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闻横生，细细品尝，回味无穷。
她被人誉为“鼻音歌后”，据说，蔡琴的演唱风格传承了她所创立的艺术流派。她说，她要把一生留给歌声，让后人去听。那一年，吴莺音24岁，脚踩装饰着蝴蝶结的银亮高跟鞋，踏上了仙乐斯被五彩霓虹灯渲染得光怪陆离的舞台……
姚莉晚年
吴莺音
请用耳朵来看我 对话姚莉
“我不要人家看我，有什么好看的，这么老了，我要他们听我的音乐，永远。”
采访·王勇 整理·钱亦蕉
姚莉说，她一生中只有一个偶像，就是周璇，她是唱着周璇的歌成长起来的。可是她没有想到的是，到了香港，在唱片PK中，她居然赢了周璇。
也有人把姚莉作为自己的偶像，她们中有台湾的邓丽君和香港的徐小凤，都是两地歌坛“一姐”。一代代歌星就是这样传承交替……
不管是周璇、姚莉，还是邓丽君、徐小凤，她们的魅力是跨越时空的，她们的歌迷老少皆有，遍布世界各地。岁月无情，可是不老的是歌声，还有用歌曲承载的情感。
2009年元宵节后，王勇特地到香港，拜访了姚莉女士。
16岁进百代
王:在上海，最早的时候，你是在“大同音乐社”开始表演的？
姚:是的，跟着我舅舅，他也很喜欢音乐，在那里拉小提琴，也是玩票性质。我还小，但喜欢跟着去玩，他们演奏音乐，我就唱歌，喜欢唱周璇的歌。
王:你和哥哥姚敏当年有没有专门学过音乐？
姚:我们都没有专门学过。哥哥还会弹琴，他从来没有正式跟人学过，但弹得非常棒，我很佩服他。
我小时候就喜欢听周璇，迷她迷得不得了，我一生中唯一的偶像就是周璇。她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没有她，我不会进唱片公司，当时她的先生严华很欣赏我，要不我怎么能进百代呢？我只是一个在电台里唱唱歌的小姐，而且不算有名。
我进百代的时候，最红的是周璇、白虹和龚秋霞三个人，她们是大明星，她们的歌我都听过，我觉得自己去做歌星没希望啊，不相信自己了，想不到自己也会红。
王:你进百代是多大啊？
姚:16岁(1937年)。我进百代才改的名叫姚莉，在电台时叫姚秀云。我很早就开始唱歌了，那时候要赚钱养家嘛。在电
台里，唱一个月两块钱。后来出了唱片红了，收入才高了，歌舞厅也请我唱，我在仙乐斯唱了4年，后来又在扬子舞厅唱，薪水都很高。唱了8年以后，我结婚了，那时我25岁。
王:你是嫁给了扬子舞厅的少东？
姚:在扬子舞厅的时候，经理看我很老实，很低调，所以很喜欢我，我就认他做干爹。两年后，他跟我妈妈说，我很喜欢你女儿，我妈妈说不行啊，年纪相差太多了(他的太太已经去世多年，他一直没有再娶，所以妈妈一开始会搞错)，他说不是我要娶你女儿，我有三个儿子，我希望你女儿做我的儿媳。人家还以为经理儿子是我的歌迷，其实不是这样的，他的儿子根本不来夜总会的，我跟他结婚，他还没有大学毕业呢。他比我小，在交通大学读机械。我们夫妻这么多年不容易啊，他已经去世4年了，他去的时候我们正好结婚60年。我嫁给他很幸福，夫妻间从来不争吵，同舟共济。
王:你有几个子女？
姚:我有两个孩子，到香港以后生的。现在女儿在加拿大多伦多，儿子在美国西雅图。我有一个孙子一个孙女。
够了，不唱了
王:50年代到香港后，你曾经还演唱过一段时间，后来，你为什么不出唱片了？
姚:国语歌后来在香港没有人唱了，后来的许多歌手都是广东女孩，唱粤语歌。现在她们也在拼命学国语歌，但她们唱不出国语歌的那种味道。以前的音乐是真的好。
后来香港用的录音方式，我都不习惯。他们录唱片，都不是现场的，是合成的，我不喜欢。戴着耳麦唱，旁边没有乐队，我不习惯。所以我跟百代经理说我不唱了，一个人站在那里唱不行，我说我要唱现场，我才有感情。现在他们录音，一首歌翻来覆去可以唱一个小时，唱得不好了可以再唱，然后做剪接，你说这样怎么会有感情？哪里有那么多感情？我录唱片的时候，都是一首歌只唱一遍就过的。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够了，想想，我16岁就开始录唱片了。就让大家保留美好的印象，老了，就不要再唱了，这是我自己的原则。我想在我唱得最好的时候就结束，我很满足了。
王:你后来还在香港百代工作了一段时间吗？
姚:七年(1969年－1976年)，做监制。一年做两张LP，也做小的EP，做得好辛苦。比唱歌辛苦，唱歌只要自己投入感情就好，但是做监制还要为歌手着想。
王:去百代是在您哥哥去世以后，也算一种慰藉，姚敏突然去世是怎么一个情况？
姚:那时我们和亲戚很多人在一起吃饭，他突然说感觉不舒服，我们就让他在沙发上休息，我们还在一起打麻将。过了一会，去看他，发现不对，就叫来救护车，说已经没有了，心肌梗死。刚刚还在一起吃饭呢，就这么没有了，真太意外了。我妈妈也很伤心，就这么一个儿子，才49岁(1967年)。
