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 this.width=750" />
750) this.width=750" />
750) this.width=750" />
750) this.width=750" />
750) this.width=750" />
750) this.width=750" />
750) this.width=750" />
第五部:投下原子弹的美国大兵回忆
你想象不出有什么人—哪怕是最极端的、军国主义思想最顽固的、最不关心民众的人—能够经得起这样一击。
西奥多·范柯克,84岁,向广岛投原子弹的B—29飞机驾驶员
1945年,保罗·蒂贝茨上校是那次行动的指挥,他对我说:“我们要做一件事,现在还不能对你明说,一旦成功,就会结束或大大缩短这场战争。”我心里想,伙计,我早有耳闻。
我们挑选了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去投原子弹。保罗·斯威尼上校负责投弹飞机,乔治·马夸特负责摄影飞机,弗雷德里克·博克上校负责气象飞机。前一天晚10点多钟我们被告知要去扔原子弹,但不清楚能否成功,也不知道会不会机毁人亡。然后,我们被安排去睡一会儿。真不明白他们怎么能指望我们得知这些情况后还能睡得着,我无法入睡。
起飞时间是凌晨2点45分,机场灯火通明。我说,这就像好莱坞的一场首映。二等兵迪克·纳尔逊说,像是超市的开业典礼。现场有人提问,有人拍照,有人录制采访谈话,一派繁忙。从天宁岛到广岛全程要飞很久,飞行员必须使飞机保持在航线之内,准时飞抵目的地。
要去投弹的B—29飞机已彻底轻装,简直就像一个载有很多机器和人的大金属管。除去机尾机枪外,所有的回转炮架、所有武器以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被拆除,整机减轻了大约6000磅。
那就像一次平常的飞行:有人在看书,有人在打盹。投下炸弹后飞机激烈颠簸,因为减轻了1万磅的负荷。保罗立即让飞机转了一个180度的弯。飞机掉转头,高度下降2000英尺,以最快速度飞离。很快,原子弹爆炸了。我们在飞机上只看到耀眼的闪光。紧接着,第一道冲击波击中飞机,飞机劈啪着响,剧烈震动。我们想看轰炸后的目标什么样,但根本看不清,整个广岛完全是黑色的烟尘,炸弹和冲击波掀起了满天的残砖碎石,还有巨大的蘑菇云。
看到这一切,你就明白,一种巨大的能量释放出来了。有人说:“这场战争结束了。”我也这么想。你想象不出有什么人——哪怕是最极端的、军国主义思想最顽固的、最不关心民众的人——能够经得起这样一击。
你不能不黯然神伤,因为你知道无数生命随着这个城市一道灰飞烟灭。
莫里斯·杰普森,83岁,飞机武器测试官
在午夜用完早餐后,一辆卡车把我们送上飞机。我的任务是检查原子弹上的所有电子部件。原子弹投掷前的准备工作大约花了半小时。我最后爬进炸弹舱,拉下那3 个测试插头。这些插头将测试系统与炸弹隔开,让炸弹的电压不能影响测试系统。我拔掉这些插头,换上3个红色发射插头,于是原子弹进入自控状况。
投掷后的关键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要确保原子弹爆炸。我从试投的经验得知,从炸弹离机到闪光或者爆炸大约有43秒的间歇。我默数到43,什么事也未发生,于是我开始不安。几秒钟之后,飞机前座的人报告看到闪光。我知道是自己数错了,那个东西真的成功了。 低头俯望,地上腾起了巨大的云团,爆炸连成一片,火光冲天,浓烟弥漫。这时你不能不黯然神伤,因为你知道无数生命随着这个城市一道灰飞烟灭。
此时,谁也高兴不起来。但任务是完成了。
飞机降落后受到了几百人的欢迎,陆海空三军将领亲临慰问。后来,有人问我:“你今天干了什么事?”我回答:“我想,我们今天结束了战争。”
真正的故事是那次飞行任务,它险些成为一个灾难
弗雷德里克·阿什沃思,93岁,8月9日向长崎投掷原子弹的B—29飞机上的武器操纵员
