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闻横生，细细品尝，回味无穷。
蒋经国和蒋方良夫妻之姻缘际会，本质上源于患难之交。留苏时期，蒋经国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搞小组织，被苏共开除党籍和团籍，受流放西伯利亚处分，因而和女工蒋方良结识（按：她的俄国名字叫“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蒋方良”是她到中国之后。由蒋经国为她取的）。
苏联流放时期的蒋经国，身处异邦极寒之地．人生地不熟，幸亏得助于蒋方良，得助于蒋方良故乡的基本人脉资源，才能在冰天雪地摄氏零下—二十度的北国异地有吃有穿，总算可以苟活性命。有谓蒋经国在苏联．曾对蒋方良有“英雄救美”之恩，但是，吾人宁愿更倾向相信在蒋方良祖国，蒋方良才是救蒋经国一命的再造恩人。假如不是认识了担任女工的孤儿蒋方良，不是蒋方良同情蒋经国这个藉藉无名的瘦小中国青年，给他家庭般的温暖，给他暖烘烘的食物、冬衣，蒋经国怎能在极度艰困恶劣的异邦，苟活到蒋介石透过外交渠道，要求斯大林释放蒋经国回中国？
蒋经国以婚外情回报蒋方良搭救之恩
1937年春天，蒋经国携同蒋方良回到中国，形势易位，中国对蒋方良来说，成了异邦，蒋经国回到祖国，而且他的父亲蒋介石，已经是这个动乱国家惟一的军事强人。在俄国，蒋经国要依赖蒋方良。回到中国，形势逆转。蒋方良处处要依靠蒋经国。但是，我们倒要看看蒋经国是如何报答过去蒋方良对他的“患难真情”。
蔣方良早年獨照
蒋方良为他生下一对子女——孝文、孝章之后。适值抗战爆发。蒋经国受父亲蒋介石之命，担任江西赣南行政专员，蒋经国举家迁居江西。受父荫保护的蒋经国，初得官位，志得意满，风流好色的潜意识，却在此时逐渐高涨。章亚若适在蒋经国专员公署做文书工作，等于是蒋经国的秘书。近水楼台之便，蒋经国和章亚若从眉来眼去，发展成两性关系，进而珠胎暗结。高明的蒋经国，似乎深得“最危险之处即是最安全之处”的个中三昧，竟然还命章亚若担任蒋方良的中文教师。为太太恶补中国话和中文，忠厚老实的蒋方良完全被蒙在鼓里。
章亚若明地里是蒋方良的中文“启蒙师”，暗地里则是她的“情敌”。可怜方良竟然到了风烛残年，才得知“小老师”章亚若竟是蒋经国婚外情对象，还为蒋经国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真叫她情何以堪？从此之后，蒋方良即无日无之地生活在接二连三的被背叛的情境之中。
抗战八年，蒋经国行踪如谜似幻，蒋方良以一个外国人，完全掌握不到丈夫的行踪底细，而蒋经国也吃定老婆拿他莫可奈何。抗战八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蒋经国夜夜笙歌 蒋方良苦守空闺
胜利复员，蒋经国举家迁居杭州。当年陪同甫自苏联归国的蒋经国夫妇，晋见父亲蒋介石的杭州市长周象贤，抗战结束之后，又重做冯妇，回锅当杭硝前市长。杭州的两年放浪形骸岁月，周象贤上下张罗，要跳舞找舞伴，要打牌找牌塔子，要喝酒找酒友，把蒋“太子”侍候得无微不至。杭州时期，是蒋经国在大陆背着蒋方良，夜夜笙歌、酒池肉林的一段荒唐岁月。蒋方良对那个阶段的蒋经国却依旧“所知有限”，偶尔靠屈指可数的姐妹。意在言外地暗示她留意丈夫在外行径，但仍然无法吓阻蒋经国在外的为所欲为。蒋方良没有什么筹码吓阻蒋经国贪腥．其理甚明。身在中国，方良完全要依靠蒋经国，对丈夫，只要他尚知道回家，只要他不变成抛妻弃子的“陈世美”，夫复何求？
蒋方良
蒋经国把“欢乐”留给自己。却将“孤独”送给蒋方良。这是青年蒋经国回到祖国之后，回报给昔日搭救恩人的第二件“礼物”。
国民党大陆垮台之后，周象贤曾任第三任台北阳明山管理局局长。此时，侍侯蒋经国的已经另有其人，周氏遂逐步边缘化，“局长”一职，是周象贤在台湾的最高头衔。
周象贤虽然边缘化了，但是，杭州时期他介绍给蒋经国认识的一群莺莺燕燕，却还有人侧身台北官场，即使嫁作高官妇，却仍与蒋经国维持私下来往，并且是蒋方良牌友常客的手帕知交，掏肝掏肺，委之以诚。蒋方良甚至到寿终正寝之日。都还不知道此妹曾经是丈夫密友。
