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的历史地位该有多高？

蒋经国的历史地位该有多高？

作者：蔡慎坤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此时他已不能说话，“总统致辞”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会场秩序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籍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

面庞浮肿的蒋经国离场前，默默地凝望着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

19天后，蒋经国病逝。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变革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

1991年4月，台湾“国民大会临时会”召开，制订“宪法增修条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5月，“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

1994年，台湾“省长”直选，让台湾人民每人一票选举“省长”。

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

台湾的民主改革，是蒋经国生前伟大的政治举措，在改革之前，他不畏惧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也不担心放开党禁报禁之后会导致天下大乱，乃至不担心国民党丢掉政权……若不是有伟人的心胸气魄、谁敢冒此政治风险？
　　
   当国民党内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对蒋经国说：“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
　　
   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权在握、唯我独尊，死后却身败名裂、家人不保；有的政治家，生前仿佛是缔造历史的伟人，死后其头上的光环却日渐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时风光无限，其实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死后其历史作用日益彰显，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伟人。蒋经国，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伟大人物。
 
   按说，蒋经国是靠父亲才一步一步走上权力顶峰，并非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创业之君”。在二十世纪蒋家还搞“世袭制”，蒋经国能做个“守成庸主”就不错了，离“历史伟人”相距甚远。
 
   而在蒋经国离世十几年之后，他却成了海峡两岸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历史伟人”。马英九在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说，“15年来，在‘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蒋经国始终高居第一。”台湾《天下》杂志的民调也显示，蒋经国在去世十几年后依然被民众视为“最美的政治人物”之一。

  蒋经国的一生，历经风雨坎坷，在俄国14年，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翻砂工，用铁锤把铁板锤平。蒋经国在俄国集体农场耕过田，蒋经国做过卫生管理员，专门负责扫厕所。斯大林把他充军到西伯利亚，在乌拉尔地方做矿工，工作强度大，但是却吃不到足够的面包，如果工作没有做好，还会挨皮鞭。蒋经国在俄国曾经身无分文，还讨过饭。有一回，蒋经国发觉一家餐馆后面的水沟里，漂着一层油水，他饿得头晕，想办法把这水沟里的油水刮起来，用一只罐子装好，再找东西来烧，就吃煮热的“油水”填肚子。天下大雪，夜里冷得出奇，蒋经国找到一个大垃圾桶，在桶子中间挖个洞，蹲缩在桶里，度过寒夜漫漫。

1927年间，他申请加入苏联红军，被派到驻扎莫斯科的第一师，当过兵，曾进入列宁格勒中央红军军事政治研究院；也当过莫斯科电机工厂学徒工，在乌拉尔金矿场当矿工后，又当过乌拉尔重机械制造厂技师、助理厂长、《重工业日报》的主编。
 
30多年后，当老蒋把国民党的大权交给他后，他一身素色夹克外套、鸭舌便帽、旧长裤、布鞋的装扮，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信仰的托派思想，和他流放西伯利亚、当工人、当农夫的形象，似有前后辉映、异曲同工之妙。

做为一代伟人，蒋经国的伟大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清廉。蒋经国的清廉，一是自身，二是家人，三是打击贪腐，四是整饰政风。1944年8月1日他离开县长任上（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职务）时说：“我在县长任内，未曾为我私人取用分文，动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花之电信费用，皆应在本人薪饷下扣除，不得在公费项下开支”；到台湾后，他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到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带家人看电影，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一生从未置产，以至于没有积蓄。

蒋经国不许家人包括夫人与孩子，从事任何经商活动；他的夫人从不干政，更不帮助任何人说情收取好处，其低调、朴素到令人同情的程度；蒋经国去世后，蒋夫人靠政府补发的20个月俸额为生，1992年俄罗斯一名官员以私人身份抵台访问，问她要不要回去看看，她答说：“我没有钱，怎么回去？”自1937年离开俄国后蒋方良再也没有回到那片生养她的土地。

