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我体重还有61斤 务请主席放心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75-1976)

　　文/潘鈜

　　1975、1976两年，是人民的好总理生命的最后岁月。这两年，他承受着多次手术后病痛的折磨，强支病体，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昼夜操劳的感人事迹，惊天地、泣鬼神，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毕生难忘。

　　　　支撑病体肩挑党和国家重担

　　1974年秋，“四人帮”疯狂地进行篡夺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为了使国家的政治生活走上正常的轨道，重病中的毛泽东决定在1975年春召开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承担了筹备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繁重任务。他和毛泽东商议了国家领导人的人选，修改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并于1月8日—10日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各项重要议程。在1月 13日开幕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又抱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之后，他参加天津代表团的讨论，听取对政府工作的意见。2月1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随后，又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当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并且超额完成。

　　1975年1月，周恩来已经进行过第三次手术，但仍担当着极其繁重的工作，从1月到5月，仅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有20次。5月3日，还抱病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要搞马列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5月4、5 两日，周恩来抱病用两天时间起草了有关学习和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驳斥了江青等在“经验主义”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为5月底开始的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集中批评江青等人的会议奠定了基础。

　　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1975年这一年，重病中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华国锋等领导人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罗青长等各部门负责人谈话127人次。5月中旬，邓小平出访回国后，周恩来病重，毛泽东即与周恩来商定，改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因此，邓小平是周恩来会见和谈话最多的人。从7月初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起，每隔几天他们就要见面一次，单七、八、九三个月，他们在一起开会或谈话就有12次，几乎每周一次。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工作很满意。9月20日，周恩来做住院后的第四次手术。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推车上的周恩来示意停下，轻声问：邓小平同志来了吗？邓小平立刻跨步向前，周恩来用力地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周恩来还多次同叶剑英谈话，嘱咐：要注意斗争策略，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里。

　　周恩来特别关注对台工作。12月20日，周恩来体温38?7℃，仍约中联部负责人罗青长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朋友的情况，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业的人。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并进入昏迷状态，最后不得不终止谈话。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

　　　执行人民外交政策　广交国际朋友

　　1975年这一年，重病中的周恩来仍不停地贯彻执行人民外交政策，广交国际朋友。他会见过的外宾有43批。4月19日，朝鲜党政代表团来华访问，因双脚严重浮肿，周恩来只好穿着临时赶制的布鞋会见金日成。

　　会见外宾时，周恩来有时也谈到自己的情况。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又是周恩来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活动的国家之一，所以1月10日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和夫人时，他情不自禁地回忆起20年代初旅欧勤工俭学的情况，说，我读了点马克思的书，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相信共产主义，是从西欧学来的。

　　日本是周恩来曾经留学过的国家，在日本周恩来有许多朋友，日本人民对周恩来怀有深厚的感情。1975年这一年周恩来在病中会见三批来访的日本朋友。1月20日当日本友人希望他在樱花节重访日本，再去赏樱花时，周答道：愿望是有的，但是力不从心，恐怕很困难了。

　　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的外宾是罗马尼亚客人。1975年9月7日，他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再三劝阻，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回答客人的提问并介绍自己病情时，他坦然说道，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关注各族人民的疾苦

　　重病中的周恩来无时不在关注全国各族人民的疾苦。1975年2月4日作膀胱镜检查后，医务人员又对发现的癌细胞作了电烧处理。这次手术整整进行了四个钟头。手术后，还躺在手术台上的周恩来马上将日坛医院院长李冰叫到身边，询问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指示李冰马上派人去当地进行研究和治疗。这一天辽宁营口、海城发生七点三级强烈地震，周恩来在审阅赴地震地区慰问的中央代表团领导成员名单时，提议籍贯辽宁海城的吕正操作代表团副团长，并要吕在他家乡发表谈话，报上登消息。3月5日，得知北京通县麦庄公社发现一条地裂缝，立即让办公室通知国家地震局，连夜派人到当地调查，并批评有关人员：这么紧急的事为什么要拖到天明？夜间看不清，可以设法解决照明问题嘛。浙江历来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因为闹派性，粮食减产，却要吃北方省市支援的地瓜干、玉米面，在运粮的火车车厢上，还写有“送给浙江懒汉吃”的大字标语，周恩来知道后心情十分沉重。6月15日，他对中央派去解决派性、落实整改措施的纪登奎说，我这个当总理的，对不起浙江人民。再三嘱咐纪登奎要很快制定出切实办法，解决好浙江问题。

　　周恩来特别关怀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为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中央组成以华国锋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祝贺。周恩来8月29日特地同华国锋谈话，嘱咐华告诉在西藏工作的干部，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搞好民族大团结。并且说，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以造福子孙后代。9月28日，周恩来在病床上接见前往新疆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成员，请他们转达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祝贺，说，我很想念新疆人民，可是已经不能再去新疆亲眼看看了。请你们多带些照片回来，以便让我看到今日的新疆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

　　　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关怀备至

　　1975年2月11日是农历春节，这一天周恩来想起三年前90岁高龄的马寅初因患直肠癌进行过大手术，不知马老现在情况怎样？于是就派吴阶平、卞志强两位大夫去马老家看望。两位大夫十分仔细地询问了马老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并转达周恩来向马老的慰问。不料走后才半小时，两位大夫又从周恩来那里给马寅初先生打来电话，说总理听了他们的汇报，问得很详细，当问到马老吃什么药时，两位大夫没能回答上来，他们只有打电话再问清楚。听了家人的述说，马寅初的眼睛潮湿了。半晌，他才深沉地吐出五个字：“周总理无私。”

