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禁的灵魂：二战台籍日军沉浮录(图)

      回到台湾后，这些人因带着战俘的标记，长时间受到监控，只能在社会底层勉强谋生。部分台籍战俘到日本寻求帮助，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绝。一些台籍战俘长期滞留在日本抗争，串连散落各地的同伴向日本政府求偿，甚至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

2009年8月11日，我国台湾地区原住民籍“立法委员”高金素梅率领台湾原住民“还我祖灵队”约50人突袭日本靖国神社，高歌安魂曲，要求靖国神社停止合祀台湾少数民族的祖先灵位，要求日本政府对侵华战争进行反省和赔偿。靖国神社内供奉着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246万余名军人的灵位，不为世人所知的是，这其中包括2.8万台湾人的灵位，还有2000多名被称为“高砂义勇队”的台湾少数民族的亡灵也被供奉其中。台湾人的灵位怎会出现在靖国神社？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本文将为读者揭开二战期间台湾籍日军惨烈而屈辱的尘封往事。

“每日思念你一人，未能得相见；亲像鸳鸯水鸭不时相随，无疑会来拆分离；牛郎织女伊两人，年年有相会；怎样你若一去全然无回……”这是四十年代台湾流传的闽南语歌曲《望你早归》。

台籍学徒兵

这首歌的背景是一名台湾妇女盼望其作为台籍日军的丈夫能够早日回家团聚。台籍日军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殖民政府征召去服兵役的台湾人，包括直接从事作战和战争一线的相关人员，以及后勤部门和其他辅助人员在内的与战争相关者。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发动“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9月，为了补充后勤力量，日本殖民当局开始从台湾征召不具备正式军人身份的“军夫”前往中国大陆随日军作战，成为军中杂役。由于军人在日本是一个荣誉的身份，因此日本初期并不让“二等人”—台湾民众当军人，而是作为“军属、军夫”(注:军属是当时日军用语，乃日语“军人佣人”之意，非汉语“军人家属”的意思)。按照日军中“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排序，“军夫”为最劣等。

第一批台籍军夫参加了淞沪会战，这批台籍日本兵被称为“台湾农业义勇团”，在上海附近开农场，为日军种植新鲜蔬菜。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升级与扩大，日本的“台湾总督府”又以各种名义招募台籍军属、军夫到中国战线担任物资运输、占领区工农业建设等工作。

至于征募程序和方法，依日本军部的要求，由“台湾总督府”订定资格和条件进行选拔。譬如在征选“劳务奉公团”人员的时候，条件是20—30岁健康男性，日语基础较好，奉公精神良好，适合劳务活动者。在具体操作方面，“台湾总督府”分配一定数额给各州厅（日据时期，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行政区划进行了重新划分，共划为5州3厅），由地方州厅官员广为宣传，招募军人；若报名人数不能满额，警察和宪兵将调查年满20岁的男性，按地址挨门逐户地去“拜访”、“鼓励”。所谓的“拜访”、“鼓励”，其实是软性施压。在军人专政和警察制度森严的情况下，不接受“拜访”和“鼓励”的后果可想而知。之后，日本警察将有意者名单进行审核，并发给通过考核者一张“红单”（即召集令），算是招募成为台籍军夫。

历史境遇，台籍炮灰的难言之隐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扩大，日本出现了军需物资补给人员严重短缺，甚至兵源不足的问题。由于日本人口有限，不可能无限制地征兵，因此日本殖民当局盯上了海外殖民地。当时的朝鲜有2140万人口，而且“皇民化程度”较高，因此日本在1938年2月发布“陆军特别志愿兵令”，首先在朝鲜开始实施志愿兵制度。在同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与朝鲜同性质的“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在1942年才实施。

日军衰败，在台全面征兵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后，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被迫签署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台湾同胞闻讯后，展开了大规模抵抗日本殖民者的武装反抗，同日本殖民当局展开了殊死较量，沉重打击了日本殖民者。因此，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民众一直有所顾忌，担心台湾民众在中国战场上倒戈，不敢征召台湾民众参军。日本陆军省军务局的官员直截了当地说：“（特别志愿兵制）避免对台湾民众使用，是因为现在正处在与其旧祖国—中国事变之下。”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台湾人民祖国意识的警惕。

1943年，台湾原住民也被正式纳入“陆军特别志愿兵”内，被以“高砂义勇队”等名义征用者达到5000余人（“高砂”是日本古籍对台湾的称呼）。1942年3月，第一批被称为“高砂族挺身报国队”的500人被遣至菲律宾，因5月7日参战成功击退巴丹半岛美军而声名大噪，从此改称“高砂义勇队”。台湾原住民生活在山地部落，在丛林中特别骁勇善战。