王:姚敏的孩子现在怎么样？
姚:在美国。他的大儿子已经六十多岁了，他都已经有好几个孙女了，可惜他看不到了。
王:你还有一个姐姐？
姚:大姐，她一直在昆明，解放前就到了那儿，她丈夫在昆明教书。现在她也已经去世了。
老朋友一个一个都走了
王:本来这次来香港，除了见你之外，还想见见张露的，但前不久，张露去世了。
姚:我和张露最要好了，我们有60年的友情。在香港，(当年上海那些歌手)就是我和她。香港也有我和张露的老歌歌迷会。我们一班老歌手，还有潘迪华等等，每年都要聚两次，我总是和张露坐在一起，我们私底下都说上海话。她是年初一下午3点走的，昏迷了，没有醒来，走的时候没有痛苦。我到年初三才知道，因为年初一是新年，香港一般不报这些，直到年初四，香港报纸才登出消息。张露是一个活泼开朗的人。
王:你多久没有回上海了？
姚:十几年了。我不想回去了，没有(熟)人了。我最开心的是1985年回去，统统都见到了，见到黎锦光，见到严华，还有严折西，最重要的三个人都见到了，了了我一个心愿。
1985年，我还去北京看了白姐(白虹)，我以前跟她最好。黎锦光给了我一个地址，我自己坐火车，上门找去。到那儿，她开了门，看了我很久，因为那时已经过了30多年了，我也认不出她了，她像一个北方大妈了。我说，白姐，你不认得我啦？
她说，我想不起来了。我说了一个“姚”字，她就“哇”想起来了，叫我“小莉”，开心得不得了。我们还一起同唱了一首歌。
严折西为我作了很多很好听的歌，比如《重逢》；到了香港以后，就只有姚敏为我作曲了，没有第二人了。
王:姚敏后期曲风很多样。
姚:是的，他到了欧洲去玩了以后回来，作的歌带着西洋味道；去了一趟新加坡，回来也作了《马来风光》。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吸取那边的音乐元素。他跟我不一样，他不喜欢讲话，喜欢心里面想，我喜欢讲。
王:你以前在上海住在哪里？
姚:我住在愚园路(和丈夫一起)，渔光村一带，我妈妈家是在圣母院路(现瑞金一路)，我上次回去看时，基本还是老样子。严华原来也住在愚园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去世了，李香兰好像还在，我还跟她碰过面。她50年代在香港拍过几部电影，《一夜风流》里她唱了里面所有的9首歌曲。她的歌当时都很红，特别是《夜来香》。她很有人情味，和我哥哥关系也很好的。香兰说很喜欢我的歌，她自己唱的是高音，却偏喜欢我的低音。她后来从政，很厉害。香兰现在什么也不做了，就休息在家里，她没有儿女，就一个人。
王:你现在身体状况怎样？
姚:我的关节不大好，医生说老了都会有这样的毛病，要我吃药、打针止痛，我说不用啦，这一点痛没有关系。
不要看，只要听就可以了
王:这次在中唱片库整理老歌的时候，发现有你的歌曲100多首，我们选了20首。
姚:还留下了100首这么多！别人问我总共唱过多少歌曲，我说大概两三百首，他们说，不是啊，有四五百首！他们比我记得清楚。很多歌我连歌名都忘记了，太多了。到香港以后的歌还记得，《玫瑰玫瑰我爱你》记得，其他这么多，怎么记得清？香港现在有个资料馆，里面收藏了我的歌和资料，台湾也有一个。
王:新加坡的李宁国先生，做了一系列的《中国上海三四十年代绝代名曲》，收集了很多绝版歌曲和资料。
姚:他自己也做了一些收集工作，可是他的一个朋友非常厉害。我去新加坡，到那个朋友家里，许多三四十年代的资料，保存得非常好！所以李宁国就跟他说:“不要那么小气嘛，拿出来让我做CD。这些人年纪都很大了，免得将来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些好歌了。”后来他朋友就答应把这些收藏提供出来。
平时，有很多人来看我，一个来了，告诉了另一个，另一个也来找我，我都见了，不认识的也见。台湾的也有，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我很喜欢讲，因为我知道你们对这些历史也都不晓得，那我为什么不讲一点给你们听呢？
王:你现在还接受电视采访吗？
姚:我很少上电视了，所以现在一般人马路上看到我，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但是如果一上电视，每个人都认得你。我不喜欢这样。你们听我的作品就可以了，我不喜欢去出风头。我不要人家看我，有什么好看的，这么老了，我要他们听我的音乐，永远。
王:一些歌手，比如吴莺音至今还登台演唱，你为什么后来不再登台了呢？
姚:我也想赚钱，有机会赚钱为什么不赚？可是我放弃了很多赚钱的机会，她们很多人70岁还登台，我50岁就不唱了。我不愿登台，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唱片”歌手，又不会讲话，从来不上舞台表演的，小的时候为了养家才在夜总会唱过歌。