蒋经国任“行政院长”，第一次主持“行政院会”就通过公务员10项革新，制定《贪污治罪条例》，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被视为不近人情；情治首长周中峰、叶翔之等人均为蒋宠信，一次蒋出其不意到周、叶家中做客，发现居家摆设改变，门前车水马龙，二话不说，旋即将周、叶二人调职，以肃官腐；严惩亲表弟时任人事行政局局长的王正谊；不畏立、监委庞大的政治影响力，把十多位监委、立委移送法办。

由于蒋经国的清廉与严惩贪官，他统治时期的台湾政风全面刷新，他全面执掌政权后的整个执政团队，“部长”以上官员没人贪腐，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清廉使蒋经国获得了巨大的道德威望，也在统治集团内部具有了绝对的道义权威与一言九鼎的独尊地位，当党内部分大老害怕民主引发混乱时，他一锤定音解除“戒严”施行民主，因为他及他的家人不怕民主被人民清算，也不怕国民党在民主后被人民清算。

为政。蒋经国为政是全心为民呕心沥血，为政方式是深入民众从无官僚。在江西赣南，他推行新政，一身布衣下乡，打击烟、赌、娼成效显著；在上海整顿金融敢于碰硬（抓了孔祥熙的儿子，被老子干预放了，无奈发表申明向百姓谢罪），最终与孔宋权贵结怨；到台湾当政后一直重视物价，每天必看柴米油盐糖及面粉物价；李国鼎（财政部长）以一句“政府施政应图利人民”打动蒋经国，一生不喜欢李但仍充分授权，使李为台湾经济作出杰出贡献；有一年石油价格上涨，行政院长俞国华将石油价格上调两元，蒋经国看电视报后道立即约见俞国华，指示俞仅能微调一元。双方为此事发生争执，俞以政府保本为由，力主不能调回。蒋说：“一个失去民心的政府还保什么本！如果你不执行这项政策，回去好了！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亲民。在赣南，蒋经国经常短衣草履，上山下乡，走村串户，与百姓民众任意交谈；当时有人统计，蒋经国上任专员的第一年，在赣南11个县转了三圈，甚至能够说出辖区内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名称；在赣南期间，平均每年下乡200次；1950年代初，在台湾带领退伍士兵筑路，渴了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吃，在架在绝壁的竹梯上爬上爬下；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考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挨家挨户慰问；到煤矿参观，接受矿上保卫人员搜身；晚年因经常下乡探访民情，回台北后告诉侍从人员“腿疾日趋严重，脚像针刺一样”，侍从人员婉劝他减少下乡行程，蒋说：“算了，待在办公室还是一样痛， 以后不要再讲了！”。

蒋经国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永远低调、朴素，永远吃穿随意。国民党能够在民主化之后没有被人民抛弃，就在于国民党享有了蒋经国为民、亲民累积的政治遗产，

胸怀。1970年4月24日，蒋经国访问美国，遭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生黄文雄刺杀未遂，事后蒋经国不仅未见任何恼怒，反而要求与刺客见面，并建议美国放了刺客；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警方秉持蒋经国的旨意高度克制，以至于冲突中警方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达47人，群众仅有40多人受伤，对峙中还是警方先退场。事后，形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舆论，蒋经国亲自主导处理，无1人判死刑，仅施明德1人被判无期，其他均判14年以下有期徒刑；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时，情治部门呈上名单抓人，蒋经国未批且平静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民主就是妥协，妥协需要胸怀，尤其需要手握大权的专制统治者具有妥协甚至容忍不同政见、政敌的广阔胸怀，蒋经国显示了这样的胸怀。蒋经国的胸怀除了体现在与自己部属存在政见分歧时能够容忍与接纳外，还体现在反对派的应对上。正是这胸怀给台湾民主力量的稳步成长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使“戒严”解除时没有出现政治能量的突然释放导致的社会失控，民主变革的平静、理性世所罕见。

