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抬棺上阵,却为什么败得如此耻辱？(图)

       200师出发远征之日，自师长起，全体军人上路，从几里外的金鸡村到板桥镇街上，扫到干净得连一根草都没有。一席话令我愕然语塞，原来我当兵时引以为豪的挑水、扫地的光荣传统，曾经早已是让我年少时切齿痛恨之辈们的日常功课。

本文摘自《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父亲的战场》 章东磐/著

今天你从昆明乘汽车前往畹町，当年的滇缅路已经一寸都看不到了。宽阔的高速公路让汽车可以像风一样刮过崇山峻岭，深沟和两山之间，被数百米高的钢筋混凝土大桥架成坦途，太大的山就挖一个长长的大洞，让几辆并行的汽车毫无阻滞地冲过去。大理到保山原是山势最陡峭的几百公里，直到前几年才修通高速，习惯在山路上盘旋的司机们爽得一塌糊涂，他们第一次发现上百公里可以一直踩着油门走，还不用担心过去不到一百米就拐一个急弯的对面突然冒出逆行的大货车来，于是有人麻痹了，极速狂飙如飞，结果真的从高上云端的新公路上飞了出去，他们在将近一分钟后才会掉落的地方，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滇缅公路。因为那条路是六十多年前的云南山里人几乎全用锄头挖出来的，大多数路段都是无奈地沿着巨大的山体形态蛇行。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哪条山路上流过这么多的鲜血。因为为着这条一千一百多一点公里的公路争夺战，有超过四十万至少六个国家的军人阵亡在与它直接有关的战场上，如果再加上至少两倍于此数的中缅两国死难平民，则这条蜿蜒的崎岖山路上每一米都是一条人命，每一米仰面朝天地躺着一位死者，他们手拉手从云南省会昆明连接到缅甸的交通枢钮腊戍。也就是说，这条路从修筑起的不到五年，几乎用人的骨肉又重新铺了一遍。

一直到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实际上都并不知道这条公路对我们整个国家的意义，似乎也没有人认真地研究过它。以至于在这条公路占大头的云南，几十年来都用一张“二十四拐”的著名照片来诠释这条确实险峻而多弯的战略公路。

2000年的时候，云南的民间学者戈叔亚发起狠来，他骑摩托，搭汽车，徒步行走，对照着那张几乎六十年前的照片寻找它在滇缅公路上的位置，结果，他没有找到。戈叔亚是个很认真的人，他因为酷爱探究滇缅战场的历史而没有时间，索性早早辞去了与此无法发生关系的工作，下海经商，试图以商业成功支援自己的疯狂癖好，因为用田野调查的方式研究历史是个烧钱的行当。据说他也小有成功，在昆明人绝大多数安步当车的年代就买了摩托车。但他终于没当上大款，止步于汽车时代的门外。这个生意场上的失败者几年之后却干了一件让整个云南震动的大事，他公开发表文章，告诉大家：那张我们引以为自豪的照片不是在滇缅公路上拍摄的。因为他在贵州找到了那段路。他右手举着那张老照片，站在当年拍摄者同样的位置上，身后就是那段绕来绕去的盘山公路。

那时我还在参与编辑《华夏人文地理》，因为这个杂志是从云南的《山茶》演变而来，所以会更关注云南社会科学界的动向。戈叔亚这个发现公布之后，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当地几位有头有脸的官方“学者”们约好了一样扑上来， 好像戈叔亚仅仅因为尊重事实而讲出的真相是一件让本省很丢脸的事情。我记得有一篇发表在当地报纸上的文章，主题是说云南人民的抗日功绩不容抹杀。这个说法让我惊诧了好几天，因为无论那张照片上的路在不在滇缅路上，调查者戈叔亚都没有要抹杀本地人民的抗战历史呀！还有一位更绝，他告诉读者，戈叔亚证明“二十四拐”不在云南是多么的没道理，因为滇缅路上比这个照片上拐还多的路多得是！