我最后一次上台是在2005年徐小凤的演唱会上。她也唱过我的歌，她以前在夜总会唱歌的时候，我也去捧过场。徐小凤一直很尊敬我，她打电话给我，说:“姚莉姐，我要开演唱会了，你肯不肯来一来，支持我？”我觉得她也很不容易，60年代就开始唱了，唱了这么长时间，我说OK啦，谢谢你。她就给了我两张票，是第一排的。我说你寄来就可以了，她说不可以，一定要亲自交到我手里。没想到那天演唱会，她唱到一半，忽然就把我说出来了。她先没有说我的名字，只说:我今天很幸运，十几年不唱了，今天来了一位我最崇拜的偶像，我不用讲她的名字，我只要唱她的歌……她唱《玫瑰玫瑰我爱你》、唱《大江东去》，唱《春风吻上我的脸》。她一唱我的歌，就不用讲啦，大家都知道我是谁了。这时，她从台上下来，到我面前，伸出两手……我完全没有准备，我以为只是去捧场的。“红馆”啊，几万人哪，我真的不太会讲话，跟你们聊天我会，但这么多人，要我讲话很紧张啊。她叫两个人扶我上台，我说:“谢谢你给我第一排的票，假如不是你给我票，你的演唱会这么热，我根本买不到票。我很高兴，你十几年没唱，今天还是有这么多歌迷”。我又对着台下说:“你们都是她的歌迷，我也是她歌迷啊！”徐小凤吓了一大跳，说你讲笑话，你怎么成我的歌迷了，我说，真的，你的广东歌唱得那么好，很有味道。那天晚上去现场的观众开心得不得了，不仅看了徐小凤，还看到了这么多年没上台的姚莉姐。
“鼻音歌后”的“莺音”燕语
某位乐评人曾经对音乐下过这样的定义:“音乐对于我们，无非就是流过耳朵，在记忆里留下的东西。”从这个意义来说，音乐不是明天的预言，却是昨日的积淀。
撰稿·王悦阳(记者)
她被人誉为“鼻音歌后”，据说，蔡琴的演唱风格传承了她所创立的艺术流派。
她说，她要把一生留给歌声，让后人去听。
那一年，吴莺音24岁，脚踩装饰着蝴蝶结的银亮高跟鞋，踏上了仙乐斯被五彩霓虹灯渲染得光怪陆离的舞台……时光流转，六十年，将一个世纪瓜分去了一大半，如今在美国、上海两头住住的吴莺音过着悠闲自得的隐居生活，电话那头的她出口即是一句“糯糯的”仿佛歌词一般的语句:“回忆往事，有时就真的恍如昨夜之梦。”
吴莺音很久没有在公众场合出现了，“毕竟年纪大了呀！”在接受《新民周刊》的越洋电话采访中，老太太笑着说道，听筒一边传来的，依旧是那般极具时代风情的鼻音，“不过，我总还惦记着上海马路上那些留存至今的老房子。”的确，在那一幢幢散发着异国情调的老洋房里，似乎总藏有一些时光的秘密，尤其是那幢闻名遐迩的“小红楼”，更是藏匿着几代“天涯歌女”一辈子诉不尽的衷肠、道不完的酸甜苦辣……
年轻的吴莺音也是从小红楼的唱片公司一唱成名的。吴莺音不似金大班那样风风火火，也不像白先勇笔下另一篇描述歌女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那般“总也不老……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岁月的洗礼很难让一个女人的容颜永葆青春，如同那黑胶片封面上“吴莺音”的名字，随着时间泛黄、枯去；可是，女人却可以依旧风韵不减，犹如黑胶片里灌注的声音，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还是那般悦耳动听。
2001年，机缘促成吴莺音短暂回沪居住了一段时光，自小就是吴莺音粉丝的蔡琴终于获得了与偶像零距离接触的机会，在之后的一次明星荟萃的汇演中，两代“天涯歌后”更携手走上了宝光流倾的舞台，相倚着唱响了《我有一段情》……
“我小时候也是最爱听电台节目，记得当时点得最多的一首歌就是吴莺音的《我有一段情》，”演出结束后，蔡琴的激动之情依旧难以言表，“这首歌真好，那时的文字很优美，简直让人浮想联翩”，直到最近这两代歌后依然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当然他们之间最投缘的话题自然还是音乐。回忆起那次快乐的合作，吴莺音意犹未尽，“我虽然离开了歌坛，但是音乐还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几年前我和我的孙女吴爱艺一同在《流金岁月》这个栏目中唱响了属于我那个年代的老歌，这也让我的思绪情不自禁地飘向了过往，回到了我在仙乐斯的青春年华。”
从唱儿歌到歌后
吴莺音的音乐天赋自幼就展露无遗，“我最初的音乐启蒙是来自上海弄堂里卖唱的艺人。有时候我在自己的阁楼里玩耍得乐此不疲，但只要听到巷口的歌声，就会急着跑进人堆里凑热闹，但是听完了却又没有钱，于是就撒开两条小腿一口气跑回了家，哈哈。”日子久了，吴莺音也跟着学会哼唱许多歌曲，时常逗得对其宠爱有加的祖母啧口称道:“还是阿拉阿四唱得好！”如今，这段往事依旧是吴家茶余饭后常常拿来调侃的“保留节目”。