政绩。蒋经国实际主持台湾工作近20年，在这20年里，台湾的经济以难以想象的水平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1952-1959年为6.9%，1960-1969达到10%，1971-1980年达到9.4%，1981-1990年达到8.1%，从1951-1989年3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55倍；人平均所得，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 从136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从1970年到蒋经国离世的1989年已达7518美元，从1951-1989年3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失业率长期在2%左右；更为令人称道的是，在经济如此快速发展过程中，台湾的贫富差距没有迅速扩大，蒋经国主政年代，台湾社会始终未出现贫富分化的情形。在几乎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台湾的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更是经济迅速发展阶段贫富差距扩大控制在最小范畴的地区。

传记作者漆高儒对蒋经国有一个很好的评价：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实现了民主在台湾的和平着陆。

历久弥新的身影——蒋经国

马英九

时间:2010-08-23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下午，经国先生病情突然恶化，吐血而去，举国震惊。英九当时在总统府第一局工作，忙着准备安定政局、治丧及新总统继任等幕僚作业，无暇伤心难过，直到午夜时分，公事暂告一段落，我瘫坐在椅上。过去六年追随经国先生的种种才猛然涌进脑海，一时悲从中来，突然想到从没有跟经国先生单独合照过。

　　我确不曾向经国先生请求合照过，但他留给我们的早已远远超过一张照片，而是一幕幕珍贵的历史景观。于今距离那一刻已是十几载春秋，台湾经历了许多变化，政局起伏，政治人物几度春风、黯然，唯一没有改变的是经国先生所受到的历史评价。十五年来，在任何一个“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经国先生始终高居第一。台湾人民对经国先生高度的崇敬，其实包括了怀念过去以及期望未来两种情绪。我追随六年，有责任对他的施政就观察所得做一较完整的评析，以更深刻认识我们共同走过的路，从而思索今后继续成功的途径。

　　蒋经国时代

　　一九七二年，经国先生接任行政院长，成为国家实质掌舵人。当时内外环境艰困，但也是一个不畏艰险、无惧失败、力争上游、逆势奋斗的时代。当年，中华民国对外关系出现空前挑战，中苏共的武装冲突导致美日萌生联中共制苏共的思维，国际战略局势发生根本的变化。再者，一些开发中国家，右翼军事政权腐化无能，使得红色势力继续以理想主义革命的火种熊熊燃烧，这都使得中共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包括取得联合国席位，邀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大陆，与日本建交等。无论我们如何忿忿不平，一连串的断交接踵而来，一波波的羞辱已不可免。

　　但大环境也非毫无希望。即使台海紧张依旧，经二十年发展，台湾已顺利完成土地改革，推动了进口替代出口扩张，并实现了初期的资本累积，创造了一套能鼓励生产并且合理分配的机制，稳住经济，且具备更快速发展的条件；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内部也培育一批专业清廉的政务官员如严家淦、尹仲容、李国鼎、孙运璿等前辈，以及许多经验丰富的优秀文官。他们知识广泛，眼光前瞻，能为国家未来二十年规划宏伟的发展蓝图。此外，尽管中共国际地位提升，但其前景也非无限。尤其民国二○年代曾在苏联当过红军军官的经国先生，亲身经历了史达林的大整肃，并见识到在计划经济下苏联人民一贫如洗的惨况，他比谁都清楚，文革狂热下的大陆人民必有梦醒的一天。

　　第一个战略选择：改善人民生活

　　因此，他作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那就是我们与中共的竞争不在于军力大小或邦交国多寡，而在于生活方式的良窳：谁能改善人民生活并开创发展典范，谁就能在全体中国人以及全世界中，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这场竞争，如果输了，我们将沦为负面的历史记忆；赢了，将扭转大局，反败为胜。手中的资源既有限，就应集中在我们能主动掌握的强势领域中。依这战略，台湾在外交上采较低姿态，争取长期的和平环境，以全力发展经济。一九七三年，推动十大建设，厚植国力。这计划预定五年完成，需大量举债，其可行性曾遭质疑，但他坚持跨出这一步。即使遇到石油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也不曾放缓脚步。

