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

再说“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

笔者到北大中文论坛访问游学，通常都是到“语言文字漫谈”、“古典文献学”、“中文信息处理”板块，因为笔者的学术兴趣在对汉字的研究；而很少到“文学艺术漫谈”板块。最近的偶然机会，让笔者“遛弯”到了这方殿堂。所见年轻网友们对郭沫若的看法与议论，而引发了笔者自己对郭沫若的文章的回忆。

“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就是那篇大名鼎鼎的《甲申三百年祭》，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里的出版，而且是资格级别最高的人民出版社来出版，而且是全国范围内恢复出版学术著作时，首先只出版了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和《甲申三百年祭》，这些都是在中国的文学史、出版史方面耐人寻味的历史事件。至今，没有官方的研究者透露出《甲申三百年祭》在1972年重新出版的具体情况；那么笔者作为当时搜寻过、拜读过、思考过、讨论过1972年版《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的“过来人”，一个民间草野的汉字研究者，一个文学方面的外行，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也算是对1972年重新出版《甲申三百年祭》这一并非“平凡普通事情”的“记文存疑”或者“记文此存”。笔者相信，总有一天，会有研究者把1972年出版《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事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1. 从《甲申三百年祭》的出版来看《李白与杜甫》的出版

1972年，看了郭沫若的新作《李白与杜甫》之后，笔者与同学和熟悉的同事都议论过：郭沫若是不是疯了？为什么要出版这种著作？为什么在禁绝出版学术著作多年之后，老郭出版的是这样一部书？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是其晚年出版的最后一部学术专著，也因为这部书，郭老的晚年学术作为受到了人们的病诟。但是，笔者对照与之一起的《甲申三百年祭》1972年单行本出版，却感到，《李白与杜甫》的出版，是为了让《甲申三百年祭》能顺利出版——

因为，《李白与杜甫》是一部从未面世的新作，出版郭沫若的一部带有阶级分析新观点的新作，容易找到出书的“理由”。出版了一部新作，同时“顺便捎带”出版一本受到毛主席多次赞扬过的“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而且出版目的“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那就容易一些。相反，如果没有新作的出版，只是单独出版《甲申三百年祭》，那是一种怎么样的出版局面和出版风险？又如果，新书里没有趋时赶髦的阶级斗争新观点，那样的书又怎么能作为“用阶级分析观点来统率学术研究”的榜样率先出版？

所以，笔者认为，1972年出版《李白与杜甫》是为了替《甲申三百年祭》的顺利出版开路护航。

《甲申三百年祭》1972年版单行本的问世，在“文化大革命”里多少起了一点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在当时表现得很微弱，但是却是后人研究文化革命史不能忽视的一个事件。因为这是全国最高级别的出版社，在图书出版受到江青一伙的直接高压管制若干年之后，首先专门出版的两部学术著作书之一，那么，究竟是谁决定出《甲申》的单行本；书出版后，毛主席本人对这本小册子的真实态度如何。这些问题，现在还处于回避不谈的状态，但是总有一天，对文化革命的更深入研究会涉及到这一微妙的问题。

《李白与杜甫》的出版，为郭沫若的学术威望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至今，对《李白与杜甫》的研究，都会认为是郭沫若本人在学术上的遗憾，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遗憾（包括笔者2005时的文章都是如此认识）。然而笔者感到要加上一句话，就是郭沫若承诺了其他人的约请，同意出版《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为此而不得不出版《李白与杜甫》（这种并不成熟的）新作；是以自己的学术损失，甚至人格的损失（不少人对《李》书的评论扩展到了对郭本人的非议），来促成《甲申三百年祭》1972单行本的出版。

笔者曾在自己2000年写的《“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里分析到，1972年出版《甲申三百年祭》肯定不是郭沫若本人的主动行为。或许，1972年出版《李白与杜甫》也不会是郭本人的主动行为，但是面临客观上吁请出版的事实，郭毅然答应出版，并且决然承担起了出版这两部著作的责任，并为此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代价包括今天许多人对《李白与杜甫》的不理解和批评指责；欣慰的是，起码在笔者的见闻范围内，没人对《甲申三百年祭》一书有公开的贬责；相反，都是一致从毛主席赞赏郭文的角度出发加以发挥与阐述。

