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闻横生，细细品尝，回味无穷。
胡友松是电影明星胡蝶的女儿。27岁那年，她嫁给了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陪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三年。2008年11月，胡友松在台儿庄病逝。《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胡友松口述，刘澍整理，九州出版社出版)细述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突如其来的求爱
如果说在第一次见到李宗仁时听说要到他那里去当秘书是一阵欣喜的话，那么在第四次离开李公馆之后我的心情是一落千丈，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找不到答案，我自然郁闷起来，上班的时候无精打采地消磨时光。这时候，李宗仁又派车把我接到了他那里。
我照例进了客厅，见到了早已在此等候的李宗仁。想不到这一次却发生了极有戏剧性的一幕——只见李宗仁快步迎上前来，一把拽住我的手，开口对我说了一句叫我现在想起来都心惊胆战的话:“小胡姑娘，你能不能跟我结婚？”我当时一听这话，突然全身像中了高压电流一样。第二次见面时他在书房里让我毫无防备地吻了我一下，已经叫我感到非常吃惊了，想不到这一次他会向我主动求婚。此时此刻，我顿时明白了上次他亲吻我的真实含义，那决不是什么西方礼节。本来从当初所说的机要秘书悄悄转化成了保健秘书，已经叫我不太理解了，让我这样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给一个年迈的陌生老人当保健秘书本来就已经勉为其难了。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我第五次刚踏进李公馆的大门时，就是这样一个大人物会突然当面向我提出了想和我结婚的请求！这该是多么荒诞的话题呀！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我才27岁，而这位大人物却是已经七十好几的老头子啊！……
我真的是难以形容当时的复杂心情，我既不感到李宗仁对我的求婚是对我的侮辱，也不认为这是天上凭空掉下一个大馅饼的好事。残存的一丝理性告诉我，不能当面对他一口回绝，这样太伤他的面子，或许对他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我又绝对不会去点头认可，因为这是我必须要慎重考虑的大事情。看着一脸诚恳的李宗仁，我的心一下子软了。我低声对他说，请你给我半个月的时间考虑一下，好不好？当他听到我这一说，没有马上回绝，自然是给了他一个台阶下，只见他似乎夸张地松了一口气，嘴里一连声地说着“可以，可以……”
我对于这样的婚姻大事，自然是不敢怠慢。回到宿舍之后，我的心里依然是乱麻一团。
天一亮，我一上班就准备给张成仁打电话，约他出来当面谈一谈。正在这时，李宗仁派司机来接我了。电话也没有打成，我就又身不由己地第六次来到了李公馆。
这一次，我见到李宗仁，心情极不平静，而他却反而像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只见李宗仁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道:“我们俩的事情，通过国管局已向周总理作了专门的汇报，总理说只要你同意，就让我们名正言顺正式办理结婚手续。小胡姑娘，我看，这件事情我们就这样确定下来吧？！”听了李宗仁的一番话，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倒也不是什么行政命令，更没有任何人的强迫执行，关键是我看到眼前的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心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更没有说出任何不同意的理由来。我顿了顿，对李宗仁说:“那既然是中央决定，周总理又有具体安排，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了这句话之后，我的心里反而平静下来了，眼睛正视着李宗仁，只见他是一脸的激动，跨步上前，再次用他那双有力的手，紧紧地搂住了我，还轻轻地在我的脸上亲吻了一下。
