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第十二章 他折断了手中的自来水笔……

作者：师东兵

胡耀邦为了对付张春桥，特意从上海选了一个最为熟悉他的人。这个人就是曾经和张春桥共过事的杨西光。

杨西光也是一个笔杆子。文化大革命前，张春桥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时候，他是候补书记，主管教育、文化方面的工作，对理论也很有研究。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直线上升。杨西光却被打人了十八层地狱，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批得死去活来。一九七六年张春桥被捕后，杨西光却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不久被调到北京担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

历史往往有时嘲弄人。一九六五年江青和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神神秘秘，但是一出来震动了整个神州，掀起了一场政治大风暴；一九七八年，任职不久的杨西光看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写来的一篇文章，专讲标准的唯一真理是实践这个命题的。杨西光把文章推荐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作了精心的修改，最后征得邓小平的支持，以《光明日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就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的由来。这篇文章在最初的修改和发表过程中，同样进行了种种保密。

邓小平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上海的一个书记挑起，否定文革也用了原来上海的一个书记，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历史往往在讽刺着现实。”

“你认识杨西光这个人吗？”有人问张春桥。

张春桥脸都不转过去，只是冷冷地丢出一句话：“一个小丑。只知道抓住只言片语作文章，根本不会从实践出发找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他现在担任了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就是他首先发现和推荐给胡耀邦、邓小平，在全国展开讨论的。”

“毫不奇怪，”张春桥站起来，走到窗口，又丢出一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张春桥的记忆力特别好。监管人员很快地发现他对过去的事情不仅记得非常清楚，甚至，连日期和具体的数字都没有错误。表面上，他在监狱里什么话都不想说了，看见了专案人员换了一次又一次，他就知道外面的政治形势正在悄悄的、然而也是急剧地变化着。所以，他对前来问话的人更是连理都不理，但是他在默默地计算着他入狱的时间、审讯的次数和他每次对付他们的策略。一次，监管人员在询问他的生活时，告诉他：“你大概不知道吧？现在中央要准备对你们进行审判了。也就是说，要从法律上解决问题了。”

张春桥的脸色微微变白，但是眼睛依旧不睁一下，撇了撇嘴唇，没有吭声。看得出来，他是很想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况，但他知道这里的人都是经过筛选又筛选的可靠的人，和他们谈论什么问题，无疑等于向当局露自己的底。所以，他索性闭口不言，把自己脑海里的十二级风浪都紧紧地关锁在自己的心窝里。只是到了关键的时刻，他才发泄一点自己的真情实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酝酿了好久的设计，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恢复过去的党纪传统，选举成立了以陈云为首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还特别成立了一个临时的机构：第二办公室。专门负责承接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历史案件的清查和审理，重点是林彪和江青这两大案件的所有材料。

胡耀邦对新成立的“两办”人员开会说：“你们从现在起，就接管了林彪和江青专案组的所有工作，从党纪国法上考虑怎样处理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小平同志在和我谈话时候，特别提了两个人：一个是江青，另一个就是张春桥。他们都是死不认罪的人，对党的危害极大。特别是张春桥这个人，他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理论的人，毛主席过去是依靠他来征服了全国人民的思想的，是整个反革命集团中的精神支柱。不把他很好的处理了，就难以建立我们现在的理论基础。怎么处理？我看没有法律依据不行。从现在起，我们必须逐步地走向依法治国的道路。”

胡乔木也说：“针对着张春桥鼓吹的那个理论，陈云同志在三中全会上有个发言，具体地估价了毛主席的功过是非。他认为，大家对毛主席的功过，不论说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实的。他认为毛主席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都需要具体的分析：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也就是到一九四九年为止，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应该给予全面的肯定；第二个阶段是从建国到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为止，这里有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基本肯定；第三个阶段是从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干，到一九六五年为止，毛主席退居二线，不大问事，经济才有了转机，但是毛主席当政的那一段，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是一九六六年到他死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悲剧，毛主席要负主要的责任。他的所有的活动要全部否定。张春桥就是利用毛主席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理论而滋生出来的一个阴毒的反革命份子。对他来说，则是必须要依法严惩的。”