2. 《甲申三百年祭》1972版单行本与《郭沫若全集·历史卷》收载《甲申三百年祭》的社会作用不同，社会意义不同

2000年，笔者在印刷研究所“内退”之后到海南岛打工时萌念写《“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那是属于笔者的读书札记之一，那组札记的副题是“书林采慧”。为此到海口市图书馆去寻找《甲申三百年祭》1972单行本。公立的海口市图书馆没有这本书。

又让在西安交通大学读研的女儿在交大图书馆寻找，结果女儿只找到并复印了《郭沫若全集·历史卷》里的《甲申三百年祭》。全集里面的《甲申》文，没有附加毛泽东主席对郭沫若文章的评价，没有1972年单行本最前面开路的“毛主席语录”与“出版者说明”；只说了1945年曾在各解放区印行过，而不提1972年曾出版过单行本。因此，女儿提供的复印件，可以作为对郭沫若原文研究的原始资料，但是无法据此研究1972年单行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意义。

从海南岛回到西安后，笔者到陕西省图书馆搜寻查找。凡是开放借书和阅览的书库书室，都尽力查了，结果是电脑数据库里没有这本小册子。承蒙西安交大对自己学校毕业生的优厚，只要凭“校友卡”就可以在学校图书馆的所有开放书库书室查阅图书资料，但是仍然找不到《甲申三百年祭》1972版单行本。

几年来，又在报纸上零星收集到毛泽东主席对郭沫若本人谈《甲申三百年祭》的评价文字。毛泽东主席除了在《学习和时局》里高度评价并且向党内介绍这本书的作用外，1945年还对郭沫若本人有过专门的赞赏：“沫若兄，弟一直困于案牍性的事务工作中，取得的这点成绩与你的成就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今后还得烦请您这枝面向民众的如椽巨笔为我们党内写点东西。比如《甲申三百年祭》就是一篇适合本党全体同志乃至各民众阶层，共为欣赏的奇妙佳作。”

2007-08，笔者在陕西省图书馆的总出纳处见到一位曾比较熟悉的老管理员值班，于是笔者央求帮忙（再一次在总库）查找《甲申》1972单行本，并呈递上了总书库的书目号。总库的目录卡片上有这本书的书号，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没有登录到计算机数据库里，于是在电脑管理系统里找不到这本书。那位老师讲：“《郭沫若全集》都出齐了，陕图在中文书外借处就配备了两套，你要找他的任何一篇文章都可以查到。”建议笔者去开架借书处，自己查找全集。当听完笔者叙述专门要找1972年单行本的愿望后，又接过了退回笔者的索书条说，“我去给你试一下，不过没把握。”终于，这位资深的管理员老师为笔者找到了寻觅多年的1972年单行本小册子。这本书因为“年代较早”确实不在陕图电子数据库的登记年限范围内，因而没有赋予条形码和电子书号，于是即使确有其书也办不了电脑管理的外借手续。管理员老师的通融，留下笔者的借书卡，让笔者赶紧去复印处复印需要的张页。于是，才有了笔者能向社会介绍的那几页1972单行本的样张。在陕图借来复印的1972单行本，是笔者曾经有过的那种“小32开本”，此外笔者还曾经有过一种“大32开本”的1972单行本，两种开本的版式完全一模一样，仅只是字号大小不同。可惜，这些弥足珍贵的史料图书都流失无归了。

人对事物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当笔者曾拥有两本《甲申三百年祭》的1972单行本时，只注意了郭的正文里倒数第二段的“大凡”是警世骇俗的话语，只注意到了1972年单行本的专门出版，是借重郭沫若1944年说过的话来从侧面“影射”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而对1972单行本里的“出版者说明”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现在，2007-11，当笔者面对好不容易得到的“出版者说明”复印件时，笔者才注意到，那里面有“这次重印，作者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这样一句对郭沫若本人的说明。而这篇“出版者说明”资料，是仅看《郭沫若全集·历史卷》所不能得到的信息。