葛优有句很有名的电影台词:一个演戏的，再怎么红，说到底也是一个“戏子”。在那个不容许“良家妇女”上得歌舞厅的年代，从事唱歌的女人并不叫歌星，而是被称为歌女，在她们暴露在镁光灯下时尚尤物一面的背后，却只是供人消遣的道具，这并不是一份受人尊重的职业。吴莺音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化学工程师，母亲又是有名的妇产科医师，因此，她打算高中毕业后报考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志愿遭到父母极力反对，“母亲希望我继承她的衣钵，将来也披上白大褂行医；父亲则更加偏激批评我‘没志气的人，不肯好好读书’。”吴莺音说，当年自己的从艺道路可谓颇多坎坷。这也使得年轻气盛的她一气之下到一家小学当起“教书匠”，晚上，她却又悄悄地在电台谋求了一个职位，不过唱的不是流行歌曲，而是儿歌。
从此，一个名叫“钱茵”的美妙声场便透过电波传送到了夜上海千家万户，这一唱就是五年之久，虽然是一份没有酬劳的工作，吴莺音却从中学得了一个优秀歌手所应有的一切技能。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滩，流行一种称为“RADIOSHOW”的电台节目。“当时歌星在电台现场‘一字排开’，听众则可以通过电话现场点唱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首歌。这样的节目不允许‘假唱’，百分百原汁原味真嗓演唱。”吴莺音如此描述道。
24岁绝对是吴莺音音乐人生一个巨大的转折点。那年春天的一天，吴莺音与友人到夜总会听歌宵夜，那晚正是与她同岁的姚莉登台演唱，正是那一夜，“银嗓子”演绎的《玫瑰玫瑰我爱你》独步群芳征服了吴莺音萌动的心灵，直到晚年，每每说起上海老歌，吴莺音依然不无自豪地说道:“我小时候最喜欢周璇和姚莉两个人。许多次都是放学以后拿着书包，我就直接去听她们唱歌。”
这一年，在一位电台好友的怂恿下原本只想在电台唱歌的吴莺音参加了当年上海鼎鼎大名的仙乐斯夜总会歌唱大赛。据记载，当年的仙乐斯大舞厅举办歌唱比赛众星云集，结果抱着“玩”的心态参赛的吴莺音以白虹的成名曲《我要你》脱颖而出，一举登上冠军宝座，也成为继周璇和姚莉之后，活跃在仙乐斯舞台上又一颗闪亮的明星。此后，她的足迹遍及上海的“仙乐斯”、“百乐门”、“大沪”等著名歌舞厅，一炮而红。
父亲不再反感“歌女”
沉醉于舞厅驻唱流连忘返的吴莺音绝对想不到，自己的声线竟然迷倒了坐在舞台下的《夜来香》的曲作者，也就是百代唱片公司的音乐主任黎锦光。“有一天，在我的表演间隙，黎先生满脸笑颜地来到后台，他问我:你想不想来百代录一张唱片，就当随便来玩玩。”吴莺音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自己正式叩开歌坛大门的那段往事。那时，眼看着年少时的梦想终有机会实现，吴莺音自然是心花怒放，满心欢喜地答应了下来。吴莺音很快成为百代唱片公司的签约歌星，而她的第一张专辑正是销量一举超过自己偶像周璇和姚莉的《我想忘了你》——“我想忘了你，可是你的影子，占有了我的心房……”如同歌词里浅吟低唱的那般，歌迷们不但没有忘记她，反而将其牢牢记在心房。
《我想忘了你》的制作人深感吴莺音的本名“吴剑秋”太过阳刚拗口，便决定要为其取一个好听的艺名，他们觉得她歌声悦耳美妙如黄莺出谷，故用了“莺音”，起初吴莺音对这个名字非常反感，时隔多年她再次说起当时的理由，自己也乐开了花:“其实原因很简单也很滑稽，当时的红歌星:周璇、姚莉、白光、白虹，都是两个字的名字。为什么要我用三个字的？”不过后来，她最终还是妥协了，“吴莺音”这个艺名也一直沿用至今。由于是瞒着父亲进入歌坛，她还要求百代公司不要在自己的唱片封面放置照片。
结果，反对女儿唱歌又喜好听歌的父亲，也机缘巧合地买了吴莺音的这张唱片，但浑然不知唱片内的女声正是自己的宝贝女儿，听后甚至还赞赏有加……直到有一次，吴莺音身着旗袍外出正巧撞上归家的父亲，父亲便质问起妻子女儿的去向，“我母亲就告诉了他实情，还告诉他我录了一张唱片，就是《我想忘了你》，我父亲竟然一下子转怒为喜。就因为这张唱片，他同意了我唱歌的事。”
要在上海闯出名堂不容易，要在百代录制唱片更不容易，除了绝群的歌艺，独特的气质更是重中之重。当时的红星如姚莉、周璇、李香兰、白光、吴莺音者，谁没有自己专属的招牌气质？但在这些女星中，又最数吴莺音的歌声别有风情:爽朗中带有鼻音，抒情幽怨中又不失妩媚。从1946年开始的短短3年内，“百代”录制了吴莺音的《岷江夜曲》、《春光无限好》、《断肠红》等30多首歌，唱片发行后，几乎首首流行。这个发片速度即使在以高产闻名的台湾歌星蔡琴看来也是十分惊人的成就，令人感慨。
