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算得上财团的，只有荣氏一家”——毛泽东语(图)

　　提起中国近代企业史，就不得不提起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经说，在旧中国能够算得上财团的就只有荣氏一家。从无锡的小商人到上海乃至中国的面粉、棉纱大王，荣氏兄弟走的是一条艰辛的创业路。纵观两人一生的事业，可以说他们的兴衰荣枯都与当时的大时代密切相关。

　　受美国富豪影响，决心创办中国人自己的面粉厂

　　荣氏兄弟是无锡人，相传祖上曾有人做过大官，但当时家境早已中落，所以很小的时候，荣宗敬和荣德生就被父亲送到上海的钱庄去做学徒。大上海的繁华既让年纪轻轻的荣氏兄弟感到新奇，也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接触到了现代商业经济。

　　1891年，荣宗敬学徒期满，转而做钱庄的“跑街”，这其实就是跑码头，做钱庄的收放款业务。3年下来，荣宗敬不仅有了自己的人脉，对于金融市场的运行和资金的调拨也十分清楚，更为关键的是，这时候钱庄的倒闭更让他体味到市场的残酷。与兄长不同，荣德生在学徒期满后，就南下广东，在帮助父亲收税的过程中，他发现有两类企业是最为赚钱的，那就是与民众吃和穿有关的企业。在工作之余，他还广泛阅读一些介绍西方实业和科技的书籍，这时候一本《美国十大富豪传》给他很大的启发，这本书介绍了美国十位大资本家通过兴办实业成为商业巨子的过程，使得荣德生明白世界上有比办钱庄更有意义的事业，那就是开办实业，这不仅可以致富，也可以救国。不久，他目睹的一幕情景，更让他坚信了这一点。

　　1900年，荣德生回无锡时途经香港，他看到码头上雪白一片，层层叠叠十分壮观，原来是进口的面粉正在卸货，这不禁让荣德生感慨不已，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也广产小麦，却要这样仰食于人！恰在此时，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接着就是八国联军入侵，在这样的情势下，荣德生只得滞留上海。在上海，荣德生发现，当时很多行业都不免凋敝，唯独面粉业却十分兴旺。大概越是兵荒马乱的时期，人们对粮食的需求也越为急迫。同样的，荣宗敬在天津进货时也发现了这一点，兄弟二人一拍即合，决心要开办面粉厂，并且暗地发誓一定要办出比洋人更大更好的面粉厂。1901年，荣氏主持的“保兴面粉厂”在无锡动工，这是荣氏家族兴起的第一步。

　　与日货竞争，成为中国的面粉、棉纱大王

　　荣氏创办面粉厂，很快就迎来了发展契机。1904年，为争夺中国东北，日俄战争爆发，导致俄国人在东北开办的面粉厂纷纷关门，这使得面粉的产量下降，价格上升。看到赚钱的良机，荣氏兄弟决定扩大生产，将利润不断投入引进设备和开办新厂，短短数年间，荣氏的面粉厂就发展到12家，所产面粉占全国产量的1／4。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让荣氏企业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一战使得欧洲各国忙于战争，不仅无力插手东亚事务，而且其本身因粮食减产，纷纷向中国购买面粉，荣氏的面粉厂一接订单就是几万包，乃至几十万包，荣氏面粉行销海外，畅通无阻，盈利丰厚。在面粉业成功的刺激下，荣氏兄弟又开始涉足纺织业。

　　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的面粉、纱布历来向中国倾销，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诸国忙于战争，日本却闲居一旁，全力在东亚扩张，这其中就包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但正是在与日资企业残酷的竞争中，荣氏家族恰好完成了自己实业王国的构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时全国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货的高潮，结果使得日本向中国输入棉纱、面粉的数量锐减。与其他民族企业家一样，荣氏兄弟秉承实业救国理念，在办厂之初创立的品牌就富含爱国气息。比如面粉厂的名牌产品叫做“兵船”，寓意就是“振兴中华、以牙还牙”。棉纱厂的名牌叫做“人钟”，图案是一个人拿着钟绳在敲钟，寓意是让国人警醒。荣氏兄弟捐款支持罢工、罢市活动，不仅奠定了自己面粉大王的地位，而且还并购了日本纱厂，大涨国人志气。

　　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欧洲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中国的面粉出口减少，而日本凭借着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又开始大力向中国输出面粉，荣氏的面粉厂开始亏损。棉纱也境况不妙，日企凭借雄厚的资本开始在中国大力购买棉花，造成棉花价格上涨，然后又猛压棉纱价格，结果使得多家中国企业破产，荣氏的棉纱厂也十分艰难。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全国爱国主义情绪高涨，荣宗敬提出“全国人民一致抵制日货，如能坚持到底，则实业有振兴之望，而国家亦可转弱为强”。荣氏家族的纱厂扩充到9家，拥有工人数万人，成为名副其实的“棉纱大王”。当时日商竞争失败后，一些人竟然将自己面粉贴上“兵船”的商标进行销售，荣氏面粉的影响可见一斑。

　　1929年，为了扩张纱厂，荣宗敬从汇丰银行借款200万银元，将一家英国纱厂吞并，更名为申新七厂。1934年底，抵押借款的契约到期。由于纱厂亏损严重，荣宗敬无力还款，他希望汇丰能够将贷款转期，条件是将申新七厂全部财产作为抵押。汇丰却死活不同意，决定要拍卖申新七厂。当时作为第二债权人的两家中国银行，为保护自身利益，向法院申请暂时扣押申新七厂的财产，以避免被汇丰单方面拍卖。但汇丰却不顾中国法律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竟然自己单方面组织拍卖会，当时申新七厂的总资产在500万元以上，结果申新七厂被日本律师村上以250万银元拍得。消息传回厂内，一时舆论哗然。当时申新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多是荣宗敬的老乡，对于企业有着很强的认同。他们将厂子里面的机器拆下，甚至组织护厂队，阻止日本人来接收。同时，荣宗敬将汇丰低价拍卖申新七厂给日本人的消息对外公布，诉诸民意。结果舆论纷纷声援，要求市民抵制汇丰。当时的全国国产厂商联合会还因此发出呼吁，要求全国国货企业不要再与外国银行发生金融往来，以抗议汇丰银行无视中国法律和国货厂商利益的行为。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汇丰被迫取消拍卖，并允许荣宗敬将贷款转期。在强大的民众压力下，申新七厂终于得以保全。

　　抵制日伪“合作”，安心迎接解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受战争的打击，荣氏家族遭遇重创，不仅很多企业陷入敌手，机器设备和资产被劫夺，就是在上海租界和香港暂时保全的企业也时时被日本人觊觎。在1942年前后，日商提出租借或强行收购荣氏家族旗下的相关企业，结果被荣德生严词拒绝，面对上门的日商丰田，他愤怒地说，“我是中国人，我绝不把中国人的产业卖给外国人”。当时的大褚民谊为了此事特地设宴招待荣德生。荣德生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竟不赴宴。结果荣氏在无锡的企业尽被破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企业也被日军军管。

　　抗战胜利后，荣德生一度雄心勃勃，但很快就遭遇绑架，加上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使得他心灰意冷。当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很多人劝说他避居海外时，他笑着说：“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不仅不走，而且告诫其子弟也不要走，因为他坚信，不管是哪个政府，实业救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他暮年自谓，“余虽年老，雄心未死，惜时局未平，不能大举创业。他日世平若健，此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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