笔者把人民出版社1972年重新出版《甲申三百年祭》的“出版者说明”全文引载于后，当时社会盛行的毛主席语录用黑体字表示，引文里也照仿原样：

———————————————————————————————————

出版者说明

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写于一九四四年，是为了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的三百周年而写的。这篇文章首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来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印成了单行本。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四四年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曾经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重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都要引为鉴戒。”又说：我们印行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胜利时重犯骄傲的错误。”

这次重印，作者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一九七二年一月             

———————————————————————————————————

那就是说，郭沫若虽然自己无权、无能力，或许也没有主动想过，自己要在1972年重印《甲申三百年祭》；但是，郭老在知道要当作单行本来重新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之后，积极的参与了重印的工作，“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并且拿出了未曾出版的《李白与杜甫》来掩护《甲申》单行本的出版。

而且，郭老可能也意识到《甲申》单行本的重印出版，他将有可能会遭到什么样的待遇，但是郭老已经顾不得个人的得失考虑了。

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也是曾经作为单行本的小册子，由上海出版后发行到全国。造势，迫使全国各地省级党报尽快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这本单行本小册子发挥了被赋予的“历史作用”。

特别专门出版的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1972版单行本小册子，笔者看来，也是要在“文化大革命”里起某种作用。

现在是否可以说，这两本小册子，是两种力量在“文化大革命”里的较量。当然，出版《甲申》小册子所代表的力量，太弱小了；然而它毕竟较量过，留下了流星划破夜空的轨迹，值得亲身经历过那场浩劫并注意到出书事件的人和后世的人去认真探究那颗流星的作用。

如果笔者把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1972单行本小册子与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单行本小册子联系起来看“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基本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客观情况的话，那么可以断定，如何对待郭沫若的这本小册子就不好算作是一种不了了之的简单事件。于是，就有更深入的问题需要继续探讨：

①究竟是谁决定了在林彪逃亡摔死的背景下，要专门出版《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小册子。显然不会是郭沫若本人——他没有那种政治家的魄力和胆量；显然也不会是毛主席本人——其一，他没有必要在1972年把1944年印行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的意义拿出来，自己再对1972重复说一遍；其二，而且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者说明”里是用非黑体字这种形式排版的“我们印行这篇文章的目的”，引出了紧随的黑体字毛语录；其三，对照1975夏天出版《水浒120回》版本，那是奉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要出版的，于是有明确的指示，于是有明确的记录，于是有案可查。于是也显然，是一位也能赢得郭沫若尊敬的人作出了印行1972单行本的决定，郭沫若在他的感召下，对《甲申》文稿作了出版前“个别文字上的修改”，同时拿出了《李白与杜甫》的新作书稿。

②事后，是谁来在“内部”承担了出版这本小册子的责任。

③“承担责任”的具体情况如何。

④江青集团为对付《甲申》小册子，作了些什么具体的反应。

⑤毛泽东主席究竟知道不知道这本1972出版的小册子。（后来有事实证明，毛最后几年身边有特定的人物毛远新当联络员，联络员只把他们想要老毛知道的事情才告诉老毛，他们不想让老毛知道的事情，就对老毛封锁。在林彪逃亡之后至毛远新正式上任之前，还有没有别的这种“见闻过虑器”。）

……

3. 试分析郭沫若本人为《甲申三百年祭》小册子所付出的代价

《甲申三百年祭》1972年重印单行本，当时就引起了笔者这样的社会底层草野知识分子群的注意，必然会引起高层专门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江青、张春桥极左帮派的注意。作为草野小民的笔者，只是碰巧地偶然读到、看看，有时去想想，只能在一个百姓的生活范围极为有限之处说说，而已；但是，中央那伙位高权重的左派们会对出现在眼皮下面的郭沫若《甲申》不理不睬不闻不问吗？非也！  那只是因为——

1972年，首先要应付林彪逃亡之后造成的被动尴尬局面，又要筹划林彪事件之后中央权力的再分配，既顾不上应付《甲申》小册子，而且也不能立即对《甲申》小册子作明显的反应，让更多的人反而去注意到重新出版了这样一本小册子。

