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了解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大多来自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斯诺根据采访手记,写出《毛泽东自传》一书。200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重新翻译出版了英汉对照本《毛泽东口述传》。在书中,毛泽东回忆说:
这时我家有15亩田地,成了中农。靠这些地,我们每年可以收60担稻谷。一家五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就有25担剩余。我父亲利用这些剩余积累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使我家有了“富”农的地位。
然而,毛泽东的家庭最初怎样,何时走向富裕,怎样走向富裕,靠谁走向富裕,却难以探究。原苏联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共产国际档案资料逐步解密后,为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1939年夏至1940年初,毛泽民在苏联养病期间,根据共产国际干部部的要求,曾为毛泽东代填了一份履历表,在“父亲”一栏里,清晰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毛顺生。生于1866年(应为1870年)的湖南省,湘潭县西二区韶山南岸村。卅岁以前,专为耕种,卅岁后,耕种兼农村贩卖商业。按中国苏维埃阶级分析,最后三年是富农。原有祖田15亩,半栋房屋,两块柴山,但负债很多,经勤苦努力,于1915年买叔父7亩,但仍负债,1915~18年商业顺利,得走上富裕的中农,1928年被(国民党)没收。1919年(应为1920年)去世。
毛泽民生于1896年4月,比毛泽东小3岁。他开始懂事时,正是父亲从耕作转向半耕半商的过程。毛泽民8岁那年,便和哥哥毛泽东一道在村里的南岸私塾读书了。
当孩子们刚刚学会几个字,毛顺生就让他们给家里记账,学习打算盘。毛顺生像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孩子们闲着。他又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经常打孩子。他对孩子很吝啬,让他们吃最粗劣的饭食,不给蛋,也不给肉吃,甚至不给一文零花钱。这些看来不近人情的做法,无形中培养了孩子们吃苦耐劳的好品格。
毛泽民从8岁到14岁期间,断断续续地读过4年私塾。在他9岁那年,小弟毛泽覃出生了。为了帮助母亲照顾弟弟,毛泽民辍学了,直到弟弟3岁后,才重新回到南岸私塾读书。
1910年,毛泽东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使家境“长期是贫农阶级”的毛顺生,感到无力同时供养两个儿子读书。于是,毛泽民又辍学了。14岁的毛泽民成了家里的壮劳力。他和父亲一起下地种田,还经常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去送米。他不仅农活儿做得好,喂牛、养鱼、碾米、砍柴、打桐油,都是行家里手。
1913年,毛泽民与湘乡县团田区刘家湾的同岁女子王淑兰完婚。婚后,他便从父亲手中接过种田理家的重担。父亲外出经商,种田持家就全靠这对小夫妻,只有农忙时才请雇工帮忙。父亲自私刻薄。毛泽民宽怀大度。每当上屋场要请月工,只要毛泽民一招呼,谁都愿意来帮工,一是他给人家吃得好,不仅有肉,还能吃到他家鱼塘里的鲜鱼;二是他会当天付工钱,从来不拖欠。他还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精打细算的生财之道。他除了自己养猪、养牛外,还买来小猪、小牛让别家喂养。别家可以用牛粪和猪粪积肥。等猪、牛养大以后,再由他拿出去卖,付给别家“义顺堂”的纸票。别家拿着他家的纸票,可以在附近的商号换些粮油、食盐或日用品。那时,毛泽民在家里种田,终年辛勤劳作,照料父母,供哥哥和弟弟在长沙读书,从来没有一点怨言。
1915年至1918年,家里商业顺利,毛顺生不仅赎回了祖上典出去的全部田产,又买进堂弟毛菊生家7亩水田,家里的田产增加到22亩。他手中的资本也逐渐增加到两三千元。当年分家时,上屋场只有5间半茅草房。手中有了富余的钱后,毛顺生便想到改善家庭的居住条件。他将老屋的茅草屋顶换成了青瓦屋顶,又先后为儿子们建造了居室,还建造了农具室、碓屋、牛栏、柴房等,一共13间半瓦房。可以说,上屋场真正富裕起来,是毛泽民与父亲共同劳作、经营的结果。
