情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是有价值的。”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终于接到美国洛杉矾移民局的通知，说他被允许离开美国。
尽管钱学森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很久了，但是，接到这个离境通知后，还是使他为之一惊。他面对妻子，面对一双儿女，面对那三只准备了多年的行李箱，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蒋英也激动得流出了泪水。这是辛酸的泪水，这是激动的泪水，这是喜悦的泪水。钱学森亲吻了妻子，又抱起两个孩子亲吻不已。永刚和永真听说可以回国了，都高兴地跳了起来。钱学森顾不上再和妻子说些什么，立即穿好外衣，到轮船公司去购买回国的船票。可是近期到香港的客轮没有好的舱位了，只剩下三等舱的铺位。他一天也不想在美国多呆，来不及与蒋英商量，就毫不犹豫地订下了三等舱位的船票。此时钱学森想起了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后写的那首诗，一路上吟咏起来：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天午饭，钱学森亲手烧制了两道菜，拿出存放已久的葡萄酒，和蒋英对酌。一双儿女也举起饮料杯子和爸爸妈妈同饮。蒋英也清了清歌喉，唱了两首江南小调。在欢乐的气氛中，又增添了一份故乡的温情。
傍晚，钱学森携了妻子和儿女，叩响了恩师冯·卡门家的门铃。热情好客的一双兄妹，把钱学森一家迎进了客厅，冯·卡门和他的妹妹分别亲吻了永刚和永真。
当钱学森向老师说明了即将回国的日程安排时，冯·卡门眼睛也湿润了。这个极少动感情的老人一时说不出话来，良久，才痛惜地说道：
“美国当局干了愚蠢的事，他们终于把一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奉送给了中国。”
冯·卡门对新中国不无偏见。他很了解他的学生钱学森的非凡才华，但他却不了解他的学生胸膛里跳动着一颗爱国赤子的拳拳之心。他不懂他的学生追随他多年来刻苦求知，发愤攻克科技难关，其目的在于最终报效祖国。为此，钱学森敢于同美国的邪恶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坐牢、软禁全然不怕，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钱学森深知导师的情份，也理解他的政治倾向，他不愿意沿着恩师的话题谈下去。于是，他对一双儿女说：
“永刚、永真，来给爷爷唱一支歌子好不好？”
两个孩子点点头，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客厅的中央。冯·卡门亲切地问道：“我的小天使，你们要唱什么歌子呀？”
永刚用流利的英语回答道：“我们唱《快乐的小白鸽》。”
四个大人为两个孩子鼓掌，表示欢迎。
永刚轻声说了一声：“开始”。兄妹俩同声用英语唱道：
聪明美丽的小白鸽，
活泼又快乐。
飞到东，飞到西，
咕咕，咕咕，
嘴里唱着歌。
不怕风，不怕雨，
飞过高山，越过大河，
它们要飞回故乡，
它们要飞回祖国。
......
这支动听的少儿歌曲，是蒋英的杰作。这对夫妇时时用潜移默化的手法，教育两个孩子心向故乡，心向祖国。
清脆的童声歌曲一结束，冯。卡门教授便问道：
“你们的家乡在哪里呀？”，
“在杭州呀。”永刚回答道。
“你们的祖国在哪里呀？”冯·卡门又问。
“在中国呀。”永真天真地回答说。
“不，不。我的小天使，你们搞错了吧？我记得你们俩的出生地，是在美国的洛杉矾呀！”冯·卡门爷爷幽默地与两个孩子逗趣。
“不，我的爷爷生在中国，是中国人，所以，我的祖国是中国。”聪敏的永真抢着回答。
永刚也不示弱，他补充说：“我爸爸的老家是杭州，所以，我的故乡是杭州！”永刚说完，问冯·卡门道：“爷爷，明白了吗？”
“嗅，原来是这样啊！爷爷好像明白了。”冯·卡门风趣地眨了眨眼睛。接着又说道：」
“你们这一对小白鸽要飞回故乡，飞回祖国了，只是爷爷再也，听不到你们唱歌了。”
“爷爷想听我们唱歌时，就到我们中国去听吧！”两个孩子几乎一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噢，完全是中国的小主人的口气啊！”老人有些感慨了。
这时，冯·卡门的妹妹为钱学森一家人准备了晚餐。于是，大家到餐厅就座。冯·卡门把天真可爱的永刚和永真安排在他的左右，边用餐，边用英语同两个小家伙对话。
