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第十五章 什么起诉书 纯粹是胡闹

作者：师东兵

张春桥终于冷静下来了。现在不是说华国锋、邓小平实质上已经从口头上都要彻底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连刘少奇的案都翻了个底朝天。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结局，从现在起，已经彻底地丧失得干干净净了！回想四年前华国锋刚刚上台，他高叫的那些“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呀，“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呀，“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呀，不都像涂在他脸上的令人发笑的油彩吗？

时间才是最无情的法官。刚刚四年，究竟谁是真正执行毛泽东的路线的人，谁是要修正毛泽东的路线的人，已经一清二楚了！

还在检察院的特别检察官审讯他的时候，有个检察官就把《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给他宣读了一遍。

尽管张春桥一言不发，但是他对决议的每一字都听得特别清楚：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对关于刘少奇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窃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和进行了同样的迫害……”

“根据以上复查的结果，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原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同志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状，以及其他各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蓄意陷害。八届十二中全会据此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事业……”

听到这里，张春桥忍不住冷笑起来。

“你笑什么？”检察官的眼睛是严厉的，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就在这一刹那，张春桥恢复了原来的神态。仿佛压根儿就没听到什么话。

“张春桥，我们奉命对你的问题进行检察，我们也给你念了党中央的有关决议。你听了以后，可以针对你的活动，把你认为有罪或者无罪的根据，给我们一一地讲清楚。这既是对你负责，也是对党和国家的利益负责。你听明白了吗？”

张春桥就像一尊大理石精工塑造的石雕，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们是严格依照事实办事的，不是你的问题，我们决不给你强加。是你的问题，我们也希望你不要推卸。”检察官还是耐心地给他讲述着那一套早以背会的道理，既没有加，也没有减。完全是按照预定的脚本在进行着。这一套，哪里能瞒得过张春桥的眼睛？他很清楚，即使自己在这里把理由说得雄辩无隙，当局照样定自己的罪。与其浪费口舌，不如坐在这里听其自然……

是的，在打倒刘少奇的整个过程中，江青、康生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林彪早就对刘少奇有看法，所以必然对毛泽东的意图要采取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陈伯达是在看准了毛泽东的思想变化后，迅速采取了迎合和投机的措施而已。

其实，在打倒刘少奇的整个过程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杨成武等人同样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春桥虽然那时没有在这个重大关键问题上发挥什么作用，但是，他对当时的许多情况是了如指掌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以后，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分歧和矛盾开始日益表面化。但是，毛泽东从策略和斗争的艺术出发，还一直在讲：“刘少奇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他肯改，还是可以变过来的。这个就需要大家帮啊，其实需要他自己改，不要搞两面派。”

到了这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分别作了检查。在小型的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会议上，发言的主要是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等军队上的干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大多对他的历史不清楚，开会时也只是老在后面坐着，根本轮不到他们讲话。这时的批判会，是由林彪亲自主持的。向毛泽东汇报也是他和叶剑英、徐向前等人进行，其他的人根本插不上话。当时，毛泽东曾经指示批判会停止再开，说：“再开下去，刘少奇和邓小平就成了反革命了！”

那时，江青一开始的态度是：“刘少奇的大字报不要上街。我们要听毛主席的安排。不过，刘少奇的检讨确实不像话，在干部中没法通过。全国人民需要一个认识过程，我对邓小平已经认识了十几年了，对刘少奇是一九六四年认识的。当时我觉得我们党处在危险之中，那时我听了他的一个报告，长达七个多小时，完全是赫鲁晓夫的报告，他反对主席的调查方法，主张王光美那样的蹲点，王光美的蹲点是假的。她是一个很不老实的人。那年她陪刘少奇访问印尼的时候，我当时在上海，王光美来请示我，问：‘这次去能否戴项链？’我说：‘不必要戴了，你是一个大国主席的夫人，又是共产党员，不必要戴。’她后来又请示了几次，我都没有同意。她自己也答应不戴了，后来到了印尼，她还是戴了起来。现在刘少奇的问题还是限定在党内，造反派揪不到。清华大学贴了刘少奇的大字报，毛主席亲自让陈伯达去制止。我们应该听主席的。”

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刘少奇完全拒绝了毛泽东要求进一步对历史上的问题和指示薄一波等人人在一九三六年写《反共启事》等问题进行检查，明确的指示：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制定出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他的同志们也说不清楚。我是稀里糊涂地被你们把我的权力剥夺了。我现在已经靠边站了，可是全国的武斗、群众斗群众的事件愈演愈烈，中央文革小组下不了台。扣到我的头上来了。我要求中央召开全会，让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我还是党中央副主席嘛，提这样的要求总不过分吧？”

