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的国力对比和蜀攻魏守的形成

诸葛亮以一州之地，与曹魏九州相抗，看起来实在是众寡悬殊。然而蜀军在祁山上自来自去，始终采取战斗攻势。对此现象，历来争论很多，本文将阐述曹魏和蜀汉的国力对比，并就此对蜀攻魏守的现象作出解释。




曹魏的国力，并没有一眼看去那么强大。汉末战乱频繁，人口锐减，甚至百不余一，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地广民稀的情况。比较而言，中国北方战乱最为频繁，人口死亡也最为严重；而南部（吴国），西南部（蜀汉），东北部（公孙渊）受战乱之害较轻。同时，大量逃避战乱的人口自北方南迁或者避入辽东，也加剧了三国人口分布密度的不均衡。北方地广民稀的恐慌，到三国结束也没有缓解，司马懿平辽东，“中国人欲还旧乡恣听之”；司马昭灭蜀，“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司马炎灭吴，“将吏渡江复十年，百姓及百工复二十年”都是很好的证据。而孙权屡次出兵，都以掳掠人口为重要目标；诸葛亮从祁山撤退，也拔西县千家以实汉中。足证在人口耗减相对较轻的蜀和吴，同样存在地广民稀，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以致于要通过强行迁徙来掠夺敌国劳动力。




因此，汉末至于三国的割据势力真正缺乏的，不是土地，而是人口。国力的大小，既不在割据了几州，也不在占领的土地广狭。关键在于各自占有多少劳动力。曹操初得冀州，即翻录户口簿查人口数量，正是为此。




蜀汉景耀六年（263年），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同年，曹魏有户六十六万，口四百四十万。以户计，曹魏户数仅为蜀汉两点三倍。鉴于诸葛亮死后蜀汉政治不如前时清明，而曹魏则在司马父子当政后节用兴利，民众负担较前代为轻，因此推定诸葛亮当政期间魏蜀的户比例不会高于这里的二点三倍。（取户数而不取口数对比的原因：蜀汉263年上交的户口簿，平均每户只有三点三人，律以东汉以来的大家族很不合理，只能解释为农民隐瞒人口，逃避赋役。诸葛亮执政时，事必躬亲，脱漏户籍尚不容易，后期宦官弄权，这种现象就严重了。但隐瞒人丁容易，隐瞒户口难。所以取户数对比更能得其真实）如果认为蜀汉百姓的平均生产能力与曹魏相若，则曹魏总国力当在蜀汉二点三倍左右。更何况蜀汉民众本比中原富庶，益州本天府之国，所经战乱，又远较北方为轻，刘璋时，益州丰实，时俗奢侈，富户至侯服玉食。刘备取蜀，还能取民间金银财物赏赐功臣，足见其富实。诸葛亮将蜀锦收归国家经营，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曹魏以蜀汉两倍多的国力，要守卫数倍于蜀汉的边境线。要在襄阳，合肥和吴对峙，此外还得防卫乌桓，鲜卑，匈奴等少数民族和辽东的公孙渊，这都要求有数量庞大的军队。曹魏全国的兵力，较曹操时期大大增加了，极盛时不下六十余万（司马昭上书：“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合内外居留，不下六十万）




为了保证国防，这支数量强大的军队不能不维持下去，但国力不够，全国劳动力太少，只有蜀汉两倍多（军队却接近四倍）军费就成了问题，怎么解决？一个办法是开源，大兴军屯，让这支军队自己解决部分粮食问题，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兵户负担加重，经济地位日益低于郡县编户民，战斗力随之下降，这也导致了从曹魏到东晋世兵制度的逐渐瓦解。







另一个办法是节流，从各方面削减财政的支出，曹魏的大臣除了极力谏阻皇帝奢侈浪费外，在对外政策上也一再强调慎重用兵。曹魏几乎每次主动出击，都遭到多人反对。这种景象，在蜀汉和吴国是见不到的。他们要求偃武务农，要求削减军队数量，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种说法，看起来迂腐得可笑，实际上是与曹魏在国力上的困境是相适应的。杜恕在明帝太和年间的上言反对使用掌管军事，因此无法专心农事的镇北将军吕昭领冀州，对曹魏现状的议论颇具代表性，录在后面：




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术，在於丰财。丰财者，务本而节用也。方今二贼未灭。戎车亟驾，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124;绅之儒，横加荣慕，搤腕抗论，以孙、吴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术，脩将率之事。农桑之民，竞干戈之业，不可谓务本。帑藏岁虚而制度岁广，民力岁衰而赋役岁兴，不可谓节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虏未宾，三边遘难，绕天略匝；所以统一州之民，经营九州之地，其为艰难，譬策羸马以取道里，岂可不加意爱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节俭，府藏充实，犹不能十州拥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缘边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库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将守，以尽治理之务；而陛下复以冀州宠秩吕昭。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徵求之府，诚不当复任以兵事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损二；麦不半收，秋种未下。若二贼游魂於疆埸，飞刍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术，岂在强兵乎？武士劲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犹人之体，腹心充实，四支虽病，终无大患；今兗、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




曹魏的兵民比例最高的时候，接近蜀汉的两倍，虽然采取了开源节流的手段，如此高的兵民比例还是不可避免的给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所以尽管统治者一再通过巡行各地，问民疾苦，赈济贫民来收买民心，各地的农民起义还是先后发生了十多次。而镇压起义，又构成了新的军费开支。




不难理解，为何司马懿伐辽东，发卒四万人，而大臣却以“役费难供”不赞同；为何稍后的曹爽伐蜀，也仅仅调发了六七万军队。一言以弊之，穷！可以相互对比的，诸葛亮北伐，却往往能出动十余万。




经过司马父子修养生息，节用兴利数十年，然后兴伐蜀之役，可谓志在必得，然而军队总数，还是只有二十万。据此推究，终曹魏一代，用于西线的兵力最高也不可能超过二十万了。




为何诸葛亮能以一州之众以抗曹魏九州，而屡次出师不已。为何诸葛亮屡出汉中，都尽力寻找和魏军主力的决战。并非诸葛亮穷兵黩武，也并非是以攻为守。只是因为此时曹魏国力非但没有很多人认为的那么强大，反而因为战线过长显得国力不足。诸葛亮之意，不过也是因其困弊而伐之。而曹魏君臣坚壁避战，以致于演出千里请战，执节入营把戏也不过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