晚餐过后，钱学森向恩师恭恭敬敬地捧上两本书，一本是《工程控制论》，一本是《力学讲义》。这是钱学森赠给恩师的礼品，也是向恩师交上自己最后一份答卷。
74岁高龄的冯·卡门，接过钱学森的“礼品”，心情十分激动。他默默地翻动着书页，慢慢地抬起眼帘，深情地凝望着他的得意门生。那目光里充溢着无限依恋之情，也充满了自豪。
“钱，我为你骄傲，你创立的工程控制论学说，对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孩子，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这是一位科学巨擘的话，这是一位有着崇高威望的老师对自己的学生说出的话。这不是老人的谦逊，而是一句实实在在的评语。
钱学森握着老师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他感到光荣，他感到自豪，他感到这是比什么奖赏都要高的荣誉。他奋斗多年，就是要得到这样的评语。因为他说明了炎黄子孙完全可以超过洋人，而且可以超过洋人中的高贤。
1955年9月17日，对于钱学森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在软禁和奋争中度过5个年头的钱学森，终于取得了返回祖国的胜利。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天空万里无云，一轮红日照耀着秀丽的帕萨迪那，市区高大的建筑物尖端镀上了一抹金黄。
钱学森夫妇喜形于色，他们携了一双天真烂漫的儿女，向帕萨迪那的住宅送去了深情的一瞥，然后，匆匆地赶往码头，乘坐开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此行，对于钱学森来说，是经过斗争和祖国的帮助，胜利地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征程。而美国当局却是把他当作“嫌疑犯”“驱逐出境”的。尽管如此，为钱学森送行的朋友还是络绎不绝，他们向他表示了诚挚的问候和祝福。
夹杂在送行朋友中间最显眼的，是十几名新闻记者。他们之中有电台、电视台的记者，有几家报社的记者，还有大名鼎鼎的美利坚合众国国际社的记者。镁光灯“噗噗”地闪着光亮，几只录音话筒，争着伸到钱学森的胸前。记者们向他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他回答了，有的问题荒唐可笑，他不作回答；还有一些带有挑衅性的问题，他据理予以驳斥。当他回答完美国合众社记者的提问后，便转身走进他的三等舱。
邮船终于离开了美国的西海岸，向遥远的东方驶去。朋友们在告别，在挥手。“一路平安！”的祝福声不绝于耳。
这场景，与他20年前离开上海黄埔江码头时颇为相似。不同的是，站在岸边挥手抹泪的不是钱学森的老父亲，而是20年来与钱学森朝夕相处的挚友。站在船舷甲板上挥手告别的，也不是当年那个怀抱救国大志，渴望求知闯天下的青年学生，而是已届中年的科学奇才并且携带妻子儿女的钱学森。他依然踌躇满志，他要返回生他养他的祖国，为新生的中国奉上一颗赤子之心。
对此，钱学森曾在一篇文章中，为他20年奋斗回归祖国的曲折历程，作了精彩的旁白。他写道：
我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到1949年底，我得知新中国成立，认为机会到了，应该回祖国去。但是，美国统治阶级与中国人民为敌，制造了种种麻烦，阻止我回国，使我多待了5年......这一段历史，我决不会忘记，它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帝国主义，我也领教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是什么样子……
“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航行在碧波浩荡的太平洋海域中。
此刻，科学家站在甲板上，任凭海风吹拂他宽大的前额。大海雄浑而辽阔，遥遥可以看到行驶在大洋中的各国轮船。“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在几乎与赤道平行的航线上缓慢地移动。邮轮载着日内瓦会议以来第一批从美国回国的炎黄子孙，邮轮将途经夏威夷、横滨、马尼拉。九龙等沿海港口城市。
这天，邮轮在日本的横滨市港口靠岸了。
按照通常惯例，旅客只要在邮船上办妥登岸证件，就可以上岸观光港口城市的市容、街景，或是购买一些日本小商品。作为长久乘坐远洋邮轮的旅客来说，中途到陆地上走一走，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因此，当邮轮靠岸后，不少人都上岸游览观光去了，而钱学森一家却依然留在船上。因为，他是作为美国的“犯人”被押送离境的。于是，钱学森的心头又一次被屈辱感猛烈地撞击着。