这件小小的公案对于现代中国的学术界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以至于除了当地，再也没有外面的学问家参加这个本就不该发生的讨伐与争论。而且事件的发展印证了那句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年，戈叔亚在当地媒体发起的评选本省十大有影响人物时高票当选。我之所以在许多年后还要不厌其烦地重提这件事，只是想告诉此书的读者，千万不要被号称权威的假学者们和印成铅字的厚书唬住，只要是讲中国抗战的事情，很多都值得我们趁着当事人没死绝的时候再重新调查一番，别让虚假的信息在我们长年自卑进而急需自我鼓励的脆弱内心安营扎寨，以至于听到真话自己受不了。

1999年，我第一次自己驾车驶上滇缅公路，开过大理之后，还有不少的路段依稀间保存着当年的样貌。时近黄昏，金色的阳光斜斜地洒满在路上，让那条被六十年的汽车轮胎和鞋底抛光成晶莹剔透的弹石路灿烂之极，衬着背后苍黛的远山，有一种渐上天际的绝世之美。这种叫做“塘石路”的路面是滇缅公路的特色，在今天所存无多。它是用俗称“狗头石”的长条石块竖着挤压排列成路面，两侧再用巨大的石块挡住它们，使每一块石头经年累月都不会稍微的松脱。石头当然不怕高原暴晒的太阳， 所以永无柏油路面一到夏日经常稀乎烂糟的局面。当然也不怕雨水冲刷，没有土路一下雨变成一条烂泥沟的担忧。而且石头朝上的部分大约拳头大小，即便稍有不平，轮胎走在上面并不巅簸。同车的云南探险家金飞豹一脸自豪地告诉我：这种路面是云南人发明的。我想也没想就点了头，路是人家山里人建的，这么智慧的铺路方法当然也归人家。

好几年之后，和孙敏、戈叔亚一起为云南电视台做片子，重走滇缅路，才读到当年亲身修筑滇缅路工程负责人的著作。那书上告诉我们，尽管滇缅路的工期被内陆的战火催逼甚急，但所有路段与桥梁的上马开工都不曾一丝马虎，全部是专业人员亲身勘测后严格按标准设计的。这支专业队伍大多来自当时中国工业与建筑业最发达的上海与江浙，全部是国内的顶尖高手。正是这批人，从根本上奠基了这条公路能够担当得起整个中国战时唯一动脉的重任而不曾发生质量与设计缺陷的问题。今天在昆明城西，有一座专门建给这条路的雕塑墙，我在上面没有找到一位设计者与工程管理者的名字，它传递给我们的仍然是当地山里人用锄头和萝筐弄出了这条生死攸关的民族生存之路，我一点也没有否定人刨肩扛的伟大与坚韧，但是以当时云南的工业水平，缺了那些其后几十年仍以自己的智慧之光照耀中国道路与桥梁史的泰斗级人物，这条堪称世界第九奇迹的不朽巨作绝不可能仅仅诞生在尘土飞扬之中。

那书上还专门讲了塘石路的设计依据来自上海，同样的路在那座亚洲最繁华的城市里已经被碾压了三十年而毫发无伤。这是很重要的实证依据，那么重要的战略公路，采用任何路面的铺设方案，必定要求万无一失，灵光闪现的计上心头是不可能被通过的。再深究下去的事那书上没讲，因为当年的工程管理者不会想到七十年之后的荣誉归属。上海最早的塘石路其实是法国工程师修的，因为早在一百年前，巴黎大改造的时候，中世纪污水横流的街道就被乔治·奥斯曼男爵全部铺上狗头石了。那路有多实用、多耐用，淘金于上海的成功法国大亨当然最清楚。那些家伙大多在法国没混出名堂，但却在遥远的东方成功了。回不去巴黎，咱自己拷贝一个。旧时上海之所以被称作“东方巴黎”，除了它的繁华，这夹在两排法国梧桐中的塘石路平添的形神兼备功不可没。有意思吧，那几十年来为抗战中国挣够了面子的金子般闪亮的路面，不仅不是拼死修路的云南人民发明的，甚至根本就不是咱们中国人的发明。