如今，深入人心又为众多歌星翻唱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即是在那个时期灌录的。可是，当初《明月千里寄相思》的作者刘如曾将写好的歌给吴莺音唱，却“碰了一鼻子灰”，“不怎么好听嘛，我不要这首”。吴莺音说，当初自己认为这首歌“曲调不美”，还差点宣判了此曲的死刑，“当时写歌的人的作品没有人唱就等于卖不出钱，迫于生计的刘如曾一再怂恿我一定要录，我才终于答应了。”
谁知道歌曲一发行，在港台等地大受欢迎，“唱片卖疯掉，我和刘如曾都觉得好玩，想想差点就没有这支歌。”试想，假如没有吴莺音献声，《明月》很可能就此埋没在中国流行音乐长河里，默默无闻。
卷土重来
1949年，一个新时代来临了，昔日红极一时的流行歌曲逐渐沦为“靡靡之音”，取而代之的是嘹亮的红色军歌，这也预示着在流行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上海时期”行将画上休止符。“我们那个时期很多的知名歌星包括姚莉、白光、张露、张伊雯等都到香港另起炉灶，也有人和我说，香港的发展前途可能会更好，但因为家庭我还是选择留在了上海。”
1955年，远离了音乐多年的吴莺音进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合唱团接受正统声乐训练，解放前的一代歌后沦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介歌手，吴莺音却自得其乐，因为她的唱腔在正统的声乐训练中更上一层楼，鼻音的运用更为纯熟，音色更爽朗，韵味也更足。吴莺音笑称，"日后老美为我取'鼻音歌后'的尊号也是靠那段时光一位老师教授的鼻音共鸣的功夫赢得的。"
1957年，已迁往香港的百代唱片公司邀请她到香港与音乐人姚敏合作制作一张唱片，其实，在这张唱片背后还藏着一个响彻整部中国流行音乐史的名字:陈蝶衣。半个世纪前的香港，在尖沙咀格兰咖啡馆里，姚敏和陈蝶衣每天都会坐在那里即兴创作，两人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一个星期下来就能写出十首歌"，姚敏日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是写道。
在香港的这段时间里，与她合作最多的作曲家姚敏特别为她制作一张专辑，其中包括:《我有一段情》、《醉酒》、《南风》等十首至今脍炙人口的歌曲。《我有一段情》是陈蝶衣怀念留在上海的儿子陈燮阳而作，蝶老曾说，"必须有情，始可写歌……"，而这首动人的歌曲竟让一位一生创作了3000多首歌词的高产作家"前前后后推敲了整整十天"才赋就一纸。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吴莺音依然在不同场合表示自己最喜欢的还是《我有一段情》:"婉转多情，特别适合我清朗中略有的鼻音、幽怨而抒情的嗓音。"
1983年，年过花甲的吴莺音在流行歌坛卷土重来，成为中国歌坛一件盛事，她再应百代唱片公司邀请，南下广州录制唱片《您好！我是吴莺音》。一年后，她经香港赴美国洛杉矶定居，是年应邀在纽约开了个人音乐会，随后一发不可收，多次巡演旧金山、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1992年至2000年间，吴莺音又唱遍了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加拿大等地，且场场火爆，着实让人惊叹不已。
仿佛一段不老的传奇，吴莺音一唱六十载。2001年，吴莺音在自己八十大寿之际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与老伴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虽久居美国，可是每年她都要和老伴乘飞机回沪两趟，她希望有一天当自己走不动时就留在上海……。“我最留恋的还是上海的海派风情，以及我的那些小辈们，如果还有机会，我依旧想与他们一同唱响老歌。”
音乐人生：寻访中国第一支爵士乐队
“当年一班搞乐队的老朋友们，我是拉琴的，所以80多岁还可以上台，吹奏的就不行了，还有的已经去世，人不多了。”
口述·郑德仁 撰稿·钱亦蕉(记者)、 邱晨辰
上海培养了中国第一支爵士乐队，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流行爵士乐乐师，郑德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一把大提琴，跟随了他60余年……走近郑德仁家，每每能听到里面传出来的钢琴声，那是他的妻子倪琴芳在为钢琴课“备课”。这是一个音乐之家，夫妻二人到老都在享受音乐为他们带来的乐趣和荣耀。