同船回国的物理学家李整武夫妇，在横滨游览了一天回到船上，买回来几份英文版的报纸（当时的横滨由美军占领）。其中一家报纸以醒目标题登载了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撰写的关于钱学森启程回归中国大陆的电讯报道，李整武送给钱学森看，钱学森接过报纸小声读着：
合众社美国加州威尔明顿18日电」加州理工学院工程师钱学森博士，昨天搭“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回中国，他发誓再也不到美国了。
钱博士和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同行。他说：他的回家的愿望曾受到“故意拖延”。
钱博士说，他对美国人民并无怨愤。他是被狗咬了，这只狗也咬了美国人民。
和他同船回中国的还有一个中国科学家，贺浦市医学中心的张梧理（译音）医生。移民局和海关人员曾彻底检查钱博士的行李。他离境时，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人也守在旁边。海关人员说，他的行李只是些私人物品和一本关于核子放射的教科书。
这位44岁的科学家否认他是一个飞箭专家，只说他是一个“工程学家”。他说，他打算回中国去，“竭尽全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国家，使中国人可以生活得光荣幸福。”
这位博士说明他的理由，用字十分仔细，他不愿说出一些表露他的怨愤的话来。有人问他是否将在军备上协助中国政府，他拒不作答。他说：“这是一个假想的问题，鄙人拒绝回答。”
他说：“我同情中国政府。我相信我的前途在中国。我对美国人民并无怨愤。全世界人民都是一样的在谋求和平，谋求幸福”
钱博士说，他的妻子也生在中国，她“完全赞同”他回红色中国的计划。
钱博士说，他是1935年到美国的。他们夫妇的两个孩子。
也同船回家。一个叫永真，4岁；一个叫永刚，6岁。
他说，他的决定回国，不是“匆促判断”的结果，他“长时期”就想这样做。他说，飞弹研究工作只是他这个工程学家研究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他说，这情形“对于你们的国务院比对于我更尴尬”。他又补上一句话：“假如你想知道真实情况，去问你们的国务院说完这一句，他就匆匆转身，走进了他的三等舱房间。
当钱学森读完合众社这篇报道以后，蒋英注视着钱学森，问道：
“怎么样？还真实吗？”
钱学森含着揶揄的笑容，回答说：
“从某种角度说，合众社的这篇报道还算是真实的。可以这样说，他们没有再造谣言嘛！”
傍晚时分，邮轮从横滨港起锚了。它轰鸣着，徐徐前进，将繁闹的横滨港远远地抛在身后。
钱学森从船舱走出来，站在甲板上眺望太平洋彼岸，万千气象，尽收眼底。他感受着大自然的宏伟，心情坦荡，思潮汹涌。没有多久，眼前便只剩下空旷的蓝天与无际的大海了。他依然凝视着大海，由于夕阳西下，海面跳动着金色的细浪，景色十分迷人。他扶着栏杆，俯下身于，似乎在倾听海水的微微细语，又像是依身在大海的怀抱里，他回到了童年时代，像是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妈妈在轻轻地摇动着他的身躯，他感到那样的温暖和幸福。此时，在异国曾经受到的荣辱早已抛诸脑后。他把自己溶入大自然，生命的真谛得到充分的感受，人生的意义，得到最真实的体验。海明威笔下的大海的那种神秘、孤独和险恶的气氛似乎并不存在，他以为大海永远是圣哲。
太阳掉进海里去了。天空最后一滴辉煌的血红色彩，溶化着，颤抖着，暗淡着，变成无边无际的寂静。接着是一片莽莽苍苍，昏昏沉沉。
邮轮在黑暗中前进，有时傍着海岸，在灯塔的照耀下行驶，有时行驶在大洋中间，四顾茫茫。邮船塔顶上巨大的探照灯，射出的强烈光柱，像利剑刺破海空那重重的黑暗，给夜间的大洋带来一丝光亮。他下意识地想到，那驾驭着这庞然大物的舵手，一定在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远方。他依靠罗盘、经纬仪和满天星斗来判定方向，引导巨轮平安地前进。一种敬意油然而生。这时，他突然忆起了一天夜间，他在收音机里听到的一首中国歌曲：
你是灯塔，
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
你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人类就一定解放......