2007年的时候，我在巴黎细细端详着塘石路的祖宗，一百五十多年了，它们目睹街上从只属于贵族的铁轮马车孤独地驰过，变成了无数平民驾驭成千上万五光十色的汽车穿行，仍然安稳地躺在欧洲之心的显要之地。它们哪里知道，论辈份该叫它爷爷的滇缅公路的那些路面，在遥远的中国边关，都已经成为古董，需要知情者悉心寻找才看得到了。这有点儿像中国的现代史，离得那么近，却那么难找，那么扑朔迷离，等你一不小心真找到了，从不动腿的人扑上来一齐告诉你，你脚下踩着的，手上摸着的，眼睛里亲见的都不是真的。

这条滇缅路是抗战中国的血脉，也是缅甸之战的导火索。对于曾经期望三个月搞掂中国的日本，很大程度上是这条路挡住了他们迈向完胜的步伐。

历史不能假设，至今我们想不出当年如果没有这条路，中国是不是就真撑不住了。反正为了切断这条路，日本人生生把缅甸这个宁静的翡翠般美丽的佛教之国一把拖进了全然与它无关的中日之战。早些时候，我总觉得日本进攻缅甸是为了抄中国政府的后路，因为他们溯长江而上的意图被中国军队的顽强阻挡住了。但等我亲身走上了滇西旧战场，才深切地了解谙熟中国地形的日本人没有我这么天真。这个山地面积占全省97%的省份，不是海岛国家的陆军走得过去的。所以，日本军队把发起于缅甸的战役定名为只一个“断”，战略意图清楚明了，彻底切断中国的陆上补给线。

我听一位在抗战爆发前夕在中央军校修习炮科的老军人告诉我们：那时候，中央军校炮科要实弹射击，用几发炮弹，都必须要校长签字，而校长就是全中国的军事统帅蒋介石。军事物资管到这么细，国家军事资源之匮乏，这一个例子已经说明问题了。那时的中国，面粉叫洋面，火柴叫洋火，煤油叫洋油，连钉子都叫洋钉，如此落后的中国与亚洲第一工业国日本开打，那现代化的日本军队是不会给你送吃送穿送枪炮的。战争打到第五年，中国的抵抗仍然没有被摧毁，很大程度上都靠着这条唯一的血脉。枪炮、弹药、汽油，最基本的支撑中国战斗下去的物资从海上运到缅甸仰光港，再以铁路转运，接驳至滇缅公路的汽车运输线上。那条几乎是悬挂在层峦叠嶂上的公路上，日夜奔驰着各式各样的货车，很多都是南洋的华侨为祖国抗战而捐献的。

前年冬天，一个偶然的场合，我在深圳见到了一位年近九十岁的老人。他身体己经不太好，日子也并不宽裕，和他熟悉的朋友们对老人都极为恭敬。他随身永远带着一个拉杆箱，里面放着他一生的宝贝。他怕深圳治安不好，出来吃顿饭的工夫，被贼把箱子从家里偷走。由于我与他是初见，又听朋友说我对滇西抗战的历史感兴趣，他特意打开了自己的藏宝箱。

那箱子里收纳着他的一生。老人叫胡长发，他的家族是华人世界中曾经最富有的胡家，胡家的虎豹万金油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享誉海内外，老人就是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中那头豹的二公子。胡老先生打开的全是历史，从六十多年前年轻的他与同样年轻的蒋纬国将军如兄弟般相依的合影，到数年之后他在美国学习驾驶军用战机的英姿，再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称为老总统的蒋先生在台湾记不住第几次又“当选”总统后与国大全体代表合影的长卷式照片。他展开那张将近两米长的照片，正中都是历史上熟悉的面孔，他指着最左边角落里的中年军官，告诉我，自己不是代表，是老总统的侍卫官，所以也照上了。

他回忆滇缅公路刚开通的岁月，他的父辈让他领着整整一队华侨同胞们捐赠的卡车和全部的司机从南洋浩浩荡荡地长途跋涉抵达昆明，那就是名载史册的南洋机工的一支。老总统专程派蒋纬国先生到昆明欢迎他们，老人告诉我，除了那些汽车，那些车上的物资，那些志愿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机工，他亲自押运的还有包括他们家在内的华侨捐给祖国的一卡车黄金，那是给国家买作战飞机用的。年轻的胡公子与机工们一路风餐露宿，他说，路程比出门前预计的长得多，艰苦得多，但是他没有动用过一点点黄金给自己买饭吃。

