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中究竟读了哪些书？走进主席的读书生活

毛泽东最早读马列著作的时间是1920年，读的第一本著作是《共产党宣言》。

延安时期，毛泽东读列宁的著作最多，下功夫也最深。他说过:“列宁说理透彻，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

毛泽东在延安时号召干部学习时说过:“年老的同志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10年死了，那么就要学9年零359天”。他以自己的读书实践实现了这个诺言。

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许多思想理论既源于他读过的书本，又高于他读过的书本；他不仅能广泛汲纳书本知识，而且能融会贯通实践经验，因而能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发展创新。

毛泽东读的最后一本书是平时喜欢读的《容斋随笔》；最后一次读书的时间是1976年的9月8日5时50分，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还读了7分钟。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毛泽东读书之多、之广、之深、之活，无人能出其右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从读书的角度讲也可以说是读书的一生。现在不是提倡创建学习型社会，号召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吗？毛泽东可谓是终身学习、酷爱读书的典范。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若论读书之多、之广、之深、之活，无人能出其右。毛泽东早在少年读私塾时，就读了《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普及读物和“四书”、“五经”等儒学著作。从此，他一生读书未断，甚至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乃至极其艰苦的长征岁月里，都没有间断过读书。

在长征路上，张闻天夫人刘英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随中央领导人长征。据刘英讲:那时“毛泽东身体较弱，有时躺在担架上看书。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所读的有《反杜林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他叫我: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他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

可以说，延安时期是毛泽东一生集中读书比较多的时期。这是因为:

第一，从外在的客观环境方面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延安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读书条件显著改善，读书时间相对增多。

第二，从党的事业需要方面说，虽然遵义会议改组了党中央，先是纠正了“左”倾错误领导的军事路线，以后又纠正了其政治路线，但“左”倾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没有来得及从根本上得到肃清。随着抗战的爆发，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战的担子非常繁重，要正确处理好中国和日本、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个“两国三方”异常复杂的政治、军事关系，不批判“左”倾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不对过去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并对广大干部和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要使革命事业开辟一个崭新局面，夺取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当时尽管还未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但自遵义会议后他事实上已成为党的集体领导的核心。因此，历史的使命感驱使他多读书，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武装自己。

第三，从个人的自励方面说，过去“左”倾错误领导对他的鄙薄、讥讽，促使他要如饥似渴地读书。在中央苏区时，临时中央“左”倾领导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诩，宣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批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在遵义会议上“左”倾错误领导的拥护者还讥讽他打仗并不高明，只会按照《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去打，不懂得马列主义的战略战术。这段经历逼使他“到延安就发愤读书”。所以在这个时期他读的书很多，也写了很多著作。他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周恩来从重庆购买各类书籍。他个人的藏书也多起来了。直至1947年撤退延安时，他将别的许多东西都丢下，带着大部分书转战奔波，最后搬到了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的条件越来越好了。到“文革”前，他个人的藏书已有几万册，形成了一个能基本满足他读书需要的藏书室。他读的书摆的到处都是，有的同志可能参观过，影视里也有表现，连他睡的床上堆的都是书。他外出视察也带着书。在外地还要借一些书。在杭州、上海、武汉、成都、庐山、包括广州的图书馆，都有他借书的记载。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中，编者还附了一个他在1959年10月外出带的书的书目，总计有80多种达几百本之多，相当于一个小图书馆。

晚年毛泽东，身体不好，视力减退，不能看书了，就请人帮他念读，或用放大镜看着读。据当年的图书管理员讲，毛泽东在临终时还手不释卷。他读的最后一本书是平时喜欢读的《容斋随笔》。

这是南宋文学家洪迈，历时数十年博览群书，随笔所记录的读书心得。最后一次读书的时间是1976年的9月8日5时50分，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还读了7分钟。这就是说，他几乎是在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其一生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他在延安时号召干部学习时说过:“年老的同志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10年死了，那么就要学9年零359天”。他以自己的读书实践实现了这个诺言。