他小声地哼唱着这首歌曲，眼睛似乎明亮了许多。这时，一件风衣轻轻地披在了他的身上，当他回过头来，发现他心爱的妻子蒋英悄悄地站在他的身旁。
后来，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经过长达五年多的斗争，饱经折磨的钱学森。终于在1955年9月17日。离开美国，踏上返回祖国的征程。
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问世了，可是，有谁知道，研究和创作这部论著所遇到的困难，超过了他以往所进行的任何一个科研课题。他进行研究的条件之差这且不说，还有使他更难以忍受的是来自美国当局的干扰。他的研究工作常常因为要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的所谓谈话而被打断。与此同时，美国移民局还强迫他每个月必须向他们作一次汇报。这对于钱学森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屈辱。每当这个时间到来的前后，他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研究工作也难以进行下去。
幸有爱妻蒋英与他共同承受着一切来自美国当局的压力；美国许多有正义感的科学家朋友，也并不因为钱学森是美国当局的“罪人”而躲避他。他们对处于困境中的钱学森经常给以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在写作书稿时，钱学森经常从与马勃博士的交谈中受益，他们的谈话虽然不属于那种学术性的探讨，但是，往往触类旁通，使他的思路豁然开朗。还应该提到的，就是塞尔登杰克梯和温克尔两位朋友，由于他们的热情帮助，使钱学森大大减轻了书稿写作时繁重的准备工作。
当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出版后，许多朋友赶来祝贺。他们之中自然少不了马勃博士、德普利马博士、塞尔登杰克梯和温克尔先生。钱学森和蒋英在自己家中举行晚会，热情地招待这些在他们处于困境中伸出友谊之手的朋友们，也祝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问世。
在晚会上，朋友们频频举杯向钱学森祝贺，钱学森夫妇也举杯回敬朋友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蒋英或和朋友们一起唱歌，或用钢琴为朋友们伴奏。最精彩的节目，是钱学森和蒋英的竹笛、吉它二重奏。这两件一中一西、一吹一弹的乐器在一起演奏，在场的朋友们第一次见到，备感新鲜；当听到他们演奏的那和谐悦耳的中国乐曲时，总是交口称赞，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蒋英的独唱是晚会的高潮，也是最后一个节目。当蒋英结束她的演唱时，朋友们热烈地鼓掌，在掌声中，钱学森拿着一束鲜花走来，恭恭敬敬地献给蒋英，并轻轻地吻了她。于是，大家的掌声更加热烈了，钱学森激动地用英语说道：
“密斯英，我冷酷岁月中的伴侣。她是天才、智慧和忠诚的完美体现。她与我一同承受不幸，共同分享朋友们给予的爱……”
这时，在座的美国朋友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并伸出大姆指高声说：“密斯英，是上帝赐于钱博士的最为珍贵的礼物！”
是的，无论在晴朗美好的白天，还是在凄风苦雨的夜晚，他们共同欢笑，共同流泪。不管是苦辣酸甜，他们都同享共尝。因为他们彼此的心用“爱”连结在一起。有了爱，纵然是狂风暴雨袭来，也不会把他们分离，也不会把他们击倒。
大洋迢迢万里，难以阻隔海外赤子思念祖国、回归祖国之心。钱学森在攻克《工程控制论》之后，依然不见美国当局有放他回国的动静，心中更加焦虑不安。
1954年4月，有消息传来，美国国务院于4月间发布公告，宣布取消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这个消息使钱学森夫妇大为振奋。他们再次收拾行李，又把三个轻便箱子打好，一旦接到联邦调查局的放行通知，便可立即启程。可是，他们又白白地等待了很久。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依旧对钱学森的住所实行严密监视，他的行踪仍然受到盯梢。他到有关当局去查询，美国当局对他的禁令也无从改口。
他，只有等待。
1954年9月初的一天，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郑哲敏（现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来到钱学森家里。他要回国了，在启程之前，特意赶来向老师辞行。
热情好客的钱学森夫妇留他一起吃晚饭。钱学森亲自动手，下厨房制作烤鸭，为郑哲敏饯行。对于郑哲敏能立即回国，钱学森羡慕不已。他多么盼望很快就有这样一天到来。郑哲敏只好安慰老师，他相信这一天并不遥远了。
临别之前，钱学森特别叮嘱郑哲敏说：“你回国后，要极力宣传两件事情：一件是运筹学，希望你和清华大学钱伟长教授说一说。这个学科美国也刚刚开始研究。我想，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如何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计划性方面，运筹学起着重要作用。另一件是要讲力学对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像流体力学是马上能够应用的，诸如油管、水管的生产和管理问题等。总之，要向有关方面，特别是领导、管理部门宣传，引起关注。要使科学技术尽快为生产服务，早日转化为生产力。”
郑哲敏回国去了，他也带去了老师那急切为祖国服务的一片赤诚。
钱学森依然在等待。此时，他更加迫切需要了解新中国在恢复和建设中的情况，以便使自己的思想跟上祖国飞跃发展的新形势。于是，他经常阅读香港出版的《大公报》、《文汇报》以及美国的《华侨日报》。他还认真地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认为应该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钱学森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他和蒋英都非常焦急，昼夜苦思冥想，不知怎样才能尽早地结束这种日子，尽快地回到祖国去。突然有一天，蒋英想出了一条妙计——
那是1955年6月的一天，骄阳似火，蒋英带着两个孩子，伴着钱学森佯装上街闲逛。他们巧妙地避开了特务的尾随盯梢，迅速溜进一家咖啡馆。蒋英边喝咖啡，边逗孩子玩耍，钱学森面前虽然也摆放着一杯咖啡，但却无暇吸饮，而是以香烟盒作纸，忙着用中文写信。一介香烟盒纸，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上面写道：