毛泽东听了这些，气愤地说：“刘少奇要反扑呀。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的。如果你们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就会让这个落水狗上岸。那时，人家就要剥夺你们自由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我看一个也剩不下！你陈伯达投降，人家也不要！”

这时，许多的情报反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

刘少奇在中南海他的家里，给好几个省市的负责人打电话，密谋研究对付中央文革小组的办法和策略，他的指示是：“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空有其名。将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办法是对的，毛主席将来也得用那个办法。他用全会的办法改组了政治局常委，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改组政治局嘛。我的意见是再拖一段时间，等到他们的办法混不下去时再说。”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刘少奇对他的女儿刘涛说：“中南海有中南海的纪律，从这里知道的事情，不许对外讲，否则你就别跑中南海。你们对强加给你们的错误不要轻易地检查。真正认识到错了再检查。认识不到就别检查。一切等待历史和实践来检验。”

就在这个时候，刘少奇和中央的其他一些领导人打招呼说：“现在的红卫兵自己开始认识到谁的路线是对的，谁的路线是错误的了。有些学生总是没完没了地揪斗我们的一些干部，动不动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哪里有那么多的反动路线！确实是有一小撮坏人要乘这个运动整我们的干部，可以在学生中展开大辩论嘛。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搞四大了呢？要搞，让我们的干部子女们也站出来讲话。”

毛泽东对江青、陈伯达等人说：“最近学生中出了个什么‘联动’，打人、抄家、替刘少奇鸣冤叫屈，张贴反动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我看有后台。最近一个时期，刘少奇活动很频繁。你们在睡大觉的时候，人家可是没有睡觉，而是在活动。现在是需要你们开始反击了。过去那些保他的话该作废的作废，该收回的收回！”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七日，江青在接见北京少数派代表时，提到不宜给刘少奇贴大字报的问题时，当场就说：“那是几个月以前，现在形势变了。不过，你们要背对背地揭发和批判，不要死揪。除了这条，其他怎么做都可以。现在，两条路线斗争的胜负现在还没有定呀。许多的同志为我们党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提起许多问题时痛哭流涕，确实是担心呀。可是还有的同志在麻痹不动，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还在数天之前，周恩来建议中央成立刘少奇的专案组，负责审查他的问题。毛泽东摇摇头：“现在还不到时候，可以先审查王光美。这个人的来历是很复杂的。许多问题可以从她身上得到解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江青说：“这个人可是有特务嫌疑。早在建国初期有人就向主席建议要审查这个人，主席说：‘少奇自己考虑吧。’这些年来，刘少奇将王光美放在了很不适当的地位。竟然让她直接参与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重大的问题。这是要干什么？我们相信可以通过审查弄清楚这些问题，找出合理的解释。”

一九六七年一月的《红旗》杂志第一斯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里，有这么一段引人注目的话：

“鼓吹《清官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官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这是公开在报刊上批判刘少奇的第一个信号。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经毛泽东审定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又这样点道：“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头面人物，革命群众已经看清楚了。”这里。再一次地把刘少奇等于公开点了出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廿六日至三月廿五日，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召开了军以上会议。四月间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这两个会议实际上就是全国全军公开动员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誓师会。三月九日，康生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五月问同谢胡的谈话和一九六七年二月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强调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暗指了党内走资派就是刘少奇。谈话明白无误地说明：毛泽东整刘少奇，早已准备很久了。所考虑的就是，采取什么方式，用什么样的突破口或在什么时机动手的问题。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整个进展，既有毛泽东的事先安排，又有他根据形势的发展因势利导和随机应变的调整策略和斗争艺术的技巧。

二月九日和十日，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会上讲话，公开了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历史上的各种错误，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指示。三月十日，康生在大会上再次批判刘少奇的一系列所谓的罪行。在他们的讲话里，都明确地给刘少奇所定的罪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没有再称刘少奇和邓小平为同志。

这就是一个信号，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矛盾由人民内部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的标志。

在那次会议上讲话的还有杨成武、萧华、叶剑英等军队方面的负责人，他们同样都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事实，揭发和批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所谓罪行。

三月廿二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地提出了任务：“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在军队系统里首先肃清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这是保证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的部署正常进行的关键。通过这几个月来的运动看，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就是说，通过军队支左，暴露了军队的许多的问题，反映了军队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的。刘邓路线在军队里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如果我们不肃清，就会出大问题。”