据日军回忆，该队人员能于无道路之丛林，穿梭侦察，也可以分辨远处声音，从事伏击。由于队员精于狩猎，可清楚地分辨丛林内的动物是否可以食用，使日军可以在缺粮的情况下得到补给。此外，该队队员也传授日军在丛林生活的方法。日本兵罹患疟疾，高砂队员还冒险摘椰子取水帮日本兵解热。日军士兵认为，“高砂队员的英勇、服从、为长官效命及牺牲奉献的精神”日军成员也难望其项背。驻印尼的日本司令也曾颁发奖章赞扬他们：“神出鬼没，白刃杀敌，令敌人丧胆；没有米粮，削树皮、吃野菜，令人佩服。”

适逢二战末期盟军展开跳岛战略的反攻时期，他们不是遭到盟军飞机的密集轰炸，就是受到优势火力的攻击，队员伤亡惨重。此次高金素梅赴日抗议，所指的祖先就是这批高山族日军。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陷入战略相持阶段，加之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台湾总督府”于1943年1月又实施第二期陆军志愿兵募集，选了1030名进入陆军。在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取得一定“经验”的基础上，日本军部于1943年5月11日颁布海军特别志愿兵令，同时在朝鲜和台湾实施。兵种有水兵、整备兵、机械兵、工作兵、卫生兵、主计兵等。同年7月，开始募集海军特别志愿兵3000名。此后，日本又在台湾多次募兵，前后共招募了约5500名陆军志愿兵与1.1万名海军志愿兵，合计约1.65万名台籍青年加入到日本作战部队当中。

在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反击下，法西斯势力日趋衰弱，日军也开始节节败退，日本在台湾最终实施全面征兵。1943年9月23日，日军驻台湾司令部、高雄警备府与“台湾总督府”共同发表声明，将自1945年起正式在台施行征兵制度。1945年1月，台湾开始正式全面实施征兵制度。第一批有2.2万名被日本侵略者挑中，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炮灰。

据日本厚生省统计，至日本投降时止，总计80433名台湾青壮年应征加入日本军队，成为一线战斗人员，更有多达126750多人被征为军属或军夫，二者共计207183人。此外，在校读书的青年学生，也必须参加“学徒兵”。其中，约半数被派遣在台湾各军事基地，6万多人前往东南亚、澳洲等地，有2万多人被派往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战区，另外有1万多人则是在日本本土服役。

“从军”的现实考量

台湾青年加入日军，为日军服务，乍看似乎让人难以理解。但置身于当时的历史境遇，台湾民众的“从军”背后也有说不出的难言之隐，历史和现实的共同作用造成了这种现象。

除了政治上受骗之外，台湾民众现实生活的考量是最重要的因素。首先，帮日军工作会获得更多的报酬。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极度贫穷，台湾民众过着艰难的生活。

当时，台湾一般民众的工资水平大约在20元左右，而加入日军则可以领到200多元。台北的徐东波就承认：“1943 年夏天，我 23 岁，那个时候在报纸上常会看到刊登入伍的通知及新闻，在我结束餐厅工作后第2天，台南有入伍的考试，当时我想，每个人都得抽签入伍，若抽到了，去当兵只有 10 元的薪俸，但是志愿从军，却有 160 元的薪俸，就在这种半勉强、半志愿的心情下，我向日本军队报到，大约 1 个月之后，即启程前往菲律宾。”

其次，当兵可以获得跟日本人大体同等的社会地位。日据时代的台湾民众并不能享有与日本人同等的社会地位，是二等、甚至三等国民：日本人吃白砂糖，台湾人配给较差的黑砂糖；日本人吃上等瘦肉，台湾人则只能供给少量的下等猪肉。

然而，如果能够当兵，不仅能够有更多的收入，而且能够与日本人有同等的地位。因此，许多台湾人就志愿从军。曾经参加日本陆军特别志愿兵的台湾宜兰县简传枝称：“当年当日本兵的台湾囝仔(闽南语:年轻人、小孩子之意)，只想与日本人平起平坐，成为一等国民。

愚民洗脑威逼利诱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日本殖民当局为了消弭台湾人民的反抗意识、巩固殖民统治，大力推行“皇民化”政策，企图将台湾人改造成在精神与行为上对日本帝国完全效忠的愚民。1937年，小林总督为了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化联系，下令各报纸废除中文栏，并强迫关闭民间传授中国语文的汉文书房，1940年更宣布禁止庆祝农历新年，并以纪念日本建国2600年为由强迫台湾人改换日本式姓名。

此外，日本殖民当局还通过教育、文化等途径消弭台湾人的祖国意识，灌输其必须效忠日本天皇、支持对外圣战的思想。其中，以《沙鸯之钟》的集体洗脑最为典型。《沙鸯之钟》是日本在二战期间拍摄的“大东亚共荣圈”样板电影，电影讲述的是泰雅族少女沙鸯，为奉召从军的蕃童教育所日本老师送行，在途中失足坠河的故事。日本驻台湾总督在沙鸯失足的河边，立下一口钟，钟上刻有“爱国之女沙鸯”字样，并在河边立下纪念碑，将这名不幸丧生的少女作为共荣圈人民效忠日本，为国牺牲的样板。

这部集合当时一流编导、演员，并由日本首席红星李香兰主演的电影，在台湾播放时反响热烈。在这个氛围下，台湾原住民泰雅族陈干雄当时也奉召加入由台湾原住民组成的“高砂义勇队”。

