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闻横生，细细品尝，回味无穷。
这是建国后北京警方侦破的第一起碎尸案，发生在23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天。生活糜烂的刘敬芝与前夫陈克浩残忍地将情夫杀害碎尸，制造了一幕人间惨剧。23年后的今天，婚恋矛盾更为突出，重览这幕悲剧，会给人带来震撼心灵的启示……
1979年2月25日，北京至丹东的27次特快列车到达丹东后，工作人员在6号车厢发现一名男子的碎尸。经判断碎尸是从北京站被送上车的，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发生的第一起碎尸和列车抛尸案。
北京火车站。车水马龙，人群簇拥，声音嘈杂。高音喇叭传出“北京开往丹东的27次列车现在已经开始检票了”的声音。
这是1979年2月24日下午4点51分。旅客们通过检票，争先恐后地直奔车厢。这趟列车坐满了人，途经天津、唐山、山海关、锦州、沈阳、本溪、凤凰城等站，行程千余公里，于2月25日上午8点5分，准时到达丹东车站。旅客们扶老携幼，背包提篮，陆续下车，奔向各自的目的地。
碎尸案凶手之一刘敬之
碎尸案藏匿尸体的旅行包
惊现碎尸
等乘客走净后，乘警和乘务员上车检查时，发现列车六号车厢23、24、28、29号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有一个灰色人造革手提包和一个白色塑料布行李卷遗留下来。乘警立即通知派出所，并把两件行李拿到派出所。所长、指导员和民警打开手提包和行李卷一看，发现手提包内有一段被肢解的无头、无手的男子尸体，便马上报告了丹东市公安局。丹东市公安局领导、法医、技术员都来到派出所，经检查，没有新的发现。经过研究，认为这起案子，不是丹东市的，但尸体由何人在何处带上车无法确定，只有送到首发站北京，积极寻找破案线索。
碎尸运到北京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柯南亲自接待，带领丹东的同志来到技术科。技术主任满仓、法医志军等人又一次进行了详细检查，新发现肢解用的工具是刀类，包装用的灰色人造革包有红卫牌锁头。死者身穿灰布长袖衬衫和无领针织衫，这些都是北京生产的，但只凭这些，还不能断定死者就是在北京被杀以及尸体就是从北京带上车的。
柯南处长了解完验尸情况后，认为这是个疑难案件，死者是谁？为什么被杀？第一现场在哪里？从哪里上的车？……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但根据物证分析，携带尸块的人从北京上车的可能性很大，随即上级命令以北京为重点展开侦查。
大海捞针
刑侦队长甄艺带领侦查员与北京铁路公安分局的同志，分别向北京车辆段的检车员等相关人员展开调查。
据了解：2月24日15点25分，27次列车出库，到站后列车长和乘警们对各节车厢进行了全面检查，座椅下、行李架上都没发现任何物品。
刑侦人员又把访问范围扩大到车站的电力工区、水暖工区、邮局运转处等13个单位，经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座谈回忆。据电力工区职工郭兰新提供：24日下午 4点多钟，她在北京站一层中间大厅，曾看见一个穿深蓝棉衣、20多岁的小伙子，夹着一个很沉的塑料布包从电梯上到二层，情况可疑。因当时人很多，故未看清此人的面目特征。
北京和丹东警方同时开展调查工作，他们找到乘坐6号车厢的69名乘客，调查出23号座位是一位沈阳乘客，28、29号座位是两名军人，他们均无作案赚疑。