从章亚若以来，这位杭州姑娘之后台湾时期围绕在蒋经国周遭的几位女人。除了焦鸿英和丈夫眉来眼去，被蒋方良当场戳穿西洋镜之外，对周遭的中国女人。蒋方良几乎完全不设防，完全没有“敌情观念”。来台初期的蒋方良，和大陆时期的她一样，几乎无日不生活在被丈夫背叛的阴影之中。
利用蒋方良的单纯，利用蒋方良的宽厚，是蒋经国得以恣意纵情的根本原因。讲得直接一点，蒋经国吃定了蒋方良对他无可奈何，吃定蒋方良必须完全依靠他，才可以在中国异邦安稳过日子。
1935年前后，蒋经国夫妇在苏联时期，前往海滨渡假。蒋经国这时年约二十六，体格结实。蒋方良穿著泳装，和蒋经国手拉着手，颇为甜蜜。蒋方良来到中国后，据说有次穿泳装在河里游泳，引起邻居侧目与议论，毛夫人只好劝她下次可别这样。后来毛夫人买了一座美人鱼雕像放在家里，告诉蒋方良看看就好，不必真的去游泳。蒋方良老年时回忆此事，仍不觉莞尔。
历经忧患和挫折，也历经了各种风雨飘摇，各种大风大浪、飞短流长，从未让蒋方良对丈夫的情感丝毫动摇。蒋方良虽为俄国籍，若论她对中国“三从四德”之服膺，则犹为中国妇女之所不及者。即使发现蒋经国有不轨的迹象，蒋方良不像一般中国妇女，善于“一哭二闹三上吊”，纵使打翻醋坛子，大吵一架也就算了，事后向来是既往不咎。从这里可以看出她因为身处异邦，被迫百分之百依赖蒋经国。她的无奈与无助，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她解决。她成长于典型东正教俄国农村家庭，和她的性格有很密切的关系，东正教的精神特别注重家庭价值，所以她终生依附于蒋经国身边，过的生活即使再苦闷、再艰辛，亦从来没有一丝怨艾。
尽管生活在不断被背叛的阴影中，但是，1950年以迄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十三四年当中，毋宁亦是蒋方良生命最有光采、最富活力的一段岁月。我相信认识蒋方良的官太太，应该都会认同，长安东路时期的蒋方良。其实才是真正开朗的、阳光的蒋方良。蒋经国自己忙着当花蝴蝶，他自然无暇对蒋方良多所干预。
刚来台湾，大家普遍生活都很清苦，但是，精神生活反而很充实。由于官太太当时都很年轻，蒋方良刚届近不惑之年，大家适值活力健旺的年代，聚会活动的机会也很多。加之蒋经国那时的职位比较低。不用讲究太多的官场忌讳，和亲朋故旧之间来往，也比较没有强烈的阶级观念。他不但不限制蒋方良和官太太们经常往来．也经常吆喝男士们一块儿加入太太的行列．时常在一起宴饮欢乐。
蒋经国与蒋方良的结婚照。
1937年，蒋经国带着妻子蒋方良和一双儿女返回故乡中国。图中是蒋母毛福梅，两旁是她朝思暮想的儿子和洋媳妇儿。毛夫人把孙子蒋孝文抱在膝上，神情显得满足。
最常到长安东路18号和蒋方良聚会的，包括了张师太太、王叔铭太太、赵聚钰太太、衣复恩太太、毛瀛初太太、明星花露水老板的太太等人。还有少数几位住在台北的白俄妇女，他乡遇故知，和蒋方良偶有往还。基本上蒋方良的朋友圈子。仍以蒋经国亲朋旧部的太太为主。
长安东路房子比较窄狭，不适合打牌，不过偶尔有官太太起哄，凑够了牌搭子，还是可以在房里作方城之戏。
蒋方良七海寓所上演裸奔剧
有气不发，有志难伸，终究是会闷出病来的。刚开始时，没有人知道蒋方良是犯了精神躁郁症，但见她楼上楼下到处漫无目的地来回走动，到处翻箱倒柜。书把箱子里的衣服全部翻出来，一会儿又把首饰盒里的首饰倒了一地，弄得寓所内凌乱不堪。
更严重的时侯，蒋方良竟然脱光了衣服，全身赤裸，口中念念有词，烦躁地满屋子里到处跑，总管阿宝姐见状急得满屋子追蒋方良，为她披上衣服，遮蔽裸体。
1940年代的一祯美好留影。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蒋方良笑得满足而美丽
早年蒋方良与丈夫蒋经国一起与儿子玩耍，十分幸福
蒋方良固然没有攻击行为，大白天赤身露体，毕竟让蒋经国既难堪又紧张，马上请荣总派精神科大夫，到寓所帮蒋方良看诊。
如果换成今天，传播媒体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若是被记者知悉蒋经国太太裸奔，报道披露于众，岂不成了政坛劲爆话题？所幸当年媒体完全被隔绝，外界无从得知蒋直昕内—丝半缕的怪事。
