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二端坐在离电视机最近的小马扎上,七个小时内一动不动,一声不吭。最后终于吐出一句:“这个……挺好。” …… 此时的我尽管还是童子身,但幸亏已约略知道男女间是怎么回事,否则,我坚信毛片对我的刺激将是致命的,不可想像的。
前段时间有人批评我们的词典,说若干次修订后,像“克隆”、“斑竹”等一些走进新时代的词儿仍没有被收进去,还有,对“虎”这样的珍稀动物居然还解释成“肉可食用,骨可入药”,实在是太不环保了。
词典里没收录的词多了,你永远不要指望其会在“毛”这个字根下收入“毛片”这个字眼,尽管它绝对是社会流行语。这个词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兴起,老百姓将一切“下流”、“淫秽”的影视作品——画面下限是女性乳房的长时间裸露及性爱意识的大量渲染,上限是赤裸裸的性交镜头,在这一范围内的所有影视作品均被称为“毛片”。
九十年代后,把那类不暴露性器官的软性色情影视作品分出“三级片”,硬性毛片也就有了“顶级片”、“高片”等称呼。如今流行洋字码,就将其称为“A片”——A者,adult是也。成都人称其为“歪录像”。
鉴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社会背景,初期的毛片主要以VHS录像带形式在民间传播。
毛片由出国人员从国外带来。当时能出趟国的人,就跟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一样稀罕。由于片源的稀少,毛片绝对被居为奇货,如果你手中攥有一盘毛片,这个消息马上就会在可以流传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流传,最后恐怕连动物园的黑猩猩都会跑来,央求你借它开开眼。
当时的录像机价格约为三千五百元(而那时一个大学生一月的生活费是五十元),并且在商场买不到,只能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近的出国人员服务部靠一个很特权的批文提货,或购买从南方运来的走私货——我认识的有钱人中,至少有两个当年干过这营生,在福建海边刀口舔血般拿到几十件货,再雇人一台台从南方背到北方,在火车上还经常被查抄,这些因素都使得录像机既贵且少。
片源稀少,播放设备稀少,能看到毛片的机会简直就是稀少的平方了。我从听到毛片这个字眼到第一次看到毛片,中间隔了四年,我们宿舍老二,他一盼就是七年。
毛片以过路片的形式在我们这些无立锥之地的穷学生中流传。
那是大一的下半学期,一次午饭后,一位大三的师兄说有盘毛片,只能在他手里留半天,问去谁家能看,咣咣提议去他家。他们议论这事儿的时候旁边坐着几个人,包括我。大概是不好意思把我丢下,或怕我怀恨告密,他们扭脸邀请了我。
如今我的脑海中幻化出这样一幅场景:在俗套的马斯卡尼《乡村骑士》间奏曲的背景音乐下,九个青年男子骑着自行车奔驰在北京蓝天白云下的街道上,要多快有多快。其中唯一一个不戴眼镜的人警惕地四处扫视;一个膀大腰圆的人横眉立目地守候在另一个人身边,单看那个被保护者两条跟穿了条毛裤一样的毛茸茸的小腿,就知道他是这帮人中小腿肌肉最发达的,他骑的也是一辆最好的车,以备有人盘问时一骑绝尘。
我们总是习惯于将毛片视为洪水猛兽毒品毒药,个中缘由恐怕并不是认定中国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抵抗力弱,而是一种惯性思维使然。经常会看到一些文章,提到黄色录像、黄色小说毒害了多少人、人们啊你要警惕之类,往往还有具体的事例来佐证,比如采访劳教所监狱,罪犯中有百分之多少的人痛诉是看了黄色东西才走上犯罪道路的。我认为这样的统计方法是错误的,不应该看犯罪的人中有多少是看了黄东西,而应该算计看了黄东西的人中有多少犯了罪。
最近看到一种法律解释,说夫妻在家里看毛片的行为是合法的,因为没有法律规定夫妻俩不可以看毛片。从法律没有规定的你就不能做,到法律没有规定的你就可以做,这绝对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人性的一大解放。
事实上,东方文明真正的精髓,在于寻求纵欲与戒欲之间的平衡。张竹坡评《金瓶梅》,说是满篇的热闹中看出的全是个“冷”字。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也应该“名为宣淫,实则戒淫”了。
一种可怕的“毛片冷漠症”已经开始在我们这些昔日的毛林战将中蔓延,当年那些一听说明天有一部毛片过路就兴奋得一夜不睡的轻狂少年都到哪里去了?
这一点也不奇怪。用法兰克福实证学派的说法,我可以举出三个例子。
一、据说古巴比伦王国就毁于色情,人们的纵欲过度导致体质下降精子质量下降生育能力下降,最终导致了一个文明古国的湮没。
二、继《花花公子》出现财务危机以后,另一本色情杂志《阁楼》也向美国法院提出了破产保护申请。《阁楼》自己分析破产的原因是:网络的出现导致色情的泛滥,《阁楼》就是因为黄色太多了而崩溃的。
三、有科学家指出,现代人性兴奋的敏感度、频率和持久性均比古人有明显下降,原因也不外是太多地接触色情产品。古代人收藏心上人的一缕头发就能让自己达到高潮,而现代人呢?——即使见到令你动心的身影,你依然带着冷漠的表情。
有一种说法是,一对男女在相识的第一年里每做一次爱就往一个缸子里放一粒黑豆,从第二年开始,每做一次爱就从那个缸子里拿出一粒黑豆,一辈子也取不完。
摘自:《闪开,让我们歌唱八十年代》 作者:张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