毛泽东一生中究竟读了哪些书

毛泽东一生中读的书太多了，要精确地说明很困难，这里只能做一个大致的分类。我将他读的书初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马列著作。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冲击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毛泽东就开始读马列著作。他最早读马列著作的时间是1920年，读的第一本著作是《共产党宣言》。在大革命时期，他读了《国家与革命》。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已读了前面说的在长征路上读的那几本著作。此后，他对这些书反复读。所以，他在1964年3月接见外宾时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他对马列的书读的最多的时候是在延安。在这个时期，他还读了《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哲学笔记》节译本、苏联出的《列宁选集》中文版多卷本、《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等。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最喜欢读列宁著作。其原因主要有:一是那时翻译的列宁著作比马恩著作要多；二是列宁著作中有直接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对中国革命更具直接的指导性；三是列宁著作比较生动，好读。毛泽东说过:“列宁说理透彻，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因此，他对列宁的书读得最多，下功夫也最深。他也说过:投入革命洪流以后，他是先学列宁的著作，后读马恩的书的。在列宁的著作中，他读的遍数最多的是《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哲学笔记》等。特别是《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他个人不仅读过多遍，还推荐给别的同志读。彭德怀说过，这两本书，毛泽东寄给他读过，并写道:“此书(指第一本《两个策略》)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寄《“左派”幼稚病》时还写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这也说明毛泽东之所以特别喜欢列宁的上述两本书，就是因为他对中国革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二是哲学、经济学著作。这主要是在延安时期和上世纪五十年代读的。在延安，为了批判王明教条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毛泽东自感“我的工具不够”，要“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工具学”。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毛泽东除读前面讲的马列哲学原著外，还读了苏联哲学教科书和一些普及性哲学通俗读物。这方面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和米丁的《新哲学大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和《哲学与生活》；还有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和西方近代哲学家的著作。这些哲学著作对他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起了很大作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部分章节，他也读了，认为“十分精彩”。新中国成立后，他还读过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如《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艺术论》，还有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等。

关于经济学著作，毛泽东在延安读过一些，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他再次读了《资本论》，以后又多次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书。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出现严重失误后，他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读了许多遍；还认真研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集中整整两个月时间，采取边读边议方法，对该书逐章逐节地深入研讨，其成果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与谈话。此外，他还读过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著作，以及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选集等。

三是中国历史和近代时政著作。毛泽东涉猎很广，但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书则是他最喜欢阅读的。关于中国历史，他从小就有浓厚兴趣。在省立一中，他学了古代史后，写了篇论商鞅变法的作文，获得老师好评，老师认为他“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随后，他又读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116卷，更增加了对历史的兴趣。在一师，他读了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包括《二十四史》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他在给好友的信中还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称“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的而不可缺”。他对曾国藩的书也很欣赏，细读过《曾文正公家书》和《曾文正公日记》。近代时政著作，他十分爱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梁的维新变法著作，特别是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他爱不释手，一些好文章读了又读，几乎能背出来。《新青年》创刊后，他成了其追随者，按照时髦语言说，成了《新青年》的“粉丝”。他回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中国古代和近代的许多著作，往往是文史哲融为一体的。这些书籍给毛泽东以深刻影响。他的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用时尚说法即“国学”的底子，主要是在那时建立的。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著作他还不时地阅读。《二十四史》约有4000万字，他硬是通读完了，有些部分还不止读过一遍。在1959年出巡时所带的书中，有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和大字本《二十四史》全部，还有关于《老子》的书等十几种，以及《荀子》、《韩非子》、王充的《论衡》、张载的《张氏全书》、明清之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等，清人赵翼的《二十四史札记》，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他还有一个习惯，到了外地，要看省志和县志等地方性史书。毛泽东谙熟中国历史，讲起历史典籍和细节，如数家珍。