医师初步诊治，确认她得了精神躁郁症。医师开了一些控制病情的药丸。要她按时服用；如果病症转剧，则酌加药量。
寓所总管阿宝姐从此以后多了项任务，即是监看蒋方良精神躁郁症发展情况。只要一发现蒋方良又在翻箱倒柜，就要逼蒋方良赶紧吃药，以控制病情。
在荣总医师的悉心诊治之下，她的精神躁郁症病情控制得宜，幸未恶化。但是，原本为她看诊的那位精神科大夫，之后因为退休离职，临时换了另外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荣总精神科主任。这位新来的精神科主任，第一次为蒋方良看诊，很详细地追根究底，不厌其烦地询问她的病史。医师目的无他，不过是为了更清楚病人背景，好对症下药。未料此举却引起蒋方良极度不悦，当场翻脸，带着责备的口气对这位医师说：“你把我当神经病啊？我又不是发疯的神经病。你问这么多过去的事情干什么？”
这祯极富生动感的照片摄于1950年代。蒋经国的谈笑风生和划酒拳可是闻名的。看来蒋方良受到丈夫的影响，也学会这种民间的豪迈游戏，而且架势十足，不让须眉老公。从麻将到酒拳，蒋方良还真是活生生的中国媳妇儿。
说完，蒋方良铁青着一张脸，叫阿宝姐送客。这位精神科大夫就这么给蒋方良吓跑了，从此再没上过蒋家。可见蒋方良很在意人家把她当成精神状况有问题的人。
幸运的是，这次事件之后，蒋方良的精神躁郁症基本上控制得宜，并未再恶化下去。除了荣总医师的控制得宜，阿宝姐的时刻留意。亦功不可没。要不是阿宝姐一旁照料，无微不至，恐怕蒋方良早就发疯了。
阿宝姐其人
我认为，如果蒋方良没有阿宝姐，给她生活上诸多关照，帮助她融人中国社会．蒋方良能不能度过在长安东路及七海寓所的漫漫长夜，都还是未定之天。
我说阿宝姐是影响蒋方良最深刻的一个人，可以从学国语这件小事来印证。前面我们提及章亚若是最早教蒋方良讲中国应酬话的启蒙师，而阿宝姐则教导蒋方良日常生活细节，教她如何锱铢必较，指点她一点一滴节省过日子的生活大师。更重要的。阿宝姐也教导她有关中国人社会的人际关系、人情世故，使她能更融人中国人的团体里边，生活得更欢愉些。因此，蒋方良在很多方面都有阿宝姐的身影，晚年蒋方良在日常生活方面对阿宝姐倚赖程度也最深。彼此形式上是主仆关系，实质上形同姐妹，密不可分。
1950年代的这张合照很有夫妻脸。这一对夫妇分属不同国籍与血统，脸型轮廓自而不同，但是长期相处以来，气质与默契的相互熏陶，却让他们极有夫妻相。他们平凡可亲，毫无矫情与骄气。
1950年代，大家专心用餐，夫妻俩却率性的相吻起来。蒋经国和方良随时随地都亲昵不已，旁观者早就习以为常这种洋派风格。
她平日操持寓所总管职务，不舍昼夜，尽心尽力，一丝不苟。阿宝姐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道德良心。“道德良心”四字箴言，成为阿宝姐毕生座右铭。秉此精神，她连出门都不坐寓所的公务车辆，情愿自己打电话叫计程车到七海寓所接她。自己付车资，绝不揩公家的油。好几次，蒋方良司机胡献堂主动想载送她到市区，阿宝姐一口回绝，坚持自己花钱坐计程车。而她对蒋家的付出，更远远超出了蒋家付给她的薪水。长安东路时代，蒋经国家里四个孩子（按：如果加上蒋经国夫妇领养的邱明山，则一共有五个孩子），除了孝文、孝章大一点，孝武和孝勇年纪都还小，需要大人的照料：公馆里上上下下，所有的家务事，凡是吃重的工作，起先都落在阿宝姐的肩头。搬到七海寓所之后。孝字辈孩子固然早已长大成人，但是，整个寓所的杂务，责任几乎还是落在她的肩头。
阿宝姐在台湾单身—人，本地没有任何亲人，和蒋方良同样流落异乡。阿宝姐把全付心
力都投注在她的工作上，每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年无休。阿宝姐最大的优点，除了吃苦耐劳，她更是谨守分寸，从不挑拨是非；假如她听到了什么不公平的事，总是锄强扶弱，爱帮弱势者的忙，肯出面撑腰讲公道话。
杨焕金师傅最初在蒋寓所，曾经饱受某些人的压制和排挤。最惨的时侯。是阿宝姐扶了杨师傅一把，安排他到孝文家里帮忙烧饭，等到风头过了．再想办法把杨焕金弄回七海寓所。（摘自：《蒋经国情爱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