对张春桥来说，最不能令他容忍的，是新来的自称两案办公室的三个专案人员当着他的面对毛泽东的评价。那天，他刚刚吃了饭，警卫战士就把他提出去，说是要对他审讯。他们连问了几个问题，遭到张春桥的沉默抵制后，其中一个五十多岁的瘦高个子就开始批判上了：“你张春桥不要以为你不开口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是有办法对付你的！你在监狱里自以为你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什么毛主席培养的理论家，就可以无视中央的存在和对你的处理，可以告诉你，你是没有好下场的！”

张春桥转过来，给了他个侧面。这是不把他正眼瞧的意思。

“不错，我可以毫不讳言地承认，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这在他审定的文章、社论、文件里，多次提到了这一点并加以颂扬。但是，我们要告诉你，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个人专制的登峰造极。他不仅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实际上违反了民主集中制，而且他的矛头是对准了中央集体的。在准备发动文革的阶段里，毛泽东支持江青和你张春桥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虽是诬陷吴晗的，其实也是借题发挥，你们批判‘单干风’和‘翻案风’，实际上也是谴责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的。林彪把‘突出政治’提到合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高度，也是用以反对不突出政治的中央第一线的。你伙同江青搞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后批发全党，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既是对整个文艺界的指责，更是对中央第一线的责难，既是文艺路线问题，更是政治路线问题。这丝毫不能说明你们的正确，而同样是错误的。对毛泽东来说是错误，对你来说是罪恶！”

张春桥咳嗽一声，朝地上狠狠地吐了一口浓痰。

“我们审查了有关你和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材料和案件，可以肯定，你张春桥一开始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四位老革命家，其实不仅仅是对准这四个人的，而是带有‘扫清外围’的性质。你们的活动，都有对着中央第一线的特点。要不然，江青为什么胆敢组织你和姚文元撰写把矛头指向中央第一线的《评新编历史剧》？这样一个违反党纪的行动为什么能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批准这篇文章为什么不与中央第一线商量？为什么不告诉有关部门？江青既未受中央委托，又未受中央军委委托，为什么极端秘密地在上海召开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你张春桥要老实交代，为什么这个座谈会要对北京保密？座谈会为什么只是江青一个人主讲？所议的问题为什么远不止部队文艺工作，而是全国文艺工作？江青的非组织活动为什么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些问题我们希望你张春桥能够老老实实地给以交代和说明。”说到这里，那人给张春桥递过一支钢笔，张春桥不接，他硬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你为数不多的机会了。你可要珍惜给你的这个机会呀！”

“你们放肆！”张春桥大喝一声，猛地把那支钢笔往地上一戳，钢笔被他折断成两截。“你们如此攻击毛主席，本身就是反党、反革命！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你们就是地地道的右派政变！我不和你们说什么，送我回监狱！”

又是一个已在预料中的不欢而散！

邓小平对他作了评价：“你们不要对张春桥再报什么希望了。依靠他是不会讲出任何事情的内幕和过程的。他也不会向我们、向人民投降的了。我看，审理他们的问题还是要和毛主席的错误分开为好。混淆在一起，人民马上接受不了。就是这些犯罪分子也会利用这样的机会进行造谣诡辩，不利于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对他们真正罪行的审理和刚刚粉碎他们时给他们定的那些罪名区分出来。华国锋他们搞的那些东西，有的根本站不住脚，有些是自相矛盾的东西。事实证明，越搞两个凡是，就越说明不了问题。而只会把问题搞得更复杂。”

陈云说：“这也难怪，他是最早接触到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一个政治家。早在一九六四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同志就在一次会议上说过：‘中央如果出现了修正主义，你们打算怎么办呀？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各个省要顶住。’到了这年的六月十四日，他又说：‘你们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的中央’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把当时形势看得非常可怕了。到了一九六六年三月底，毛泽东同志与康生等同志谈话的时候，就发出了‘向中央进攻’的号召。这就明确地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党中央了。这可不是我的编造，谈话要点五月间上了中央的文件，其中就有‘向中央进攻’这样的字眼。这就是问题的全部要害。”