我提笔写这便条，万感千念，对祖国、对亲友相思之甚，寸 阴若岁。耳闻祖国建设蒸蒸日上，敬之，喜之。阻碍归国．禁令已于4月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戚戚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还乡，帮我结束客居海外生涯，还我报国之宿愿。切切！
短信写好后，他连忙装进一个写好的信封里，由蒋英机敏地投入咖啡馆门口的邮筒里。
这信是寄往比利时蒋英的妹妹家的，请她迅速转给父亲的世交陈叔通先生。1954年４月２５日，中、苏、英、美、法五国外长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会议，并由此开始了中美大使级谈判。
五国外长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与美国代表团负责人亚·约翰逊（后来曾任美国副国务卿）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开始了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初步接触。这样的接触，在整个会议期间，进行了三次。外长会议结束后，由双方驻日内瓦总领事继续进行。
在外长会议的谈判桌上，中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曾向美国严正提出平民返回祖国问题，并尖锐地批评美国阻挠中国留美人员回归祖国的行径。
然而，由于美方的封锁，信息阻隔不通，加之，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旧中国赴美留学人员的底数不清，谈判桌上我方苦于缺乏指控美方政府阻挠我回归同胞的足够证据。因此，屡遭美方代表的矢口否认。
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对中国进行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中美两国处于相互敌视状态。两国之间，除了在朝鲜战场上较量和在板门店谈判中有接触外，再就是伍修权率领代表团去纽约联大控诉美国，此外，别无往来。
朝鲜战争以后，美国有一桩心事要和中国交涉，即美国的第一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军人和在中国犯了罪的人员还关押在中国。美国政府既想要求遣回那些在华人员，又不情愿同中国直接接触，他害怕的是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美国曾设想通过当时以与中国建立代办级关系的英国来办理这件事。
1954年５月，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得到这一信息。于是，他明智而果断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日内瓦近郊的驻地召集中国代表团连夜开会研究对策。周总理认为中国不应该拒绝和美国接触。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美国对华政策如此敌对和僵硬的条件下，中国可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释放在华人员的愿望，开辟中美之间互相接触的渠道。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通过了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的安排，中美两国代表将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会谈。周总理当年的意愿是：在中美之间留出一条门缝，以便于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一条表达双方意见的通道。
3个月以后，中美大使级会议正式在日内瓦举行。之后，中美两国的总领事和大使级围绕着朝鲜战俘和平民回国问题的谈判，一直处于谈谈停停，停停谈谈的拖延状态。
就在这时，钱学森的短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陈叔通老人的手中。
陈叔通，当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浙江杭州人，是钱学森的同乡，也是钱学森的父执、钱均夫的老师、求是书院学监陈仲恕之胞弟。老人展阅钱学森写在香烟纸上的求援信，心情十分沉重，他为钱学森的拳拳报国之心所感动，也为他的险恶处境而焦急。就在他收到短信的当天，便迅速将这封短信转呈给周总理。
周总理看了这封短信后，激动地用手拍着桌案说：“好，有了这封信，我们就可以向他们要人了。看他们还怎样抵赖？”
当即，周总理将就要赴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同志招来，将钱学森的信递给王炳南看过后，严肃地说道：
“炳南同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它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回国。你要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争取早日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回国。”
1955年8月1日下午四时。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再次复会，谈判在日内瓦联合国大楼举行。
根据谈判惯例，会谈一开始，主要是双方代表首先就谈判的议题进行讨论。中方代表王炳南建议，这次会议应将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列为第一议题。美方代表亚·约翰逊也提到了一些议题，特别强调要把战俘问题列在首位。经双方磋商，最后达成一致，同意首先讨论平民回国问题。王炳南见议题已定，便按照周总理的部署首先通知美国：