对于李宗仁的大胆求婚，还有我如此轻易地接受了他的请求，整个过程都是懵懵懂懂的。当时，我之所以会当场应允了李宗仁，一是出于对他的好感，第二恐怕就是听他说此事已经惊动了党中央和周总理，既然周总理都没有意见，那就表明他也是全力支持李宗仁的，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李宗仁在第一次见到我后，就很喜欢我，经过第二次接触之后，他已决定想方设法娶到我。对于李宗仁的婚事，周总理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一直都很关心。最早，李宗仁是想以找一个保健秘书的理由来引出他真正的目的的。周总理接到报告后很慎重，经过再三考虑，不同意这么做，但他心里很明白李宗仁的真实意图，于是，就干脆挑明话题，成全李宗仁，他曾对李宗仁当面说道，咱们不必雇请什么私人女秘书，如果李先生真的喜欢这位胡女士的话，你们可以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履行正式的结婚手续嘛！我国的婚姻法没有男女双方年龄差异上的限制，只要符合婚姻法就可以结婚。有了周总理的理解和支持，李宗仁这才敢鼓足勇气当面向我求婚。
乘坐“红旗轿车”的一场风波
我自从走进李公馆之后，陪伴着德公的日常起居，整天与德公在一起，听他讲着过去那些传奇色彩的故事，我心里很满足。只是结婚后就赶上“文革”，我们原本轻松愉快的心情，伴随着不断听到的坏消息而变得日益紧张起来，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大祸临头。
1967年的“五一”节后的一天，我跟德公在吃过午饭后，又照例坐下来准备下棋。在摆好了棋盘后，德公习惯性地用手顺了顺稀疏花白的头发，似乎感觉到自己有一个多月没有理发了。自从回国以后，德公每月都会定期到北京饭店理发，他生活很有规律，无论是起居饮食，还是其他要做的杂事，都是井井有条。我知道，给德公理发的是北京饭店的专业理发师，这也是国务院给德公专门安排的待遇。当时，我半撒娇地对他说，我的头发也该整整了，干脆我陪着你去吧，德公很爽快地答应了。
那时候，给德公专配的是一辆黑色的红旗牌大轿车，在与德公结婚近一年的时间，我从来都没有坐过。听说以前郭德洁活着的时候，也从来都不单独坐德公的这辆车。当然，我也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
到了下午五点多钟，我和德公才理完了发，德公望见我焗了油的大波浪头发，说我简直就像一个电影明星，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不由得联想起我的生母，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前蜚声影坛的“电影皇后”胡蝶。
接下来，都是我多事，我对德公说现在时间还早，不如顺道去一趟东单路口的北京医院，再去给德公拿些药回来。当红旗轿车驶进医院大门的时候，人们都不由自主地向我们的车子围过来。我取完药品后，朝轿车走来的时候，只听得旁边的人对着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地评头论足。有人突然冲着我大吼一声:“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少奶奶，别走！”这一喊不当紧，人群中仿佛像找到知音一样，顿时炸开了锅。两边的人们一下子聚拢过来，就差没有对我一阵劈头盖脸的毒打了。好在司机一见当时气氛不对头，把车提前发动并往后退了几步，正好停在我撒腿起跑的地方，我在慌乱中打开车门，急忙钻了进去。轿车“哧溜”一声跑出了医院大门。
我们回到李公馆，我还惊魂未定地没有缓过神来，再看德公，他把脸绷得紧紧的，没有吭声。我赶忙向他道歉。难得德公是个好脾气，一边安慰我说今天的事情也不能都怪你，一边又说以后我们要千万小心，不要再随便出去了。我很感谢德公对我的理解。
第二天的中午，德公的老友邵力子给我们打来电话，他们也听说我们在北京医院险些受冲击的消息。接着，邵力子的夫人又接过话题，在电话里除了安慰我之外，主要是好心地劝我赶快把大波浪给剪掉，不要再穿高跟鞋，要换上布衣布鞋。她还告诉我，如果红卫兵真的要闯进家里，你一定要及时给国务院机关事务局打电话，要保护好德公的人身安全。同样还要在危险的时候学会讲究技巧，给红卫兵背诵“为人民服务”这句毛主席语录，你看周总理的上衣兜旁边不就是一直别着这句话的小像章吗？如果红卫兵问你为什么要跟李宗仁结婚，你也要说是为人民服务。千万要记住啦！
两三天后，街上各种各样的油印小报依然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什么“胡友松横遭批斗”、“胡友松被剪‘阴阳头”’、“胡友松被罚到天安门广场扫大街”等，净是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
这件“红旗车事件”传到了周总理那里，他很重视这件事情，并请相关人员来具体落实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意见。医院里的大字报也就赶紧给撕下来了，也再没有人四处传播这件事了，这样我的心绪才渐渐地平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