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乎哀哉 ---论崇祯救国三步曲

呜乎哀哉 ---论崇祯救国三步曲

公元1643年,即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发兵进攻京师,自此拉开明朝灭亡大戏中最精彩的一幕,面对着已经成为历史的一个朝代,过多的感慨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仅就明崇祯帝在最后关头的表现做一简评.

为了应对亡国的危机, 崇祯帝在最后时刻还是做了几件应对之事,如果事事顺利那末明朝或许还可以喘息下去.可惜病急乱投医的举动和犹豫不决的老毛病导致明朝最后一线生计也彻底熄灭.

出征、南迁、勤王是为崇祯帝为救国的最后三计:

(1)出征是指李建泰代帝出征.

为挽救前方败局, 崇祯帝意欲亲征,众臣自是踊跃表态,都愿以已代帝出征,但崇祯帝都未容许,唯独李建泰的请求崇祯帝是一口答应下来,这是为何? 崇祯帝之有自己的算盘.

李建泰山西曲沃县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先后担任国子监祭酒、吏部右侍郎，崇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进入内阁.史书曰此人“风骨峭拔”、“性情慷慨”，每与同僚谈起家乡遭受战火摧残，皆表示愿意散尽家资,出征以平乱.表面上看来他的代帝出征并非心血来潮，是有思想准备的,是要与敌死战到底的, 而实际上其是为了挽救自己家乡富甲一方的财产,怀着这样的心态出征,后果会是什么,不说也应该知道,但崇祯帝不知道这一切,崇祯帝见李建泰也请求代帝出征当然是求之不得，因为李建泰是山西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家乡一定会殊死拼搏，何况此人是当地巨富，军饷不必朝廷负担，真是两全其美.

愿望是美好的,但悲惨的结局是一开始就注定的, 李建泰本人并非带兵之人，他打着“代帝出征”的旗号,实则是为了他自己,可笑的是,当他还在从保定府向真定府、顺德府进发，还没有望到山西的大地时，他的家乡曲沃就陷落了.这样，他挽救家乡的动机，完全没有了着落，像泄气的皮球，几天前在皇帝面前所说的豪言壮语，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他知道山西已成败局，不想再去做无谓的牺牲.从此以后，李建泰无心西进，一直徘徊在北京南面，观望形势，敷衍了事,最后竟然投降清廷做了大官.

崇祯帝的自救第一计就此彻底失败,究其失败的原因,首先是态度不对,若要亲征就要真刀真枪,真人真马的实打实来,不要搞花架子,皇帝亲征而取得胜利的先例不是没有,而崇祯帝的行为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虚张声势而已,自己不出征,也只给了李建泰一千五百名禁军，在保定一带的粮饷补给都要就地自己解决，地方官害怕被征兵索饷，都拒绝李建泰的人马进城，弄得堂堂督师大臣威信扫地.一次代帝出征竟成一次儿戏.

其次朝廷方面没有准确的军事情报，当时京师与前线的信息情报传送几近瘫痪,几乎所有的决策都是在想当然的情况下做出的,于是崇祯帝把北京的防守重点放在南翼——太行山至真定、保定一线，忽视了北翼——大同、宣府一线， 崇祯帝的决策就是建立在兵部的错误分析基础上的，他命令李建泰出征的第一步——南下保定，就是考虑“朝廷之忧”在保定，而不是在宣府、大同；即使保定失守，还可以征调宣府、大同的军队来保卫京师.这种判断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就算李建泰出征卓有成效，也难以确保京师安全充其量只能抵挡刘芳亮这支偏师.失利的隐忧一开始就被埋下.

如若崇祯帝真的亲征了后果将是什么?这个确实很难说,但至少有几点可以肯定,其一:不会像李建泰那样四处碰壁,惶惶如丧家之犬;其二:可以使崇祯帝真实地了解到前线的实际情况,不至于事事不明,处处出昏招;其三:亲征就算失利,也会促使其下定心早日迁都,那么国破之日一定会后延,自己也不会成为亡国之君.

2)南迁是指将首都迁到南京

“南迁”之计,以今人之角度来分析,无疑是唯一能挽救大明江山的明策,历史在这里给明朝留下了最后一个自救的机会.

首先提出“南迁之议”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崇祯帝自己.那还是在周延儒担任内阁首辅时，崇祯帝鉴于内外交困，清军多次兵临北京城下，曾与周延儒秘密商议“南迁”——把首都迁到南京,但因压力过大而没有实现,而再次提起“南迁”的是太子身边的官员李明睿.

李明睿，江西南昌人，天启年间的进士，在翰林院任职，不久回乡.由于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等人的推荐，崇祯帝把他召到北京，在太子身边担任“左中允”的官职.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三，崇祯帝特地召见他，询问“御寇急务”.李明睿请崇祯帝屏退左右，单独和崇祯帝进行密谈.李明睿说：在赴京路上听说形势险恶，“流寇”已经逼近京畿，现在是危急存亡之秋，不可不从长计议.目前看来只有“南迁”，才是唯一缓解当务之急的对策. 李明睿的话可以说是当下救国的唯一方法,但崇祯帝鉴于此前他的“南迁”之议胎死腹中的教训，对此比较慎重，敷衍地说：此事重大，不可轻易提出，不知道天意如何？此时的崇祯帝心中其实已经在考虑迁都一事,于是过了一会儿又接口说道:“朕有志于此已经很久了，没有人相帮，故而拖延至今。我同意你的意见，但外边大臣不服从，无可奈何。此事重大，请你保密，千万不可泄漏.君臣二人还就部分“南迁”的具体事宜进行了讨论,初步意见为中央政府在军队护送下，可以通过陆路、海路、运河南下.而崇祯帝须从小路轻车南行，二十天就可以抵达淮河。崇祯帝表示赞许，再次叮嘱：此事不可泄漏.明朝的重生在此似乎露出一点端倪.