　　重病中的周恩来非常关怀民主人士，对他们的活动考虑得十分周到。5月25日，他在中央统战部《关于组织爱国人士外出参观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此类参观人员……似仍应分别约他们座谈一次，取得他们同意后再定，以示我们历来主张的民主协商精神。……不要通知一下了事。”

　　周恩来对知识分子故友的怀念更令人感动。8月24日在北海公园散步时，周恩来长时间凝望湖水沉思。陪同的医务人员猜想不出此时敬爱总理的心情。周恩来问：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原来著名作家老舍1968年8月24日因不堪凌辱投太平湖自尽。

　　对历史上有过贡献的知识分子，周恩来决不让他们湮没无闻。10月7日，癌细胞继续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不得不取消所有接待活动和几分钟的散步活动的周恩来，嘱咐秘书转告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请王冶秋将此情况转达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杨度”这一人物条目中，须将此史实写入。

　　　对毛泽东的尊重和关心

　　周恩来感人的情怀更生动地表现在对毛泽东的尊重和无微不至的关心上。重病中的周恩来往往忘了自己的病痛，一如既往地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请示对策，并且无时不在关注毛泽东的健康。1975年5月以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但周恩来仍于7月6日、20日两次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7月7日至16日又连续约见汪东兴等同志，讨论和研究毛泽东白内障治疗问题。还两次约见负责毛泽东治疗的医生谈话，进一步研究治疗方案，增加医生的信心。7月23日毛泽东施行白内障治疗手术时，周恩来拖着衰弱不堪的病体在毛泽东住处守候。

　　为了减轻毛泽东的精神负担，周恩来还不时亲自写信，向毛泽东详细汇报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方案，让毛泽东放心。例如3月20日凌晨，周恩来支撑病体写了一份700多字的报告，向在南方的毛泽东详细说明几年来自己病情发展变化的过程。对新出现的肿瘤，周恩来写道：“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他治疗办法。”“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几天后，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打电话向周恩来报告：医疗组关于总理的病情报告都给主席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知道两位伟人重病中如此推心置腹的思念交往，有关人员都禁不住痛楚连心，潸然泪下。又如6月16日，就3月26日做第三次大手术后的情况，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知这一段时间“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断”，癌细胞屡有发现。经与中央常委四人研究后，决定提前进行膀胱镜电烧治疗。信中提出：“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信中还请毛泽东早治眼病，以利健康和工作。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身体如此关切，一方面是出于内心的由衷崇敬，同时也是认为，只有毛泽东健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才能得到遏止。1974年11 月6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筹备情况和自己病情的信中曾说：“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病中周恩来对毛泽东总是念念不忘，7月5日用毛笔书写：“毛主席教导中国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976年元旦，长期处于昏睡状态的周恩来，清醒时从广播中听到毛泽东新发表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上》和《念奴娇·鸟儿问答》，示意工作人员买来诗词本，并听读这两首词。读后，要求将诗词本放置枕边。与病痛作顽强的、最后的斗争之际，周恩来多次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关注，把两位伟人的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紧紧联在一起。

　　　　严于律己，终身不搞特殊

　　重病中的周恩来仍保持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他坚持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以一位普通党员的身份，严格遵守党的各种纪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做到终身不搞特殊。

　　在他养病期间，限于组织的规定，他的亲侄女周秉德不能到医院探望。周恩来严格遵守组织规定，通过电话对周秉德进行规劝，要她不要过于悲痛。关于生死问题，他说：“这有什么难过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一天。应该相信规律。”1975年，得知另一侄女周秉建被抽调到内蒙古自治区团委工作时，他托人转达要周秉建返回牧区的意见，并在病床上打电话给秉建，鼓励她学好蒙语，扎根草原干革命。10月，得知秉建经插队地区牧民推荐，被批准进入内蒙古大学蒙语专业学习的消息，他又托邓颖超转告秉建：要继续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持在基层、坚持在牧区干到底。

　　周恩来完全不顾自己的病体，他心中想的只有党、国家和别人。9月底，他自己判断病已无治，对大夫张佐良、吴蔚然说，我的病，在医院待下去已没有多少意义了，可否搬回家(西花厅)去住，这里还有好多病人，你们应去照护他们。11月，病势更加严重，周恩来以极大毅力与病痛作斗争。他躺在病床上听医务人员读报，关注国内的政治局势。由于吞咽困难，医护人员帮助他数吞咽次数下咽食物。每当剧痛来时，他从不露痛苦的表情，只是紧握医护人员的手，并鼓励她们，你们可以在我身上很好总结治疗癌症的经验，我相信我们总有办法征服癌症的，这种危害人民的疾病，总有一天会被你们突破的。

　　周恩来根据50年代与邓颖超的共同商定，死后将两人骨灰全部撒掉，不做任何保留。他一再叮嘱邓颖超：葬礼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搞特殊化。1976年1月7日晚11时，已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辨认出面前的医生吴阶平等守候在旁，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说的最后的话。1月8日上午9时57分，一代伟人，我们的好总理病逝于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终年78岁。

　　周恩来是真正高尚的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