演奏只为稻粱谋
我的父亲是海员，经常出海去国外。我家七个姊妹弟兄，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两个弟弟。我是广东人，小时候住在虹口，在四川北路那边，那里住着很多广东人。我上的学校也是广东学校，学校气氛很活泼，有很多文艺活动，也搞乐队。我从小就喜爱音乐，我们读小学时就学五线谱了，有了点基础。后来我念的是暨南大学附中，这是个华侨学校，非常活跃。我在中学里学小提琴和小号，学校里有个小乐队，我们一起排练，老师是个音乐教授，他经验很丰富，什么都教。我一开始学的是小号，但我长得矮小，老师就说你不要学小号了，于是我就又学了小提琴。
高中毕业时，本来就要升入暨南大学的，正好碰上太平洋战争爆发。暨南大学是国立大学，要搬到昆明去，加入西南联大。但是我不能去，我爸爸是海员，常年在国外，两个姐姐出嫁后，我是长子，下面还有四个弟妹，还有妈妈，我要是走了，一家人怎么生活呢？所以我就只能留在上海找工作了。
我那时18岁(1941年)，找了一份工作，在青年会图书馆整理图书，但还是负担不了家里6个人。后来我们一起搞音乐的同学们就组成一个乐队，到夜总会去试试看。夜总会老板倒是很欢喜我们，因为我们年轻啊，20岁不到一点，我们一般演奏流行歌曲，还带了两个歌手。那个夜总会叫高士满，英文名是cosmo。那里工资很高，当时人们一般工资才几十块钱，而我是一个月两三百，老板跟我们签了三年合同，我终于能养家了。这个夜总会很高级，原来是上海美国妇女总会(原址在如今的南京西路、成都北路口)，后来美国人走了，被买下来做了夜总会。
高士满每天都是高朋满座，很热闹。那里还有个菲律宾乐队，我们是凑凑数的，主要是他们在演奏，那时上海都是菲律宾乐队，搞爵士音乐。我在那里听他们演出，很喜欢，我跟菲律宾乐队一起混了三年，就这样我也学会了爵士乐。
在夜总会过了一年后，我觉得不满足，因为是业余水平，我决定去考音乐学院。1943年我考上音乐学院，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去乐队。我会流行歌曲，又学会了爵士乐，现在又学了古典音乐。经过音乐学院的学习，基本功就比较好了。那时我的老师都是外国人，比如白俄。
我学了三年大提琴之后，战争结束，日本人投降。这时上海有个工部局乐队(当时的租界政府乐队)，我们的老师好多都是这个乐队的，每个礼拜都会有一场演出。当时我们一边跟他们学，一边就看他们排练，看他们演出。每天过得很充实。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就接管了工部局乐队。这个乐队原来全是外国人，他们需要一批中国人补充进去，那么我们音乐学院就有12个同学补充进去。我是其中之一，那是1946年。
乐队后来改名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经常开音乐会，我在上海也有一点小名气了。我白天在乐团，晚上还是在夜总会工作。这时候我父亲回来了，他退休了没工作，全家都依靠我一个人。
百乐门的第一支华人爵士乐队
晚上我们自组的这个乐队是自由职业，并不固定地方。高士满老板换了，我们也走了，后来就到了仙都饭店(现在南京路食品公司六楼)，那是家音乐餐厅。
这时候，杰米·金(JimmyKing)就找到我们了，他说现在百乐门要他去做乐队，问我参加吗？我说当然参加，就这样我们到了百乐门。以前，夜总会啊舞厅啊都是菲律宾人乐队，他们水平比我们高。因为菲律宾是美国殖民地，他们从小就受美国教育，所以他们的爵士非常棒，我们是向他们学习的。不过，菲律宾人有他们的性格弱点，技巧是有的，就是有点自由散漫，百乐门老板不喜欢，所以就找了杰米·金。
杰米·金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大学生，家境很好，是个公子哥儿。毕业后，因为英文好，他就在工部局乐队当巡官。他学的是理工科，但喜欢音乐，很活跃，游泳骑马样样都会。他进了第一流的高级舞厅仙乐(南京西路原上海杂技场)，那里有个非常有名的菲律宾乐队，领班叫罗平，杰米·金就跟他学夏威夷吉他及演唱。罗平跟他讲:“你当警察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到我这里来搞音乐吧，学音乐很开心！”他就同意了，到仙乐的乐队里当罗平的助手，唱歌，弹琴。时间长了就和百乐门老板认得了。后来百乐门的老板找到他，说你来百乐门吧，由你组织乐队你当领班，于是他就这样把我们一起拉过去，组成了“杰米·金乐队”。