9日凌晨大约1点半钟,我们一起登上飞机。查尔斯·斯威尼上校(飞行员)和飞行工程师进行了飞前检测。工程师发现储备油箱与主油箱间的转换泵出了故障,我们将无法利用储备油箱中的600加仑汽油。但蒂贝茨说:“我们用不着那些汽油,没有理由推迟。”
起飞一切正常。我在飞行员座舱里,有一个直径8英寸的洞口供我向外观望。我是武器操纵员,负责操纵炸弹。到了会合地,观察飞机没有出现。盘旋了大约35分钟之后,我对斯威尼说:“算了,飞往第一个目标吧。”
小仓是目的地,但该地乌云笼罩,我们只好飞向第二目标——长崎。原来有报告说长崎天气晴朗,但我们发现飞机下方有云雾。那时,我们已经消耗了相当多的燃油,成败概率几乎相等。我走到斯威尼跟前说:“我们可以对这个目标作一次稳定水平飞行——如果我们运气好。”我对他说准备使用雷达。这与我们接到的禁止在看不清目标时轰炸的命令相悖。
我们走向雷达,准备投弹。突然,比恩·克米特上校高喊:“我发现了目标。”当我们飞过长崎时,比恩发现了飞机下面的云层有一个洞。他校准炸弹瞄准镜,投出了原子弹。
我们看到了耀眼的亮光,接着是蘑菇云,像一片巨大的翻卷滚动燃烧着的火与烟。云的颜色在鲑鱼肉色、粉红色与黄色之间变幻。
我们绕过蘑菇云,想尽快着陆,因为汽油告急。我们直接飞往冲绳岛。斯威尼让飞机作了一段很长很慢的滑翔。接近冲绳时,他以内部系统呼救:“Mayday,Mayday!”没人回答。他又用闪光的方式联络,但仍无回应。最后,他向指挥塔呼叫,说我们准备降落。我们在跑道大约中间的地方着陆,在跑道的尽头戛然刹车。后来,我们查看了油箱,能用的汽油只剩下大约35加仑,而35加仑的汽油对于一架B—29飞机来说毫无意义——我们其实已经没油了。
在返回天宁岛的途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当地的新闻,得知日本已就投降问题同瑞士人接触。我们全都欣喜万分。回头来看,我认为在当时情况下,我们只能那样做。它对结束战争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我有幸参与其事。不过这里真正的故事是那次飞行任务,它险些成为一个灾难。
我轻声祈祷:上帝啊,请保护下面所有的人吧
查尔斯·奥伯里,84岁,伴随广岛、长崎投弹飞机的一架B—29的飞行员
8月6日,我们飞往广岛的任务是投掷记录原子弹爆炸和放射强度的仪器。我们掉头返航时看到了亮光,那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最亮的光。
蘑菇云的顶端是最可怕、又最漂亮的东西,雨后彩虹中的所有色彩不断从中涌现。后来,就像有人猛拍了飞机两三下。我轻声祈祷:上帝啊,请保护下面所有的人吧。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
8月9日,长崎乌云满天。我们当时觉得不可能把原子弹带回,因此斯威尼说,只能通过雷达投掷,或者向海里扔。但我们肯定不想把它扔到海里。阿什沃思勘察后说,如果我们只能以雷达投掷的话,也是可以的。正要这样做时,突然听到比恩喊:“我想我看到了它!”他在云层里发现了一个洞,这样我们就不必用雷达了。原子弹落到了长崎那些大山的另一边。长崎大多数人都住在没投原子弹的这一边,很多平民因此逃过一劫。
当我在观看在广岛上空见过的烟尘和蘑菇云时,听到雷蒙德·加拉各尔惊呼:“我们的飞机要被击中了!”看起来就像那些云快要击中我们了。这一次,飞机受到的冲击比上一次强烈。我们感觉到大约3次强烈的冲击波。
大约一周或10天之后,我和蒂贝茨驾着一辆C—54运输机去长崎,带去了一些医生和文官。人们从窗户往外看我们,我看见他们眼里充满仇恨,但我可以看出,他们也为战争结束而高兴。我登上了一个山顶,那里有一个医院。一个穷人在旁边行乞,看起来他还在流血,衣衫褴褛,我为他难过。在医院里,我看到墙上有一块痕迹,在炸弹爆炸时显然有一个人正从旁经过。在那之前,我确实不知道那颗炸弹可能造成这样的后果。那时,萦绕在我心头的只有一个念头,希望迫使我们不得不用原子弹的情况永不重演。
(编辑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