此后，他与纬国将军去到陪都重庆，老夫人对他视同己出，并送他去美国学习空军。老人自豪地告诉我，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偌大的盟军轰炸机群中可能只有一个中国飞行员，就是他。

我曾在几年前为了寻找一座当年美国工兵架设于滇缅路上的钢桥而走过一段极凶险的老路，一段早已废弃掉的老滇缅路。那天已近黄昏，下着雨，那路陡到我们下坡的时候挂在一档还要经常踩住刹车。那是接近40度的陡坡，一面是峭壁，一面就是悬崖。既使不避让对面来车，也让人开得手心出汗，胆战心惊。这不是越野赛场，只要侧滑，只要刹车失灵，一旦翻出去，根本就是不需要救援的。我无法想象当年的机工们老旧的卡车在满载时是怎样开上去的，他们的车远不是我们今天哪怕是最差的越野车，只要舍得踩油门，再慢也上得去。

戈叔亚告诉我，那时许多南洋华侨机工驾驶的还是烧木炭的卡车，上这样的陡坡，要烧好一会才能往上冲一小段，车上放着几块三角木，每到车冲至无力，站在车门外的助手要立刻跳下车去把三角木塞在轮下，防止溜车。等车烧好压力，又要飞快地拉出垫木，跳上车，否则就要跟在后面跑，因为那个车不能停下等人。想一想吧，在海拔两三千米的地方，那有多危险，又有多累，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极限运动可比它的万一呢。我不知道，这些本是平民而又生活相对优渥的机工们，有多少人为着自己素未谋面的故国能够挣出灭顶的深渊而舍身在了滇缅公路沿途的莽莽群山之中。在我所走过的滇缅路沿线，没有看见一座属于他们的纪念碑。

为着保住这条路，中国军队从国内派出最精锐的部队出境作战，要知道此举对于早已战力枯竭的胶着抵抗战场无异于釜底抽薪。虽然那是配备有汽车兵团的当时最现代化的中国陆军精英，但是我看到的一副出征时的历史照片仍让我剜心般痛，那支入缅远征的部队，竟还是用肩上的扁担挑着行军锅！就是这样的装备水平，已经是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最能拿得出手的仅存家底了。

远征大军中待命出征的200师曾短暂驻扎保山市板桥镇。后来也投笔从戎的刘志声老伯告诉我：“那是什么样的军纪，板桥街上有三百家茶馆，但茶馆里没有一个军人。”老人还告诉我们，200师出发远征之日，自师长起，全体军人上路，从几里外的金鸡村到板桥镇街上，扫到干净得连一根草都没有。一席话令我愕然语塞，原来我当兵时引以为豪的挑水、扫地的光荣传统，曾经早已是让我年少时切齿痛恨之辈们的日常功课。

留下身后一片清名，随军出征的物资除了必备的弹药粮草，刘老伯说，还有从保山征发的几万具棺材。震撼之余，我觉得这个数字肯定是不准确的。因为在那条二千里路的漫漫征途上，真要带着上万具棺木，至少需要几万民夫换着抬，根本没可能。棺材一定是带了，但那更多是宣示誓死杀敌、马革裹尸的绝死之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军用无声的视觉语言晓谕三军，老子连棺材都准备好了，绝不苟且偷生，弟兄们一起拼命上吧。

抬棺上阵是古老中国的勇士面临绝死之战的惯常做法，基本上是吓唬对手的。可惜这一次不幸应验了这个黑色预示。大约四个月之后，出征之初国内媒体捷报频传的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遗躯回到祖国，不过他没能躺在保山人支前的棺木里，那条归国道路之艰险，已容不得长眠的将军安卧棺中。既便如此，对比同在第一次远征中死国的数万同袍，戴师长已是唯一的幸运者。