而此后的两年,毛家总是不顺:先是母亲文七妹生病;随后,家中不幸遭遇火灾,房屋被烧;军阀混战,流窜的败兵多次敲诈勒索,要粮要钱;家里还让强盗抢劫了一次……
母亲的病最终未能治好,于1919年10月5日(农历八月十二)故去。1920年1月23日(农历十二月初三),劳碌了一辈子的父亲也因患急性伤寒,突然病逝。
在毛泽东耐心的启发和开导下,毛泽民终于下定决心,走出韶山冲
走出韶山冲,见过大世面的毛泽东,心系社会,苦学励志,一直想把两个弟弟都带出家乡,干一番大事业。但父母尚在,需要有人养老送终,他只能先将小弟毛泽覃带到长沙读书。现在,二老均已故去,他决定把毛泽民也带出韶山冲,到外边去读书,做事。
1921年正月初六,毛泽东带着毛泽覃回到韶山。见哥哥和弟弟回来,冷清了一年的毛泽民夫妇格外高兴。王淑兰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统统拿出来,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晚饭后,全家人围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聊天。
毛泽东十分了解毛泽民的为人。弟弟忠厚老实,做事认真,人也精明,所不足的就是读书不多,见世面太少,革命道理懂得有限。面对着通红的塘火,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开导毛泽民:“现在,爹娘都死了,屋里只剩下你们两公婆。这些田你们做不了,还要请人帮忙,加上兵荒马乱的,怎么过得下去呀?我的意思是,田,我们不做了,这个家,我们也不要了,把屋里收拾一下,我们都走!”
听到这儿,毛泽民实在坐不住了,急火火地问道:“我不种田,哪有饭吃?!”
毛泽东趁热打铁:“润莲小时候在屋里搞劳动,没有读好多书,现在离开这个家,跟我出去学习一下,边做些事,将来再正式参加一些有利我们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工作。四嫂和菊妹子也都一起走。”
一个是普普通通的湖南农民,一个是心怀天下苍生、不惜抛家舍业的革命者,兄弟二人的心灵在1921年这个寒冷的冬夜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尽管大哥讲的句句在理,但对于长期靠辛勤务农维持家计的毛泽民来说,要迈出离开故土这一步,实在太难了!
毛泽东非常喜欢这个吃苦耐劳的大弟弟,对他的劝说也更加耐心:“润莲啊,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小家,只顾自己有饭吃,要使全国人民都有饭吃!怎么才能办得到呢?就是走出去干革命!这叫‘舍小家,为大家’,那么,我们只得离开这个家了!”
在毛泽东耐心的启发和开导下,“舍家为国”这个理儿,毛泽民是想通了。但要完全抛弃这个家,心中确实难以割舍:毕竟这些田地、房屋,都是祖上几代人辛苦积攒下来的,其中还有他们夫妻的辛劳。土地、房屋带又带不走,送人又舍不得,都出去干革命,也要为家人留一条后路吧?如果连房屋都送出去,今后回来,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毛泽东最了解弟弟的心思,听了他的一番陈述后,笑着说:“这个嘛,好办又不好办。你们若是下了决心,出去就不再回来了,那就田和屋都不要了,这叫做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不过,润莲的考虑也有道理,虽然我们是横下心来干革命,不要这个家了,但总还是有个后方好些,再说革命也需要经费。”
话是这么说,但要把祖上留下的家业安置妥当,也不是一两天所能办到的。田给哪个做,屋给哪个住,都要好好筹措一番。毛泽东想了一下说:“田让给又穷又会做田的人去做,屋就让做田的人住,你作主找人就是了。”
毛泽东又嘱咐毛泽民:“凡是过去对我们帮过忙的乡亲,都去打个招呼,向他们告别。再从鱼塘里打些鱼,从家里拿些腊肉,送给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父母死了,他们的衣服、被子送给那些最困难的人家。屋里的东西,该送的送,该丢的丢,都处理掉,全都不要了。另外,你们去长沙,不要多带东西,只要带上铺盖和要穿的衣服就行了。东西带多了,就要请人送到银田寺,还要坐船,路费、脚力钱加在一起,等于买了这些东西。”
毛泽东在家里只住了4天。正月初十,吃过早饭,他就带着毛泽覃、毛泽建(菊妹子)先去了长沙。毛泽民按照大哥的要求,做好离家前的各项善后工作,不久也带着妻子到了长沙。
毛泽东在长沙给毛泽民已找好工作,在省立一师附小任校务,同时在该校工人补习学校学习。1922年,毛泽民在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搞庶务工作。不久,毛泽民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