当访问到驻军某部战士廖胜明时，他向侦查员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他说：“我从云南探亲回来，24日乘27次列车，坐在6号车厢30号座位上，车上人很多，我见上方行李架上已放满了东西，又看对面29号上面的行李架放着一个灰色人造革手提包和一个白色塑料行李卷，摆得不太紧，我想挪动一下把我的行李放上，但挪不动，挺沉重的，我用手摸了摸，里面的东西挺软的，认为不怕压，就把自己的行李放到上面，一路上也没发现有人动过这两个包。到丹东下车时，我取下自己的行李就走了，那两个包还在上面。”经出示物证照片，他一看就说：“正是这两个包。”至此，警方通过对北京至丹东沿线508名职工、170名旅客的访问，初步认定碎尸包裹正是在北京被送上车的。
二度尸检
技术主任满仓和法医志军等又对尸体和包裹进行了仔细检查，手提包长60厘米、宽22厘米、高28厘米、重23公斤，两边分别印有北京农展馆和美术馆图样，拉锁上有北京红卫牌锁一把。内装上肢两块、下肢4块，用一条白绿条褥单包裹。切口处用新棉花堵塞，肢体上有灰棉毛裤一条、三角内裤一条、旧蓝斜纹布衣片一块，手提包底部有小塑料布4块和一块沾有大量血迹的抹布。尸体大腿外侧及小腿有浓密的汗毛。脚长23．9厘米，宽9．6厘米，两脚第二趾均压在第三趾上。
塑料布行李卷长70厘米、宽40厘米、重24公斤，装在一白色网兜内，经打开检查白塑料布上有一鞋印，前掌是波浪花纹，后跟有两条突起花纹，第二层是紫色旧被面，第三层是旧棉被套裹着的男尸躯干，身穿圆领短袖针织衫，躯干下垫半张报纸和灰布衬衣一件。各切口处塞有许多新棉花，腹部有阑尾手术疤痕，肛门处有痔疮。
死者营养一般，皮肤较黑，全身清洁，尸斑呈紫红色，手压不褪色。尸僵缓解。解剖后对脏器检查，除右肺有钙化点外，并无中毒现象，血型为AB型，生前患有类风湿脊椎炎。
对没有明确标志的遗物，侦查员们展开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他们马不停蹄地走访了200多个生产、销售、批发、科研等单位，请教了400多位老工人、技术人员和专家，经过两天的紧张工作，基本上查清了各种遗物的生产、销售、品种、质量和使用情况。
经辨认和鉴定证实，捆碎尸包用的麻绳是通县黄木厂生产的，原料是浙江三等黄麻，销售范围仅在北京。蓝白网兜从原料搭配和编织方法上认定是北京丝线厂的产品，也全部销售在北京市场。白绿条床单经北京色织厂鉴定，从纱织、配色、组织规格上认定是1972年的产品，主要供应北京市场。包尸用的旧棉套，经土产公司认定是机织的。经逐家走访，侦查员来到朝阳区关东店弹花门市部，老师傅仔细检查后，根据机织、甩杆、横拉线的特征，认定是他们门市部织的。他们的销售范围是朝阳、东城、崇文三个区的结合部。
经过大量走访调查，许多证据证明，这个案子是北京发生的，第一现场应在室内。但在具体什么地方？死者是谁？杀人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还有许多谜团要解。
惊喜发现
在全市各单位保卫干部会上，处长柯南向刑警队长、保卫处长公布了案情，要求对2月24日前失踪的人，年龄40岁至50岁之间的男性，逐个查清；对外地来京上访、探亲、看病的人，在24日前的去向也要查清，在铁路沿线、河沟、湖泊中查找死者的头和手；对全市居民公布案情，发动大家提供线索；向全国公安机关通报请求协助；对物证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研究。
