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同盟会的民族主义纲领

孙中山写的《同盟会宣言》概括了同盟会的纲领，它又在《〈民报〉发刊词》和《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演说中得到阐发。在《同盟会宣言》中，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十六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后阐发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在这里我主要想评一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中心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核心是反满。“维我中国开国以来，以中国人治中国，虽间有异族篡据，我祖我宗常能驱除光复，以贻后人。“（引自《同盟会宣言》，下面引语未注明者均同）“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从这里可以看出，同盟会把满洲人排除在中国人之外，视清兵入关灭明是汉人亡国，似乎汉族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成为统治民族才算是民族的国家。这里面包含着盲目的民族复仇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色彩，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否定的。这在1906年孙中山作的《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演说中（以下简称演说）也明显存在：“我们已经成了亡国之民了！……想起我汉人亡国时代，我们祖宗是不肯服从满洲的。……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同盟会的民族主义尽管有上述局限，但它倡导的“反满”与过去会党、明末汉人以及元末反蒙古等等有根本的区别。同盟会一开始就把反满与实现武装夺取政权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结合起来，富有反对封建压迫的意义。“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这里明确提出要变更国体，提出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口号，体现了鲜明的资产阶级革命内容。这在演说中就说得更具体了：“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接下来孙中山甚至说：“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这就说明民族主义（反满问题）并不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民族革命的实质是政治革命。但同盟会为什么要把它列在纲领的第一位并宣传得最为得力呢？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孙中山民族主义有两个明显的思想来源：一是农民阶级朴素的民族反抗思想。正因为这个原因，使他的民族主义“排满”情绪在初期过于严重。二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这又使他的民族主义与传统的“反满”口号区别开来。孙中山接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从夏威夷人民抗美斗争和德、意、比等国民族运动中吸取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在欧洲和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大都借助于民族运动。列宁也说：“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上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美各国以独立。可见，孙中山把民族的国家作为实行民权、民生两大主义的一个前提。而在中国，封建统治的代表──满族掌握了中国的政权，而有了资产阶级意识和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代表──汉族却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尽管在清末，汉满之间的民族矛盾已基本被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所代替；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已有了缓慢的发展，汉族人中的资本主义意识在逐渐加强
，而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失败了；而满洲贵族，除了极少数人外，都成为顽固的封建主义代表，成为汉族人民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它的卖国投降引起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汉族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消灭满族人，推翻他们的政府，建立汉族人的政府，才有可能发展资本主义；再者，在广大劳动人民中间，普遍有反满的倾向，不少会党都有“反清复明”的传统，认识到只有反清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因此，同盟会把民族主义放在第一位，这应该说是正确的。因为，也许用民族复仇情绪比“自由、平等、博爱”更能煽动起人们的革命激情。关于这一点，鲁迅曾提到过。但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民族主义毕竟不同于会党农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孙中山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于是在以后的文章和演说中极力加以辩解。例如，在演说中，他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惟是兄弟曾经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以后甚至提出了“五族共和”这一带有民族平等思想的口号。
　　如果认为同盟会的民族主义就是民族复仇主义或大汉族主义，那是错误的。同样，如果认为同盟会提倡的“反满”仅仅是为了利用会党和联络反满士绅，用它所包含的进步的民主主义内容来否定它所多少带有的传统的民族复仇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色彩，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两者并不是绝不可能同时存在，而事实上正是并存于同盟会的民族主义纲领之中。
　　同盟会的民族主义还有一个很大的局限，那就是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内容，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反满、推翻清政府。在演说中，孙中山说：“那满人也提倡排汉主义，他们的口头话，是说他们的祖宗有团结力，有武力，故此制服汉人，……我们汉人有了团体，这力量定比它大几千万倍，民族革命的事，不怕不成功。”“所以我们总要把民族革命的目的认得清楚，如果满人始终执迷，仍然把持政权，制驭汉族，那就汉族一日不死，一日不能坐视的。”
　　同盟会不能提出反帝的纲领，固然是他们没有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但在当时假若提出反帝的话──在思想认识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实际上的效果也不会有多少。中国近代社会总的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但在辛亥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国内阶级矛盾（表现为某种程度上的民族运动形式）──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却成为主要矛盾。正因为如此，同盟会没有提出反帝的纲领，但这不能简单归结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当然也不否定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