据陈干雄称，日本当时先把曲调哀伤、歌词感人的歌曲拿到各学校传唱，当台湾街头巷尾都能听到这首歌曲时，日本就开拍电影，电影一拍摄完成就轰动全台湾。当时他们出发到东南亚作战前，日本当局还把他们带到台北集体观看这部电影。

正是在现实生活的威逼利诱以及日本“皇民化运动”的殖民政策下，不少台湾青壮年加入了日军。

对于台籍日军士兵，日本军方从未消除猜疑。据来自屏东客家的邱锦春叙述，他在因缘际会下考上日本陆军军官后补生，在经过九个月训练后，1943年前往名古屋地区的陆军第七航空部队报到，担任日军轰炸机的副驾驶。

邱锦春说，他在名古屋服役时，由于美军已经开始对琉球展开攻击，因此他们的任务多数是载运弹药与粮食，空投给琉球岛上的日军地面部队。

他一到部队报到后，队长就鼓惑航空队员说：“人难免一死，病死也是死，交通事故也是死，但是为日本、为天皇战死沙场，死后将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受到永世的敬仰。”队长同时还下令不准其他日本人歧视他。

虽然日军强调对他这个台湾出身的皇军不会有差别待遇，但是在美军攻克琉球后，一趟运送武器到台湾的秘密任务却让他感受到日军对他的不信任：“当时我从名古屋飞到汉城，汉城飞到上海，上海再飞到桃园。队长他们三个人飞了八个钟头，先去休息要我监视加油。加完油以后一出飞机场，前面一个宪兵，后面一个宪兵。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他们怕我跑掉，我一跑掉飞机就不能飞了，我觉得很生气。”

邱锦春向他的队长提出质疑时，日本队长告诉他加派宪兵是为了要保护他，怕杀手潜伏到台湾刺杀他。

战后凄惨，死魂被囚生者遭弃

二战结束之后，台籍日军的处境相当凄惨，其日后的生活也相当悲凉。至二战结束时止，在20余万台籍日军中，共有30304人战死，约占总人数的14.6%，其中军人占2.7%，军属占22.2%。相较于朝鲜籍日军242341人中22182人阵亡9.2%的阵亡率，台籍日军的阵亡率是很高的。在这些战死者当中，共有2.8万名战死的台籍日本兵被供奉在日本的靖国神社。

此外，在台湾新竹县北埔乡的济化宫里亦供奉着33000多名台籍日本兵(与日本厚生省统计的阵亡人数30304不符)，李登辉的大哥李登钦1944年战死在菲律宾吕宋岛，亦以日本名字“岩里武则”名列其中。

即使没有成为炮灰的台籍日军，在战后也面临盟军军事法庭的审判。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战后共有173名台籍日军被判有罪，其中26名被列为甲级战犯判处死刑，另外有147名乙级及以下战犯判处有期徒刑。这也大大高于朝鲜籍日军的129人被判有罪和14人被列为甲级战犯。

而对于侥幸生还返乡的多数台籍日军来说，日本政府对他们态度的冷漠更让他们寒心。回到台湾后，这些人因带着战俘的标记，长时间受到监控，只能在社会底层勉强谋生。部分台籍战俘到日本寻求帮助，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绝。一些台籍战俘长期滞留在日本抗争，串连散落各地的同伴向日本政府求偿，甚至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日本司法部却以违宪为由，裁定台籍“日本兵”终身不得求偿。一些台籍战俘当年的军饷，以及存在日本邮局里的存款，也都无从追索。

据披露，一些台籍战俘和日本战俘一起在盟军监狱服刑，被释放后随日本战俘到达日本横滨，随即被隔离，其中的日籍官兵受到了热烈欢迎，台籍日军却进了东京的监狱，补服刑期。原来，日本在1952年修改了“国籍法”，居住在日本的台湾人和朝鲜人丧失日本国籍。这也造成军属的抚恤、索赔，统统将台籍“日本兵”排除在外。直到1974年12月，一位前“高砂义勇队”士兵史尼旺(日文名中村辉夫)在印度尼西亚摩露泰岛的原始森林中被发现送至台湾，台籍日本兵问题才开始受到世人重视。

自1977年起，仍然在世的原台籍日本兵在留日台湾同乡会等团体协助下，展开向日本政府要求补偿金的运动。经过多年诉讼，日本政府才在1988年决定以议员立法方式对在二次大战期间战死或重伤的台湾人，支付200万日元抚恤金。与日本人至少可领4000万日元的抚恤金相比，差别甚为悬殊。

台籍日军的悲凉遭遇，一方面显示了台籍日军只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别国的工具，同样也是日本殖民台湾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也警醒我们，正是由于当时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才致使台湾割让给日本，让台湾民众遭受日本殖民者的愚弄与压榨。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正逐步迈向统一的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忘记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烙在台湾人民记忆中的伤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参与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书，专著《两岸关系60年》9月即将出版。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