近两年，随着对滇缅战场的关注升温，越来越多神话般的传奇像神灯里的巨型魔鬼一样跑了出来游荡，例如中国军队始入缅的煌煌战绩；英国人卑鄙自私导致的满盘皆输以及战场统帅史迪威将军的指挥失当。总而言之，按照相当一部分“知情者”的逻辑推导下去，如果让中国将领如孙立人、戴安澜率领远征军放手打下去，十几万侵缅日军似乎还不够英勇的国军收拾的。

我从内心里深深地渴望着已经确实发生的惨剧其实真如神话般美好，但可悲的是那件天大的事不可能重来。而且，其实更可悲的，即便一切都按我们的美好愿望重新设定规则再来一次，那场发生于1942年的中国远征军的大溃败，仍然不可能改变本质上的结局。

今天那么多的人沉湎于200师在缅甸同古歼灭精锐日军一个师团的故事，仿佛这个历史真相是被近几十年的政治气候遮盖的。其实，这在当年就是抗战中屡见不鲜的假新闻，和1958年的亩产十二万斤小麦没有半点差别。以当时的中日两军战力对比，中国的一个师，哪怕是满员的、号称机械化的精英之师，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吃掉日本陆军一个整编师团。而在同古之战，确实只是戴安澜的一个师独立防御，他何以能顶着三个航空中队的日本飞机，以11000官兵和仅有的三辆坦克来歼灭超过20000官兵、二百三十门火炮和四十辆坦克的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呢？小学生都算得清这个账。

孙立人将军的仁安羌之战则更不可称之为“大捷”，新三十八师是以突然的猛烈攻击使包围英军的日本防线出现缺口，为被困英军突围创造了条件。这场袭击的发动目的即是援救英军撤退，何况参战部队只有一个团，怎么可能在一场突击中歼灭日军上千人的一个大队。因为孙立人部队打的即是合围日军兵力并不雄厚，无力抵抗来自两个方向的攻击。赌的则是日军已连续击败英缅军和中国远征军，算计着没有谁再敢动手。胜利来自我们的勇气和敌人的局部失算，这样暂时的优势不足以让总体劣势的中国军队“歼灭”任何成建制的日本军队。

孙立人与戴安澜获授美、英两国的勋章则更多的是因为军人的勇气而非战绩，这在注重程序正义的国家是显而易见之事。孙立人将军接受了英国颁发给他的勋章其实恰恰旁证了另一件越传越凶的流言是不真实的，即英国人扔掉正在战斗的中国盟友，卑鄙地悄悄逃跑了，并由此造成中国远征军被包围和死伤惨重。因为毕业于美国军校的孙立人将军绝不会接受来自背叛者的奖赏。

为着保卫滇缅路的第一次远征，最值得我们反思的不是所谓的二次“大捷”，也不是注定来临的失败，而是十万之众的中国精锐之师比打输了架的村妇还不如的脓汁四溢的大溃逃。

海明威说：人可以被打败，但不能被毁灭。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句令人着迷的话，但总是不能透彻的想到玻璃一样的明白。一直到踏足这段历史才顿悟，1942年的中国远征军，除了孙立人所部，全数都不仅是失败，而是毁灭了。在那次溃败中，我们的军人只有一个标准，只要跑的比老百姓快就行了。我并不痛恨中国军队的那次失败，我痛恨他们败得没有尊严。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虽败犹荣”，讲得就是你虽然打不过人家，但能够像条汉子、像个男人似的站在那，哪怕浑身是血满地是牙。

中国军队的损失惨重，一是没有保护好退却的必经之路，至使腊戍、密支那均为日军占领截断；二是大量高级将领放弃指挥，只顾个人逃命，进而使本就支离破碎的军心军纪彻底崩溃；三是最关键的一点，没有服从史迪威将军的战场命令，全部成建制退入印度，因为在战场全面失利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大比例的伤亡，而且走向印度是唯一相对安全的道路。所有这些，全都和英国人的所谓“无耻行径”沾不上边。缅甸战场的中国最高长官罗卓英上将强行征用列车逃跑，发生火车相撞，使本就极为珍贵的铁路运输中断两天，这个两天是多少军人的生命。负责防守要塞腊戍的军长甘丽初在腊戍失守当日，不仅未组织全军立即反攻，趁敌人立足未稳夺回咽喉，而是弃城逃跑，还拉上了另一个本已驰援至边境的军长张轸。