“尊敬的约翰逊大使先生，我们在正式讨论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之前，我奉命通知阁下：中国政府已于７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当天离开北京，预计８月４日可以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的这一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产生有利影响。”
赴日内瓦会议以前，王炳南大使的想法是“先谈判，后放人”。但是周总理的部署却是“先放人，后谈判”。实践证明，周总理的部署是十分成功的。中国政府释放美国战俘的消息宣布以后，国际舆论很快认识到中国政府对中美会谈是有诚意的，也是积极的。人们的感情很快地倾向于中国，连美国各大通讯社的记者都禁不住感叹：“啊，中国人又抢去了主动！”
8月2日，会谈继续进行。当开始讨论两国平民回国问题时，王炳南大使陈述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并把在中国的美国侨民名单提交美方。这一举动，使得缺乏诚意的美方代表立即陷于被动。他们既不能向中国提供相应的在美的中国侨民名单，又没有具体的措施。美方大使约翰逊在历时１小时的会谈中，一再声称美国国务院已经在1954年的４月份发布公告，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约翰逊还信誓旦旦地向王炳南大使保证，美国政府对任何想去共产党中国的中国人都不会加以任何限制。所有以前被命令留在美国的中国技术人员，一经得到中国通知，可以自由离境。
面对当面撒谎的谈判对手，王炳南大使遵照周总理的提示，当即将钱学森的短信及翻译件，摆上了谈判桌。而后义正词严地质问道：“大使先生，既然美国政府早在去年４月间就发布了公告，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今年６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呢？显然，实际情况并不像大使先生所说的那样。事实是中国留学生的回国要求，依然遭受到种种阻拦。他们的正当要求不仅不能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自由也受到了严重侵害。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王炳南大使的质问下，在钱学森的短信面前，约翰逊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他只好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耸耸肩膀说道：“难道真有此事？我们要进行调查。”
这天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事实揭穿了美国的谎言。美国政府不得不在当年的８月４日，即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第三天，被迫匆忙通知钱学森，准许他离开美国。长达５年的禁令，终于被解除。钱学森长达５年的软禁生涯，从此宣告结束。
据王炳南同志后来回忆，五十年代末，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非常高兴地对大家说：
“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积极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是这一件事情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是有价值的。”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终于接到美国洛杉矾移民局的通知，说他被允许离开美国。
尽管钱学森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很久了，但是，接到这个离境通知后，还是使他为之一惊。他面对妻子，面对一双儿女，面对那三只准备了多年的行李箱，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蒋英也激动得流出了泪水。这是辛酸的泪水，这是激动的泪水，这是喜悦的泪水。钱学森亲吻了妻子，又抱起两个孩子亲吻不已。永刚和永真听说可以回国了，都高兴地跳了起来。钱学森顾不上再和妻子说些什么，立即穿好外衣，到轮船公司去购买回国的船票。可是近期到香港的客轮没有好的舱位了，只剩下三等舱的铺位。他一天也不想在美国多呆，来不及与蒋英商量，就毫不犹豫地订下了三等舱位的船票。此时钱学森想起了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后写的那首诗，一路上吟咏起来：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天午饭，钱学森亲手烧制了两道菜，拿出存放已久的葡萄酒，和蒋英对酌。一双儿女也举起饮料杯子和爸爸妈妈同饮。蒋英也清了清歌喉，唱了两首江南小调。在欢乐的气氛中，又增添了一份故乡的温情。
傍晚，钱学森携了妻子和儿女，叩响了恩师冯·卡门家的门铃。热情好客的一双兄妹，把钱学森一家迎进了客厅，冯·卡门和他的妹妹分别亲吻了永刚和永真。
当钱学森向老师说明了即将回国的日程安排时，冯·卡门眼睛也湿润了。这个极少动感情的老人一时说不出话来，良久，才痛惜地说道：
“美国当局干了愚蠢的事，他们终于把一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奉送给了中国。”
冯·卡门对新中国不无偏见。他很了解他的学生钱学森的非凡才华，但他却不了解他的学生胸膛里跳动着一颗爱国赤子的拳拳之心。他不懂他的学生追随他多年来刻苦求知，发愤攻克科技难关，其目的在于最终报效祖国。为此，钱学森敢于同美国的邪恶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坐牢、软禁全然不怕，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钱学森深知导师的情份，也理解他的政治倾向，他不愿意沿着恩师的话题谈下去。于是，他对一双儿女说：
“永刚、永真，来给爷爷唱一支歌子好不好？”
两个孩子点点头，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客厅的中央。冯·卡门亲切地问道：“我的小天使，你们要唱什么歌子呀？”
永刚用流利的英语回答道：“我们唱《快乐的小白鸽》。”
四个大人为两个孩子鼓掌，表示欢迎。
永刚轻声说了一声：“开始”。兄妹俩同声用英语唱道：
聪明美丽的小白鸽，
活泼又快乐。
飞到东，飞到西，
咕咕，咕咕，
嘴里唱着歌。
不怕风，不怕雨，
飞过高山，越过大河，
它们要飞回故乡，
它们要飞回祖国。
......
