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陈立夫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他28岁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以后历任组织部长、教育部部长、立法院副部长等一系列高职,可谓权倾一时。他与长兄陈果夫进入国民党权力中枢,掌握人事和组织,成为民国时期最有名的一对兄弟,素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
几乎每个月,林颖曾都要从台北飞来北京。在北京的临时住所里,她丈夫陈泽宠的照片静静摆放在桌上一束洁白的百合之间。陈泽宠是陈立夫最小的儿子, 2005年7月,陈泽宠带妻儿在京旅游时,突感不适而住院,不久接受肿瘤切除却意外身亡,这成了林颖曾心中一份永远的痛楚。林颖曾是台湾著名国学大师林尹的女儿,初中毕业后赴西班牙留学11年,直至取得马德里大学文哲学硕士学位。陈泽宠、林颖曾是陪伴陈立夫时间最长的亲属。
1947年5月26日,时代杂志封面陈立夫
政治巅峰
《色·戒》的热映,中统那段历史又引起很多人兴趣,这里面也有公公和丁默的一段故事。
1927年,公公奉命成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下面有三个组:第一组组长是徐恩曾,第二组组长是戴笠,第三组组长为丁默。后来一组、二组分别发展壮大成中统局和军统局,丁默村的三组被撤销。丁默交游甚广,和周佛海很熟,最终被拉进汪精卫的伪政府,成立76号秘密工作室,倒过来对付军统和中统,戴笠的不少人都被他害了,所以军统的人特别恨他。
但丁默跟了汪精卫数年以后,很快发现汪精卫也坚持不住,他托关系找到我公公。公公说你回来可以,但要将功折罪。他列了三件事——坦白说,都是为了避免新四军地盘扩大——让丁默帮助完成。丁默当时在汪精卫政府里任“浙江省主席”,能量很大,也完成了任务,其实他也算被我公公“策反”了,公公兑现诺言,答应保他的命。
这段时间如果丁沉寂的话,他完全可以保住命。他后来保外就医,但不甘寂寞。有一天游山玩水,被中央社记者认出来了,写了篇文章《丁默逍遥玄武湖》,结果被蒋介石看到了,这让他颜面过不去。他很生气地说“丁默应该枪毙”。我公公写了封信给丁,大意是这次你触犯得实在太大了,我无法帮到你了,是你自己不好。丁默在被处决前也写了封信给公公:“我很感激你,我也知道你很帮我的忙,我自己不当心,都怪我自己铸成了大错……”
公公在世时,和我们聊天时偶尔会说:“人啊,要守本分。我过去有一个姓丁的手下……”我们那时就当故事听,也不知道这“姓丁的”是谁。最近这部电影出来,我才知道原来就是丁默。公公的一生经历了无数政治事件,他随口说出一个故事往往就是一段历史。他晚年写了本《成败之鉴》,也对很多历史事件有所提及。
很多正史或野史,往往花大量笔墨记述陈立夫与“中统”的故事,但他在抗战期间做过7年教育部部长的经历似乎并不像那段历史,被外界所熟知。
抗战爆发不久,公公就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任部长后的首要工作,便是主持了大学内迁,迁得最远的便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初迁长沙,合设长沙临时大学,再迁蒙自和昆明,改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后来也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一个奇迹。此外,大学全国统一招生制度、全国各级教育和师范教育培训制度等,也都是他在任教育部部长时创立的。
公公晚年在《成败之鉴》里,花了大量篇幅回忆他出任教育部长时所做的工作,很显然他非常看重自己这段经历。其中他认为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战时为贫困学生创设的“贷金制度”。因为考虑后方的年轻人,都是国家的未来栋梁,兵荒马乱年代,很多学生无力继续学业,像杨振宁、李政道都靠“贷金”完成了学业。他后来到美国开会遇到一位大陆学者,对方还充满感激地告诉公公,他当年就是拿着这笔贷金完成了学业。