四是中国文学著作。毛泽东小时候就对《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书很着迷。他对中国文学书籍读的比较多的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古代诗词。自《诗经》始，我国历代的诗词曲赋，他几乎广泛地阅读过，最喜欢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第二类为古文和古典小说。对古文，他最爱读六朝的骈文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在唐宋八大家中，他最喜欢柳宗元的散文，认为柳文同他的诗一样，清新、精细，寓意含蓄，富有哲理。在古典小说方面，他几乎将所有名著都浏览过，并对一些名著提出自己的见解。如他认为《东周列国志》讲的许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是当时社会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上的反映，其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他认为《金瓶梅》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和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写得很细腻，但不尊重女性，只暴露黑暗，讲淫秽，就很难传开。他对《西游记》颇为称赞，这在“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的诗中充分反映出来。第三类为现代文学，主要爱读鲁迅的著作。在延安，当时鲁迅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鲁迅全集》“纪念本”，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上海辗转送到延安就给了毛泽东一套。他放在办公桌上经常阅读。他在书上圈圈划划，还作批注，认为鲁迅跟他的心是相通的。因此，直到逝世前夕，他卧室的床上、床边的桌上、书架上，还摆放着新出版的大字本《鲁迅全集》，有的折页，有的夹条，有的打开着，说明还在阅读。鲁迅著作伴随着毛泽东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第四类为笔记小说和其他杂书。在延安时期，范文澜送给他一套《笔记小说大观》。所谓杂书，也是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书籍，包括一些小说，如《智囊》、《笑林广记》、《官场现形记》、《聊斋志异》之类。他认为，《聊斋志异》的一些篇章带有民主性，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读起来很有兴致。

五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著作。毛泽东早年对自然科学不大感兴趣，读过的书有限，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给他以深刻印象，直到晚年还多次谈到达尔文，以及阐发达尔文学说的赫胥黎及其《天演论》。到延安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著作在其涉猎范围之内。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出的汤姆生《科学大纲》，辛垦书店出的普朗克《科学到何处去》，秦斯的《环绕我们的宇宙》，爱丁顿的《物理世界的本质》等成为他的藏书。他对人讲过:《科学大纲》使他获得很多知识。到北京后，这方面的书他读的更多一些。他对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和某些技术书籍广泛涉猎，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兴趣较大。他还爱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动物学》杂志、《考古学报》、《化石》杂志等这样的刊物，关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晚年，他接见杨振宁、李政道时还同他们讨论粒子的可分不可分和宇宙守衡不守衡问题；直到1976年，他还索要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此外，毛泽东还读了一些宗教、逻辑学方面书籍以及工具书。宗教方面的著作如《金刚经》、《六祖坛经》，逻辑学方面的著作如《穆勒名学》，工具书如《辞海》、《辞源》等。



作为大学问家、读书大师，毛泽东读书有哪些特点

毛泽东作为大学问家、读书大师，其读书特点从不同的角度可作不同的归纳。这里着重讲以下几点。

其一，大量批注，言如珠玉。毛泽东读书有爱写批注的习惯。有的批注已经失散，目前出版的有三大批注集。一是早年读《伦理学原理》的批注，这收录在1990年出版的《毛泽东文稿》中，约2万字。二是在延安时期读苏联哲学教科书等10本哲学书籍的批注，全部收录在1988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约27000字。这本“哲学批注集”是我负责主编的，我接触到原件，看见毛泽东的批注文字密密麻麻，有的书页的上下两端、边白中缝都是。不仅如此，还划有各种符号。有的书页圈点密集，杠道不断，圈内有圈，杠外划杠。这反映了他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三是新中国成立后他读文学、历史古籍的批注，大多收录在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约3000字。他的批注，有的是对内容的提要，有的是对人物或思想的评论，有的是联想相关事情的发挥，有的是思想涌泉的喷发。批注有短有长，不拘一格，短的只一个字，长的达2000字不等。有的批注内容极为丰富，似串串思想“珍珠”，可谓“大珠小珠落玉盘”。比如，毛泽东爱读范仲淹的词，他读了《苏幕遮》和《渔家傲》两词后，写了一段著名的批语，将词风分为两派。他写道:“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词，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由此，他又进一步引申写道:“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袒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