会后，各分县局和保卫单位，认真做了许多工作，但都未发现线索。刑技处的同志也认真调查，他们通过塑料布上几处不清楚、不完全的鞋印，反复分析研究，认为上面有两种脚印，一种是席状花纹的，是北京三羊牌布鞋印；一种是前掌波浪纹的脚印，这种鞋经调查不是北京产品。他们还在塑料布血迹下面发现了几滴类似蓝色油迹的痕迹，经化验是重油混合漆。这些痕迹的发现，对后来的物证鉴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述发现极大鼓舞了侦查员的信心，他们又仔细检查，发现塑料布上干血迹的下面，有几个模糊的字迹，他们把塑料布平铺在地上，仔细处理后辨认，惊喜地发现有“772187”、“773115”两个电话号码，还有一个“陈”字。他们当夜查明这两个电话是朝阳饮食处双井店的。次日早晨，侦查员草草吃了饭，驱车来到双井饮食服务店。据经理说：“773115“是一楼营业室的电话，这个电话除内部使用外，旅客、附近单位都用；“772187”电话则是二楼办公室的，主要是内部职工用。侦查员研究这两个电话写在塑料布上，肯定是内部人员，于是把重点调查放在食品店。
经查，该店职工共200多人，其中姓陈的男女职工12人，经对他们历史情况、现实表现、有无作案因素等方面审查，可排除作案嫌疑11人，只有陈克浩疑点比较大。
据经理介绍：陈克浩，男，55岁，中共党员，原籍河北丰润县。原市委行政处干部，1967年调到区饮食管理处当保卫干部，因工作不负责，1973年调到这个店工作。这个人品质不好、作风不正，受过处分。
经对陈克浩做全面调查，又发现他已离婚的妻子刘敬芝也有嫌疑。60年代初，陈克浩前妻在市委幼儿园工作，已经结婚的刘敬芝即与陈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文革”初刘与其夫被遣返原籍时，陈利用职权将刘留下，不久刘与其夫离婚，与陈结婚。1978年陈又与刘离婚，但两人还经常同居，经济来往密切。
侦查员又对刘敬芝的情况作了细致了解，刘自60年代离婚后一直无业，因为“流氓乱搞”、“投机倒把”等被戴上坏分子帽子。她交往复杂，男男女女来往人很多。有人反映，她与一姓何的来往频繁，姓何的据说是辽宁食品厂的人，40多岁，比较瘦，有点驼背，自1978年以来两人经常在刘家住。3月4日向群众公布案情后，又有人向侦查员反映许多可疑情况，刘家3月5日开始大搞卫生，5日铲墙皮、刷地板、冲下水道，8日又刷门窗、家具，连桌子上的抽屉都刷了，9日又粉刷房屋，平日很脏的刘家，为什么搞起卫生来了呢？又不娶亲，这些情况实在反常。
获取罪证
刘敬芝已在警方的视线当中。此期间，陈克浩没有去过刘家，但二人在外面接触频繁，仅3月12日至16日就接头4次。接头时，刘总是面色惊慌，东张西望。特别是16日接头时，刘提一白布包出门，在钱粮胡同口与陈见面，然后两人又向南走，到东单乘110电车，在朝外大街下车，二人走到白絮弹花社，一会儿就出来走了。侦查员进去了解，她弹了一床棉被套，署名李莉，住五建宿舍。她为什么写假名假住址呢？疑点更加突出。
一天，有群众向侦查员反映，刘家阳台下饭馆平房上，有一紫色破布包。夜晚侦查员将其取回。发现与包尸用的紫布一样，经技术比对，证实与包尸体的是同一块布，后经送北京制线厂检验纱数、规格、颜色，确认是该厂产品。
另一名群众反映了更重要的情况。她说，刘家的沙发是她1971年卖给她的，原紫色套已褪色，1976年刘又换了紫色新套。把旧套做了一床被子，给傻小子铺床，侦查员拿出包尸用的紫布叫她辨认，她反复看了看说，这就是她卖的旧沙发套，两块补钉是她做的活，轧的是倒针。她还认出泡纱布也是刘家的，因为刘敬芝做桌布时也是她给轧的边，底线是丝光纱，上线是棉线，与一般人的做法不同。
侦查员设法进入刘家认真细致地搜查，在一间屋单人床下发现一块木板，上面有几滴油漆；在北屋橱柜的抽屉里，发现一块紫布；在厨房煤气灶上，发现用新油漆刷过；在缝纫机抽屉下，发现几滴血迹。侦查员对上述物证都分别进行了拍照，取回后立即进行鉴定。经鉴定证实，从刘家提取的紫布和窗台下的紫布与包尸体的紫布是同一块布。油漆通过光谱分析确认与尸包塑料布上的油漆完全一致。缝纫机上血型是AB型，与死者的血型也完全相同。