　　他上山下乡，结交民间友人，探求基层百姓甘苦；另一方面，他放手让阁员们发挥长才，大胆制定有远见的政策。尽管他常被视为“政治强人”，但是他的首长们并非唯唯诺诺之徒。经国先生担任总统时，身为行政院长的孙运璿先生丝亳不减高瞻远瞩、独当一面的本色，从来就不是经国先生的幕僚长。

　　台湾的希望岁月

　　促成这种清明政风的领导风格，重点并非“强势”，而是“正直”与“明辨是非”。也就是说，他以亲民简朴的作风为基础，设定明确的发展目标，实践公平正义的是非标准。今天回头看，整个一九七○年代是台湾史上的希望时代，不仅物质建设飞跃进步，整个社会更是同心协力，因为在一九七○年代包含了太多人的参与、奉献的共同记忆。这包括了“三冠王”凯旋归国的狂欢，搭上国光号巴士驶上中国人第一条高速公路时的自豪感，郑丰喜《汪洋中的一条船》的励志人生，林怀民舞出了生命乐章，黄春明、陈映真、王拓等“乡土文学论战”中强烈反殖反帝的民族情感等等，而中坜事件与美丽岛事件则凸显本土政治反对力量的隐隐胎动，为日后政治改革的催生。

　　到了一九八○年代初，这种精神元素继续澎湃不止，揭开更新的一页：新电影的诞生、罗大佑的黑色叛逆、龙应台的野火批判、杨宪宏的环保主张、詹宏志的出版雄图等等，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让台湾逐渐成为全世界华人的文化中心；而从“党外公政会”的出现到民主进步党的成立，更反映出本土反对力量的进一步凝聚与升 级，台湾政治多元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此外，林义雄母女命案、陈文成命案与江南命案等三大命案以及十信弊案的连续发生，再度提升了政治改革的迫切性。而同一时期，对外贸易大幅扩张，经济也连续出现两位元数字的高成长。财经首长正以无比的决心创造高科技产业的大环境。他们奔走说服金融集团贷款给那些雄才大略却阮囊羞涩的年轻梦想家，并相信有朝一日后者成为全球科技产业的巨人时，台湾才能不断迈进。

　　台湾经验与大陆改革

　　毫无疑问，这应属于全体台湾人民，并非经国先生一人之功，不过他的领导确实协助创造可贵的时代精神，让每一个人的创造力得以释放。我们避开了中共的外交锋芒，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十年间在生活水准、专业经验以及文化创新上，远超大陆。起初，中共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消长。一九七九年元旦他们正式与美国建交，完成外交上包围台湾最重要的一步，接着顺势提出了“叶九条”、“一国两制”等主张，邓小平甚至将统一台湾列为一九八○年代主要任务之一，以为中华民国政府不过是过去内战中的手下败将，靠美国人的武器和钞票偏安一隅，只要美国人一抽腿，彷佛台湾朝野即将惊惶失措，自动来归。

　　我们可从一九八二年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中，闻到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不过等到中国大陆再开放多一些，更多百姓见识到台湾的富足后，中共又急着辩说那是国民党从大陆带走黄金所致。直至一九八五年大陆城市经济改革遭挫，激起知识界深刻反思时，有关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才受重视。到民国七十八年“Tian an men Square事件”前夕，一些大陆学者开始用客观的角度研究台湾的一切，尤其是成功经验所反映的政治、经济、社会理念。他们用肯定与赞美的笔触描述蒋经国的政绩，彷佛恨不得经国先生就是他们的领导，大陆或许可像台湾一样富足。就在这一刻，可以说台湾赢得两岸长期竞赛的第一回，也证明了当年困局中的战略选择，确有远见与智慧。

　　第二个战略选择：民主改革

　　除了经济发展外，民主改革是经国先生另一个重要的政治遗产。而英九有幸站在第一线目击部分的历史过程。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经国先生接受《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的访问，我在一旁传译，他沉稳的告诉她：“我们准备在未来通过『国定安全法』后，解除戒严跟开放组党。”