这支动听的少儿歌曲，是蒋英的杰作。这对夫妇时时用潜移默化的手法，教育两个孩子心向故乡，心向祖国。
清脆的童声歌曲一结束，冯。卡门教授便问道：
“你们的家乡在哪里呀？”，
“在杭州呀。”永刚回答道。
“你们的祖国在哪里呀？”冯·卡门又问。
“在中国呀。”永真天真地回答说。
“不，不。我的小天使，你们搞错了吧？我记得你们俩的出生地，是在美国的洛杉矾呀！”冯·卡门爷爷幽默地与两个孩子逗趣。
“不，我的爷爷生在中国，是中国人，所以，我的祖国是中国。”聪敏的永真抢着回答。
永刚也不示弱，他补充说：“我爸爸的老家是杭州，所以，我的故乡是杭州！”永刚说完，问冯·卡门道：“爷爷，明白了吗？”
“嗅，原来是这样啊！爷爷好像明白了。”冯·卡门风趣地眨了眨眼睛。接着又说道：」
“你们这一对小白鸽要飞回故乡，飞回祖国了，只是爷爷再也，听不到你们唱歌了。”
“爷爷想听我们唱歌时，就到我们中国去听吧！”两个孩子几乎一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噢，完全是中国的小主人的口气啊！”老人有些感慨了。
这时，冯·卡门的妹妹为钱学森一家人准备了晚餐。于是，大家到餐厅就座。冯·卡门把天真可爱的永刚和永真安排在他的左右，边用餐，边用英语同两个小家伙对话。
晚餐过后，钱学森向恩师恭恭敬敬地捧上两本书，一本是《工程控制论》，一本是《力学讲义》。这是钱学森赠给恩师的礼品，也是向恩师交上自己最后一份答卷。
74岁高龄的冯·卡门，接过钱学森的“礼品”，心情十分激动。他默默地翻动着书页，慢慢地抬起眼帘，深情地凝望着他的得意门生。那目光里充溢着无限依恋之情，也充满了自豪。
“钱，我为你骄傲，你创立的工程控制论学说，对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孩子，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这是一位科学巨擘的话，这是一位有着崇高威望的老师对自己的学生说出的话。这不是老人的谦逊，而是一句实实在在的评语。
钱学森握着老师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他感到光荣，他感到自豪，他感到这是比什么奖赏都要高的荣誉。他奋斗多年，就是要得到这样的评语。因为他说明了炎黄子孙完全可以超过洋人，而且可以超过洋人中的高贤。
1955年9月17日，对于钱学森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在软禁和奋争中度过5个年头的钱学森，终于取得了返回祖国的胜利。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天空万里无云，一轮红日照耀着秀丽的帕萨迪那，市区高大的建筑物尖端镀上了一抹金黄。
钱学森夫妇喜形于色，他们携了一双天真烂漫的儿女，向帕萨迪那的住宅送去了深情的一瞥，然后，匆匆地赶往码头，乘坐开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此行，对于钱学森来说，是经过斗争和祖国的帮助，胜利地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征程。而美国当局却是把他当作“嫌疑犯”“驱逐出境”的。尽管如此，为钱学森送行的朋友还是络绎不绝，他们向他表示了诚挚的问候和祝福。
夹杂在送行朋友中间最显眼的，是十几名新闻记者。他们之中有电台、电视台的记者，有几家报社的记者，还有大名鼎鼎的美利坚合众国国际社的记者。镁光灯“噗噗”地闪着光亮，几只录音话筒，争着伸到钱学森的胸前。记者们向他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他回答了，有的问题荒唐可笑，他不作回答；还有一些带有挑衅性的问题，他据理予以驳斥。当他回答完美国合众社记者的提问后，便转身走进他的三等舱。
邮船终于离开了美国的西海岸，向遥远的东方驶去。朋友们在告别，在挥手。“一路平安！”的祝福声不绝于耳。
这场景，与他20年前离开上海黄埔江码头时颇为相似。不同的是，站在岸边挥手抹泪的不是钱学森的老父亲，而是20年来与钱学森朝夕相处的挚友。站在船舷甲板上挥手告别的，也不是当年那个怀抱救国大志，渴望求知闯天下的青年学生，而是已届中年的科学奇才并且携带妻子儿女的钱学森。他依然踌躇满志，他要返回生他养他的祖国，为新生的中国奉上一颗赤子之心。
对此，钱学森曾在一篇文章中，为他20年奋斗回归祖国的曲折历程，作了精彩的旁白。他写道：
我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到1949年底，我得知新中国成立，认为机会到了，应该回祖国去。但是，美国统治阶级与中国人民为敌，制造了种种麻烦，阻止我回国，使我多待了5年......这一段历史，我决不会忘记，它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帝国主义，我也领教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是什么样子……
“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航行在碧波浩荡的太平洋海域中。
此刻，科学家站在甲板上，任凭海风吹拂他宽大的前额。大海雄浑而辽阔，遥遥可以看到行驶在大洋中的各国轮船。“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在几乎与赤道平行的航线上缓慢地移动。邮轮载着日内瓦会议以来第一批从美国回国的炎黄子孙，邮轮将途经夏威夷、横滨、马尼拉。九龙等沿海港口城市。