此时，一位与刘敬芝在谈恋爱的老年男人给派出所打电话，反映说：“我4月份共到刘家去过5次，见她精神不振，有些恐慌，就一再安慰她，和她说结婚的事。26日夜，她终于把事情真相告诉了我。她叫我赶快找房搬家，过‘五一’就结婚。我问她为什么这么急，她说你知道公安局公布的火车上的碎尸案吧，咱俩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不能不跟你说了，这事就发生在咱家。我姐给介绍了一个人，他在我家住过，那辆自行车就是他的。我在派出所说的名字是假的。他原是北京人，啥坏事都干，被东城分局送往东北去了，又跑回来住在我这儿，对我耍流氓，我就约了两个人把他杀了，碎尸后，用棉被套和紫布包着放进火车。她还对我说结婚后咱俩吃饭没问题，我手上有6000元。”
查明死者
侦查员杨帆率领一组人专门调查死者，他们对陈克浩的社会关系都全面进行了调查，不能确认死者是谁。他们又对刘敬芝的关系，包括跑外地做投机倒把生意认识的人，都进行了侧面调查和正面访问。先后跑了河北、河南、辽宁、黑龙江等省的11个市县，走访了200多人，还是未能查清死者的真正身份。他们把这些情况都及时向柯南处长做了汇报。
柯南经过深思后说：“姓何的既在刘家住过，又和陈克浩吵过架，你们还是到北京有关单位去调查，在本市派出所处理过的投机倒把人员中找。”
刑警队长甄艺4月28日带人来到东风市场派出所，发现刘敬芝的名字，但无姓何的。后来找到东城分局刑侦科的同志，他回忆“1978年10月在东风市场派出所处理过刘敬芝和一个男的投机倒把的事，但这个男的是谁记不清了。这个人是送分局预审科审理的。”甄艺又驱车来到预审科，据预审员回忆，当时和刘敬芝倒卖的人叫张跃华，他从卡片中查出张跃华，男，42岁，是北京人，1954年因流氓、盗窃罪被送往兴凯湖农场。1969年被疏散到林甸县。甄艺认为，此人即是姓何的，也证明陈克浩和刘敬芝过去讲的都是假话。
但张跃华住在哪儿？北京有无亲属？是不是本案死者？分局都无法解答。甄艺又驱车来到劳改局，在劳改人员卡片中查出张跃华，判刑前住西城区红井6号，父母双亡，只有3个姐姐，均已结婚走了。侦查员去西城分局各派出所查找，终于将他的3个姐姐全部找到。经逐个访问，都说与张无来往。但其大姐的女儿说，今年 2月曾在东风市场遇见她舅舅，但没有说话，因他人品不好，所以妈妈不让理他。侦查员通过张的姐姐印证，张曾得过肺病，还做过阑尾炎手术，有点驼背，脚趾重叠，左乳头下有一小豆样的红痣。经过专案组研究，特征完全相同，可以肯定死者就是张跃华。
真相大白
经过大量调查，终于找到了凶手，查明了死者，并获得了大量证据，破案时机已成熟。刑侦处处长柯南向局长作了系统汇报，并提出立即逮捕刘敬芝和陈克浩。经局长同意后，向检察院办理了逮捕手续。
刑警队队长甄艺吃过晚饭后，立即带人逮捕了刘敬芝、陈克浩，并将二犯直接送往预审处。侦技人员在刘家搜查，又发现了菜刀、擀面杖等杀人凶器以及包尸体的棉花和死者的棉衣、绒衣等证物。
预审员分别对刘敬芝、陈克浩进行审讯，在大量的物证面前，他们不得不如实交代整个犯罪过程。