　　一九八七年三月有一次外宾拜会结束后，经国先生照例问我有无报告，英九就率直建议政府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他要我直接去见张副秘书长祖诒，张副秘书长指示我草拟一个开放探亲的方案，修改后在六月四日签呈总统。这个草案就成为后来十一月二日开放探亲的蓝本。

　　一九八七年七月初解严前不久，我奉命草拟有关资深中央民代退职方案，曾两次奉召到他的卧房报告，当时他重病缠身，躺在床上，睿智表示中华民国的法统靠这部宪法延续，因此未来国会不需要再特别设置大陆代表。后来李副总统登辉先生召集的专案小组在经国先生过世的前一天通过了这个案子，可惜他已看不到了。三周后，我带着方案到头寮经国先生灵前，含泪向他报告：“交办的工作完成了！”当场泣不成声。

　　这几项决策，对台湾影响深远。为何他晚年会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尤其他早年在苏维埃社会，并无西方民主教育的背景，回到中国后立刻投入对日抗战与国共内战，到了台湾后又主持情报与政战工作。在组织严密与战争苦难的岁月中，易塑成敌我分明的单一意识形态，无法与时俱进，如此时大权在握，极可能拖垮国家社会，古今中外这类悲剧不知凡几。然而经国先生了不起的地方，正在于他总是在关键的历史时刻突破他家世、教育与思想的局限，做出正确而务实的决定。

　　未来方向：台湾优势的强化

　　尽管今天的世界、两岸与台湾内部的问题，与他的时代已大不相同，但国家的基本目标却是一致的。比较这两个时代，今天这些基本目标的达成，同时有难易之处：难在于台湾属民主多元社会，使得共识与行动需繁复的过程与巨大的耐心，另中国大陆全力发展市场经济、拥有过去不具备的经济筹码；易在于台湾有较高的民主准则，决策与权力交接体制化，免除了失控的危险，对市场经济娴熟，可掌握先机。

　　因此，我们的因应之道仍在于避开劣势强化优势。这里英九提出两个浅见，一是内部应停止政党恶斗，促进良性回圈及推动优质选举，铲除黑金文化。二是外部应肯定并追求普世价值，认清并因应大陆转变。

　　各界建议停止政党恶斗的呼吁由来已久，但始终没落实，关键在于当前两大主流力量泛蓝和泛绿均承载着互不相容的历史余绪，前者视后者为“中华民国体制的颠覆者”，后者视前者为“外来政权”，这种敌我关系的定位，等于否定对方存在的价值，极易激发原始的恨意，使政党和解与合作永远缺乏基础。因此，健全政党政治首应建立新的史观论述，承认泛蓝与泛绿共同打造“台湾奇迹”，也须共同创造台湾未来。这种论述成为主流见解时，才可能出现真正忠诚的执政党与忠诚的反对党，使得政党竞争导入正轨，否则尽管威权政治没有重生的土壤，但政党长期恶斗却足以瘫痪政治，耗尽社会成本。

　　我们需要以多元、包容、理性的态度，在史观论述与言行典范上开创新的时代精神。高雄市议长选举贿选案上，蓝绿双方竞相以壮士断腕的魄力，整饬党纪，并逐渐形成改选议员的共识，可说是难得一见的良性竞争，值得肯定。

　　经国先生过世之后，李登辉总统持续民主化道路，并获得重大成就；不过，不能回避的是，威权的执政体制转换成以选票取得权力的过程中，金钱作用被扩大了，不但未受到应有的控制，反有如权力之酒，越渴越饮，不但腐蚀了国家体制，更败坏社会风气，使得不正当手段被视为理所当然。因此，除严格执法外，更应降低金钱在选票上的作用，须结合有志之士，创造一种选举模式，既干净又环保，且花钱不多。事实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二○○二年台北市长选举就是一例。当这样努力成为主流时，即可成功阻断问题源头。