胡耀邦和两案办公室的人谈话的时候，再次要求：“你们在审理两案的时候，可以研究一下，历史的责任究竟应该怎样划才比较公平合理？是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影响了张春桥这些人，还是他们这些人影响了毛主席？这是一个非要让我们回答的问题！”

这时，两案办公室的一个人员说：“既然毛主席是以个人来反对中央集体，就必然会有许多的问题不能端到桌面上来，就一定要致使我们党内出现许多反常的事件，这就不那么奇怪了。有一个人这样说：‘江青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一个探测器。她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她所起的作用是一般人所不能相比的。《清官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等问题，都是她先出面，她说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么聪明，所以大家谁也没有把她的话当回事。然后她回去向毛主席报告----‘他们不听你的！’这就把问题搞得复杂了。但是，就算没有江青这个人，是不是这场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搞了呢？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按照毛主席的那种性格和脾气，就是没有江青，那革命也会换一种形式来出现的，非出现不可！”

胡耀邦通过亲自审阅有关的材料和案件，对文化大革命发动中和以后的一些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他认为，那时的张春桥就像一只缩头缩脑的老虎，一直在窥测着方向，和江青等人研究着一个又一个的计谋。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共中央通知》下达后，整个中国都在震动着。这时，引发了全国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五月廿五日北京大学以聂元梓为首的七人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午，毛泽东看到这张大字报后，立即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开了。”下午四时，毛泽东亲自给康生和陈伯达打电话，要他们安排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这个动作来得特别猛烈，就连张春桥也感到意外。他赶到江青住地后，见她正和关锋等人修改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大字报时要配发的评论。张春桥立即参与修改，建议加上了这样的一段话：“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他说：“我感觉到在这场运动中不这样坚持这个原则，文化革命就有失败的可能。”

江青说：“你讲得很正确，这是保证我们的运动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大字报和评论的同时，还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突出地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

那些天，张春桥把一系列的事件联系起来，作了认真的研究。他对姚文元说：“你看六月三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是《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六月四日公开宣布改组北京市委，任命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同时北京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撤消了陆平和彭佩云的职务，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大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用李雪峰的话来说，他们是要演一出《八大锤》的戏。这出戏可是很有意思呢。”

“六月四日的《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两篇社论，一篇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尖锐地指出：‘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另一篇是《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等于公开批判了彭真的那个黑二月提纲。六月五日，又发表了《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对北大的问题作了翻案，再次支持了聂元梓。六月六日，公布了北京市委关于对《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的决定，任命了一批新的报社领导人。”姚文元激动地说，“看这个样子，可真是有点改朝换代的样子了。”

张春桥马上说：“可以肯定地说，毛主席发动这场大革命，就是要改朝换代。改修正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王朝，换一个崭新的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这就是我们这场革命的意图。如果不达到这一点。哪里还有革命的意义呢？”

通过毛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学报等一系列的行动，张春桥感觉到了最高领袖的此刻的脉搏就是要冲破一切束缚群众手脚的框框，要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起来革命了。在这个阶段，谁要是抵制群众起来革命，无疑是内找苦吃。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当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向街头，走向社会，搞“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毛泽东马上给予高度的评价。八月廿三日．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挑动工农群众斗争学生的阴谋诡计，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红卫兵的行动。这就把当时的学生运动推向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潮。

就连陶铸在这个时候，也沉不住气了。他在接见北京医大红卫兵的时候，公开这样说：“我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现在谁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地轰。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能怀疑外，其他的人都可以怀疑。一切都可以怀疑。”

八月下旬，当一些地方开展了大串联后，陶铸立即向毛泽东报告：“大串联这个形式很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形式之一。”毛泽东立即表示支持。他对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和康生等人说：“可以让外地的学生和红卫兵分期分批地来北京进行大串联嘛。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现在学生坐火车不要钱，这可以使革命的青少年们在更加广阔的天地里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推动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泽东针对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组织工农反学生的情况，再次写信给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要求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根据这个精神，中共中央于九月十一日发出明码电报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了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张春桥特意强调了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绝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的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

这实际上，也是把打击群众、镇压群众，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名正式扣到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头上，从些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