据刘敬芝供认：1978年3月倒卖布票时与张跃华认识，当时见他有钱，也比陈克浩年轻漂亮，就和他勾搭上了。张跃华在北京也想找个落脚点，于是就住到了刘敬芝家。两人趁陈克浩上班时，经常发生性关系，张和陈也经常一起吃喝。后来，陈克浩发现刘敬芝和张跃华的关系不正常，3人之间经常吵嘴。1978年6 月，刘敬芝与陈克浩离婚，即与张跃华同居。张跃华把投机倒把赚的钱都花在了刘敬芝身上。后来张跃华提出要与刘敬芝结婚，刘敬芝考虑张跃华在北京没户口，就婉言拒绝了。但张跃华不死心，经常纠缠刘敬芝不放，甚至威胁刘敬芝，如不同他结婚，就得还他花在她身上的钱，如不还钱，就到派出所揭发刘敬芝。刘敬芝不愿和张跃华结婚，又没能力还他钱，还怕他去派出所揭自己的老底，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刘敬芝对张跃华动起了杀机。正巧那时陈克浩也常来刘敬芝家，陈克浩也想和刘敬芝复婚，刘就把想法和陈克浩说了，陈克浩当即同意，认为反正张跃华在北京也没亲人，弄死了把尸体处理干净就行了。刘敬芝不想连累儿子，就请侄子刘京生帮忙。陈克浩同意后，第二天刘敬芝就把刘京生找来，和陈克浩一起商量具体杀人碎尸的事。三人商量妥后，决定明日即1979年2月22日动手。
2月22日中午吃饭时，陈克浩先到厨房，拿出一根擀面杖，趁张在喝酒时向他的头部猛击3下，将其打死。由于陈克浩还要去上班，就先把尸体藏在刘敬芝的床下，商定24日再来处理尸体。
24日上午，陈克浩带来一灰色手提包、麻绳和白塑料布。刘京生已先来到刘敬芝家，中午吃完饭，刘敬芝把儿子陈军支出去玩。陈克浩和刘京生把尸体拉出来，刘敬芝在门外放风，陈克浩用刀肢解，刘京生帮忙。尸体肢解后分别用塑料布包好，四肢装入手提包内，躯干则伪装成行李卷。
当日下午3时，刘京生夹着行李卷，陈克浩提着手提包，刘敬芝跟在后面乘车来到北京站，买了3张站台票进入车站。刘京生走进第6节车厢，见车厢内旅客尚少，他俩就把行李卷和手提包放在了行李架上，看到也没人注意，和别人也没说话，顺利地完成了抛尸任务，走出车站各自回家了。
25日晚上，刘敬芝又将包好的头和手，放入一个草篮子内，乘车来到陈克浩家，然后两人骑车直往东郊扔在了河里。
经审讯，陈克浩、刘京生所供与刘敬芝所供完全一致。陈克浩说：“因为包尸的塑料布上有他写的两个电话号码，他自感大祸临头，终日惶惶不安。陈克浩曾向刘敬芝、刘京生说，公安局会根据这两个电话号码，查出是他们干的。刘敬芝听后也很害怕，她告诉陈克浩和刘京生不要再去找她。陈克浩和刘敬芝又约好秘密见面地点。陈克浩还让刘敬芝刷房子，买一同样大小的棉被套，想尽一切办法消灭证据，对付公安局的调查。”
至此，这起在北京—丹东火车上发现的无头无手、不知发案城市和第一现场的疑难大案，经过警方认真细致地调查研究，发动和依靠群众，充分使用各种侦查手段和技术人员的艰苦工作，经过6l天的战斗，终于破案。
你们知道同济大学老师杀人案嘛.90年左右,同济的一个青年教师因为太太出国,他就和一个女的同居了,女的逼着他结婚太紧,他实在没辙了,就把那个女的杀了,埋在自己院子里,封上水泥.案发就是因为邻居说他家新近把院子平整了,铺水泥地.
当时这个案子真的还怪,这个人杀人铁定要枪毙的,被害人的家属居然去法院为他求情,要求轻判. 很怪异的.
就算分了尸，一块一块烧，也要不少时间。且每次都躲躲藏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没那么容易。而且尸体放就了会有味，带来带去容易被人发现，所以多数杀人犯都是扔到河里，埋在土中，或者丢弃在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了事。这不是偶然的。
The police force really spent a lot of effort and time on this issue. I'm wondering whether the modern police force still is willing to invest so much energy in one 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