对林彪的这个讲话，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下午有个批示：“林彪同志：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其作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

毛泽东所删去的，正是“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这些话。

当时，张春桥对毛泽东的思想看得很准。他对江青、姚文元说：“主席已经把解决刘少奇的问题放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目前这个时候公开批判刘少奇可以挽救我们党的大多数的干部，否则就会有更多的干部上当受害。时机可是千万不能错过的呀！也就是说，毛主席要我们通过批判刘少奇来促进全党全军全国的团结。”

三月廿八日，王力和关锋给毛泽东送去《“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这个材料里公开点出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插手清华大学时的问题，把所有的问题或错误都归结到了这一点。

毛泽东在三月廿九日批示：“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两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请先印发参加碰头会的同志及其他同志看一看。”

紧接着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议上讲话时，说：“现在刘少奇等人想把打击一大片的问题扣在我们头上，说运动打击面太大了。其实真正要把人民群众和大批干部打倒的正是他自己。对刘少奇的问题可以全面看一看，不要只是限定在这次运动中，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七年的问题，甚至更长。”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还是毛泽东亲自批准并帮助修改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这篇文章里，公开宣布：“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同时提出了八个问题，实际上等于公开了刘少奇的主要的所谓罪状：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暴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在要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保一少”的修正主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破坏社会主义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所有这些，都是在毛泽东的指示或认可的情况下进行的。张春桥不只一次地和自己身边的人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是林彪或者是江青，还是任何人，在决定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上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指示或者经过他批准、同意，而要另搞一套，毛泽东同志是不会放过你的。林彪的下场，包括关锋、王力、戚本禹的下场，统统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经受得住考验，不断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就是因为我们的每一步都坚决地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的。这一点，我们能够经得起任何人的检验和考验。除此而外，我们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

张春桥想到这里，似乎坦然得多了。他下定决心，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他准备要扬起头来，不理睬来自任何方面的惊涛骇浪！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接近那个历史的庄严时刻。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庭，根据彭真的指示，完成了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林彪、江表反革命集团案起诉意见书》、案卷材料、证据和讯问被告记录，认为此案十名主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决定提起公诉，并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委员会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书。

十一月五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将起诉书移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提起公诉，并将十名主犯及其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特别庭依法处理。

第二天，特别法庭召开第一次全体审判员会议，讨论接受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移送的起诉书，并通过了特别法庭规则。又过两天，特别法庭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决定受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决定向被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这一切，很像早已编排好的演戏，一幕幕地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日早晨，特别法庭指派的由各被告书记分乘十辆崭新的小轿车，风驰电掣地直奔秦城监狱。

举世关注的北京大审判正式拉开序幕了。

这天，张春桥似乎已经有了预感。起了床后就站在窗口望天空。活动了活动全身，吐出几口胸中的闷气，咬了咬牙关，好像什么事情正在下着决心。吃了饭后，他把碗筷自己洗干净了。揪了揪那件黑色的中山装棉袄，仿佛要等待着什么。

当监管员和全副武装的两名警卫战士出现在张春桥面前，把他往外边解押的时候，他二话不说，摆了一下手作了个带路的手势，大摇大摆地走出监房的大门。

进了审讯室，张春桥扫了一遍身穿法警制服的法官们，耀眼的灯光对准了他，那是给他录像的摄影机对着他拍摄电影和电视。他听到了书记员的声音：

“我们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人员，奉命给你送达起诉书副本。根据……”

话没说完，张春桥把身子一转，嘴里咕囔着说：“胡闹！纯粹是胡闹！我不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告人有辩护权，你可以委托律师给你辩护，你自己也可以辩护……”

张春桥瞪了对面的书记同一眼，还是那句话：“我不接受，我根本拒绝你们的起诉书，要什么律师？你们完全是胡闹！”

书记员把起诉书和钢笔递到他面前，让他在送单上签字，他断然拒绝：“不签！我不接受，我不要你们的起诉书！”说完，张春桥就站在那里，再也不搭理任何人了。

张春桥被押回监房后。那份起诉书由监管员给他带回来了。监管员说：“你可以到法庭上对起诉书进行驳斥，怎么能不要呢？你有辩护的自由嘛，不接受是错误的。”

“我不要这些东西！”张春桥还是那个样子。他背转身，不再理睬监管员。

但是，监管员走后，张春桥见监房里没有人了。便从桌子上拿起了起诉书，坐在床上认真地阅读起来……

这些，都被窥望镜里的监视人员看得一清二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