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箭在弦上的计划：“取道越南反攻大陆”

国民党1949年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曾提出“反攻大陆”的口号，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曾经箭在弦上的具体计划，在越战期间，蒋介石就曾谋划“取道越南反攻大陆”。

台湾欲组建“救火队” 被美国拒绝

台湾前国府国防部长俞大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曾于1958年访问美国建议，由中华民国国军组建四个师（三个步兵师、一个海军陆战队师）的“救火队”，专门在台湾以外的远东与中东地区，从事打击和防御共党武装颠覆及军事入侵的“救火”任务。

“救火队”的装备与薪饷由美国提供，国府与美军合作训练；部队的指挥与调动，则由国府和美国共同负责。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海军部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解密的档案显示，华府当局接到俞大维提出的“救火队”建议后，做过讨论和审慎评估，决策高层出现两极意见，一派主张采纳台湾的建议，利用台湾训练有素的军队以遏阻中共势力向海外扩张；另一派则反对台湾的建议，认为“救火队”的出现，将会引发中共的 “反救火”行动，加速其对外用兵，而引发自由地区的动荡不安。

艾森豪威尔下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呈报最后评估意见，联席会议经过缜密细商后，决定婉拒俞大维的建议，理由是：“救火队”的任务太过冒险，太过挑衅，极可能引起反效果。

事实上，由“中华民国国军”组建“救火队”的原始构想，乃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所提出，而且早在1954年秋天法国在奠边府之役惨败，武元甲所指挥的越共部队获得关键性胜利后，华府当局担心中南半岛将遭全面赤化，即酝酿使用台湾、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部队，围堵中共军力向亚太地区扩张的构想。

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时曾拟订几项计划：1、封锁中国大陆沿海；2、轰炸中国大陆军事基地；3、动用“中华民国国民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研判结果，认为前两项计划只能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才能执行。唯有第三项计划“可以马上做”，且较为务实。

蒋介石要美国援助西藏

台北当局获悉华府拒绝“救火队”的建议后，虽感意外和不悦，但蒋介石仍未放弃将美国卷入台湾军事反攻大陆的想法。

1959年西藏爆发反共活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其间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蒋介石认为美国对西藏的支援还不够，要求美国对西藏提供大规模的武装援助，空投大批军事与生活物资。

据台湾前驻美大使沈剑虹在英文回忆录中说，1959年3月，蒋介石在阳明山行馆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庄莱德和台湾政府高层官员开会，当面要庄莱德转告美国政府尽速大规模援助西藏，庄莱德委婉说明有许多后勤技术上的困难。蒋介石提出多次要求后，庄莱德仍一再表示很难做到。未料蒋介石向庄莱德表示：“对不住，我要开别的会，你们继续谈吧！”当即站起来拂袖而去。沈剑虹说他在十年中为蒋介石和五个美国驻华大使当过翻译，从未看到蒋对美大使如此疾言厉色。

据前美国国务院情报及研究局局长、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透露，1962年3月，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携带讨蛙鸣准备反攻大陆的详细计划至华府，要求美国同意支持。

据美国解密档案、中共资料、前“国府陆军总司令”刘安祺口述历史和希尔斯曼的回忆寻，蒋介石确实在认真执行这项反攻计划：部队加紧训练、加征税捐（国库增收了6000万美元）、大量购买武器、政工干校学生和政工人员在北投复兴岗集训演练沿岸光复地区的政治组训工作、成立反攻“行动委员会”、在外岛练习登陆以及反攻作业、举行大规模的“昆阳演习”，刘安祺在演习中担任“反攻联军总司令”。刘安祺说：“当时计划主力在金门对岸的围头登陆，此外，潮汕、青岛都是登陆地点。”

肯尼迪政府对蒋经国携来的反攻大陆计划极为重视，但经过审慎评估后，白宫于1962年6月20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决定否决台湾的反攻计划，美国并于6月23日举行的华沙大使级会谈中，正式告知中共，不同意和不支持“国府”登陆大陆。中共文件则显示，北京中南海对台湾的登陆计划早已知悉，毛泽东并下令共军全面备战。

国民党当局暗度陈仓

虽然被美国政府一再拒绝，蒋介石依然计划反攻大陆，他暗地里紧锣密鼓地筹划起新的“反攻”计划。

陈长伟在《百年潮》刊文称，台湾军方于1961年4月1日成立“国光作业室”，开始避开美国单独拟订“自立”“反攻大陆”的作战计划。其间，蒋介石于1963年5月2日提出开战指导，指示参谋研拟如何先炮击大陆三天到四天后，诱发大陆对台湾进行炮战。然后，国民党再向世界宣布大陆“对台挑衅”，接着是空军反制作战，数日后展开登陆战。

但蒋介石这一指示在该年5月30日被国防部参谋推翻。对华府新一轮的游说中法建交之后，台湾当局向美国提出巩固其在东南亚的地位以维护中华民国国际地位。

1964年2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先后向华盛顿提出如下建议：第一，由美国牵头组建美国、韩国、南越和台湾的“四国同盟”；其次，如果美国不赞成参与“四国同盟”，可由韩国、南越和台湾三方缔结“盟约”……美国明白蒋介石此举实际是想为“反攻大陆”做准备。因此，白宫以“东南亚条约组织” (SEATO）及其相关“协定”已足以满足东南亚的防御要求为由拒绝了组建“四国同盟”的建议。

此举未成，台湾当局于1964年3月直接向美国提出将在海南岛采取军事行动，谓倘若美国对北越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共在海南的力量将对美构成重大威胁，因此必须先下手为强，并要求美国给予海空军和后勤支持。但是，当国民党当局将行动计划提交给美台军事协商机构“蓝狮”委员会时，却遭到拒绝。

取道越南由于没有获得美国的支持，台湾当局则暗地里自主加强和东南亚“反共势力”联系的努力。1964年4月19日，老挝右派将领库普拉西斯· 阿贝发动军事政变，声称其政权得到台湾、越南和泰国等的支持。美国获知消息后，立即警告国民党当局，要求其马上停止在老挝的行动。

国民党当局矢口否认曾经支持过阿贝集团。然而，台湾的报纸却一直在鼓噪：“国军入越作战将可能开辟第二条反攻道路”。《征信新闻报》5月7日发表题为《国军入越作战问题》的社论说：中南半岛与东南大陆接壤，地理形势复杂，且为一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对于国民党军之“反攻”具有极为优越的群众条件。

华盛顿的警告1964年下半年，随着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的不断升级，华盛顿对台湾当局在东南亚的动态保持高度警惕，以防止国民党对局面的搅扰而引起中共的干涉。《纽约时报》5月13日报道，美国陆军突击队正在台湾的深山老林中秘密训练国民党特种部队，并猜测这些经过挑选的突击队员可能将被偷偷送到中国大陆。美国务院立即于当天发表声明加以澄清，美国在台军事人员帮助国民党训练军队的目的仅是为了“保卫”台湾。

约翰逊政府在反对国民党“进攻大陆”这一问题的立场上与其前任并无二致。在根本目标针锋相对的情况下，“取道越南反攻大陆”不可避免地沦为历史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