当时，张春桥也和所有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一样，认为彻底肃清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给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和 “右派”的学生和教师们平反。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张春桥向大专院校的学生们宣读了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批示，这些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凡在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分子”，所谓“假左派、真右派”的学生应宣布一律无效，立即平反，应该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要充分信任群众，敢字当头干革命。这个精神，中共中央认为不仅适合军队院校，对全国县以上的大中等院校都适用。

四天后，即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张春桥在接见福建省赴京学生代表时，讲了这么一条他认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话：“同志们为了革命受到了打击和迫害，这说明这场革命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党中央在毛主席领导下还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如果政权掌握在别人手中，那你们向谁控诉？所以，同志们，我们要把眼界放宽一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和迫害是暂时的，最后我们一定会胜利的。你们应当注意壮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极少数派，左派当然人数少，现在少，将来也少，别想将来大家都成为左派。马克思、恩格斯共两个人，谁给他们印刷机、宣传车、录音机呢？当时苦得很！毛主席也是这样。蒋介石骂共产党的文章比毛选四卷还要多。毛主席过去被开除党籍好几次，被撤职，军权被剥夺，但最后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这边。北航的学生要和工作组赵如璋对话，在国防科委门口等了二十八天二十八夜他不见。我们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要他见学生。他还不见。后来陈伯达让他住到学校去谈话，说如果学生打死你我陈伯达抵命，还签了字，立了军令状，他还是不敢去。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见了赵如璋，和他辩论。我火了，对他说：‘为什么陈伯达的话你不听，连毛主席的话你也不听？你再不下去，明天我和学生站在一起斗争你！’同志们，从六月一日聂元梓等同志的一张大字报到现在已经四个月了，斗争是曲折的，艰巨的，但是这个变化是有反复的，只有这样毛主席的路线才能胜利！这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一定要坚信！”

还是本着这条毛泽东制定的原则，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当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遭到上海市委的不承认、不支持、不表态的所谓压制后，他们北上，拦截火车，要求中央支持他们炮打上海市委。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赶到上海，在上海文化广场发表了一个完全接受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讲话。

他的讲话，连陈伯达于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时的电报精神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当时的陈伯达，在电报里还这样讲：“十日夜，我们听到你们有几千人要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一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里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革命也不一定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你们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事实上，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可张春桥在讲话里，基本上是逐条逐句地接受王洪文等人的条件，他一出来就这样讲：“同志们，大家在这里久等了，刚才在这里和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问题，现在说明一下。”他拿出已经签了字的条子念道，“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否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我认为是的。第二，十一月四日的大会后有人要到北京去控诉，这是一个什么性质？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后再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去，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第三，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的代表提出，这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在这里声明，市委昨天已经发了通知，你们回去以后不应受到指责和刁难，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知道市委有这个通知，我们但是不能保证你们不被围攻，我觉得凡是要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

张春桥讲到这里时，王洪文特意强调：“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求曹荻秋公开向群众检查，没有这一条我们是坚决不答应的。”

“我同意。”张春桥很爽快地说，“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曹荻秋当然不能例外。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到这里来没有怀疑你们。我不是把你们当坏人，如果认为你们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去安亭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我希望有事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可以来第二次。第二条，你们要求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我也同意。不过我想提一点意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像那些组织，动不动就要汽车、录音机、照相机等等。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坚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我希望上海文化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上海有二百万工人，一向最热爱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样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会走到全国的前面。”

这就是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基本活动和思想。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本来是讨论经济话题，但是与会者最感兴趣的还是政治问题。胡耀邦在很小的范围内和一些人交换了意见，他说：“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以天下大乱为方针，以所谓革命左派即造反派头头为依靠力量，以所谓走资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革命对像，以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目标，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辩论的方法，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全国夺权．进行什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一切统统都是错误的。这样就必然会被类似江青、张春桥这样的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左的思想、左的理论和左的方针、政策和做法在实际工作中的泛滥，给党和民族、国家造成了历史上的空前灾难和动乱。这个教训一定要通过清算江青、张春桥这些人的罪行来达到拨乱反正的目标。这就是我们下一步的任务。”

这些，是囚笼里的张春桥所想象不到的。

（未完，待续）