那时任财政部长的不是孔祥熙就是宋子文,他跟这两人要钱,他们说战争时期需要钱的地方多着呢,哪里还有钱给学生?公公说,那我以自己的私人名义借钱,成立了“贷金”,就是现在的助学贷款。当然贷给这些学生的钱至今没有还过一分,但是债务人是陈立夫——所以如果今天要查账,陈立夫还因为这些学生的“贷金借款”而欠国家许多钱呢!我想他能借到钱,也说明他清廉、有信用,不会贪污。
从踏入政坛第一天起,公公的仕途便一帆风顺。他29岁任国民党秘书长,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31岁任国民党中组部部长,38岁任教育部部长。1947年,他还成了《时代》周刊某一期的封面人物。
1945年陈立夫全家福
美国二十载
1950年,公公、婆婆带着女儿和只有8岁的小儿子到了美国,经朋友介绍,在新泽西州开起了养鸡场。我们后来也问过他:“你为什么要养鸡?这又不是你的专业。”他幽默地说:“鸡不会像人那么复杂,鸡比人听话,鸡比人好管。”
我先生后来回忆,他们那时候的生活非常规律,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饲料、孵鸡、捡蛋、大小分类、洗蛋、秤蛋、包装和运送外,还得请专家打针。鸡场很大,养了5000只鸡,生活清苦,一家人却也其乐融融。公公出力最多,100磅的饲料,他一弯腰就扛起来,每天重复很多次这样的动作,久而久之,反而把腰痛的毛病治好了。有时他会邀请客人到鸡场里参观或跟他一起去捡鸡蛋,但那些客人一到鸡房里就被满地的鸡屎熏得受不了。那时的生活,跟他们在南京时期的生活,简直有天壤之别。但公公也能坦然放弃官宦身份,过这种俭朴的生活。
那时候很多人去看公公,包括宋子文等,有人看到公公打着领带在鸡场工作的照片,怀疑他养鸡只是“作秀”。李敖后来有一次跟我先生一起吃饭,他说:陈先生我冒昧问一句,你父亲打领带养鸡是不是在作秀?我先生说:你太不了解我父亲了,他非常尊重中国传统礼仪。他觉得见客人不穿正装很不礼貌,所以平时他就打个领带,再带上围兜,如果有客人来,他赶紧摘掉围兜,不然还要进去换衣服。在他的想法里,衣服不见得要华丽,但一定要整洁。
但他没想到,鸡有鸡的麻烦。美国地广人稀,有时会燃起一股无名火,把鸡场烧了。有时又来了群黄鼠狼,把鸡都给吃了,或是一场鸡瘟,鸡也死了一大半。台湾那时有不少转型的大地主,政府资助他们转型投资别的产业,他们跑到美国:“陈老,你养鸡,一定赚了很多钱!”公公说:“你们千万不要养鸡,我们不是这个行业的,根本不懂,你们要把钱投在别的事业上。”人家起初还不相信,还以为自己赚钱了还不让别人加入,后来才明白。有人说他真是一个君子,换作别人,可能会说:“好啊,你们拿钱投资来吧!”然后拿了钱扩大自己的鸡场。
我曾经问我先生:你和父亲养了那么多年鸡,是不是看到鸡肉会怕?奇怪的是,他还是照样喜欢吃鸡肉,鸡蛋他也照样吃。他说小时候在鸡场,鸡蛋一破就破掉上百个,怎么办?婆婆就做蛋糕,做煎蛋、卤蛋,什么花样都做。我婆婆手很巧,我先生的姐姐订婚的时候,所有蛋糕都是我婆婆自己做的。
当年,在纽约唐人街,“陈立夫辣椒酱”一度非常有名。因为我公婆都是湖州人,在美国很多朋友来陈家聚会,婆婆很会做菜,大家都觉得她做的辣椒酱非常好吃,先是有人来要一罐两罐,后来三五罐,越来越多,直到有人开始定购。婆婆后来说,她是盛情难却。因为是真材实料,所以人家的定金还不够她的材料钱。最有趣的是他们后来研究怎么做皮蛋,还做成功了。他们做的湖州棕子也很受欢迎,唯一没“研发”成功的是臭豆腐,因为美国不允许,不然还会出现“陈立夫臭豆腐”。
陈家的这段经历,被很多人评价为“陈立夫在美国很潦倒”。但这只是外人的看法,他们自己过得坦坦荡荡。我的感觉是,公公在那里的几十年虽然辛苦,但过得踏实。我先生曾回忆,他虽然小小年纪,但也自己学着赶鸡、养鸡,扛饲料。在美国,孩子跟着父母到别人家做客,饭后也一样要帮人家洗碗,所以他是洗碗专家,从来都把碗洗得干干净净的。他在普渡上大学时,也是半工半读的,会有人想象得到,“四大家族”的孩子是这样的吗?
我先生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便是他与父亲一起在农场的时光。美国那个环境很辛苦,他从小就拿着枪跑来跑去防鬣狗或是打黄鼠狼。他说:父亲离开了政坛,而我找到了父亲。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丈夫的回归,一位父亲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