其二，领悟真谛，掌握方法。毛泽东读书虽很刻苦，但不死板。他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人，领悟能力极高，没有丝毫的学理主义、书呆子习气。他在延安讲初次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认识时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现在看来，这个认识有些简单化。将《共产党宣言》等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这个提法不够准确。但就阶级斗争是贯穿阶级社会的一根红线，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分析阶级社会的主要方法而言，他仍抓住了认识中国问题的根本。并且，他能从中悟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说明他把书读得极活。这是他的一个突出优点。

毛泽东善于掌握“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一优点，为他后来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马列而马列，而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找立场、观点、方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的这个“领悟真谛，掌握方法”的读书要领，在延安时期得到进一步发挥，逐渐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比较完整的强调学马列主义主要是掌握其立场、观点、方法的“思想方法论”；在指导思想上也逐渐形成了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念，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其三，广收博览，发展创新。这是毛泽东读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他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各种书籍。毛泽东所以比他同时代的许多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还要指出的是，仅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对于他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来说，只是一个基础条件，而不是完全充分的条件。毛泽东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的许多思想理论既源于他读过的书本，又高于他读过的书本。他不仅能广泛汲纳书本知识，而且能融会贯通实践经验，因而能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发展创新。这在他读哲学书籍的批注，以及以这些批注为基础而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展现得非常清楚。

比如，苏联哲学教科书《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讲矛盾问题，只使用了“矛盾的特殊性”概念，没有提出“矛盾的普遍性”概念；在讲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时只论述了它们的决定作用，没有讲矛盾地位的转化问题。毛泽东在该书上写了1200字的长批，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对此作了阐发，提出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转化的重要思想。他写道:矛盾之中，“究竟那一方是主导的呢？主要看过程发展之情况在一定条件下来规定。资本主义社会在长时期中，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但到革命前夜时期及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就转化为主导方面了”，“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矛盾的主导方面，“凭过程发展至一定阶段中，斗争双方的力量如何而定。主导与非主导是互相转变的”。根据批注的这些思想可以看出，《矛盾论》先是抽象出了“矛盾的普遍性”概念，作出了关于矛盾普遍性两重含义的概括，论述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对矛盾特殊性的诸多情况作了精辟分析；并且明确提出关于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转化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矛盾特殊性的内涵。这些论述，既将苏联哲学教科书向前大大地推进，在理论上发展了辩证法原理；又对指导中国革命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

其四，考察社会，读无字书。毛泽东既提倡读有字之书，也提倡读无字之书，即向社会学习，作实际考察。他说过:“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读无字书，考察社会，这是他一生都非常重视的学习方法。早年求学时，他就表示:“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邀同学利用暑假，步行千里，“游学”农村，对长沙及洞庭湖周边多县作过社会考察。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读“无字天书”，广泛地接触社会实际，产生了要对自己国家的状况作研究的浓厚兴趣，致使他送走一批又一批新民学会的学友旅欧勤工俭学，而他本人却坚持先留在国内，对中国这个地盘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这个决策，对他一生发生了很大影响。他非常注重研究中国现实社会状况，使他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后，能够很好地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的成功。同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他缺少留学经历，对他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国家建设也有另一方面的影响。

毛泽东一生做了大量社会调查，这对于他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说过:做社会调查，开调查会，这是比什么大学都还要高明的学校。他说:自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孔夫子的孔夫子主义，不是从学堂里学到的，是后来在鲁国做官的时候才有的。孙中山先生也是一样，他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并没有三民主义，他的三民主义是出了学校之后才有的，是在学校外面的“大学”里学的。马克思的学问也不是在学校的书本里学到的，他在学校里并没有学马克思主义。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学校外面学到的，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从事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学到的。他经历了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看到了法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打仗，考察过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了许多书，写了许多书，才产生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提出的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读无字之书，这既是对他个人读书获得知识的经验总结，同时作为党的领导人，又将此经验推而广之，希望党的干部都能这样，具有全面的知识，作好党的工作。（来源：《北京日报》）

[单眼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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