在没有依据的前提下，不要嘲笑甚至咒骂同一战场的英国盟军。虽然我不敢说那次战败一定不是他们的责任，但我们自己的溃败绝不能诿过于人。在我贫乏的对英军的了解中，他们从来不会在撤退时与自己的平民同胞甚至妇孺争路逃命。在缅甸同样是兵败撤退，英军没有一支部队变成散兵游勇。在比缅甸更险恶的敦克尔克大撤退中，没有一位军官放弃自己的部队，也没有一支再小的部队不服从命令。孙立人将军解救被困英军，是他作为军人必须执行的战斗命令，也是同一战场盟军应当肩负的责任，我们根本不必把这件事情当成施予的恩德来叨叨。在敦克尔克大撤退中，法国第一集团军负责断后，掩护更多的英军撤离，使同一战场的法军伤亡惨重并被德军俘虏四万余人。我们有谁听到或者看到法国民众在网络上对英军的“不义”喋喋不休的辱骂或者提醒英国佬感恩吗？

在缅甸失利说是英国人让我们去晚了，在滇西打都不打能记谁账上呢。日军5月3日攻占国门畹町，5月5日即抵惠通桥，半步之差，人家差点把整个云南顺手打下来。在从芒市到惠通桥的二百多公里山路上，攻入中国的日军竟未遇一兵一卒抵抗。我们专门去到当年的老路，那本就是上天为侵略者准备的坟场，陡然而起上千米的高山墙一样立着，公路就是从垂直的巨墙上挖出来的一道槽。尤其黑山门险段，离被弃置在边界任由日军接收的堆积如山的炮弹与几千桶燃油近在咫尺，只要几车运来轰塌一面山，哪怕堆起来烧，别的什么都不干，日本的机械化步兵就得停顿，起码也可以让逃难的百姓先走个三五天。看着本可步步设防的天险雄关，可惜的是，数以万计的败军，没有一张军官的嘴下过这么简单的、而且不会妨碍自己逃跑的命令。如入无人之境的日本兵，在从未到过的陌生国度，就像在自家后院捉鸡一样追着我们全副武装的成建制军队，这是我们中华武魂的奇耻大辱。

这样的二百公里，在1944年的反攻中，中国军队动用了美式或半美式装备的十六万军队，在强大空军的支援下，以阵亡三万人的代价历时七个月重新夺回。多少亲历者都在讲那样的地形如进攻者的绞肉机般凶险，可他们真的忘记了吗，就是这段路，当初的日军用了多久从边境打到江边呢？每一次说起来都让人想替他们放声大哭，二天，只是二天！那么多军官的回忆录，没有一个军人对这二百公里的抱头鼠窜有过哪怕一句自责，多少同胞丧生于那次完全未遇抵抗的外敌之手，这样的一次羞耻是一万次胜利的反攻都无法洗刷的。

父辈打不过敌人是无能，还诿过于盟友是无德，儿子辈的我们未经实证就跟着起哄是无知，可两代人一起捕风捉影的骂人家几十年就是无耻了。如果我们在今天还没有勇气与胸怀面对历史，总有一天会和当年没有勇气阻击凶悍敌人的父辈比肩在真相的阳光下汗颜。对于走向复兴的民族，想明白什么应当引为羞愧比鼓吹虚幻的荣耀重要太多。

2004年，我们几个人有意离开平坦的大路，去一小段一小段地寻找几成荒陌的那条生命线。在澜沧江昌淦桥旁的江边，有隔江相望的两道老公路。叔亚告诉我们：对面完全荒弃的那条，在1942年的远征之后就改到这一侧来了。孙敏对杨延康说：你父亲出征，可能走的就是那边。一句话，五十岁的杨延康黯然神伤，眼眶马上红了。