　　 这是一次有可能改变一个朝代的会谈，此时的明朝“南迁”是其摆脱困境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案.长江中游尚有左良玉十万大军，下游又有江北四镇（四个总兵）的军队扼守长江天堑，如若将北方的军队能再尽量多带一些过来,那么无疑南京将要比北京要安全得多，就算北方失守,偏安于江南，还是有可能的.问题在于，“南迁”意味着放弃宗庙陵寝，难以启口，必须有内阁、六部的重臣出来力排众议，形成朝廷一股“南迁”的合力,遗憾的是，那些大臣都怕承担骂名，不敢提倡“南迁”.明朝在这里面临着最后的抉择.

也许是崇祯帝感受到“南迁”的压力，也许是犹豫不决的老毛病再次发作,当崇祯帝再次召见内阁辅臣时，作出了和他的本意截然不同的决定：固守北京.他的理由是：如果朕一人单独而去，宗庙社稷怎么办？陵寝怎么办？京师百万生灵怎么办？国君与社稷同生死，是道义的正统. 崇祯帝优柔寡断的性格显现无疑,若换此时将做崇祯帝换做唐宗、宋祖等果断之人,那么毫无疑义一切都将改变,也就不会导致明朝最后一线生计就此彻底熄灭.

历史在这里再一次的失去了被改写的机会,可以肯定的说,就算“南迁”成功,明朝的灭亡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一线生机也要尽力去争取,没有人可以预见几十年之后的事情.李自成打到京师,就一定会称帝,那么关外后金铁骑一定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垂涎已久的大片明朝土地变成李自成的江山,一场恶战势不能免,那么明廷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力利,就算不能光复所有国土,再来一个“三国鼎立”的局面也不是没有可能.但一切只是如果,明朝最后一丝希望在崇祯帝做出固守北京的决定的一刹那也就不复存在了.

(3) “勤王”是指将山海关、宁远前线的关宁铁骑调进来保卫北京

　 与“出征”、“南迁”同时提出的“勤王”之议，也就是调动边防军来保卫北京，是不是可以成为救命稻草呢？理论上讲是有可能,但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

首先崇祯帝长期以来在“内忧”和”外患”的衡量上一直存在失误，直到最后关头，才意识到不“安内”无以“攘外”，李自成的威胁远远胜过后金的威胁于是方才决定，把驻扎在山海关、宁远前线的关宁铁骑调进来保卫北京.这在先机上就已经输了一步.

其次是大臣的阻挠,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十九日，崇祯帝向大臣们提出征调辽东总兵吴三桂入关的意向，要大臣们讨论.内阁、六部大臣意识到问题颇为棘手，征调吴三桂，意味着放弃山海关外大片国土，要承担国土沦丧的责任，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一事当前，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名节，故意推诿不决.错过了调兵入京的最佳时机,若此时调兵成功,就会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御敌准备,还可以与李自成决一死战,然而众臣的刻意拖延,终于将大明朝拖进了坟墓.

正月二十一日，崇祯帝正式给内阁发去一道谕旨，强调说明，征调吴三桂兵马是值得期待的战略步骤.他严厉地批评大臣们的消极态度：采取此等重大军机措施，原本应该由先生们作出决断，承担责任，不可以推诿误事.在崇祯帝的紧逼之下，内阁首辅不得不表态，他借口“一寸山河一寸金”的堂而皇之口号，反对征调吴三桂入关。兵部尚书也表示反对，身为军事首长，他怕承担丢失辽东国土的责任，把皮球踢还给崇祯帝，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吴三桂要不要征调，取决于宁远要不要放弃.请崇祯帝自己决定是否放弃宁远，才谈得上征调吴三桂.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形势愈来愈严峻，崇祯帝在文华殿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征调吴三桂“勤王”，保卫北京事宜.大臣们众说纷纭，有的认为不可调，有的模棱两可，有的主张迁都南京,而此时离最后的破城之日已不足一月.

　　如此这般，时间飞逝而去,大明朝的末日就在眼前,三月初四，崇祯帝终于亲自作出决定：加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平贼将军左良玉为宁南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凤（阳）庐（州）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高杰提升官衔一级。两天后，他发布谕旨，放弃宁远，征调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率兵保卫京师.吴三桂接到命令后，姗姗来迟，三月上旬才从宁远率领五十万军民启程，日行数十里，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二十日赶到丰润时，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早在前一天进入了北京.“勤王”的方案以一个戏剧性的结尾收场.

纵观崇祯帝在最后关头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其还是做了最大努力来避免国破的发生,虽然历史也给了大明朝最后的几次机会,但是众多的因素还是促使改朝换代的发生,历史车轮的前进是不可阻挡的,但发生在这隆隆车轮下的故事却是值得我们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