　　肯定并追求普世价值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时代已经结束，“全球化”成为最新的趋势。事实上，过去无论是何种意识形态，都宣称具有普世意义，都必然是某种世界主义，因此全球化思想可说是人类工业化至今，付出许多代价后，为最多国家所接纳，最接近人类共识的一种思想与实践。上一世纪就开始，每年除夕午夜，电视萤幕上传来的新年倒数画面，无论在雪梨、台北、东京、上海、巴黎、莫斯科或纽约，呈现的都是高楼、广场、雷射烟火以及欢呼的年轻人群，相同表达形式的背后，就是近似的情感与心灵。

　　因此无论任何国家如何决定他们的全球化脚步，基本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个人价值受到充分尊重。从宏观而言，台湾内部建设与发展正在呼应这样的潮流，并努力取得领先的地位。这应是我们处理台湾与大陆关系，以及台湾与世界关系的基本理念。

　　认清并因应大陆转变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客观中肯看待中国大陆的变化。如今中共的发展理论和政策，转变成在民族主义意志中进行务实的经济建设，我们不应回避这两者结合所能产生的巨大力量，有此理解，是因为我们走过类似的路。但我们也不必抱莫名的恐惧，台湾经济的延续发展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无论就历史和地理而言，都不可能跳过中国大陆，因为这意味着不但拒绝大陆的市场和资金，也拒绝全世界能够经过台湾进入大陆的资金，而这两者正在形成亚洲经济成长的火车头。如果切断这一大块，我们将面对一方面无法控制台湾资金继续流向大陆，一方面又同时拒绝大陆资金以及经过台湾流向大陆的海外资金的困局。这样的结构一旦成形，不但使得台湾的经济成长受限，更危险的是，由于利基缩小，越来越多的菁英将无法在台湾获得发挥长才的空间，使得中共得以展开双手。

　　此时，任何刻意丑化这些菁英的言论，只会因激起反感而加速他们的出走。有人辩称，日本、新加坡和香港都与中国大陆有着充分的经贸交流却仍不免衰退。对此应该反问，如果这些地方不与中国大陆交流，他们的经济会更好还是更坏？

　　事实上，这些地方的政府在规划振兴经济之道时，没有人认为应该切断或紧缩与大陆的交流，相反的，他们都在认真计划如何放宽双方在人员、商品、技术、资金往来中的限制，以开拓更多的大陆业务，没有一个认真的政府官员或经济学者会有切割或封锁的念头。难道我们奋斗十二年才加入WTO，不正在大力鼓吹各会员国消除经贸壁垒吗？

　　尽管如此，两岸扩大交流确实会促成双方人民的利益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其政治态度，这是对台湾民主信仰的真正考验。如果我们的民主政治是货真价实而且具有典范力量的，那么我们将没有任何惧怕的理由。中共或许可以动用国家机器压迫台湾人民服从其政治利益；不过大陆人民也可以要求中共根据台湾的民主典范来改造整个国家机器，从而削弱中共单方面发号司令的力量。因此，解除中共对台湾军事威胁的根本办法不仅在于与中共讨价还价，更在于改变大陆人民对台湾的看法，帮助他们认识到对台动武是一件羞耻与不智的事情。除非我们的民主政治是半调子的，或只是另有他图的包装，否则没有理由在两岸社会之间装设精神电网。

　　蒋经国精神历久弥新

　　从追忆经国先生到思考台湾未来，区分了两个时代的传承、演变、差异以及政策基础所做的思辨。英九追随经国先生六年的时间中，看见他为政的内敛、沉稳与自省，深刻体会到“高瞻远瞩”、“慎谋能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意义。经国先生生前说过许多话，但关键并不在于那些话的字面意思，更不在于谁跟他最近、听到最多以及“最得到真传”。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那个时代成功的因素，并在分析过去与现在的异同中，取得再进步的力量。经国先生是人，不是神，我们不必把他神化。我们纪念他，是怀念那一个满怀希望的时代，那个时代毕竟已经远去，但是时代的精神却长存。后继者应有效法他的雄心，台湾才能更上一层楼。

　　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