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1953
許多人聽過「校園團契」，甚至有些人是在學生時代，因著參加校園團契而信主的。這個福音團體的起源，是因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如火如荼地在歐洲進行時，一群基督徒學生與老師願意從狂熱的社會中分別出來，聚在一起為國家禱告、查考聖經、向同學作見證。1919年，這批在劍橋、牛津、倫敦醫學大學的基督徒菁英呼籲說：「得著學生就得著未來，」並看見「未來的世界是校園團契的工場」。從此世界各地的學生團契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並帶動教會產生各種少年、青年團契，成為一股傳福音的主力。
修特是第一代「校園團契」的菁英之一，他出生於英國南部的布里斯托(Bristol)，在這個工業港中，有一間慕勒(Muller's Home)孤兒院，創辦人喬治‧慕勒憑著對神的信心，從不對外募款，卻總有神豐富的供應。修特五歲的時候，擔任孤兒院院長的祖父曾帶他慕勒面前，希望這位被神重用的老僕人為修特禱告。雖然當時修特的年紀還小，但他說他永遠記得慕勒的禱詞：「上帝啊，求你賜福這個小孩，使他的一生成為別人的祝福。」
修特十七歲進入倫敦醫科大學，除了醫學外，也同時選修地質系與考古人類學系。這兩個科系在當時是支持達爾文進化論的主要陣線，因此修特的選擇曾一度引起父親的擔心，但他認為，必須同時精於聖經與最近科學的界面，才能向世人傳福音。他豐富的知識，使他能以聖經為中心，以醫學為主軸，以地質、考古、化學...為觸角，向周圍的人傳福音。
除了在醫院為病人看病之外，修特也繼續從事醫學方面的研究；當時對疾病的認識，幾乎都是靠傳統的解剖學，但修特卻用生理學的角度發表了許多傑出的論文。
34歲時，修特被聘擔任布里斯托大學生理學教授，一方面繼續做研究，發表他的專業，一方面也回應上帝的呼召，擔任校園團契的輔導，因為他認為校園的興起是上帝的工作，人的手沒辦法攔阻。一直到他去世前，他都擔任著校園輔導，達34年之久。當時牛津、劍橋、愛伯丁、伯明罕等校的基督徒學生都會在每年七月舉行聯合聚會，這是校園夏令福音營的起源。修特教授也是當時主要的講員之一，從他的講道中，可發現他對信仰與科學間的態度，他說：「成為一個基督徒不是成為一個膚淺的人，隨意抓一節聖經來定科學的罪；不是成為一個虛偽的人，非得相信不可能的事，才自命有信心；不是成為一個自閉的人，忽視人類歷代思考的結晶，視之為仇的工作。基督徒也不定規叫人做這做那，信心是自然長成的，不需要揠苗助長。科學並不可怕，但也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科學理論來來去去，一些自認偉大的科學巨著，幾年後只有在舊書攤上才找得到。惟有聖經才永遠長存。」
在修特去世前幾天，他才在書桌上留下了一篇文章：「給基督徒新生的信」，文章中寫道：「對新生而言，學校是個既新鮮又令人興奮的地方，但是對基督徒新鮮人而言，學校是事奉基督的一個場所。學校是世界上傳福音阻力最小的地方，是一條已經鋪好的跑道，沒有什麼凹凸坑洞。一般人在學生時代較有謙卑學習的心，也願意接受別人的幫助。能夠對學生傳福音的就是學生，而學校正好提供這個最好的場所與機會。
「假如基督徒學生進入學校不抱著傳福音的心志，機會就流失了。福音不會自動產生，基督徒必須去接觸人、傳給人。許多人在學生時代三、四年所受到的影響與改變，比離開學校後三、四十年所受到的影響更多。因此學校裡一些好的課程，給學生一生不可磨滅的影響；同樣的，我感謝神，許多學生因為聽到福音而改變一生。
「向學生傳福音是個不求回報的事奉。以保羅在使徒行傳中傳福音的行程來看，我相信，如果保羅在這個時代傳福音，他可能也會選擇向學生傳福音。學生是未來的領袖，如果能為主得著學生，主就能得著未來的世代。而今天神正把你放在這重要的事奉中。」
摘錄自《我聽見石頭在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