1942年初春，年轻的杨爸爸在陆军第五军汽车兵团的某个单位任文书。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在连队里那是有文化和位极兵头的标志。他参加了第一次入缅作战。延康告诉我们，只知道父亲后来是从印度坐飞机回到云南。对于别的战争故事，父亲从未讲过。其实有这一句就足够了，因为他终生都讲不尽兵败野人山那一段的苦难。那样的惨痛绝不仅是个别将领的固执与狭隘所致，那里边有宿命般无法改变的精神烙印，那比火烫上去还难以磨灭的印记，在上千年的文明优越和冰火两重天的民族耻辱中反复浸润的每一颗中国心里都有，其实直到今天。

最大的悲剧反而不在当年死去或已陷死境的十万官兵，无论胜负，他们毕竟是堂堂正正的为国出兵。回到云南沾益的杨爸爸与同在军中医院当护士的杨妈妈相爱于后方，并在奉调回贵州安顺后成了家。那时充满报国激情的他们做梦也无法预想，杨爸爸本就九死一生的短暂从军经历却像永不消散的乌云一样笼罩了自己一生。延康年轻时想必英俊非常，但是他没有参军的资格，他的两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在当时也都自动丧失所有可能让人活得像个人样的资格，那样的玻璃天花板下苟活着无数杨爸爸和他们的子女，他们本该为自己家族献身于民族独立战争而骄傲的。延康酷爱文艺，阳光一样的嗓子，连在中学文艺宣传队里演个后来参加了解放军的大春都不行。

在澜沧江边，我们几个人默默地在那条老路上致哀。1942年溃败的阴影在两年后就被反攻的车轮辗的无影无踪。没有人愿意重提那段不光彩的往事，用中国式的思维，是既不愿也不允许“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可我们把该记住的都记住了吗，我们的反攻真像戏里面一样威风吗？

在澜沧江昌淦桥近旁的另一条江上，还有一座完整如初的美军工兵架的钢桥，悠长的岁月似乎全然与它无关，六十多岁了连皱纹都没有。在一端的斜梁上有凹痕，那是整个桥身唯一的损坏，据说留下那个脸盆大凹痕的卡车完全撞烂掉了。我想起怒江和澜沧江上那些比工兵桥年幼许多的小弟，那几座叫做“红旗”、“东风”的似乎更应坚固的钢筋水泥大桥，都或者经历了几次大修，或者只放单行，汽车小心异异地在凹凸不平的桥面上一颠一颠地跳着舞前行。只有这个漂泊来的弃儿，仍然像小伙子一样伸展着毫无老态的脊梁。

在滇缅路上据说曾有九十多座这样的钢桥，全部架设于1944年反攻前后，钢结构件从美国运来，记得这一座是马里兰州的钢厂制造的，由援华的美国工兵部队架设。除了从江底码砌起来的石桥墩，全部钢铁构件可以快速拆卸掉，运到新的战场再行组装。我奇怪那么多的桥为什么只看到这一座。他们告诉我，全部都在越南，七十年代援越抗美，那些当年为着中国抗战而建的美国军用钢桥，都重行架设到越南的河网上运送打美国人的弹药去了。

我们真应该在这座桥头用上好的钢材铸一面纪念铭牌，告诉今天的中国人这座桥的来历，也顺便讲一下另外几十座的去处。工兵桥和昌淦桥的直线距离还不到一千米，加上还有老功果桥的残墩，两江交汇处，水急山高，天青如洗，又保存有一段尚称完好的滇缅公路，是建遗址博物馆的好地点。就这么小一片区域，有多少故事可以讲，可以让后辈亲睹。可惜为着一座正在兴建的电站，此地很快就荡然无存了。

还有一件与1942年的远征相关的事件必须澄清。在云南有一位参加过远征军200师的老人称：戴安澜将军遗体返国后，腾冲县长张问德亲率全县民众沿街拜祭。他告诉那位采访者，这些事情都是他所亲历。事实上，戴安澜将军辞世于5月26日，在此之前十六天腾冲城即已陷落。所以戴安澜将军的遗体回国根本没有机会经过腾冲，那时退休县长张问德也不在已经陷入敌手的县城里，而正在逃难的路上。

（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