以前百乐门不用中国人乐队，都是老外，这是第一支华人爵士乐队进入百乐门。我们很年轻，衣服穿着也都很整齐，而且带了五个女歌手，一面搞爵士乐，一面搞流行歌曲，所以很受欢迎。我在百乐门工作了五年，一直到1952年。百乐门的收入不错，每天晚上三个小时，月收入相当于现在三五千吧，再加上白天我在交响乐团的工资一千多，生活没有问题。
我们乐队的水平比较高，相当于菲律宾乐队。我在里面当贝司手，有时还作曲、编曲。原先都是美国乐曲，没有中国曲子，因为我在音乐学院学过，懂乐理，所以由我来编曲。
1948年政府曾经禁舞，百乐门也关门歇业，后来又开了。当时内战时期，上海很混乱，国民党内部也很复杂。有些官员就觉得上海这么多舞厅，花天酒地的，现在在打仗，要把它禁掉。但是禁舞后很多人失业了，好几万人呐。很多舞女没事情做了，她们就去请愿。舞女们到淮海中路嵩山路口社会局请愿，不接见就冲进去，这也成了当时的一个大事件，被称作舞潮案。当时也有人叫我去的，我没有参加。
再见李香兰
百乐门有很多舞女伴舞，还有客人带自己的朋友或者夫人来跳舞。前面一种一般是资本家老板，他们跟舞女跳舞，费用比较高；后一种一般是工程师医生教授，他们带人来跳舞，门票不贵，相当于现在五十元到一百元钱。
百乐门一般唱歌的是驻唱歌手。有时歌星们也会来，周璇她们都来过的，客人们有时会让她们唱歌，她们就客串唱几首。我们给她们伴奏，周璇啊、吴莺音啊，还有李香兰，我们都很熟，都是朋友。她们是歌星，那些驻唱的叫歌女。
40年代，白虹、周璇、姚莉等等红歌星都开过个人演唱会，开得最成功的是李香兰。当时上海是日本人统治，她又是日本人，所以演唱会开得很盛大。长春有个电影厂，以前叫满洲电影厂(满映)，她在那里面是主角。这其实是个日本特务机关，她就是文化特务。李香兰当时演了很多歌颂日本皇军的电影，《满洲姑娘》呀等等。晚年她承认自己有错，向中国人民道歉。
1945年，李香兰来上海演电影《万世师表》，讲的是反抗英国鸦片战争的，她在里面出演一个角色，唱《戒烟歌》、《卖糖歌》，就这样在上海出名了。于是她在上海开了两场独唱音乐会。当时她开演唱会由工部局乐队伴奏，乐队指挥是陈歌辛，他是我的老师，我也跟着去帮忙，就和她认识了，比较相熟。她唱得很好，演唱会场是大光明，全部满座，非常受欢迎。
我还保存着李香兰演唱会的节目单。2003年，日本《产经新闻》的一个记者，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我，向我了解当年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就讲到李香兰，我说我还保存着她的节目单呢，他就拍摄下来，在日本刊登出来。李香兰看到了很感动，就让给她写传记的一个日本作家到上海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见她。我说可以，她就来了。我们当时在金茂大厦有个乐队，她就到金茂来找我，我们一起聊天。她还带了个摄影师来，拍她在中国的回忆。我就把这唯一的节目单送给了她，她很高兴，还送给我一个照相机。我们一起拍照留念，见面时我81岁，她83岁。
她还问我恨不恨日本人，我说你们侵略时当然恨，我恨你们的军阀政治家，不过百姓还是友好的。
为明星伴奏
除了在舞厅演奏，后来，我也去唱片公司为歌星录制唱片伴奏。我也曾给周璇伴奏。以前是我的老师们伴奏，后来战争结束，他们这些意大利人、犹太人都回国去了，中国人就取而代之。
舞厅里面是以管乐为主，而唱片公司当时还比较落后，用蜡盘(黑胶唱片之前的蜡盘唱片)录音，很贵的，录的时候不能听，所以要排练很久，只有排练到天衣无缝了才去录音，一个曲子要录一整天。这个时候的伴奏与现在不一样，不能用管乐，只能用吉他、钢琴、小提琴、黑管等很轻的乐器，我在里面拉大提琴。
周璇唱歌很细很轻，现场听不见的，我们在后面伴奏，她在前面唱。有一个架子托着，她对着话筒轻轻地唱，根本不知道她在唱什么，但录好后放出来很好听。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录音棚歌手”。她是没有正规学过唱歌的，只是在明月社简单学了一下，完全靠天才，很快上手，后来跟音乐学院劳景贤老师学了一点，有所提高。当时大家都很喜欢她这样细细的声音，觉得很好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比较粗犷，当时细腻文雅的，所谓靡靡之音。
还有姚莉，也没正规学过，跟她的哥哥姚敏一起。她是电台出身，演唱很柔情。后来40年代“仙乐”老板跟她签约让她在“仙乐”驻唱，很多歌迷都跟随到“仙乐”去听她唱。姚莉我没怎么打过交道，我跟周璇、龚秋霞、白光、吴莺音她们比较熟。吴莺音比她们晚出道一点，她是百乐门老板请来专门演唱好几天，而周璇她们都是过来客串的。我为她们都伴奏过。