1973年召开了中共“十大”，王洪文当上了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成了政治局常委，新的权力格局形成了。于是在1973年冬天，把以前的“批林整风”升级为“批林批孔”，到1974夏天“儒法斗争”、“批周公”。1974年批林批孔搞得热气腾腾，赞颂秦始皇、批周公、颂扬吕后的政治远见和历史功劳、称赞斩韩信式的藏弓烹狗，这些是老百姓都耳闻目睹的，都奉命参与的政治闹剧。特别是在北京1974-01“批林批孔”万人大会上，江青公然两次叫郭沫若站起来，当众羞辱郭沫若，这可能就是对《甲申三百年祭》1972版的直接报复吧（笔者和其他读者、研究者都可以进一步查寻江青那次讲话，看看专门对郭沫若说了些什么）。这种报复方式江青心里明白，郭沫若可能心里也明白，有资格进“中心会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全国的老百姓当时却不会明白究里。1974春天在批林批孔里，又突然冒出对意大利电影家安东尼奥尼影片《中国》的批判，气势汹汹。后来知道了，安东尼奥尼是应周恩来总理之邀拍摄的《中国》；但是批林批孔热闹剧里的老百姓，哪里能知道这些幕后的事情。

当然，在公开场合始终没有一个（四人帮“帮圈”里外的）革命左派出来提到1972的这本小册子。因为这些革命左派们拿不出公开的理由来否定毛泽东主席当初对《甲申三百年祭》的充分肯定，这就是笔者在第一篇关于“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里分析的，即使革命左派们在鸡蛋里寻找到了骨头，也无法把骨头从鸡蛋里剔除出去。

郭沫若毕竟是一位中外知名的学者，也是一位众所周知对毛泽东主席非常尊敬和崇拜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如果因为1972年单行本小册子要给郭沫若栽上一个反对毛主席的罪名置之死地，行动上很容易办到，只消一句话就绝对能一呼百应地找到一群打到郭沫若的革命左派来办成这件事；但是不好向全国全世界交待，更不好向历史交待。可是，迫害郭老的家属，叫郭老痛在心头还说不出口，这肯定是对晚年郭沫若的最大打击。郭沫若付出了晚年失去儿子的惨重代价，欲诉无门，欲哭无泪……

呜呼！

一个文人，一旦被卷到了政治漩涡里，那就身不由己。《李白与杜甫》给世人和后人留下的，是遭人病诟的印象；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也是郭沫若在自毁形象。

从哲学关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去看，《李白与杜甫》一书的1972年出版，主观上似乎是要利用它的形式——用这本新书的出版来掩护另一本书的重版；然而除了郭沫若等少数几个（“心里有数”的）人之外，所有的人看书论书首先是从书的内容出发；于是出现了一件似乎与哲学的普遍原理刚好相反的，是要书的“内容”便于通过审查关来服务于能够获准出书的“形式”这种稀罕事情。当然，用一本新书掩护一本旧书重版的“形式”，仍然是为了借用旧书里那段1944年的警世骇俗的文字内容。说到底，形式仍然是要为内容服务，这实在是难为1972年的郭沫若了。笔者经过七年的思索，觉得要为郭老说一句——请年轻的网友们从《甲申三百年祭》事件里了解郭沫若为了大义而作出的个人牺牲及沉重的代价；分析郭沫若的晚年情况时，增加从《甲申三百年祭》与《李白与杜甫》出版的关系这个因素去看书本之外的问题。

4. 客观地看待历史人物，不要苛求前人

毛泽东主席1956年11月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里提出，就像许多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引导潮流的人物一样，孙先生也有缺点和局限，这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分析，而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大意）

笔者认为，对于历史人物，包括毛泽东、蒋介石、郭沫若等，甚至于江青那种“自比则天吕后”的政治野心家阴谋家，都应客观看待，①看到他们的历史功绩和历史作用；②也看到他们的缺点错误和历史局限性；③不苛求前人；④总结和借鉴前人，使后来的路走得顺畅些。

金岷彬      

2007-11-02       SECAUCUS 小镇 

笔者曾在“光明网·论文发表中心”发表的有关《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

①http://www.gmw.cn/03pindao/lunwen/show.asp?id=2830；《“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2004-01-21（农历甲申年前夕）；

②http://www.gmw.cn/03pindao/lunwen/show.asp?id=5027；《“试玉要烧三日满”》，2005-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