这天，邮轮在日本的横滨市港口靠岸了。
按照通常惯例，旅客只要在邮船上办妥登岸证件，就可以上岸观光港口城市的市容、街景，或是购买一些日本小商品。作为长久乘坐远洋邮轮的旅客来说，中途到陆地上走一走，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因此，当邮轮靠岸后，不少人都上岸游览观光去了，而钱学森一家却依然留在船上。因为，他是作为美国的“犯人”被押送离境的。于是，钱学森的心头又一次被屈辱感猛烈地撞击着。
同船回国的物理学家李整武夫妇，在横滨游览了一天回到船上，买回来几份英文版的报纸（当时的横滨由美军占领）。其中一家报纸以醒目标题登载了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撰写的关于钱学森启程回归中国大陆的电讯报道，李整武送给钱学森看，钱学森接过报纸小声读着：
合众社美国加州威尔明顿18日电」加州理工学院工程师钱学森博士，昨天搭“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回中国，他发誓再也不到美国了。
钱博士和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同行。他说：他的回家的愿望曾受到“故意拖延”。
钱博士说，他对美国人民并无怨愤。他是被狗咬了，这只狗也咬了美国人民。
和他同船回中国的还有一个中国科学家，贺浦市医学中心的张梧理（译音）医生。移民局和海关人员曾彻底检查钱博士的行李。他离境时，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人也守在旁边。海关人员说，他的行李只是些私人物品和一本关于核子放射的教科书。
这位44岁的科学家否认他是一个飞箭专家，只说他是一个“工程学家”。他说，他打算回中国去，“竭尽全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国家，使中国人可以生活得光荣幸福。”
这位博士说明他的理由，用字十分仔细，他不愿说出一些表露他的怨愤的话来。有人问他是否将在军备上协助中国政府，他拒不作答。他说：“这是一个假想的问题，鄙人拒绝回答。”
他说：“我同情中国政府。我相信我的前途在中国。我对美国人民并无怨愤。全世界人民都是一样的在谋求和平，谋求幸福”
钱博士说，他的妻子也生在中国，她“完全赞同”他回红色中国的计划。
钱博士说，他是1935年到美国的。他们夫妇的两个孩子。
也同船回家。一个叫永真，4岁；一个叫永刚，6岁。
他说，他的决定回国，不是“匆促判断”的结果，他“长时期”就想这样做。他说，飞弹研究工作只是他这个工程学家研究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他说，这情形“对于你们的国务院比对于我更尴尬”。他又补上一句话：“假如你想知道真实情况，去问你们的国务院说完这一句，他就匆匆转身，走进了他的三等舱房间。
当钱学森读完合众社这篇报道以后，蒋英注视着钱学森，问道：
“怎么样？还真实吗？”
钱学森含着揶揄的笑容，回答说：
“从某种角度说，合众社的这篇报道还算是真实的。可以这样说，他们没有再造谣言嘛！”
傍晚时分，邮轮从横滨港起锚了。它轰鸣着，徐徐前进，将繁闹的横滨港远远地抛在身后。
钱学森从船舱走出来，站在甲板上眺望太平洋彼岸，万千气象，尽收眼底。他感受着大自然的宏伟，心情坦荡，思潮汹涌。没有多久，眼前便只剩下空旷的蓝天与无际的大海了。他依然凝视着大海，由于夕阳西下，海面跳动着金色的细浪，景色十分迷人。他扶着栏杆，俯下身于，似乎在倾听海水的微微细语，又像是依身在大海的怀抱里，他回到了童年时代，像是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妈妈在轻轻地摇动着他的身躯，他感到那样的温暖和幸福。此时，在异国曾经受到的荣辱早已抛诸脑后。他把自己溶入大自然，生命的真谛得到充分的感受，人生的意义，得到最真实的体验。海明威笔下的大海的那种神秘、孤独和险恶的气氛似乎并不存在，他以为大海永远是圣哲。
太阳掉进海里去了。天空最后一滴辉煌的血红色彩，溶化着，颤抖着，暗淡着，变成无边无际的寂静。接着是一片莽莽苍苍，昏昏沉沉。
邮轮在黑暗中前进，有时傍着海岸，在灯塔的照耀下行驶，有时行驶在大洋中间，四顾茫茫。邮船塔顶上巨大的探照灯，射出的强烈光柱，像利剑刺破海空那重重的黑暗，给夜间的大洋带来一丝光亮。他下意识地想到，那驾驭着这庞然大物的舵手，一定在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远方。他依靠罗盘、经纬仪和满天星斗来判定方向，引导巨轮平安地前进。一种敬意油然而生。这时，他突然忆起了一天夜间，他在收音机里听到的一首中国歌曲：
你是灯塔，
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
你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人类就一定解放......
他小声地哼唱着这首歌曲，眼睛似乎明亮了许多。这时，一件风衣轻轻地披在了他的身上，当他回过头来，发现他心爱的妻子蒋英悄悄地站在他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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