吴莺音现在定居美国，前年她回国的时候，我们还见了面。当时上海文艺频道为她录了一台演出，就是我为她伴奏的。吴莺音的孙女、周璇的孙女都参加演出了，她的孙女也是唱歌的，周璇的孙女弹钢琴。
还有一个歌手，叫张露，她是杜德伟的妈妈。2007年我去香港，碰到她，请她来听我们的演出，她也82岁了，可惜年前她去世了。当年我跟她很熟，最早我在高士满的时候，带的歌手中就有她。她那时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原来在电台里唱的，后来把她带到高士满来驻唱。张露也很有天赋，后来也跟劳景贤老师学习过，他是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当时教了一批歌女。别人不肯教，就他愿意教，对歌女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1949年上海刚解放的时候，舞厅基本上照旧，没什么变化，政府的政策是先要基本维持原状，然后逐步改变……后来，人们都去搞政治运动了，三反、五反，没钱了，不去玩了，那么舞厅的生意自然而然就差了，最后就停业了。一直到1954年，舞厅全部都停掉了。后来，那些舞女都被要求“改造”，让她们不要再卖艺卖身了，去学点什么家政；有文化的，就安排她们去小学教书。
我一直在上海交响乐团工作。1955年，音乐学院的外籍老师们好多回国了，我就去音乐学院当兼课教授。交响乐团直到1956年才全部是中国人，1956年以前，还有很多外国人。当时陈毅在上海当市长，他很开明，说这个乐团要保留，给那些外国人工资高一点，用赎买政策，所以我当时工资也蛮高的，有150多元，不比一般干部低。当时给外国人三个政策，一个如果你们不愿意留下要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的，那我们给予遣散费；如果要回捷克、匈牙利或者苏联的，我们欢送；如果要留在上海，也给你们养老。结果他们还是全部走光了。
应该说我运气比较好，反右和“文革”，文艺界首当其冲，我没有受到很大冲击。我在交响乐团一直表现比较好，群众关系也不错。我跟陈歌辛关系很好，他被打成“右派”，我却没有受到牵连。“文化大革命”，我也幸运逃过一劫，后来我们很快成立了样板团，去搞样板戏了。
晚年
我70岁退休，退休之后我还在音乐学院兼课教大提琴。我以前演奏过爵士乐、轻音乐，当时上海开了很多宾馆，就邀请我去演奏。最早在和平饭店，组成老年爵士乐队。后来我还到上海宾馆，到新锦江，到香格里拉，到金茂大厦，晚上在各个宾馆演出。2006年和2007年香港还请我们爵士乐团去演出，我带乐队(都是当年一起玩的老朋友)去了两次。香港演出很成功，回来以后，东方艺术中心也邀请我们去演，很多人来听。
现在，我们定期在百乐门演出，东艺也每年邀请我们演出几场，叫“经典爵士乐”，不是现代爵士乐，基本上都是怀旧金曲，比较抒情的。当年一班搞乐队的老朋友们，我是拉琴的，所以80多岁还可以上台，吹奏的就不行了，还有的已经去世，人不多了。现在这个乐队主要是我们这批人的子弟，包括我的女儿，整个乐队水平不错，好多子女都是音乐学院毕业。
杰米·金后来我也还有来往。解放初期他还在百乐门，后来舞厅停业，他就没事情做了。他英文很好，可是那时刚解放，他以前当过警官，属于六类分子，历史反革命。他没法糊口，就教吉他，但是那时吉他也算黄色音乐，所以也教不下去了。他跟我关系很好，当时我在交响乐团，社会地位比较高，安徽省歌舞团团长向我要人，我就介绍他去。杰米·金就到安徽去拉大提琴，他是大学生，那个团长很喜欢他，重用他。后来那个团长被打成右派，他就受了牵连，下放到农场去，在农场子弟学校教英文，后来还参加了当地文工团。可是“文化大革命”来了，他就回不来了，一直留在农场里面。“文革”结束80年代，南京开了个金陵饭店，饭店的老板娘解放前经常来百乐门玩的，很崇拜杰米·金，就把他从安徽请去南京，当饭店乐队的领班。老板也请我去指导他们的乐队，我就跟杰米·金又碰面了。老板很优待他，在宾馆里面给他一个房间。
杰米·金年轻的时候花天酒地，有钱了就乱花，没钱了也无所谓，生活也比较浪漫，老来却孤零零的一个人。杰米·金老了以后有一点老年痴呆，脑子糊涂了，有时两个鞋子都穿得不一样的，有一次开错了日本客人的房间，老板怕他出事，就请他退休了。他到了张家港的一个朋友家里，那个朋友开了一个养蜂场，我去那儿看他的时候，他看到老朋友来了，就哭。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去的时候73岁。
(新民周刊-封面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